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勿照搬西方模式

宏观调控勿照搬西方模式
作者：张庚尧
来源：《祖国》2014年第20期
我国的宏观调控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型和操作模式，因为我国经济数据的内涵与西方国家不完全相同，经济数据的统计结果存在“失真”现象，据此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经济指标有别于西方国家
我国的市场化尚在发展之中，使得中国的经济指标有别于西方国家，GDP和CPI与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因此，以我国的经济指标与西方国家做横向对比没有实际意义。

市场的重要功能是发现信息与价格。

商品本身就是市场的不断发展与不断深化中被交易的结果。

市场化程度愈低，GDP被低估的程度越大。

我国的市场化过程只有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100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国的GDP存在被严重低估的情况。

很多企业市场化以前是不创造任何GDP的，而市场化以后，就会形成巨大的GDP。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很多商品将被发现出来，可能会出现GDP的爆发式增长，这种增长是不能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的。

当然，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的无效GDP在逐步减少，如公路养护成本有所下降，有钱人盲目投资重复投资的现象越来越少等。

从CPI来看，市场的价格机制是无法呈现商品的真实价值的，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垄断价格。

例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对于很多住在福利房和保障房的人来说，房价不过是一个数字，与他们的生活成本并无联系。

再比如，北京地铁票价只有两元，而两元的背后是政府的高额土地补贴。

同样，中国的粮食、石油等日用品都存在很多价格补贴，在中国的CPI统计体系中，食品类权重1/3，日用品权重也超过20%。

由此，受各种显性及隐性福利的干扰，中国的CPI不能真实有效的反映出日用品的价格与生活成本。

宏观调控不能简单的以GDP和CPI做主要指标，简单套用西方模式，盲目实行货币政策。

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大量的内部交易和内部经济活动，它们的存在破坏了GDP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我国的经济结构中，以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企业），家庭、集体企业，央企为主，这些经济组织存在大量的内部交易，很多内部交易无法反映到GDP中。

例如，很多家庭企业中，家族成员往往不拿工资，这些经济利益的流动也就无法算入GDP（收入核算法）。

国企、央企、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存在很多非市场性转移支付，例如政府对国企没有进入GDP考核。

我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内部隐性福利和非商品经济活动。

国企、央企、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如“五险一金”、医院、幼儿园、学校、捐赠支出，文化宣传等，这些经济活
动都被当做无偿支付。

我国非生产性收支甚至占到了接近40%的GDP，这也造成了CPI的虚高。

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的GDP和西方国家的GDP没有可比性。

同时，由于内部补贴的存在，也使得中国的CPI不同于西方国家。

受限于我国自然资源产权体制和结构，我国的GDP往往忽略了生产资料的价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自然资源的产权归国家所有。

我国有很多生产资料不可交易，如农村的集体土地，厂房土地，矿产资源等，这会影响中国的经济总量。

各种知识产权、法律产权、文化产权等没有规范統一的定价机制，无法形成交易进入GDP核算。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权成为自然资源的交易主体，使用权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所有权的价格，因此，交易使用权所产生的GDP与远远低于交易所有权所产生的GDP，进而使得GDP和CPI被严重低估。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纳税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从原料到产品全部不进入消费，也就不产生GDP。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家庭手工业与个体农业分离，农产品日益商品化。

然而我国农业及手工业自然经济的解体是比较缓慢的，虽然不断加深，但还未实现完全解体。

比如，在农村，很多家庭有自己的自留地，虽然有一部分产出用于了交易，很大一部分还是自身消费了。

还有很多家庭有独立的手工作坊，很多日用品还是自给自足的。

因此，如果中国的产权制度、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中国的GDP将会呈现非实质性增长，也就是非生产性增长。

举个例子来说，目前的土地政策下，农村集体土地可以被征用，然后就能够进入市场进行交易。

如果未来的城镇化改革大力推进集体土地入市交易，那么之前由于所有权不能交易导致的被低估的一部分GDP就会被核算回来。

需要当局高度重视的是，这部分GDP并非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此宏观调控不能受这部分GDP所影响，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经济滞涨。

多因素致统计结果与现实有出入
在具体的统计数据过程中，层层上报的统计方式、公共物品的大量投资等因素，导致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出入。

首先是层层上报的统计方式使得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造成统计数据不准确。

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错误的政绩观，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应付上级考核或者为了个人成绩，经常在统计数据上动手脚，一些基层政府机构还干预企业独立上报统计数据。

由于这些统计数据由县里上报给市里，再由市里上报给省里，每一级非正当的调整一些，总的数据统计出来就会和真实数据有很大偏差，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决策部门根据这些失真数据进行判断，就会错误的估计形势，进而制定出一些不当政策。

虚假信息的散播和无效建议的提出都来自于利益的驱使。

很多人都鼓励增发货币政策，而他们的动机却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非国家经济，有些证券人士为了赚钱来推动股票的泡沫式增长，有些房地产商想保持楼市的泡沫以保证利益，有些亏损的企业也想借此缓解企业的财政问题。

因此，若是基于失真的数据而盲目的宽松货币，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经历了几年前的“4万亿”刺激计划，中国已经存在很严重的货币超发和通胀问题。

其次，我国经济的统计数据不准确，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公共物品的大量投资，这部分投资还造成了投资消费结构表面上的异常。

我国近期投资收益下降的重要原因可以解释为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向了公共物品，并未产生GDP。

2009年，中国启动了4万亿投资计划，很多资金流向了政府的公共物品的建设中，不但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压，还使得GDP的增量不可持续，并使经济面临通货膨胀。

公共物品是指政府财政投入，属于国家所有的，为全体人民亨用的资产和物品，具有非盈利性、非商品性。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是公共物品的必要充分条件。

中国经济中，公共物品比重较大。

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有公共物品属性。

中国的广场，公园，地铁、公路、铁路，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甚至很多生活日用品都部分属于公共物品。

中国的公共物品有的计入GDP，有的不计入GDP。

但是由于非排他性，几乎所有的公共物品都不形成商品消费，这可能是中国投资大于消费的重要原因。

同样，由于公共物品是国家提供的，这些商品是免费的，也就是零支付。

因此，由于没有考虑公共物品所帶来的福利，在我国GDP被严重低估的同时，CPI被高估了。

举例来说，不管汽油费用多高，人们都可以选择两元的地铁出行，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真正生活成本被高估了。

另一案例是中国的房价，中国公家单位很多都有福利分房政策，还有很多人都享有政府的房补、车补。

所以中国的房价存在虚高的情况，也就使得房价收入比偏高，统计出来的CPI也进而高估了生活成本。

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投资率过高且仍呈上升趋势，1952-2002年间，中国的平均投资率为27%（2002年为37%），远高于美国和其它工业国家（美国的投资率为稳定的20%）。

而与此同时，消费占GDP的比例偏低且仍呈下降趋势。

因此中国应该控制投资，通过价格杠杆和信贷杠杆来刺激消费市场，进而在控制投资的情况下扩大内需。

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在非常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开始工业化的，现在的中国经济市场也并不完整。

除此以外，更是忽略了公共物品对居民真实生活成本的影响。

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共物品的覆盖面非常广，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经济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此，若是忽略了公共物品对GDP造成的影响，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综上所述，中国的宏观调控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型和操作模式，无论是古典、新古典，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在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产生的，而且西方的模型过于理想化
和理论化，即便直接套用于西方国家都会出现纰漏，因此，有效的宏观经济措施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历史。

（本文由经济学家邹平座指导协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