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走西口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影响
浅析旅蒙晋商走西口的社会影响
浅析旅蒙晋商走西口的社会影响浅析旅蒙晋商走西口的社会影响从明朝中期直到民国初期，大规模的内地移民自发地走西口谋生路，旅蒙晋商便是其中一支的典型代表。
旅蒙晋商通过走西口发家致富，使得晋商成为天下第一大商帮，其社会影响不容忽视。
文章试图探究旅蒙晋商走西口的社会影响，以求对当代社会有所启示。
在清代，大量的山西人为了谋生选择走西口从山西来到蒙古地区经商，因此被称为“旅蒙晋商”。
旅蒙晋商的走西口活动一直从明末清初持续到民国初期，成就了旅蒙晋商的百年辉煌，对当时社会以及当今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旅蒙晋商走西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旅蒙晋商通过走西口，经商从开始的艰辛到后来的成功，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并远至外蒙古、俄罗斯、朝鲜、日本、欧洲等众多国家地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诸如人口流动、人口职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习俗等方面。
由于旅蒙晋商的兴起，使得山西境内的人口流动相当频繁，尤其是晋北、晋中地区，大量人口向口外流动，有的甚至拖家带口，移居蒙古地区，时间持久，规模庞大。
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外地人口也迁移到晋中地区，大多是为了做生意赚钱。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推动了旅蒙晋商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优化了蒙古地区的人口结构，许多牧民转变为农民，出现农进牧退的现象。
为了方便管理汉族移民，内地的道府州县制在蒙古地区得以推广，使蒙古地区由单一的游牧社会转变为旗县双立、农牧并举的多元社会。
旅蒙晋商的发展与壮大促使山西的人口职业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晋中地区的人口从商比重大为增加，这与旅蒙晋商的成功密切相关。
例如太谷县的王相卿、祁县的乔贵发等均是旅蒙晋商成功的典范，这些人返乡后购田置宅，光耀门楣，正是由于旅蒙晋商在商业上的成功，才使得越来越多的山西人选择经商。
随着走西口的旅蒙商队逐年扩大，因路途遥远，旅蒙晋商对安全的需求也更高。
这是出于其远走千里之外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也是对走口外贸易路途安全的需要。
因此，越是富有的旅蒙晋商外出做生意，越是重视自身的健康及货物的安全。
忻州地区走西口研究（七）
忻州地区走西口研究（七）第七章走西口的经济效益及艰苦生活7.1走西口的经济效益走西口的人们虽然经过千辛万苦，经历种种风险，经受层层剥削，但就经济效益而言，是对社会对个人都很有益的事。
对于“雁行客”来说，他们在口外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内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收入。
对于“旅蒙商”而言，走西口不仅能够创造出比内陆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一部分人还因此成为富贾大户，并且荫及子孙。
以掏甘草的人为例：他们从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至清明节陆续“出口”到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圣诞”码锹为第一个生产阶段——这是一个主要生产阶段。
一年赚钱与否，主要在这一阶段。
立秋至霜降为第二个生产阶段。
两个阶段的实际劳动时间只有三个半月到四个月，就可收入七八十元（银元），这是内陆农民远远不能相比的。
在内陆就一个四口之家的自耕农而言，假如这家有一个男劳力，一个女劳力，一个半辅劳力，20垧耕地，一头牛，正常年景总产原粮也不过二三十石。
这就是说，一个口外的劳力，年收入相当于两户半内陆自耕农的收入。
1957年，每斤甘草的草场收购价为9分钱，一个中等劳力年收入近600元，草场中其它人员的月工资是：提秤的60元，铡草工50元，会计50元，保管40元。
当时内陆一个中等家庭的年收入是300—500元。
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三四十元。
[①]一曲《走西口》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唱了三个多世纪。
人们只感受到生离死别的愁苦，很少有人用经济的眼光去分析总结这段历史。
晋商在明朝时由于走西口而成为“海内最富”。
代州、崞县、忻州商人在清代后期也成为一支商界劲旅。
以忻州为例，同治年间成书的《怡青堂文集》记载，“忻人敢于远行，自乾隆时，开新疆、伊犁、迪化、喀什尔、阿克苏、和阗、叶尔羌等处”[②]，在大西路十分活跃。
内蒙萨拉齐在清末有“崞县衙门忻州街”之民谚，丰镇有“小忻州”之称。
[③]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郜、王、张、陈、连、石六大户。
早在乾隆年间，忻州双堡村郜怀琦三兄弟就到归化开设六陈行，道光咸丰以后，又开设银号义大祥、绒毛店大义昌，并在北京、上海、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肃州(酒泉)等地设分号50余处，在光绪年间成为忻州的首富。
中 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移民潮有哪些
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移民潮有哪些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些移民潮不仅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格局，也对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移民潮。
清朝末年，黄河下游地区灾害频繁，民不聊生。
而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
为了寻求生存的机会，大量的山东、河北等地的民众纷纷涌入东北地区。
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跨越山海关，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闯关东的移民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经验，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经济发展。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开垦荒地，种植庄稼，逐渐建立起新的家园。
同时，闯关东也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走西口也是近代重要的移民潮之一。
山西、陕西等地的民众为了摆脱贫困，前往内蒙古地区谋求发展。
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移民们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状况。
然而，他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在内蒙古地区扎根下来。
走西口的移民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和农牧业生产，他们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联系。
同时，他们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下南洋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较大的海外移民潮。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福建、广东等地的民众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纷纷前往东南亚地区。
他们有的是被贩卖为劳工，有的是自愿前往。
在南洋，移民们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诸多困难，但他们依然努力拼搏，在当地从事各种行业，如种植、采矿、商业等。
下南洋的移民们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了海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此外，还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小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移民潮。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大量的民众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南地区迁移。
这一移民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这些移民潮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困苦，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论清代走西口对内蒙古西部社会发展的贡献
商业 的繁 荣和 重要 城 镇 的形 成 ， 加 强 了草原 文 化 也 与 内地文 化 的联 系 ， 富和 发 展 了 内蒙古 西 部 的文 丰
化 与艺 术 。走 西 口是 “ 口文化 ” 西 的核心 内容 。但 目
汉 人 民之 间的交 往 。另 一 方 面 ， 蒙古 各 盟 旗 实行 在 “ 分旗 划界 ” 措施及 赈 济和养 赡制 度 。规 定 “ 疆界 ， 凡
鄂博 ” …（ “ 经 过近 半个世 纪 ， 。 卷 ） 康熙朝 后期 ， 外 蒙 边 古 社会 秩序 渐趋稳 定 ， 畜牧业 经 济也走 出低谷 ， 出现
了 “ 盗贼 ， 马 牛 羊 不 必 防 守 ， 计周 全 ， 畜 繁 无 驼 生 牧
收 稿 日期 ：０６ ｌ ５ ２ｏ 一Ｏ —ｏ
作者简介 ： 刘春玲 （９ ５ ， ， １６ 一）女 河北 高阳人 ， 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 学院副教授 ， 论文有《 论晚明士风的嬗 变》 。
土左 、 土右 两旗 ， 县 等 地 ） 原 伊 克 昭盟 （ 境 范 围 托 、 辖 大体 相 当于今鄂 尔 多斯市 全 部及 巴彦 淖尔市 南 部县
市如 临河 、 五原 、 口的全部 ， 锦后旗 南部 ， 拉特 磴 杭 乌
前旗 南部 ， 乌海 市海 勃 湾 区） 后 套 （ 巴彦 淖尔 市大 、 今 部分 ） 以及 阿拉 善 盟 等 地 。 清代 内蒙 古 西部 地 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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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 西 口； 代 ； 走 清 内蒙 古 西 部 ； 献 贡 中 图 分 类 号 ：， ２ 文 献 标 识 码 ： 文 章 编 号 ：０４ ８９ ２０ ）３ ０ ９ ５ Ｉ９ （ ２ Ａ １０ —１６ （０６０ —０ ４ —０
论“走西口”对包头地区方言的影响
论“走西口”对包头地区方言的影响清代是中国历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康雍乾三世的发展下，到了乾隆时期，全国的人口突破了三亿的大关。
由于人口的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使得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的压力纷纷向外扩散。
因此，形成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三大移民浪潮。
其中的“走西口”，是包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包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1. 走西口与包头方言概述1.1 包头与走西口1.1.1 走西口相关概述“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造成“走西口”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农民考迁徙谋求生存。
山西多沙漠和贫瘠的土地，常年受自然灾害的困扰，迫于人口和土地的压力，许多农民开始向内蒙地区迁徙以谋求生计。
二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促使了农民的贫困化，农民自身缺少土地无法耕作，贫困日益加剧。
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
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
三是内蒙古优渥的地域环境为“走西口”者提供了良好的谋生市场。
内蒙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且资源丰富且缺少政府的经济管制。
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吸引了一批劳动人民背井离乡去内蒙开荒。
1.1.2 走西口与包头阐述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各民族人们的认同感。
“走西口”这一移动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强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同时也促进内蒙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1）促进了包头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包括包头在内的内蒙地区一直以来的经济形式都很单一，而且游牧经济又带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对农耕经济的依赖性很大。
浅议走西口问题
浅议走西口问题作者简介：朱芮瑶；女；吉林四平人；现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摘要：从清朝前期开始，由于人口增加迅速、土地短缺与贫瘠、人地矛盾不可调和。
并且经历了近三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长城以内的中原人离乡弃土，不畏艰险，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实践活动。
也因此出现了“走西口”这个特殊现象。
关键词：走西口；移民；社会变迁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走西口”又叫“走口外”，指长城以内晋西北、雁北、晋中和陕北等地的人们到长城以外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
所谓口，原是指明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后演变成为对蒙贸易的关卡。
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称大同右玉县杀虎口以西的各口为西口。
一、介绍走西口的路线、主体等大概情况走西口者大体分两支，一支是晋西北的保德、河曲、偏关人；雁北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县人；晋北的代县、原平县、忻州、定襄、五台人；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人等，他们一般是通过杀虎口首先进入和林格尔和清水河，然后到土默特、包头等地，也有一部分到达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准格尔、河套平原及大青山以北地区。
另一支是晋西北和陕北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带的人出长城北上进入鄂尔多斯、河套平原等地，也有甘肃人自宁夏渡黄河进入鄂尔多斯、河套平原的。
走西口移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移民影响最显著的区域，是内蒙古中西部，即今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一带，其地范围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绥远省。
山西走西口的人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无地或仅有少数贫瘠土地收成不足以养家糊口的贫苦农民及一部分手工业者，他们是走西口的主体。
二是做买卖的商人，以晋中地区为主。
三是躲避兵役和官司的人。
去了口外的谋生手段，在鸦片战争前，主要从事农业劳动。
鸦片战争后，商业资本主义兴起，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走西口促进包头乡村聚落的形成
走西口促进包头乡村聚落的形成作者：任涛玉来源：《卷宗》2018年第24期摘要：“走西口”，俗称”走口外”。
一般是指晋雁北、西北、陕北、以及晋中等长城以南地区的人民到内蒙古地区谋生的人口迁徙活动。
其根源在晋陕地区土地贫瘠，生活环境恶劣，承载的人口的能力有限。
清庭出于移民实边，缓和阶级矛盾等诸多政治需要，实行放垦蒙地、发展农业等政策，使走西口成为了可能，并成为潮流。
清初至民国年间的走西口移民运动，促进了包头地区乡村聚落的形成。
关键词：走西口；包头；乡村聚落“走西口”，俗称”走口外”。
一般指山西陕西内地人民因生活所迫迁徙到内蒙古地区的一种社会活动。
主要原因在与山西北部地区和陕西地区环境不适宜人类居住，而且环境承载力相当有限。
清初的休养发展，到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突破三亿大关。
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土地兼并加剧，人地矛盾不断发展，逐渐接近白热化。
清政府的放垦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使走西口成为可能。
河套地区属于荒漠半荒漠草原，他们一贯流动的生活方式，显然固定的建筑很难满足居住要求，最终由穴居发展为一种适合游牧生活的可移动的建筑形式，就是蒙古包。
由于清政府长期的禁封政策，内地的人们到了口外只能给蒙人打工或者租种蒙人的土地，农作物的春种秋收的规律决定了他春去秋来的生活节奏。
后套地区的开发比较晚，是因为距离山、陕等地距离较远，所以在土默川平原地带，村落形成的都比较早，自从清政府在大量放垦土地后，邻近的土默川平原的土地达到饱和的时候，人们只能向更远的后套地区迁移，移民的迁入使得当地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们原有的游牧生活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随着“走西口”浪潮一波接一波的袭来，游牧民族也就逐渐定居下来，学着汉人开始耕种农作物，“他们建立村落数百个，种田近万顷。
”农业的不断发展，乡村聚落也就随之慢慢形成。
在汉族地区，除了上面几种建村方式外，在己有村落中外来人户随时的、不定期的迁入也是村落发展的重要方式。
“走西口”移民在推动包头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引领 的作 用 ， 特别 是 口外城 镇的形成 ， 旅蒙 商起 到至 关 重要 的作 用 ， 为城镇 居 民 的主 体。 包头 旧城 的 成
形成 最好地 诠释 了这一 特 征 。包 头 旧城 所在 地 区 ，
习惯 上将这一移 民现 象称 为 “ 西 口” 走 。但具 体 “ 西
和 内地 的不 同 ， 开始允许 内地农 民到 口外 开垦种植 。
在《 口辨》 西 一文 中对 “ 口” 西 的理解 作 了详 细 的 归 纳 和总结 ， 提 出 了 自己 的看 法 。 ｌ 笔者 更 赞 并 Ｊ
成 “ 口” 指说 ， 西 口” 西 泛 即“ 不是 某一 地 区的特 指 ， 而是指 山西 以北 ， 北 张家 口以西 ， 河 内蒙古 与 山西 、 陕西交 界的长城 各 口。内地农 民从这 一 区域深 入绥
个普通 的黄 河 渡 口发 展 为 一 座 近代 化 的商 业 城 市， 以旅 蒙商为 主体 的“ 西 口” 民功不可没 。 走 移
一
水 沟搭帐 房居住 ， 蒙 民戕 害投 诸河 。 呜于官 以达 被 政 府。此 后 商 民均 由政 府 发 给 龙 票 ， 国 家保 护 由
之 。 ” … 地 此后 ， 方 内地商 民持龙 票者 大量 涌入
口” 指什么地 方 ， 同 的学者 有不 同 的观点 ， 忠 和 不 刘
明后 期为 土默特 部右翼 部 落驻 牧 地 ， 氏蒙古 族 以 巴 畜牧 业驻牧 于此 ， 无农 业 定 居者 。清 初康 熙帝 亲征 葛尔丹 ， 于康 熙三十 五年 （６ ６年 ） １９ 曾驻 扎 于昆都仑 地 区。史料记 载 当时包 头 旧城荒 草丛生 ， 未成村落 。 然 而就 在这 次亲征 途 中 ， 熙帝 看 到 了沿边（ ７ ７年 ） 由 于晋 、 、 、 １３ ， 冀 鲁
民歌《走西口》赏析
民歌《走西口》赏析-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民歌《走西口》欣赏《走西口》是一首由女声演唱的古老民歌，流传于晋、陕、蒙三省交界处，这首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地道民歌成为了晋商文化的符号之一。
很多人是因为《走西口》民歌而对山西有了最初认识，进而延伸到对晋商辉煌历史的崇敬的。
民歌《走西口》牵扯出一段厚重历史，这段历史曾经包含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据史料记载，旧社会，晋西北、陕北地区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过着这种走西口的漂泊生活。
在近代史上，“走西口”意味着流浪、哀怨和思念，还有绝望。
天长日久，以咏叹离别、思念、期盼为主要内容的民歌便在这些地区广泛传播，“走西口”的生活提炼出了独具特色的歌唱主题。
民歌《走西口》是流传于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民歌，最初的起源不可考，或曰为山西民歌，或曰为陕西民歌。
西口的具体位置，有人曰为山西的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现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着名风景名胜区。
从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看，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杀虎关，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
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
“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
“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其实，西北地区老百姓讲的“口外”，指的主要是山西、陕西境内的长城隘口，过了长城，便是内蒙。
自明末开始，包括山西境内部分地区在内的西北地区常年天灾不断，贫困百姓多越过长城到口外的内蒙地区寻找生计，是为“走西口”。
走西口者多为青壮年劳力，他们在口外开垦务农，贸易经商，促进了内蒙地区的繁荣。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
浅析走西口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影响
浅析走西口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刘振江来源：《北方经济》2011年第20期摘要：走西口是清代成千上万的山西、陕西等内地百姓涌入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地区的移民活动。
200多年的走西口“移民潮”，不仅对移民输出地的人口构成产生深远影响，更是对移入地区内蒙古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人口迁移走西口经济影响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
人口迁移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了移民对社会变迁和革命的作用。
人口变迁带动了地区发展，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分布，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迁移具有选择性，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可以成为迁移者。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走西口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走西口的历史背景（一）人口压力导致的土地压力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的大一统局面以及统治者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环境。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产生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
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内地实无闲处的情形；到雍正年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原、河谷和易开垦的土地都已成为农田，人口稠密，人口激增，人地矛盾进一步加深；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此阶段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最高记录，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激烈。
在内地无法生存的过剩人口，为谋食而背井离乡，游走四方，来寻找新的土地，沦为流民。
其中一部分人是临时出外做工的劳动者，另一部分则成为他乡的永久性移民。
在内地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地广人稀的口外地区便成为了他们奔赴的乐土。
内蒙古地区的丰富土地资源正好成为了吸引他们迁移的重要因素。
（二）灾害与战乱频发据资料统计，清朝乾隆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各种自然灾害数高达1140次，其中水旱灾占的比例将近一半，共有514次。
黄河泛滥造成的河南山东等地的水灾，造成的损失巨大而且范围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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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走西口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影响刘振江2012-3-28 11:11:05 来源：《北方经济》 2011年第10期下摘要：走西口是清代成千上万的山西、陕西等内地百姓涌入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地区的移民活动。
200多年的走西口“移民潮”，不仅对移民输出地的人口构成产生深远影响，更是对移入地区内蒙古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人口迁移，走西口，经济影响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
人口迁移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了移民对社会变迁和革命的作用。
人口变迁带动了地区发展，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分布，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迁移具有选择性，只有某些特定的人可以成为迁移者。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走西口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走西口的历史背景(一)人口压力导致的土地压力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的大一统局面以及统治者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环境。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产生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
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内地实无闲处的情形；到雍正年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原、河谷和易开垦的土地都已成为农田，人口稠密，人口激增，人地矛盾进一步加深；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此阶段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最高记录，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激烈。
在内地无法生存的过剩人口，为谋食而背井离乡，游走四方，来寻找新的土地，沦为流民。
其中一部分人是临时出外做工的劳动者，另一部分则成为他乡的永久性移民。
在内地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地广人稀的口外地区便成为了他们奔赴的乐土。
内蒙古地区的丰富土地资源正好成为了吸引他们迁移的重要因素。
(二)灾害与战乱频发据资料统计，清朝乾隆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各种自然灾害数高达1140次，其中水旱灾占的比例将近一半，共有514次。
黄河泛滥造成的河南山东等地的水灾，造成的损失巨大而且范围广大。
乾隆五十年山西忻代等州县水灾，造成灾民近两万。
嘉庆道光年间，有23年黄河为患，其中嘉庆(1796-1820年)25年中，就有15年发生河患，其频繁和危害程度是惊人的(王质彬、王笑彬《清嘉道年间黄河决溢及其原因考》，载《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二期)。
除此之外，旱灾也是经常出现的。
乾隆八年(1743年)，“天津、河间等处较旱，闻得两府所属失业流民，闻得口外雨水调匀，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清政府令“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时放出”(《清高宗实录》乾隆八年六月丁丑)。
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争与社会动荡，使内地农民奔走他乡，造成人口锐减和土地的大面积抛荒。
满清贵族在华北地区大量圈占土地，使得广大农民丧失家宅田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北方到处呈现出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一户之中只存一二人，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的凋敝景象。
(三)口外招垦蒙旗私招私垦现象的出现吸引了不少内地汉民。
清代蒙旗的招垦不仅限于王公贵族，整个蒙旗几乎所有阶级都被卷进私招私垦的行列。
被招汉民的到来给蒙旗王公带来一些畜牧业以外的收入。
蒙旗王公受到利益的驱动愈加招纳大量汉民垦种，接下来的蒙地就出现了上至扎萨克王公贵族和旗佐官吏，下至台吉塔布囊，乃至一般壮丁、普通牧民等主动招垦内地汉民开垦的情况。
如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多斯荒歉，“蒙民乏食，向清廷提出情愿招民人越界种地收取利，清廷听其自偿自便。
从此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历地租为赡养。
”(张鹏一：《河套图志》卷四)。
为此清廷曾采取法律措施，限制各蒙旗私招私垦，然而现实中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又迫使清廷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不得不允许内地农民进入蒙地垦种或特许蒙古王公等私招私垦。
这种默认或特许的态度，加快了蒙地私招私垦的进程，为走西口进一步深入开辟了道路。
(四)政策导向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口外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
为恢复社会生产，缓和各种社会矛盾，清廷格外重视农业的发展，采取鼓励农耕的发展政策。
康雍乾时期，正值西北用兵频繁、内地灾情不断、流民涌入蒙地的高峰期。
为解决内蒙古地区的粮食问题并提供部分军粮，清廷采取鼓励农耕的农业发展政策。
康熙皇帝多次派人前往蒙古地区向蒙地提供生产资料，教会当地蒙民生产技术，鼓励兴修水利，并督促他们开垦田地、减少畜牧。
雍正时期还采取了减免田租的政策鼓励发展种植业等。
鸦片战争以后，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清政府上下官吏都千方百计寻找扩大财源、增加收入、充实边防的捷径。
于是，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地区就成为聚宝盆，很多官吏都上奏提出放垦蒙地、开辟财源的建议。
新政在内蒙古地区的具体措施最主要的是改变原有的对内蒙古的封禁政策，官垦蒙地，向关内广大无地农民招垦。
二、“走西口”在哪里人们把长城以里的地区叫做口里，把长城以外的地区叫做口外，蒙古地区西部叫做西口外，简称西口。
这些关口当时称作旱关。
除此之外在晋蒙交接的黄河沿岸，还有16处水关，水关上设有官渡。
保德县人走西口是其中比较著名的。
走西口的线路分为北路、西路、东路3条线路。
北路：从沙河口官渡(今东关渡口)离境过河，进入陕西府谷县，由古城镇出口，进入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西路：由沙河口离境，进入府谷县，进入今鄂尔多斯市郡王旗(旧旗名，今鄂尔多斯市东部地区，伊金霍洛旗)。
东路：步行至河曲县，从水西门口渡河，直接进入准格尔旗。
鄂尔多斯是走西口的活动中心。
走西口的足迹踏遍了呼和浩特以西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比较集中在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阿拉善盟。
西口外的这部分区域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该地区三面被黄河环抱的河套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距离包头市路途较近，是理想的谋生之地；第二，本地区经济结构以游牧形式的畜牧业为主体，蒙古同胞很少有人从事农耕生产，素有传统农耕技术的“口里人”在此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付出少量或者根本不用出地租便可获得大量谷物粮食；第三，清政府政策方面，自康熙三十六年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封锁，允许一部分汉人在此耕种土地。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源枯竭大量开垦土地，鼓励汉人在此进行农耕生产活动，大量旅蒙地产商到此，并且又招募佃户，本地和外地的劳动者大量聚集于此寻求生计；第四，该地区物产资源丰富，西口地区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有大大小小的盐湖碱湖，宝贵的中药材，甘草、锁阳、枸杞、苁蓉等40余种。
特别是甘草，作为大宗商品，有的旅蒙商人经营甘草获利丰厚。
三、走西口的经济、社会效益(一)促进包头市的发展与繁荣嘉庆十四年(1809年)，包头还是萨拉齐一个较大的村镇。
它的地理位置处于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交界处，随着走西口规模的扩大这里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集散地，商旅出口回口都要在这里集会，包头逐渐成为了走西口的活动中心。
甘草码头移来之后，包头便成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以甘草和皮毛为主的经济中心。
大量人口在这里生产、生活、交易货品，使一个荒凉的小镇很快便繁荣起来，包头规模逐渐变大，由小镇变为县，由县发展成为市。
(二)走西口促进西部地区生产方式的进步关内人到西口谋生，在鸦片战争之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土地为封建地商所有。
农耕北上尤其是成片农耕区的出现，一些蒙古民众开始放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学习农业生产。
出现了“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热河志》卷九十二)。
游牧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远远低于农业经济，因此农耕生产对畜牧经济的蚕食不断扩展。
鸦片战争后，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本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地区生产出现掏甘草、拉大船、背大炭、拉骆驼等。
(三)蒙汉杂居优化人口走西口规模的逐渐扩大，大量农民、商人流转到内蒙古地区，他们逐渐定居在此成为常住人口。
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民逐水草而居，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
移民打破了这一地区人口的平衡状态，使得口内来的汉人与当地的蒙、满等少数民族杂处。
清朝时期政府对于蒙古地区政策逐渐放宽，使得大量山西、陕西贫民涌入内蒙古高原，移民打破了迁入地的人口平衡状态，给迁入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开放性的地区势必会出现相适应的婚姻状态。
起初，清政府严格限制蒙汉通婚，但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不少人在当地有了土地经营权，并置买产业定居下来。
当地居民社会交往的频繁使得蒙汉间的通婚势在必行。
通婚圈的扩大，远亲结合带来的优势突出，从而大大提高了人口的生育质量，使人口得以优化。
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民族融合繁荣发展。
(四)文化、生活习俗的演变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差异。
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在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某些差异性。
这些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各种不同学术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方面的碰撞和冲击。
经过之间的辨认、交流、认同，最后经过多数人认同的，比较先进的精神、信仰、礼仪、风俗及生活习惯就被保留下来。
汉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之于草原游牧业要先进。
汉民族的文化把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品交易和经营管理模式代到草原，随着他们定局，原有的语言、信仰、饮食以及生活习惯在与蒙古族人民的交往中，逐渐趋同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走西口的移民现象对于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社会风俗方面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传播加快了内蒙古地区的近代化，对于开发祖国边疆地区的贡献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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