李家山古滇墓地墓葬制度分析
【探秘西南】云南晋宁石寨山古滇国墓地
【探秘西南】云南晋宁石寨山古滇国墓地悦·读推荐理由：两千多年前，云南抚仙湖畔有一个古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滇国”。
本篇文章5828字阅读大约需要17分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滇国墓地两千多年前，云南抚仙湖畔有一个古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滇国”。
滇国（前278年——115年），是中国西南边疆古代民族建立的古王国，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古代滇人部落，历史学家惯称为滇族。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三百九十年，出现于战国中期而消失于东汉中期。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在滇中及滇东北地区发现的四十多个滇文化遗址勾画出古滇国的疆域轮廓：东至陆良、泸西一线，西至安宁、易门一带，北到昭通、会泽之地，南达元江、新平、个旧之境，南北长约四五百公里，东西宽约两百余公里。
根据考古发现，今抚仙湖畔石寨山为王室墓地，今李家山为贵族墓地，今金莲山为平民墓地。
在遥远的两千多年前，在这一片三角区域内，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让后人震惊的青铜文明，也有过男耕女织、渔歌唱晚的幸福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毁灭了金莲山附近的集镇，而整个古滇国，也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接受中原文明，最终汇入了中华民族的滚滚长河。
1、杀人祭祀柱场面贮贝器。
高38厘米。
云南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
铜鼓形贮贝器。
鼓腰部刻有八人，每人手持兵器，或驽、或矛、或斧作奔跑追猎场面。
器盖上铸人物五十一个，动物猪、犬各一。
盖中央立一圆柱，上盘绕蛇两条，柱顶立一虎。
两侧边沿各有一鼓。
柱右一人裸体，双臂反绑于一牌上。
柱前一人左足锁枷，一人跪地，双臂反绑，均裸体。
此三人当为祭祀的牺牲。
柱右一人乘坐四人肩舆，为主持祭祀的女奴隶主。
此场面是滇人举行的一场祭祀仪活动。
2、上图的局部放大图。
3、上图的局部放大图。
4、上图的局部放大图。
5、上图的局部放大图。
6、滇人狩猎场景，上图贮贝器腰身部位展开线描图。
7、上图贮贝器人物场景。
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一
云南省博物馆藏古滇国历史文物之一牛虎铜案战国国宝级文物镇馆之宝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高43cm；长76cm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中国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
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
同时也翻开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
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它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葬群中墓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24号墓。
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
大牛与小胡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
作为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几近完美。
牛虎铜案吸引我的不仅是它精巧的构思、完善的造型、生动的形象，还有它写实的风格。
它的造型是一只老虎咬着一头牛的后背，而在那头牛的肚子下面，站着一头安然无恙的小牛。
看到牛虎铜案你会想到什么？它实在传达了太多的信息：古代祭祀的兴盛，古代滇人的智慧和先进生产工艺，无私的母爱与残酷的竞争、弱肉强食交织在一起……中国自古就讲究繁衍生息，而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正反映了繁衍生息的需要，为子女尽心尽力，让他们幸福成长，培养他们成材，处于危险境地时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好好活着。
像那头被老虎咬着的母牛，即使后背已被老虎狠狠咬着，即将成为虎口下的美餐，也要让小牛安然无恙地活着，即使自身惨痛万状，也不愿让小牛受一分一毫的苦楚。
下一代的生存代表的是这个种族的希望，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种族的繁衍，就是为了种族的希望，在遇到危险景遇时，总要想尽办法保护下一代的生息安全。
长辈们的辛勤耕耘是为后辈们留下发展的财富。
持伞铜男俑及伞西汉国家一级文物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石寨山古墓群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云南省晋宁县。
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镶嵌铜扣饰探析
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镶嵌铜扣饰探析作者：于兰来源：《学园》2014年第29期【摘要】江川李家山墓地里出土的镶嵌铜扣饰，以独特的样式造型及精湛的装饰技艺成为滇国器物中最富特色的一种，它和铜鼓、贮贝器、兵器等一同构成了典型的“滇式”器物。
以往研究者对于同样富有特色的器物——带镶嵌物的铜扣饰似乎不太关心。
本文以李家山墓地为代表的属于青铜时代的墓葬中出土的镶嵌铜扣饰进行探讨。
【关键词】李家山墓地镶嵌铜扣饰玉石材料制作技术【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9-0013-02据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在滇池地区，以李家山墓地为代表的属于青铜时代的墓葬中出土的镶嵌铜扣饰有177件之多，面对这样一批数量不少的青铜制品，如何再认识？其内涵是什么？这些将成为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镶嵌铜扣饰李家山墓地位于江川县城北的星云湖畔多以山支脉上。
墓地从1966年发现以来，分别在1972年和1991年12月至1992年的5月进行了两次系统发掘。
其后还进行过零星的清理，共清理墓葬87座，出土青铜器、铁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漆木器、玛瑙等各种文物达万余件①②，其中出土的各式铜扣饰有239件，包括圆形镶嵌铜扣饰128件，长方形镶嵌铜扣饰21件，动物围边长方形镶嵌铜扣饰28件，总计为177件。
另外，在进行第一次发掘时，还进行了地面调查，收集到了不少的遗物，其中玉石做镶嵌的铜扣饰有34件。
两者加起来，镶嵌铜扣饰数量达211件。
二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镶嵌铜扣饰种类与年代1.镶嵌铜扣饰的种类铜扣饰是江川李家山墓地所出土器物中最具特征的器形之一，也称为“腰扣”，它们既是装饰品，又是祭祀用的祭器和表明身份的礼器。
在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铜扣饰形式多样，且延续时间较长，部分扣饰的正面粘贴有玉石制的片、管、珠等做装饰，这就是镶嵌铜扣饰。
每件铜扣饰的背面中部靠上部位都有一略呈方形、矩形孔、顶边横伸出齿作钩的矩形齿扣。
浅谈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
浅谈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青铜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成，溶点在700―900℃之间，具有优良的铸造性，有很高的抗磨性和较好的化学稳定性。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在采矿、熔烁、制模、翻范、铜锡铅合金成份的比例配制，熔炉和坩锅的制造等方面，完成一系列技术问题。
青铜铸造技术随着早期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冶铸业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式样精巧、新奇，纹饰细密华丽的一代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说：“夏代青铜器一开始就出现礼器和兵器两大类”“从此礼器和兵器的铸造，一直是青铜器的主要部分，青铜艺术也主要是礼器和兵器的艺术。
”因为“国之大事，在礼与戎”。
所以，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礼器和兵器几乎同时时期产生，并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
青铜器时代的划分，是考古学分期法的一个时期，主要指以青铜为材料制造工具、用具、武器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处于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
我国青铜器时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夏、商、周、春秋、战国，大约发展了15个世纪。
我国青铜器时代，以大量使用青铜礼器、生产工具、兵器为特征。
经过商代早、中期的发展。
到了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达到高峰，制作精湛的成套礼器和乐器数量、品种之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此时的青铜器在器物上刻饰兽面纹和各种动物纹，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力量的崇拜。
从西周早期开始，礼器上普遍铸有长篇铭文，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
青铜器的优势是不容忽视的，它有重量感，而且冷峻、沉重如斯。
青铜器在造型艺术上，经过我国古代无数艺术家和能工巧匠不断地摸索、实践、锤炼、才完善定型。
青铜器不仅融入了思想，而且具有图腾式的神秘与庄严。
自古以来,青铜器就被称为庙堂重器，足以昭示子孙万代，是凝聚了中华五千年的青铜文明。
一李家山青铜器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云南青铜文化发展于商末、周初，成熟于春秋、战国。
西汉中期青铜器达到鼎盛时期，结束于两汉之交，东汉初叶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
古滇文化概述
古滇文化概述古滇文化的传承与学习在云南两千多年有史可稽的发展史上，曾经有一个古代国家，就是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滇国；有一段璀璨的文化，就是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滇文化。
古滇国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其产生和发展中，与整个华夏民族一样，在祖国的西南边疆繁衍生息，开创了农牧业，冶金制造业，纺织业，建筑业，与中原、东南亚、南亚通商的国内外贸易业。
古滇国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古滇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的基石，大量史籍说明，古滇国与古滇文化是云南发展史的渊源。
古滇国兴盛的农产品、畜产品、矿产品、工业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古滇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一、何谓古滇文化（概述）（一）定义古滇文化作为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名片之一，是春秋末期至东汉初期以滇池为中心，劳浸、靡莫、叟等部落融合周边兄弟民族文化、中原汉文化、楚文化、外国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
据考古人员的调查及发掘证明，在晋宁，除石寨山外，金沙山、小梁王山、大湾山、左卫山等四个滇池东南岸小山丘的地下文物蕴藏也极为丰富。
研究资料显示，以上述五座小山为主的滇池东南岸是古滇文化的重点分布区，亦即东南亚青铜文明的中心。
（二）对古滇文化的界定学界对古滇文化的界定有比较相近的认识。
从江川李家山出土墓葬的情况看，古滇文化上至战国，下至东汉时期，历时约五六百年，其地域范围为昆明、玉溪、曲靖、楚雄等滇中地区，中心地带在滇池南岸至江川星云湖一线，总面积应在1-2万平方公里。
其文化特征是以滇中多民族聚居的古代文明为源，以战国末期入滇的楚将庄蹻带入的楚文化相汇合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
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看，西汉以前滇池及周边地区已经进入部族社会，有着数以百计的部族和更多的尚无君长的族群聚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史记·西南夷列传》）；滇池地区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古滇先民以水稻种植和渔猎为生，有比较发达的稻作文化，聚落而居，“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滇国汉墓（三）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滇国汉墓（三）121、立牛扣饰。
长14.5厘米、高23厘米。
云南李家山青铜博物馆。
二公牛相背而立，牛角上翘，尾夹于两股间，头上有峰。
其下有二蛇盘绕，各咬一牛之头颈部。
背有矩形扣。
122、“喂牛”铜扣饰。
一公牛伫立，双目痴呆，肌肉松弛下垂，骨外现,显然是一头病牛。
牛旁立一人，头戴长沿帽，着紧袖长衫，胸前挂一圆形罐，一手拉住牛角上的缰绳，另一手持物喂牛，牛伸出舌尖作舔食状。
这是一个医治病牛的场面，并非一般的喂牛，牛前侧立之人当为滇国的“兽医”，从其华丽的穿着看，也不像是普通的劳动者。
此人胸前挂的小罐也较特别，小口、圆腹、圈底，生活用具中未见此种器形，当属装药用的特制容器。
手中所持喂牛物，应为医治牛病的药物。
无论如何，此图像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喂牛场面，所喂之物也不是平常用的饲料。
说明滇国时期不仅重视牲畜的繁殖，也关心其疾病的治疗，如发现牛、马有病，随时诊断、喂药，使其早日康复。
123、上图的线描图。
124、骑士猎鹿扣饰。
长14.4厘米、高24.1厘米。
云南李家山青铜博物馆。
一骑士骑马逐一鹿，骑士头部有包头，其上有两块片状饰物，臂部佩宽边玉镯，跣足。
左手控缰，右手持矛下刺，鹿昂首嘶叫。
马下有二蛇，一蛇咬马尾，另一蛇立于马前昂首作环视状。
125、上图的线描图。
126、骑士猎鹿扣饰。
长14.9厘米、高17.8厘米。
云南李家山青铜博物馆.一骑士骑马逐一鹿，骑士头部有包头，其上有两块片状饰物，左手控缰，右手持矛(已残)作下刺状，手臂佩镯，腰缠一带状物，带上佩剑。
鹿昂首作狂奔状。
马下有一蛇（头已残），尾绕马胯。
127、房屋模型扣饰。
长15厘米、高14.8厘米。
云南李家山青铜博物馆。
干栏式建筑，分上、下两层。
前有二柱（一已残），柱上有纹饰，柱间有梯，梯上刻脚窝。
后壁为井杆式结构直落地面，与前柱齐平。
壁正中开一方窗，窗口有一圆雕妇人头像，饰银锭发髻。
头像下有一圆形墩，上陈物。
屋顶作歇山式，屋面用交叉的长形木板覆盖，椽头有雕饰，脊上有菱形纹饰。
滇国文化视野中的李家山古墓群价值研究
滇国文化视野中的李家山古墓群价值研究作者：朱宇华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19期摘要：《史记》中曾有西南地区存在滇国的记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滇池附近逐渐发现的大量滇国贵族墓葬群，消失的古滇国文化呈现在大众面前。
其中李家山古墓葬分布数量多，出土青铜器物极为丰富，为我们了解古滇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图景。
文章挖掘相关古滇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分析在消失的滇国文化场景中，李家山古墓葬出土的器物和种类，反映出古代滇国的文化信息量以及体现出的重要遗址价值，可以为下一步李家山古墓葬的保护研究提供支撑。
关键词：滇国；李家山；古墓葬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2.19.027我国西南地区历史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
目前，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云南历史中，关于古代“滇国”的研究最多，影响也最大。
滇国是《史记》中记载的西南地区一个少数民族王国，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明特征。
李家山古墓群作为古代滇国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址，对滇国历史研究以及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和民族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1 关于“滇”名称的起源关于“滇”称呼的起源，目前多引《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②的说法，认为滇池形如倒流，以“颠倒”释义。
《水经注》③亦曰：“……周三百许里，上源深广，下流浅狭，似如倒流，故曰滇池也。
”后来的学者多按此释义，王先谦《汉书补注》载：“上林赋文成颠歌，文颖注颠县，……，颠与滇同。
然武帝前滇池县本作颠县，后人因池加水为滇耳。
滇池读为颠池，以滇为义。
”然而，历史上也有人对此存疑，《水经注·温水注》中另曰：“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
说明晋人常璩当时就知道当地语言和汉族发音不同。
《说文解字》对“滇”的解释也仅是“益州池名，从水，真声”而已，未见“颠倒”之说。
《华阳国志校注》④中注曰：“谯周、常璩以‘倒流’释‘滇’字之义，牵强附会，盖‘滇’（音）本当地少数民族对此称呼，汉人译其音加水旁作‘滇’耳。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黑格尔Ⅰ型铜鼓研究
【文物博论】 A Theory of Cultural Relics1 绪论1.1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概况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北距昆明市约80千米，距晋宁石寨山墓地约40千米。
云南省考古所以及玉溪市相关文化单位在1972年及1991年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分别进行了两次发掘，一共发现了87座墓葬并出土众多的随葬器物。
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多为东西向。
在随葬品方面，第一次发掘共出土随葬器物1300多件，主要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及少量的陶、竹、漆器。
出土器物中铜器数量最多，有生产工具、兵器、仪葬器、装饰品等类型，其次是铁器，主要有生产工具和兵器两类。
第二次发掘共出土器物1万余件，器物类型与第一次发掘的基本相同。
从考古发现及迄今为止学者的研究来看，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的发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墓葬方面，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的发掘前后一共清理了87座墓葬，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滇国时期的墓葬形制、葬制和等级有重要意义；二是出土的随葬器物方面，大量不同类别随葬器物的出土为研究古滇国生产、生活方面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三是对滇文化与汉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同时发现了大量的滇式器物与汉式器物，这对研究西汉中晚期汉王朝与滇族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2 黑格尔Ⅰ型铜鼓概况铜鼓是我国南方地区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器物种类，也是我国与东南亚考古学术交流的重要内容。
黑格尔Ⅰ型铜鼓是铜鼓分类中的一个类型，1902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弗朗茨黑格尔根据自己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德国人迈尔和夫瓦著录的50多面铜鼓，共计165面铜鼓资料，对铜鼓进行分类。
直到今天，黑格尔的铜鼓“黑格尔四分法”在世界上仍对铜鼓研究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国的铜鼓研究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起步，但真正繁荣发展要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是基于考古资料日益丰富的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有众多学者对铜鼓分类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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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山古滇墓地墓葬制度分析李红成古代墓葬是考古调查发掘中的对象之一，墓葬制度则是古代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可以说，墓葬制度渗透了社会习俗、传统礼仪、宗教观念，包含了等级、亲情、民族情感诸种复杂因素，是世俗生活的缩影，是一个民族文化与思想意识的反映。
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对先民灵魂不死和“事死如生”观念而产生的，并随着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了墓葬，此后，历经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及以后各历史时代，墓葬随著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并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
在阶级社会中，墓葬制度突出地体现了阶级关系。
①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墓葬由于受各民族传统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无论从葬式、葬具、葬地的选择，以及随葬物品的多寡，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伦理思想、经济文化等现状。
因此，对古代墓葬制度作深入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经过长期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古滇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72年发掘的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大大地丰富了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加深了我们对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
•”②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时期重要的墓地之一，研究分析其墓葬制度有助于充分了解古滇文化墓葬制度及古滇社会地方民族文化特点。
墓地概况李家山是江川县境内多依山的分支，位于星云湖的西北，江城镇早街村后，背靠多依山，面向星云湖，山势呈东南走向，面积约2.5平方公里，山顶至山脚高差1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约1840米。
上世纪60年代，在李家山上发现了古滇时期的墓葬，墓群主要分布在山顶及靠近顶部的西南坡。
1972年对其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时隔20年，1992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发掘，加上后来进行的零星清理，李家山墓地共发掘墓葬编号计86座，出土文物3000余件（套），对于研究古滇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习俗、音乐舞蹈、宗教艺术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因其在古滇国研究和中国历史考古中的重要地位，2001年6月，李家山古墓群在玉溪市范围内第一个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葬形制墓葬形制是指墓葬的构造形式、墓道有无及其形状、有无封土标志以及墓穴内填充物的情况等。
中国古代的墓葬结构主要有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种。
所谓竖穴墓即自地面向下挖一方形或长方形穴作为墓室，葬后用土填实。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原地区就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要的墓葬形制，并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
到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坟丘封土，并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流行，墓葬由“不封不树”一变而为“大封大树”，孔子为了不忘亲情，以便识别，不过为其父母坟“崇四尺”高，而秦始皇陵坟头的封土竟高达115.5米，秦汉以后，几乎可以说无墓不“坟”。
到战国时期，国君和大贵族的墓里普遍出现墓道，其形状主要为斜坡式和竖井式两种。
李家山墓地现已发掘的墓全部为竖穴土坑墓，均无墓道，墓内没有出现“腰坑”，墓上没有封土。
李家山墓葬墓坑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墓口比墓底稍大，墓壁平直，从墓口至墓底微向内收，墓底较为平整，少数墓有二层台。
按墓坑的规模可分为大、中、小型墓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墓坑的宽度上，少数中小型墓的墓口长度与大型墓相当，但中型墓不及大型墓宽，小型墓又不及中型墓宽，如第二次发掘的墓葬中，大型墓墓口长4～6.8米、宽2.9～6.6米、底长3.2～4.76米、宽2.5～4.86米、深多超过3米；中型墓墓口长2～3米、宽1米以上，深多超过1米；小型墓墓口长度大多为2米左右，宽度不足0.9米，深多为1米左右。
墓内填土大多用挖凿出的土石回填，土质土色与生土和风化岩石相近，少数为紫色或红褐色粘土，胶粘性强，因其色似干涸的羊血，当地俗称“羊肝土”。
在已发掘的古滇文化墓地中，李家山墓葬的形制与晋宁石寨山等大多滇文化墓地的墓葬形制是较为一致的，③而墓坑比石寨山墓葬的稍大一些、墓口至墓底略深，或许是因墓葬周围土质岩石坚硬程度不同所致。
近几年发现的墓地中，官渡羊甫头墓地分布范围要比李家山墓地大，早期墓葬“从墓葬形制上看，用膏泥填塞、垫木、腰坑、二层台等做法一脉相承，在滇文化中晚期的石寨山、李家山墓地中却已渐失这种做法”，④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因素影响。
葬俗葬式葬俗是指人们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法及其相关仪式活动，各个民族对此极为重视，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受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其葬法不尽相同，主要有土葬、火葬、天葬（鸟葬）、水葬、野葬、瓮棺葬、悬棺葬、衣冠葬等。
李家山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大量墓葬表明当时实行土葬，墓地中存在分群埋葬的迹象，由一至几座大型墓及其周围的中、小型墓组成一群，每群的墓葬较为集中，⑤体现出公共氏族墓地的特征。
在第一次发掘的5、7、8号墓和第二次发掘的大型墓内填土中发现有专门放置的一块大石头，石头略呈锥形，尖端朝上置于一圆形坑内，坑内为黑色土，含有大量炭屑和烧灰。
说明这些墓在埋葬后举行了某种形式的祭祀活动，“人们以石为登天之“塔”或通天之梯，故在墓上压石，具有死后借助石之阶梯升天的宗教意义“，⑥带有尖端的石块不仅起到镇墓、辟邪作用，似乎也隐含着引导死者与上天神灵沟通之意。
大型墓内存在用金、玉、玛瑙、绿松石、琉璃等各种管、珠、扣、片、条缝缀呈长方形的“珠襦”覆盖或包裹尸体的现象，这也是滇文化墓地中常见的一种葬俗。
墓向，一般是指死者埋葬时的头向，蕴含着古代人类对祖先的崇拜和灵魂不灭观念，一是认为人死后，灵魂要回到原来的老家去，因此头就朝着老家的那一方向；二是认为日落方向为亡灵的集中之所，埋葬死者时就朝西；三是认为人的生死犹如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因而埋葬时应背东向西。
李家山墓地的墓坑基本为东西向，头朝向西或朝东，其东面为抚仙湖方向，在山顶可透过野牛大山的丫口看见抚仙湖水面。
在二人合葬墓中的头向有些特殊，大型墓内的二人头向朝向同一方向，中、小型墓内二人头向则分别朝两端。
墓向选择朝向大的湖泊在滇文化范围内也较为普遍，如滇池周边的晋宁石寨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安宁太极山等墓地的众多墓葬也朝向滇池方向。
滇池、抚仙湖等湖泊不仅为古滇人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生活环境，可能也成为整个氏族部落的精神家园，对其既崇拜又怀有无比的敬畏心理。
葬式即安葬死者的姿态。
从死者尸体入埋时的身体姿势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仰身葬、侧身葬、俯身葬三种；从死者尸体入埋时的肢体置放状况来看，则可分为直肢葬、蹲肢葬、断肢葬、折肢葬等；从墓葬遗址中发现的人骨堆放状况来看，又可分为叠骨葬、骨架扰乱葬等；从死者入埋的次数来看，又可分为一次葬、二次葬或一、二次混合葬等；从墓坑中入埋的死者人数来看，又可分为单人葬、多人葬。
李家山墓内的人骨大多已腐朽，通过残存的零星骨骼、牙齿、随葬物位置及尸体装殓痕迹判断，其葬式为仰身直肢葬，绝大部分为单人葬，少数为二人合葬（包括第23、34、42、44、45、47、52、69、73、74、82、86号墓）。
在重要的滇文化墓地中，李家山墓地葬式和石寨山相近，而与官渡羊甫头、澄江金莲山墓地出现的侧身曲肢、解肢、多人叠葬等葬式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是因为各个墓地所代表的滇文化范围内的氏族部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影响因素。
葬具葬具是指装殓死者尸体或遗骨的用具，主要有芦席、长方形木棺、瓮棺和瓦棺。
李家山墓葬中的葬具为木棺，大型墓不仅有棺，棺外还有椁。
木棺为长方形，有厚木板构成，大型墓内棺长2～2.2米、宽0.8～1.2米，中、小型墓内棺较窄，宽约0.5米。
木椁近方形略长，上有盖，下无底如罩，用原木粗细不同端垂直交叉构成“井干式”木框作四壁。
⑦棺椁的使用方法，《礼记》云：“葬也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
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
李家山墓葬的棺椁使用情况与此记载是相符的，棺置椁内右侧，左侧形成边厢。
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在处理尸体时是不用棺椁的，也许是为了长期持久的保存尸体，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人们开始以器护尸，于是便有了棺椁，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棺椁制度。
据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
”棺椁在古代代表着的死者身份和等级，棺椁制度作为古代埋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古代礼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李家山墓地墓葬中是否有严格的棺椁制度，现在还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通过与发现“滇王之印”的石寨山6号墓比较来看，李家山大型墓的墓主人应为当地拥有实权的统治上层，其葬具使用最多的为一椁单棺，无椁无棺的中小型墓葬主人生前的身份和地位显然要低得多。
墓葬类型和年代李家山目前发掘86座中，依据墓坑大小和随葬品种类和数量方面的差别，发掘报告将第一次发掘的墓葬分为三类，第一类墓共22座，大多分布在李家山顶部及其周围，其中分为两种型式，Ⅰ型有7座，即11、17、18、21-24号墓，全部集中在山顶部正中；Ⅱ型15座，即2、4-10、13-16、19、20、25号墓，多数位于Ⅰ型墓周围。
第二类墓有1、3、12号3座墓，位于西南坡。
第三类墓有26、27号2座墓，位于西南坡。
从时间上看，一类墓的年代应在武帝以前，其上限或可早到战国末；二类、三类墓的年代，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中期，下限可能晚至东汉初。
⑧第二次发掘的墓葬则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28、32、43、48、52、55、58、59B、61、79号墓，分布在第一次发掘的大、中型墓周围或生土较厚地带，均为中、小型墓，墓葬相互间叠压、打破关系很少。
年代与第一次发掘的一类Ⅱ型墓相当，应在西汉中期武帝设置益州郡以前。
第二类包括31、34、35、40、41、46、47、51、56、57、59A、65-68、70-75、77、78、80、81、83、84号墓，分布范围较第一类大，墓葬间相互叠压、打破关系较多,年代当早于第一次发掘的二类墓，约为西汉中至晚期。
第三类包括29、30、37、38、44、45、50、53、60、62-64、69、76、82、85号墓，年代略晚于第二类，约为西汉晚至东汉初期。
第四类包括39、49、86号墓，是第二次发掘的墓葬最晚的遗存，年代约为东汉前期。
⑨结合两次发掘报告分析，李家山墓地墓葬的埋葬时间从战国末直至东汉初，以大型墓为主的各个墓葬群主要分为战国至西汉中期、西汉中晚期、东汉初期三个相对年代段，在墓坑大小上，早期的大型墓墓坑不及中期墓大，后期大型墓墓坑最大；在随葬器物上，早期的几乎以“滇式”文化类型青铜器为主，到中期陆续出现“汉式”器物，大量出现铜铁合制器和金、玉器物，器物类型和数量最丰富，后期墓葬中的大型墓虽然墓坑规模最大，但随葬品数量不多，滇文化器物所占比例大大减小，不见有“珠襦”和海贝随葬，中原“汉式”器物占了很大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