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东渐与日本文学传统

中国·包头职大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楚辞东渐与日本文学传统天津师范大学（３０００７３）王晓平［内容提要］介绍楚辞东渐后与务良朝文学、与江户汉诗、与和歌及与江汉儒学者的关系，指出在研读楚辞的国外接受史与研究史时，需要有中国的和异国的两种眼光。［关键词】楚辞东渐日本文学传统两种眼光

楚辞何时东渐，确切的年代虽很难考订，但一千多年以来，它曾给某些日本作家的创作以一定影响，却是可以考证的，本文拟对有关现象做简要描述，或许对于理解楚辞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境遇有所裨益。直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文学太体都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笼统说来，一个是“公”的系统，像治国修身齐家之类，辨理言志，或者讲佛理做佛事，这些大致由汉诗汉文这一汉文学系统来承担；另一个系统是“私”的系统，抒发一时感性，演绎日常事情，游戏笔墨，大致则是假名文学的事情。这种分别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两个系统既有交叉又有融合。汉文学往往充当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急先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日本独特的文化环境和传统的审菱意识，在起着潜在的作用。大体说来，汉文学多吸收楚辞的忧患与孤高意识，而假名文学则止于悲秋叹寂的艺术表现＝它们都洗去了原作探层的忧痛，而加重了孤寂的咏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者开始以新的文学观念研读楚辞，留下了不步值得重视的成果，有必要加以梳理论析，而这样的工作，如果从了解日本文学传统与学术传统人手，也许可以做得更加中肯。楚辞东渐与崇良朝的汉文学日本学者藤野岩友曾撰《楚辞给予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根据他的研究，楚辞已对七世纪成书的《怀风藻》与《日本书纪》等产生影响…。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中国典籍最早传人日本的。是应神天皇时代百济的王仁携《论语》十卷、《千字文芦一卷。但是，考虑到当时书籍随人流动的复杂情况，很难相信这是确实无二的说法。至于说到《楚辞》传Ａ日本的时间，那就更难得出明确的结论。据竹治贞夫《楚辞研究》说，日本最早受到《楚辞》影响的文献，当数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公元６０４年３月颁布的宪法十七条，可以看出儒道佛法诸家思想的印痕，内容出自许多中国占典文献，成为后来的大化改新精神的先驱，影响深远。其第十四条说：群臣百僚，无有嫉妒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妒之惠，不知英极。所以智胜于己．则不－『兑；才胜于己，则嫉妒。是以五百岁之后，乃夸（令）遇贤．千栽以难待一圣。其不得圣贤，何以治国：在这篇不长的堪称治国纲领的文字中，谆谆告诫群臣认识嫉妒之害，进而言及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力戒嫉妒的思想，和该宪法第一条的“以和为贵”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中国典籍中有不少说明嫉妒之害的文字，但既早而叉反复申说的，则要数屈原的《离骚》了。言“嫉妒”之风首．如“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等，只言“嫉”或“妒”者．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世溷浊而嫉贤兮”，都是对朝廷内令人生畏的娥贤妒能之风，表示痛心疾首。在屈原的其它作品中，也有直陈“嫉妒”或“嫉”、“妒”之弊的诗句。竹治贞夫认为，不妨认为，十七条宪法有关“嫉妒”的条文当中，就有楚群这些字句和思想的影响ｍ。。竹治的说法，应该说建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还有第十条：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无端。是以谊人虽嗔，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欢同举：其中的“经皆有心，心各有执”，与《离骚》中的“民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九章·怀沙》中“民生栾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有相通之处。《宪法十七条》可以说本来是治国擐根本的方针．其中有这么多关于防止嫉妒、祛除怨恨之类的内容．实可看出日本早期政治文化的特点。日本人看待～切事物最注重的是内外的界限，一旦划人内部，那么“和”便是最高准则。嫉妒与怨恨是“和”的障碍，因而防媛消怨便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有距离的，电并不是屈原对待生活态度的全部。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影响圣德太子在《宪法十七条》中借用楚辞的词句：《大日本古文书》第一卷（续十六所收）的写书杂用

　万方数据贴（正仓院文书）中有这样的文字：离骚三贴，贴别十二誊，天平二年（７３０）７月４日一高屋连赤麻吕这里说的《离骚》，是王逸注《楚辞》十六卷。与平安时代的《Ｉ：１本国见在书目》所载录的“《楚辞》十六卷，王逸”是同一个本子。同时，由于《文选》在奈良朝特别受到推崇，贵族学士通过其中收录的楚辞作品，读到屈原与宋玉的代表作，也是可以相见的。成书于公元７５１年的《怀风藻》是日本最早的汉诗集，其中收录了６４位诗人的１２０篇作品。其中的一些诗篇，可以看到楚辞影响的痕迹。例如，下毛野虫麻吕《五言秋日长王宅宴新罗客序》：“夫秋风已发，张步兵所以思归。秋天可悲，宋大夫于焉伤志……草也术也，摇落之兴绪难穷；觞也咏也，登临之送归易远”，可以看到宋玉《九辩》悲秋主题的变奏。藤原万里《五言过神纳言墟》：“君道谁云易，臣义本自难；奉规终不用，归去遂辞官。放旷游嵇竹，沉吟佩楚兰；天阍若一启，将得水鱼观。”运用了《离骚》香草喻高德的手法和上叩天阍的典故。藤原字合《五言游吉野川》：“野客被披薜，朝隐哲投簪”．藤原史《五言游吉野川》；“飞文山水地，命爵薛萝中；漆姬控鹤举，柘嫒接鱼通”，都移用了《九歌·山鬼》中对山中女神形态的描写。《文选》在奈良朝特别受到贵族诗人的重视，他们从那里读到楚辞并从中吸收典故与诗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更多的则可能是从六朝及初唐诗中理解这些典故与诗语的用法，那么楚辞就可以说是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日本书纪》是仿照中国《汉书》、《后汉书》以编写“日本书”为标准的日本最早的敕撰史书，成书于公元７２０年，记述了从所谓神代一直到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书中记兄弟二神，哥哥炎Ｉｊｉ豇降命，拥有海昧，弟弟彦火火出见尊，拥有山珍，两神商议各自交换所有，结果各不得其利，哥哥后悔了，交还了弟弟的弓箭，而弟弟却把哥哥的钓勾丢失了。弟弟彦火火出见尊被哥哥紧紧追逼，到海神之宫的一段文字：“故彦火火出见尊忧苦甚深，行吟海畔，时逢盐土老翁。老翁问日：‘何故在此愁乎？＂’《日本书纪》叙史多有根据中国文献改编的故事或细节，这里编者设计的彦火火出见尊见到老翁及其对话，显然出自《渔父》。看来是《渔父》中屈原赴死前行吟泽畔的形象打动过《日本书纪》的编者，使他在记述古代神话中鼓借过来描写忧苦的彦火火出见尊。从《渔父》后半部分渔父与屈原探讨的是现实与理想剧烈冲突下的人生哲学来看，那行吟泽畔的屈原的痛苦，正是人在对人生做了深刻思考之后的最深重的痛苦。这自然与那后来与海神之女丰玉姬结台的神彦火火出见尊的忧苦不是一回事。楚辞与日本江户汉诗江户初期的藩儒当中，藤原惺窝似乎还没有太留意楚辞，他的高足林罗山（１５８３—１６５７）就不一样了。从林罗山的年谱看，庆长九年（１６０４）条所收《既所见书目》中就有《楚词朱子注（后语辩证）》。第二年，德川家康在伏见城召见２３岁的林罗山、秀贤、僧承兑、僧元估侍坐。家康发问．三人皆不能答，而罗山应声而对，家康对罗山予以嘉奖，家康问的三个问题当中．第ｊ问是兰的品种很多，而屈原所爱为何种，罗山即答：“据朱文公注，则为泽兰也。”罗山也有一些咏屈原的诗作。如下面这酋《届原》：千年吊屈平．忧圆抱忠贞。扫枳颂嘉橘，漱芳餐落英。湘累非有罪。楚粽岂无情。世俗不流污，终身惟独清。“词纫秋兰乃自编，时人无识屈原贤；楚风十五国风外，恨不生逢孔子前”（《叉赋楚辞用前韵》），“刘伶沉湎屈原醒，远害忧君陶性灵”（《读五柳先生传》）。“幽愤清忠人却嫌，余芳剩馥我犹餍”（《屈原嗅兰》），罗山的这些诗句，赞美的是屈原的高洁，倾述的是自己的孤独。江户中后期的文人田能村竹田（１７７７—１８３５）侍于冈藩。文化八年（１８１１）１１月，冈藩领内发生农民暴乱，竹田向藩主呈上改革藩政的意见，不为当局所容。竹田就这个机会提出引退要求。ｔ８１３年３月始获准，其时他是３７岁。从那以后，他便过着吟诗作画的隐居生活。他的一首《秋词》，写出自己和屈宋相近的感慨：迢遥烟浪暮江头，碧杜红兰无限秋。屈恨末悲缘底事．好看明月上南楼一幕府朱年另一位汉诗人，南画家远山云如（１８１０一１８６３）

写过一首七律《秋日杂感》：“风雨宵来洗郁攸，病骸骨立人清秋。莎鸡何物惊残梦．芦荻无情亦白头。宋玉文章空感慨，杜陵诗什半忧愁。此心惟与同袍共，万古茫茫土一｝不。”也是在变动时代对束玉的感伤探感共鸣。幕府末年明治初年，所谓“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１８２７—１８７７），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来我国黄遵宪曾作过一首《西乡星歌》，将他与反秦有功而束路蹉跎的项羽相比，歌颂他在维新事业中的功绩。早年，两乡隆盛感于国事危机，曾与僧月照一起投水不死，西乡一人流放到南岛，心情忧郁，身处１３本列岛南方，他不禁想起被故逐的屈原，就以下面这首诗来抒发自己的悲愤：雨带斜风叩贩纱，子规啼血诉冤哗；夸宵吟诵离骚赋．南窜愁怖百倍加．另一位幕府末年的志士长洲藩士高杉晋作（１８３９—１８６７），立志继承恩师吉田松阴之志奋起革新，却触犯藩内忌讳，１８６４年被投入野山狱中，那时引为友人激励斗志的．是届原、颜真卿、张巡、文天祥这些古代忠烈。他在诗中，特别将屈原与日本平安时代的贤相菅原道真（８４５－－９０３）相提并论。据说营原道真是因受到贵族藤原时平迫害致死的．死后被奉为学问艺术之神。君不见死为忠鬼菅相舟，灵魂犹在天拜峰；又不见怀石投流楚屈平．至令人悲汨罗江；自古谗阃害忠节，忠臣思君不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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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我亦贬谪幽囚士．忆起二套泪润胸止恨空为谗间兄，自有后世议论公。高杉晋作颂扬屈原与营原道真人去而灵魂不死＝下面这首《题渊明先生灯卜凄书图》，有明显的自喻之意，明写渊明读楚辞，实言自己心通屈子：它出于明治年间的汉诗人粟本锄云之手：门巷萧条夜色悲．鸺鹅声在月前枝；谁怜孤帐寒檠下．白发遗臣读楚辞．栗本锄云在幕府时代曾任外交官，明治维新后以幕府遗臣自命，拒不出ｒ，“为晋遗臣渊明同遭，也写从楚辞中寻求慰藉．但从他的著述中来看，并不能证明他熟悉楚辞，因而也可能楚辞只是他从前人作品中获得的一个孤愤意象或高洁象征。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除林罗山是从朱子学接近楚辞外，其他作品或者出自心怀大志而遭受挫折的汉诗人之于，或诞生于处于变革时期充满危机感的维新志士笔下，或为退出政治舞台后的文士自慰自怜之作，它们大体代表了江户时代汉诗人读楚辞的几种心境。《楚辞》与和歌日本文学中，假名文学有一个与汉文学相对独立的系统。在奈良时代以后，两者消长不同，时而此荣彼衰，而到江户时代才出现两者并茂的局面奈良时代末期，继汉诗集《际风藻》之后出现的和歌总集《万叶集》是日本和歌史的开篇。其中卷一额田王的长歌。言其姒和歌判定春山万花之艳与秋山千叶之彩优劣的构思中，吐露出作者意识深处潜藏着中国悲秋文学的影响。在同一作者所作思念近江天皇的一首和歌（卷四，４８８）对秋风的描写也反映着同样的观念：据江户时代著名学者契冲的研究，山部赤人描写富士山的《望不尽山歌》（卷三，３１６）中对雪满富士的描绘实出《九章》“山峻高以蔽日”一句。这些考证都说明远在近江奈良时代，和歌歌人就曾从楚辞中汲取诗情。吉田匕土子在她的《悲哀与唯美舶起源·万叶集与六朝诗》～书中，用了较长篇幅，对《万叶集》中那些被贬官到边远地区的歌人与属原的作品作了比较。她说：纯洁的败北者——他们可以称为大和的屈原后裔，或者太和的骚人吧：他们像中国的骚人那样．是各种各样形式的“流人”。据说柿本人麻吕最后是流放到石见被处死的，大伴家持实际上是接连遭到左迁这种实际流谪之外，还有圣德太子隐退斑鸠官，额田王的沉默。山部赤人逃避到自然中去，大伴旅人逃避到游戏的世界中去，等等，不都是自己离开世间的主流投身到别的潮流中去吗？别的潮流——这是悄悄与世问错开流淌的水流如果世间主流是碗向荣华富贵欲望的浊流的话，那暗自流淌的就是无教的清流．而那卫是聚集着悲哀苦涩的水流投身于这种水流中２８的大和骚人们．与大海那边的骚人一样，不得不同样尝尽悲哀苦涩，仿佛诗歌创作这件事情，只有喝了这样的河水的人才能击做似的一喝了悲哀河水的骚人们，同样发出醉酒似的声音但是，那音色．中国与日本就大不相同了：中国骚人的声音，浸染着痛切的悲愤慷慨的色彩，而大和骚人们，却没有这种色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