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因(修改稿)

福建省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本科段毕业论文题目：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因准考证号：052604100210学生姓名：郑德龙指导教师：陈斌2011 年8 月21 日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因汉语言文学专业郑德龙指导教师陈斌【摘要】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开拓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摆脱了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窘境，成为一种与诗体并驾齐驱的文学形式。

而促使“以诗为词”理论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当时特殊的党争政治背景，词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寻求突破的需要，以及集诗文书画大成于一身的苏轼主观、有意识的词作实践三大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成因在我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学史上，冉冉升起了两颗最耀眼的明星——唐诗宋词！词，始于梁代，形成于唐，极盛于宋，所以说起词，当以宋词为代表。

两宋词人，名家辈出、名作林立，据统计，流传至今的宋词共有21055首，有姓氏可考的词作者就有1493名，其中北宋时期的苏轼堪称最杰出的词人之一。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他以坦荡潇洒的人格魅力及高超的艺术才情，“以诗为词”[1]，开拓了词的题材，拓展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摆脱了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窘境，成为一种与诗体并驾齐驱的文学形式。

对于“以诗为词”的评价，前人已多作论述，但是对于苏轼形成“以诗为词”的原因却研究甚少，或只是拘泥于一处，不免有遗珠之憾。

本文试图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淬炼提高，努力从北宋当时的党争政治背景、词体发展的客观需要及苏轼自身主观实践等三大方面入手，以期对其成因作全面客观的论述。

一、“以诗为词”涵义简述既然要探究“以诗为词”的形成原因，那就不可避免要先理清何为“以诗为词”。

所谓的“以诗为词”就是以写诗的态度来填词，将诗的题材、内容、写法、风格等引入词的领域并使之拓展，开拓新的词境，提高词的格调，改变了当时词坛弥漫的香艳之风，完成了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首先，苏轼的“以诗为词”开拓了词的写作题材与内容。

苏轼之前的词人，承袭晚唐五代花间派的词风，遵循“诗庄词媚”、“词为艳科”[2]的创作道路，表现花间、樽前、相思、离别、月下男女、伤春怨别等内容，甚至男子作闺音，词不过是灯红酒绿下的艳情之作。

而苏轼则拓展了词的写作范围，极大地提升了词的格调。

在苏词中，山川风物、谈禅说理、悼亡怀古、咏史咏物、人生理想、个人情怀等等，凡可入诗者亦皆可入词，一扫词坛香艳之气。

正如刘熙载《艺概》中所评：“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3]。

其次，苏轼的“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意境。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美之情转变为男性化的豪迈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表达作者的广阔的胸襟及高超的情怀，因而具有意气风发、豪迈豁达、高雅清旷的意境，词的审美价值也由此上升到崇高的境界。

例如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苏轼不仅把出猎这个诗经常描写的题材引入到词的领域之中，而且充分抒发了作者保家卫国、杀敌立功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怀，将出猎与狙击敌人、保卫祖国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这首词奔放豪迈的风格与崇高的精神。

再次，苏轼的“以诗为词”将诗的表现形式引入到词中，使词的表现手法多元化。

苏轼在词中不仅用白描、铺叙，还广泛地应用诗歌创作中常用的比兴、用典以及议论手法。

在语言的创新上，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等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4]，使词风向诗风靠拢。

简而言之，“以诗为词”对传统词体的突破是多层次的：题材上，不再以男女艳情为主，取境较阔；风格上，把诗歌“硬”的一面引入词中，抑制了词体的柔婉、阴柔的属性；功能上，使词体从娱宾遣兴之用，转变成为士大夫述志的工具，有意借鉴诗歌创作中常用方法与技巧，重词体的表意作用、与音乐相疏离的倾向渐趋明显。

二、“以诗为词”形成的党争政治背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5]特定年代的社会背景、政治时势总是会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与变化。

具体到宋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特点是重用文臣，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

政治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6]。

大批的文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充当政治和文学的主体，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连。

作为文人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党争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是北宋的新旧党争自王安石熙宁变法开始，绵延半个多世纪，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层次之深、影响之大，不可不谓空前绝后。

由于文人同时是政治与文学的主体，愈演愈烈的党争使得许多文人卷入其中，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其中就包括了苏轼在内的许多词人。

因此，在以党争为表现的政治背景下，对词体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深刻。

苏轼的政治命运与新旧党争息息相关。

嘉祐元年（1056），苏轼与弟弟苏辙怀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7]的抱负在其父苏洵的带领下出川赴京应试，次年与其弟同登进士，父子三人名动京师。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并着手开始变法，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对立日趋尖锐，苏轼虽有志于通变救弊、振时兴志，但因改革思想与王安石多有不同，在新党当政的形势下，苏轼只好乞补外任。

熙宁四年（1071），苏轼离京任杭州通判，此后又转知密州、湖州、徐州，度过了十几年的外任生活。

外任的经历，使得苏轼能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

实际上，他也正是在此段时间开始作词，因此苏轼词的表现内容一开始便深深地汲取了现实生活的养分，使之区别于传统词的题材。

元丰二年（1079），新党指摘苏轼诗文中的“讥讽文字”，说其“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无君臣之义”，“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该“大明诛赏，以示天下”[8]。

苏轼由此获罪，从一方太守瞬间沦为阶下囚，生命岌岌可危，与其有诗文往来的亲友也多受牵连，或贬或罚。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后来，苏轼虽然侥幸捡得一条性命，却让他深刻体会到文字可以罹祸，写诗作文必须备加谨慎！写诗是要小心的，可作词则不然，因为当时士大夫统治阶层普遍认为词只不过是“花间”、“尊前”的娱乐工具，充其量只是“小道”，与功业道德礼乐教化相距甚远，并不屑于从词中搜集攻击政敌的“证据”。

因此，为避“诗祸”，苏轼便将原来欲用诗来表达的东西放进词中，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以诗的表现形式来写词，利用词来渲泄自己不便用诗来表达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情感与酒楼歌席间那种娱宾遣兴的艳词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此，词便成为像诗一样可以“托兴”、“寄情”抒发人生感慨、情趣志向的一种文学形式。

三、“以诗为词”是词体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文学理论的形成都有一个长期、渐进的演变过程。

纵观词体产生、发展、变化之轨迹，“以诗为词”这一理论也绝非是苏轼一人凭空而起，而是词体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到达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期，由苏轼加以把握使之成型，为词体创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陈洵《海绡说词》云：“词兴于唐，李白肇基，温岐受命，五代瓒绪，韦庄为首。

”[9]在唐代，原产于西域的“胡乐”传入中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

燕乐曲调繁多，有舞曲，也有歌曲。

歌曲的歌辞就是词的雏形，当时叫做“曲子词”。

而词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文人的诗歌。

唐代某些乐曲的曲拍声调尤其是《杨柳枝》、《竹枝》、《浪淘沙》、《清平调》等曲调的歌辞，与格律诗并无多大的区别。

文人所写的曲子词也基本上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形式，个别为长短句。

到中唐，文人开始认真地倚声填词。

元和年间后，文人填词逐渐增多，词才正式成为一体。

晚唐的温庭筠是第一个致力于填词的文人，他熟悉诗赋，又擅长音律，诗词兼通，采律诗之法入词，被誉为花间派鼻祖。

韦庄逐步温庭筠，也向诗体借用大量技巧，但他不同于温庭筠的方面在于借鉴的对象以古体诗为主，结构连贯、句构流畅、语意明朗。

南唐后主李煜秉承温韦传统，由于历经国破家亡，其词表现出了独特的人生感受，出现了诗歌独有的抒情言志的萌芽。

北宋晏殊、欧阳修等以政治文臣身份作小词，风调闲雅，讲究言外余韵，可见深受诗之审美影响。

张先词作中最早使用题序交待创作缘由，以明创作宗旨，并借鉴诗歌形式开拓词体的实用性。

至此，词体诗化倾向已然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时自觉利用“以诗为词”的理念将词体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并使之成为士大夫主流文化的，便是集诗、文、书、画大成于一身的苏轼。

由此可见，词从产生之初到发展成熟，不仅在音律体式上努力与诗律融合，而且在众多词人创作实践中，也常借鉴诗体的作法及意境。

“以诗为词”的变革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

苏轼对词体做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必引起当时文坛广泛的关注。

对“以诗为词”的批评也不乏其声，如陈师道便指出：“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0]；李清照亦云：“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11]。

苏词的不合“本色”、“不协音律”招致北宋时期诸多词人、学者的批评。

后人对此也有更深刻的认识，明王世贞云：“以气概属词，词所以亡也”[12]。

其理由是，合乐而歌是词体本质属性，如果忽视了这种属性，那么词的本质便发生了改变，失去了词的“本色”。

四、“以诗为词”是苏轼自身努力实践的结果在苏轼之前，文人词的内容不外乎是花前月下、相思离别等，即所谓的“诗庄词媚”、“诗言志，词抒情”、“词为艳科”，此等根深蒂固的观念自唐以来便统治了文人的思想，所以，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只能算作是诗余小令。

而“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13]，苏轼对于词体的革新可见一斑。

陈师道曾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14]，“以诗为词”即是苏轼革新和发展词体的重要手段，正如吴熊和所言：“苏轼既‘以诗入词’，正其本源；又‘以词入词’，完其本色”[15]。

其一，苏轼词学观认为诗与词是有源流关系的，这种源流关系本身就决定了词不可能完全脱离诗的影响。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其差别只是外在的艺术形式，而其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苏轼在其著名的《祭张子野文》中提出词为“诗之裔”：“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清，刮发幽翳。

微词宛转，盖诗之裔”[16]。

从“诗之裔”的观点出发，苏轼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

如：“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

”[17]“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此诗人之雄，非小词也”[18]。

苏轼视“词”为“古人长短句”，认为词的创作中采用了诗的句法，借鉴了诗的精神，也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外在体现。

这与欧阳炯《花间集序》以词上承齐梁宫体完全不同，使词于浅斟低唱之余，重现“句句警拔”、“诗人之雄”。

这样就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促进了词与诗的相互沟通和渗透，对推尊词体、改革词风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二，在艺术手法上，苏轼将诗歌中的一些表现手法借用到词中，使得词的表现手段更为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