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楚辞研究
楚辞汉赋感悟心得体会(3篇)
第1篇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便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
其中，楚辞和汉赋作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瑰宝，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我深入研读楚辞汉赋，对其中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审美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
一、楚辞的浪漫情怀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学总称，以其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著称于世。
在楚辞中，诗人以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抒发了对人生、自然、爱情、理想等题材的感慨。
以下是我对楚辞中浪漫情怀的感悟：1. 情感的真挚流露楚辞中的诗人，如屈原、宋玉等，他们将自己的情感真挚地流露于诗篇之中。
在《离骚》中，屈原以“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等诗句，表达了自己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在《九歌》中，宋玉以“云中君”等篇章，描绘了与神灵交游的浪漫场景。
这些诗篇中的情感真挚动人，令人感慨万千。
2. 想象的丰富多样楚辞中的诗人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将现实与幻想相结合。
在《天问》中，屈原以“天问”的形式，对宇宙、自然、历史、神话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九歌》中，宋玉以“云中君”等篇章，描绘了神灵世界的奇幻景象。
这些诗篇中的想象丰富多样，令人叹为观止。
3. 艺术手法的独特运用楚辞中的诗人善于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如比兴、夸张、象征等，使诗篇更具表现力。
在《离骚》中，屈原以“香草美人”的意象，象征自己高尚的品德和纯洁的心灵；在《九歌》中，宋玉以“云中君”等篇章，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使楚辞更具艺术魅力。
二、汉赋的豪放气质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以其豪放、雄浑的气势著称于世。
在汉赋中，诗人以豪放的情感、广阔的题材和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了汉代社会的繁荣景象。
以下是我对汉赋中豪放气质的感悟：1. 情感的豪放奔放汉赋中的诗人，如司马相如、杨雄等，他们以豪放的情感抒发对人生、自然、历史、战争的感慨。
在《子虚赋》中，司马相如以“吾闻天有九天，地有九州，人有九品”等诗句，表达了对天地的敬畏；在《甘泉赋》中，杨雄以“长剑横空，大弓满月”等诗句，描绘了壮丽的战争场景。
关于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楚辞 的 出现 ， 是 中 国文化 史 上 的特殊 现 象 。楚 辞研 究具 有 恒 久 的 生命 力 。王 国维 认 为 ： “ 三 代 以
下 之诗人 ， 无 过于屈 子 、 渊明 、 子美 、 子瞻者 。此 四子
毫 无疑 义 ， 楚 辞 是 中 国文 学 的重 要 源 头 之 一 。 但 是这 个 源头 隐在云雾 之 中 ， 既令 人心 生敬 仰 ， 又 让 人 望 而却 步 。楚 辞 ， 承 载 了 中原 文 化遥 远 而 博 大 的 传统 ， 又 以惊 才绝 艳 的南楚 情调风 格展 现 ， 令人 思 接
作者简介 ： 周建忠 ， 男， 南通大学楚辞研 究 中心主任 ， 教授 ， 博 士生导师， 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 南通
１ ４ ０
２ ２ ６ ０ １ ９ ） 。
关于楚辞研究 的几点看法
因此 ， 学术研 究 找准 选题 ， 对 学者 一生 的影 响是 很 大 的。假 如 志 向 高 远 ， 一 生托 付 ， 不懈追求 ， 就 应 该 选
收稿 日期： ２ ０ ｌ ４ — １ ０ 一ｌ ０
出系列 成果 的 。事 实上 ， 有 些 选 题 是很 有 意味 很有 价值 的 ， 但其 深广 性 、 影响力不够 ， 写完 一 两 篇 论 文 就无话 可说 了。２ ０世 纪 ８ ０年 代 初 期 ， 笔 者 曾 经 指 导一名 广播 电视 大 学 的学 生 做 毕业 论 文 ， 他 自选 的 是唐代 贺知 章 的诗 歌 研 究 。尽 管作 者 很 努 力 ， 多 年 都 不放 弃这 个 题 目， 但限于选题的涵盖面有限 （ 不
到２ ０首 诗 ） ， 就很 难继续 下 去 ， 不要 说有 所突 破 了。
基金项 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东亚楚辞文献 的发掘 、 整理 与研 究” （ １ ３ ＆ Ｚ Ｄ１ １ ２ ） ； 国家社会 科学基 金项 目“ 楚辞 文
《楚辞》专题研究
目 录内容摘要 (Ⅰ)英文摘要 (Ⅱ)第一章关于《离骚》称“经”的问题 (1)第一节《离骚》称“经”研究状况 (1)第二节《楚辞》编纂体例非“经”“传”关系辨 (8)小结 (13)第二章关于《楚辞》的编纂体例问题 (15)第一节《楚辞》成书过程论析 (15)第二节《释文》为古本篇次说质疑 (28)小结 (30)第三章关于《楚辞》中汉人作品之价值问题 (31)第一节朱熹王夫之等对旧本《楚辞》删增情况及其他 (31)第二节朱熹对旧本《楚辞》删增之失 (34)第三节关于王夫之删增《楚辞》及其说《招隐士》性质之失 (41)小结 (43)参考文献 (45)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第一章 关于《离骚》称“经”的问题（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离骚经序》中按云：“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
逸说非是。
”①自此《离骚》一篇称为“经”，是何人所为，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楚辞》编纂体例之“经”“传”关系等问题成为《楚辞》学史中的公案。
历代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当代。
本章拟对《离骚》称“经”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并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评议，把《离骚》的流传情况放在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并结合在汉代《离骚》称“经”情况加以审视，探讨其称“经”的原因，力求对上述问题做出较合理的解释。
第一节《离骚》称“经”研究状况（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离骚经序》中按语云：“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
逸说非是。
”②关于称《离骚》“经”始于何时何人，洪兴祖已不知阙疑，不过，这个问题自洪氏提出后，就成为历代《楚辞》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依现有的文献上看，最早对《离骚》称“经”做出解释的是王逸的看法，其云：“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
离，别也。
骚，愁也。
《楚辞》研究
06
研究《楚辞》的意义和方法
研究《楚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研究《楚辞》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深人 们对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推动学术研究
研究《楚辞》可以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推动相 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楚辞》的哲学价值和影响
01
丰富的哲学思想
《楚辞》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
治等，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2
对道家思想的影响
《楚辞》中的一些篇章体现了道家的思想，如《逍遥游》、《齐物论
》等，对道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03
对儒家思想的影响
《楚辞》中的一些篇章也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如《九辩》、《离骚》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需要引入新的视角和方法来深化对《楚辞》的研究和理解。同时，需要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交 流，从多学科的角度来探究《楚辞》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THANKS
等，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楚辞》的社会价值和影响
历史文化价值
《楚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人情世态，反 映了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民族认同和文化交流价值
《楚辞》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对于增强民族认同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 意义，它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楚辞》中充满了对神灵、鬼 神的崇拜和敬畏。
阴阳五行
《楚辞》中以阴阳五行解释自然 现象和社会现象，体现了其哲学 思考。
楚辞研究
楚人巫史文化的见证：《山海经》 • 著名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为战国时楚人所作。
• 很多《楚居》中的地名在传世文献中仅有《山海经》能够与之对应 （当然，我们不能一一去落实，那就上了出土文献的当）。
• 姜亮夫先生曾提出：在楚辞学研究史上，郭璞、僧智鶱至洪兴祖是一 大流派，其突出特点就是重视使用《山海经》、汲冢书等非儒家材料 来注解《楚辞》。
• 季连、鬻熊之间“弗能纪其世”的缺环，应是在无法调和传说与信史之 间年代差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办法。也正因为如此，楚人的来源问题就 逐渐形成东来说、西来说、北来说（中原南下说）和南方江汉土著说等 说法。
《史记·楚世家》先祖世系： 黄帝—昌意—高阳—称—卷章—重黎、吴回—陆终—季连—附沮—穴 熊…… 季连……鬻熊—熊丽—熊狂—熊绎 • 前人已考证确定：穴熊 = 鬻熊 • “安大简”披露：季连 = 穴熊 = 鬻熊 按照上述信息修正《楚世家》世系： 黄帝—昌意—高阳—称—卷章—重黎、吴回—陆终—季连—附沮—穴 熊（鬻熊）—熊丽—熊狂—熊绎
二、楚人的民族精神 • 从“辟在荆山”的“荆蛮”到能 够和秦齐等大国争领天下的“楚 霸”，楚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 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种 曾经遭受长期歧视，最终发奋图 强、由弱变强的民族史，就是楚 辞中强烈民族精神的来源。
• 屈骚精神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即是被后世“原型化”、“基因化”了 的楚民族精神。
清华简《楚居》第二段：楚人得名故事 • 穴酓（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 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纵）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 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 穴熊之妻、熊丽之母妣列死于产厄，巫将她的尸体用荆条（楚） 包裹（一说是以荆条作为剖腹产的工具）。后代为了纪念此一传 说，缅怀先人的艰难，遂以“楚”作为自己部族的名称。 • 在《楚世家》中剖腹胁生的楚国始祖人物是季连，在《楚居》中 却变成了穴熊之子熊丽，楚民族得名的传说在《楚居》中也同样 被大大推迟了。
关于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关于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
楚辞研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王国维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
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
”所以，推动楚辞研究，应该从研究选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化与开拓。
这里，笔者结合个人的研究体会，谈谈对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一、楚辞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楚辞研究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准的选题，极具影响力、挑战性。
郭沫若说过：“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屈原研究》）研究楚辞、研究屈原，既是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又是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风格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模式研究。
毫无疑义，楚辞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但是这个源头隐在云雾之中，既令人心生敬仰，又让人望而却步。
楚辞，承载了中原文化遥远而博大的传统，又以惊才绝艳的南楚情调风格展现，令人思接千载，又乐观楚风。
关于屈原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加上楚辞文句的艰难深奥，词旨的委婉曲折，导致了楚辞研究疑义纷纭，很多观点莫衷一是。
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留下了空间。
楚辞研究虽然已历经两千余年，但空白点和疑难点仍然很多，当今仍然可以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甚至可能出系列新成果。
姜亮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学者一生的学术选题，必须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做出系列成果的。
事实上，有些选题是很有意味很有价值的，但其深广性、影响力不够，写完一两篇论文就无话可说了。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笔者曾经指导一名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做毕业论文，他自选的是唐代贺知章的诗歌研究。
尽管作者很努力，多年都不放弃这个题目，但限于选题的涵盖面有限（不到20 首诗），就很难继续下去，不要说有所突破了。
楚辞读书心得体会范文
楚辞读书心得体会楚辞读书心得体会范文有了一些收获以后，往往会写一篇心得体会，这样可以记录我们的思想活动。
一起来学习心得体会是如何写的吧，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楚辞读书心得体会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楚辞读书心得体会范文1《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
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
是为总集之祖。
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
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
《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
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
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成为“楚辞体”或“骚体”。
“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
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读书心得体会范文2我很喜欢读《楚辞》，因为它令我感动，令我陶醉。
众所周知，《诗经》以后整整三百年，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兴起，中国文坛几乎被散文的光辉笼罩着，诗歌则处于寂静时期。
打破这种沉寂局面的，乃是天才爱国诗人屈原及其后代学者宋玉。
关于楚辞研究的论文
楚辞研究的论文关于楚辞研究的论文《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多辑集、考订、注释和评论工作，写下大量论著。
两千年来，《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两汉时期两汉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
上承秦火之余，重点在于搜辑、整理和著录楚辞作品；注释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对屈原的评价，意见颇有分歧。
西汉前期，屈原作品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
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刘安和司马迁。
刘安撰有《离骚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写下专著的第一人。
《离骚传》已失传，据《史记·屈原列传》里残存的片断来看，其中有评文论史的总叙；据班固《离骚序》所援引的部分来看,其中又有释义考典的注解,这些都为后世的屈原研究开辟了道路。
至司马迁撰《史记》，不仅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更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
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秘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著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雠的开始。
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
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
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
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
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
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
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
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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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 第20卷第1期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Journal of Further Educati on of Shaanxi N o r m al U niversity M ar.2003V o l.20N o.1我与楚辞研究潘啸龙(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芜湖241000) 编者按:潘啸龙教授是著名的楚辞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男,汉族,1945年11月生,上海龙华人。
196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该校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并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职。
潘啸龙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勤奋耕耘,成绩斐然,尤以屈原和楚辞研究最为突出,享誉学界,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九歌六论》、《天问的渊源及艺术》、《离骚的抒情结构与意象表现》、《屈原评论的历史审视》等60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其中多篇被全文翻译介绍到国外),已出版的专著有《屈原与楚文化》、《楚汉文学综论》、《楚辞注评》、《屈原与楚辞研究》等7部,参编《楚辞评论资料选》、《中华艺术文化辞典》等著作多部,获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及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多次,并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本刊特刊发潘啸龙教授这篇谈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以飨读者。
此文曾收黄中模、王雍刚主编的《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专家自述》(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本刊采用时征得作者同意并经作者修改和删略。
我出生于上海龙华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父亲过早辞世,只留下孤苦的母亲带我们姐弟四人,徙倚在建国前夕的清贫和劳瘁之中。
沭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我才有机会踏进小学的大门。
母亲慈蔼坚毅,激励着我刻苦学习。
在著名的“上海中学”,循循善诱的语文教师,改变了我对数理化的爱好。
当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时,我憧憬的已是当一名“作家”了。
“文革”的兴起惊碎了我的作家梦,和许多纯真的青年学生一样,旦暮之间,成了“誓死捍卫”的红卫兵。
毕业前夕母亲病故,我带着哀伤告别了上海的哥姐,孤身去到安徽六安。
在军垦农场学生连队,耕种、收获着双季稻,也收获着初味人生的艰辛和迷惘。
1972年又从农场分到春秋吴公子季札的封邑(州来,即今安徽凤台县一带),伴着寂寞淮水上的月升日落,和农家子弟对知识的渴望,度过了近3年乡村中学的教师生涯。
1975年被调到县教育局,干起了很不适合我不羁之性的文牍工作。
命运的改变是“文革”的结束和研究生制度的恢复,1979年9月,我以总分第一、专业平均分第一的成绩,跨学科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先秦两汉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
指导我的,恰正是年届80高龄的著名古文字学家、楚辞学者卫仲王番教授。
卫老早年曾在合肥李国松家任教,后又得马通伯(其昶)所著《屈赋微》单行本研读。
受其启发,“方知作学科的研究,从此忝登讲坛,教课著文,皆与楚辞似结不解之缘。
”也许是性格、遭际的原因,我在卫老门下,也很快爱上了“发愤以抒情”的诗人屈原,以及“少负不羁之才”、“思垂空文以自见”的司马迁。
正如卫老在我《屈原与楚文化》序言中所说,我与他老人家“若有宿缘似的,声气相求,对屈子赋产生特殊的爱好”。
我在研究生期间所发表的楚辞学论文,如《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年代》、《论屈原思想及其发展线索》、《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离骚作于顷襄王八、九年考》等,几乎都经过卫老的亲自审阅和批改。
卫老已于1990年末逝世,但他的耳提面命,连同他戴着老花眼镜,一手持放大镜、一手颤颤握笔,在台灯下审阅修改我论文的身影,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上。
作为一位非中文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我在楚辞研究中遇到的困难极大。
我原先不懂古文字学,更未通读过“诗三百篇”或《楚辞》,由于经济拮据,研究生期间很少有钱买书。
我的“学问”实际上是在借书,抄书和阅读思考中获得的。
我曾综合抄录过《毛诗》、《诗集传》、《诗毛氏传疏》、《毛诗传笺通释》、《诗经通论》以及闻一多、余冠英诸家的《诗经》著述;抄录过王先谦《庄子集解》、朱熹《孟子集注》;抄录过郭注《尔雅》、刘文淇父子的《左传旧注疏证》,以及陈延杰《诗品注》、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日卒语》、刘熙载《艺概》等数十部著作。
至于楚辞研究著述,也大多是在上海图书馆、杭州文澜阁借阅时抄、摘的。
使我难忘的是,上海图书馆的楚辞著作孤本、善本多不出借,而杭州文澜阁却热情相助,无偿地让我借阅了黄文焕《楚辞听直》、汪瑗《楚辞集解》、张京元《删注楚辞》、屈复《楚辞新注》、陈本礼《屈辞精义》等十多部世所难觅的刻本。
我在杭州十多天,每天就买几个大饼、带上冷开水,坐在文澜阁阅览室读书、抄书,沉浸在古贤精湛的注疏和阐释中,而不知日晷之移。
只是为了防止湿气侵蚀,雨天是不借阅这类善本的,所以我游览西湖、灵隐寺、岳坟、黄龙洞,几乎都在烟雨迷蒙之中。
我对楚辞研究著述的抄录,还扩大到了对“五四”以来现代研究者专著、论文的范围。
在报刊阅览室查阅有关屈原、楚辞研究的论文目录,然后一本一本翻阅期刊,摘下有关论文的主要见解及论据。
到1982年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几乎读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全部楚辞学论文。
在此基础上,我编成了供自己研究参考的《关于屈原研究主要争议问题资料辑编》(约30万字)。
这花费了我的大量精力,但我正是靠这样艰苦的笨办法,打下了进入楚辞研究领域的基础,激发了在有关课题研究上向前贤“挑战”并力争“超越”他们的勇气和信心。
我认为对学界前辈的态度,既应该充分尊重和高度评价他们的成果,又要敢于向研究中的失误或不足挑战,并作出尊重事实的新结论。
我对屈原生平和楚辞历史地理的研究,大抵正带有这种纠误或“挑战”的特点。
例如关于屈原在怀王时期的放逐年代及原因,刘向、洪兴祖等以为在怀王十六年后;林云铭、游国恩、马茂元等大多数前辈,又断定在怀王二十四、五年间。
我仔细考察他们提供的论据,发现这些前辈的结论都只凭秦楚关系的变化作主观的推测,并无坚实的依据。
于是结合《屈原列传》提供的屈原反对怀王武关之会,而与子兰等辈发生冲突的史实,提出了“屈原因强谏武关之会,而于怀王三十年初放汉北”的新说。
并指明这一初放,与顷襄王四年屈原遭谗“再迁”江南紧相连接,中间并无召回复用的情况。
这就造成了屈原在怀襄时期只有“一次放逐”的错觉。
这一新说目前尚未被楚辞学者普遍接受,但有部分学者以为较合情理,且能较好解释“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创作年代和地点问题。
又如关于屈原的沉江问题,自郭沫若、游国恩等取王夫之《哀郢》“哀郢都之弃捐”之说,而将屈原沉江定于“白起破郢”的当年(郭)或次年(游),并论定屈原之死乃是“殉国难”。
此一新说自抗战至建国以后四十多年间,虽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却因提出者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而被广为传播,几乎成了定论。
我则发现:一、将《哀郢》与“白起破郢”联系起来,王夫之非为第一人,较早的当推明人汪瑗(《楚辞集解》);二、《哀郢》的内容与“白起破郢”不符,乃是回忆再放江南的离郢背景和途中愁思,抒写放逐江南“九年不复”的哀愤之情,并大胆推测《哀郢》开头数句说的是怀王客死归丧、引起楚国上下巨大震动的情景,屈原再迁江南正在此后(顷襄王四年仲春);三、屈原沉江非因“白起破郢”而‘殉国难’,这可从史籍记载、民间传说、屈原沉江前夕诗作的“自白”,以及汉人对屈原之死的记述和评价得到反证,屈原当死于项襄王十六七年。
我因此在1981年至1994年间连续发表《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再论〈哀郢〉非“哀郢都之弃捐”》、《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楚郢未陷,何论“殉国”》等系列论文,集中向郭沫若、游国恩及其信从者的成说展开辩驳,在澄清《哀郢》创作背景、揭示屈原沉江真相方面,继其他对郭、游之说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之后,作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析,受到了学界的好评。
近几年,我又对谭介甫、姜亮夫将《哀郢》与“庄口止乔暴郢”联系起来的见解作了新的思考,发现他们将庄口止乔视为率领国人“起义”而造成郢都震动、屈原出亡的解说,根本误会了“庄口止乔暴郢”的含义。
庄口止乔本为怀王信用的将领,联系《吕氏春秋・介立篇》及贾谊《新书・春秋》荀子《议兵篇》所记史实,我以为“庄口止乔暴郢”,乃是指怀王起用庄口止乔,征役郢中“国人”出战,“且掘国人之墓”,暴虐于郢中,而造成庄口止乔所率士卒与所征役的“国人”之间“相暴相杀”,以致“垂沙之役”溃败、唐昧身死的事件。
这就是“庄口止乔暴郢”、“唐昧死,庄口止乔起,楚分而为三、四”的真相,与屈原写作《哀郢》的背景亦毫无关系。
此新说也可以视为是对近些年逐渐流行的谭、姜成说的“挑战”,我的研究生许富宏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此加以论析和发挥,希望得到学界的注意。
又如历来学者大多高度评价蒋骥在楚辞地理考证上的贡献,我在具体研究中则发现蒋骥对楚辞地理的考证,在几大关键之处颇有失误。
例如《哀郢》“当陵阳之焉至”之“陵阳”,蒋氏断为地名,在安徽青阳、池州之间;以《涉江》提及的“鄂渚”为今“武昌”,从而得出了屈原迁安徽陵阳的推断;又如以沧浪之水指湘西“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以《招魂》“庐江”为“出陵阳东南,北入江”之庐江,而断《招魂》为屈原自陵阳涉江入湘“往来梦泽之境”之作,等等。
我则经过对《水经注》、《屈原外传》、《越绝书》与屈原诗作的全面考察,证明屈原放于“南楚”沅湘之间,而非为“东楚”之“陵阳”;《哀郢》“陵阳”乃大波凌扬之意,非指地名;“夏浦”非专指今之汉口,乃为江夏之间水口之泛称,《哀郢》所称“夏浦”在洞庭湖北“江水会”东北之“二夏浦”;《涉江》所称“鄂渚”在洞庭湖边“岳阳楼”所对并可望见之处(沈亚之《湘中怨解》、杜甫诗《过南岳入洞庭湖》可证),而不是今之武昌;《沧浪歌》传自春秋,沧浪水自指汉水沔江,而非指“龙阳”一带的沧水、浪水;“庐江”据《招魂》所述地势,当是谭其骧所指明的“襄阳宜城”的“中庐水”。
我不敢说这些意见全都正确无误,但在纠正蒋骥之说、推进楚辞地理研究上,毕竟提供了自己的新思考和新证据。
所谓敢向前辈“挑战”,我以为既需要有勇气,更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所以我很鄙弃那种为求“轰动效应”,而毫无根据的“标新立异”。
凡是不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坚实的事实根据或对作品真切理解基础之上,而轻率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者,不是无知便是虚妄。
同时我还认为在学术研究上,更可贵的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
当事实证明自己所作的研探结论有误时,不应为怕丢面子、怕有损“名家”身份而掩饰、固守。
也就是说,在研究中既要有志气“超越”前人,更要有志气“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