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商文化看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

从晋商文化看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
明清时期，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创造了巨额物质财富，而且也留下了丰富的商业文化。

在当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进程中，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商业文化与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我们今天研究商业文化，不管是对商业实践还是对商业理论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晋商商业文化的传承入手，延伸至分析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由此说明商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是由山西商人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晋商的商业组织制度、商业技术、经营艺术、城乡建设、庙宇奉祀、商业教育、社会习俗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

晋商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其内容可以大致概括为：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崇拜关公的商业伦理等等。

（一）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

周朝建立以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侯，唐后来改为晋。

当时周成王要求叔虞到唐地（今天的山西晋南一带），后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

唐叔虞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指定施政方针，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

与此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与周朝的政治经济政策。

由此，晋国孕育出了有别于其他诸侯国文化内涵的唐晋文化，它相对于以周礼为基础的周、鲁、齐、燕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涵和特点。

（二）崇拜周公的商业伦理
孔子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一直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提倡人们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忠义、诚信、礼节与德政，一次来建立一种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

晋商所崇拜的关公，其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是忠实实践孔子仁
义、忠信的典范，加之其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令万民景仰，被政府封为关圣大帝，民间则视之为战神、财神。

所以，财雄势大的山西商人就到处兴建规模宏大的关公帝圣庙，作为会馆。

一是由于与关公有地域亲情，二是要借助官帝君的神威保护商人事业的发展和财产的安全。

在对关公的崇拜下，晋商不仅以关公的忠义楷模教育约束员工，而且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了诚信等商业伦理。

明清晋商在五百多年的辉煌中，孕育出了大量优秀的精神财富。

晋商正是将晋商文化转为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才能在几百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商业文化
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经济也曾在一些历史时期繁荣发展。

与明清时期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发展相类似，在宋代商业也曾非常繁荣，并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文化。

到了清末民初，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冲击下，上海、海口等地方的商业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也使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有了新的内涵。

（一）两宋时期的商业文化
两宋时期，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边贺以及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繁荣起来。

在北宋的东京，随处可见店铺、酒楼、与民居、官署、寺宇相错杂然，见于街面；到了南宋时期，偏安之都的杭州，更是笼罩在醉生梦死的享乐之风下，酒楼，赌坊随处可见。

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变化。

陈亮、叶适、陈辅良、吕祖谦、陈耆卿等人都在商人的低位、义利关系等方面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在重商思想的影响下，不仅两宋时期商业活动成为支撑城市生活的经济命脉，而且商人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

商人不再低人一等，反而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

商人不仅可以送子弟入官学读书，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出任官职；还可以向官府纳钱粮而跻身仕流，通过与宗室、贵戚和官僚家庭联姻而获得特权。

当然，宋代的商品经济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一样，只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生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耕文化的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二）、近代汉口、上海的商业文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西方各国商人纷纷涌入上海设洋行、开银行。

在外国人的示范下以及后来洋务运动中，上海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心智的新型企业。

之后，在实业救国的思潮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到国民时期，以上海为首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

在改变一部分传统商业思想文化，并吸收了西方商人的经营方式与文化观念后，上海产生了中国近代新型商业文化。

在这种商业文化中，首先是完全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的定位序列，使“商”从四民之末跃居为四民之首。

其次，在商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在上海经商的郑观应指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包括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两种方式，其中，尤以经济侵略更为危险”。

第三，西风东渐，大大增强了上海商人的竞争意识，使近代上海的商业文化具有更强的竞争创新色彩。

西方资本主义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下发展起来的，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

没有竞争意识的商人，在激烈热市场竞争中是难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

上海商人很快适应并接受了竞争意识以及这种意识指导下的竞争机制，甚至还将竞争意识的有无作为能否救亡立国的重要因素，明确表示“竞争者实际上是立国的基础”。

在西风东渐中形成的重商、兴商的近代上海新型商业文化，不仅促使上海商业贸易取得巨大的发展，成为东方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而且对上海以后的经济定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整个近代的上海社会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商业化特征。

直到今日，我们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仍然可以看到自信又精明的商人，感受到崇尚竞争和秩序，讲究经济利益的商业化。

而与上海相比，汉口的商业虽然叫古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其文化仍不可避免的受到传统思想、制度方面的束缚，没有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

（三）西方的商业文化
西方很早就进入了商业社会，不但商业十分发达，而且其商业文化中的某些精神同样是我们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西方商业文化中，重商、崇商的思想十分突出。

西方重商、崇尚的精神最初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商业是高尚的、道德的职业，古希腊人的这种观点对西方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近代的重商主义学说中，重商、崇商的精神则表现的更为明显，早期和晚期中商主义都非常重视一国的对外贸易，并把商业看成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

在中
商主义的理论指引下，西欧的商业资本迅速发展，之后的商业革命加速了西欧封建主义的瓦解，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现代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活动几乎覆盖了人类社会的所有生活领域，成为完全的商业社会。

西方商业文化中鼓吹的个人利益的天然合法性和至高无上性，充分肯定了人们的功利追求。

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产生于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它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道德和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学说，为资本主义革命的发展提供了道德精神的支持。

在功利主义思想中，对于人类行为的效果，功利是唯一有价值的，从而主张人们应该积极入世，追求财富是信仰上帝的表现，勤劳致富是上帝恩典的象征。

只要是自己勤劳努力得来的财富，就都是符合上帝对人类的要求的，都是可取的。

积极追求财富的思想和精神，在当时不仅成为西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价值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极大地推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

三、商业文化与经济发展
（一）商业文化与意大利衰落
中世纪时，意大利凭借其地理有事所形成的便利的海路交通、繁荣的海上贸易、蓬勃的民族精神而闻名于世。

意大利的航用罗盘、造船技术、海上法规和航海条例独步一时，它在西欧广阔的海洋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且意大利商人是西欧最具创造力、最富进取的商人。

但是到了16、17世纪，意大利的工业却逐渐走向衰落，日趋凋零。

这其中除了有政治制度、国际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商业文化日趋保守，缺乏创新。

具体来说就是以往意大利开拓海洋贸易所产生的勇敢进取、开拓创新的商业精神逐渐丧失，巨额财富和经济繁荣使人们安于享乐。

15世纪之后，地理大发现带来了欧洲经济的重大变革，商业中心开始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大西洋沿岸的英、法、荷等过纷纷崛起，形成了西欧新的世界市场体系，并在16、17世纪全面推进。

而此时的意大利，并没有意识到新的变化带来威胁，依然固步自封，固守着种种传统的制度模式和思维方式，这其中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意大利商人依然坚持腐朽封建的行会制度。

行会制度是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工商业的产物，它在中世纪早起对于保护稚嫩的工商业却是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它的腐朽、封建及墨守成规也越
来越暴露出来。

这种保守落后的行会制度形成了一个僵化、呆板的市场经济体系，造就了一幅死气沉沉的工商业局面，也使最终促使意大利的工商业的衰亡。

从意大利在中世纪的商业兴盛到16、17世纪工商业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衰落，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商业在其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当然，意大利是一个半岛小国，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对其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的兴衰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商业文化对一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当时间推移到20世纪60、70年代时，东方世界的另一个小国——日本的崛起，却再一次使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刻认识了商业文化或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及国家兴盛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