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作品女性意识先锋性初探
试论梅娘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Meiniang Novels 作者: 龙澹宁
作者机构: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0
出版物刊名: 哈尔滨学院学报
页码: 78-81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7期
主题词: 梅娘;女性意识;出路选择
摘要:梅娘是东北和华北沦陷区文坛一位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她的创作怀着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为女性受到的不公待遇思考、呐喊,寻求女性自由独立之径,传选出一种浓厚的女性意识。
文章从梅娘的具体作品入手,结合梅娘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详细论述了梅娘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具体呈现。
论石评梅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论石评梅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峰,一批率先觉醒的知识女性登上文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石评梅便是其中之一。
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石评梅创作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立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
” {1} 石评梅从知识女性自身的情感和体验出发,揭示新旧文化冲突下妇女所承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表达对女性权利的诉求。
一、替怨女弃妇发声“五四”时期的知识女性兼具着弄潮儿与边缘人的双重身份。
一方面,同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她从启蒙的视角出发,批判封建伦理和旧式家庭对青年男女的禁锢。
另一方面,知识女性也未尝不是社会的边缘人。
尽管石评梅出身于富裕阶级,但数年漂泊在外的求学和职业生涯在带给她自由的同时也令她承受了世间的“践踏欺凌讪讽嘲笑” {2} ,使她备感失落和彷徨,在情感上她更贴近身处社会边缘的群众,在批判封建伦理,倡导爱情神圣的同时,她也关注到了当时被婚恋自由的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弃妇问题。
新式的婚恋伦理固然使部分知识女性摆脱了包办婚姻的钳制,实现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
然而,在对旧式伦理道德予以全盘否定之时,新的道德体系尚未成型,青年人普遍面临着茫然和无措,对包括新式婚恋观在内新思潮的理解产生了极端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以自由恋爱掩饰肉欲的贪婪,“从禁锢的自由走向放纵的自由” {3} ,许多包办婚姻中的妻子因此被丈夫抛弃,成为“自由”的牺牲品,这种被误读的新式婚恋伦理孕育出了“弃妇”这一带有悲剧色彩,却被时代主流话语所忽视的女性群体。
石评梅通过对这些怨女弃妇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男性主导下的新式婚恋观的反思。
小说《弃妇》中的表嫂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面对受过大学教育的表哥提出的离婚要求,在绝望之中服毒自尽。
【doc】沦陷时期梅娘的女性写作

【doc】沦陷时期梅娘的女性写作沦陷时期梅娘的女性写作沦陷B寸期梅娘的女牲写作云盘锦职业技术学院(盘锦124010) 【摘要】活跃于日本占领时期的东北,北京文坛的沦陷区女作家梅娘,以其执着的女性书写,为女人和女人的生存状态述说呐喊,写出了在沦陷区特殊的氛围里,在异族殖民统治和封建男权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显现出对女性的关怀,表现出其强烈的女性意识.关键词沦陷区女性写作女性意识梅娘,这个活跃于El本占领时期的东北,北京文坛的沦陷区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在异族殖民统治和封建男权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顽强地为女人和女人的生存状态述说呐喊,表现出其强烈的女性意识.梅娘执着的女性书写是独树一帜的,她以沦陷区女性特有的女性经验,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显现出对女I生的关怀. 自有文明史以来,男性一直主宰着社会,左右着历史的发展,男权文化对人类文化进行了全面侵略,男性规范着女性的言行与思想,女性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接受了这种侵略和渗透,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男权社会的要求塑造着自己.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意识是显在的,而女性意识是被压抑的,男性理所当然地拥有了一切方面的优势,男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与权力,他们可以随意地主宰女性,而女性只能按照男权社会的"游戏规则"规范着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梅娘发表在沦陷时期的水族系列小说《蚌》,《鱼》, 《蟹》,向我们展示了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呼唤女性独立自主,追求事业和爱情.虽然三篇作品的情节和人物之间并没有连续性,但象征性的标题,相接近的题材,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强烈的女性意识和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思想将它们维系在一起.中篇小说《蚌》唱出了一首苦苦追寻自由与幸福的沦陷区大家庭中青年女性哀矜凄婉的命运之歌.作者以"蚌"作为小说标题,寓意深刻. 《蚌》开头的小诗:"潮把她掷在滩上,干晒着, 她忍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被啄去了",形象地暗示出女主人公梅丽难以避免的悲剧命运.梅丽的父母为了攀附有钱有势的朱家,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染有一身脏病的朱家少爷.梅丽不肯就范,她要争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她热恋着税务总局同事王琦,而心上人王琦却因为莫须有的谣言离她而去,使她横遭心上人出走的沉重打击.在这个一切都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只是男人们达到某种目的一种工具,仅此而已.作者梅娘作为东北巨贾的庶出女,幼小的她,在人伦关系紧张纷扰的大家庭中,就已经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和世态的炎凉,与《蚌》中的梅丽的身世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主人公梅丽与梅娘一样,都是显宦巨贾家庭"庶出" 的小姐,为此,当梅丽走投无路时,梅娘借梅丽之口发出了"什么地方有给女人留着的路呢?"的绝望感叹.作为水生脊椎动物,鱼的生存能力比蚌大不了多少.《鱼》中的女青年芬好像人生的罗网中一条奄奄待毙的小鱼,她刚刚有一点憧憬和追求, 便遭到封建家庭的软禁,这个"中国式的娜拉", 想急于摆脱封建大家庭桎梏的女高中毕业生,两次恋爱对象都是有妇之夫,结果都以的人败告终."娜拉走后怎样"这句经典的设问,是鲁迅 1923年l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讲演,也是鲁迅发展并超越易卜生的地方, 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出走后的娜拉可能面临的两条路,即"不是堕型E-mainddxb26cornl:l@1. 落,就是回来",从而得出妇女只有获得了与男子相等的经济权和社会势力才能真正得解放的结论,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青年指出了一条需要 "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道路.许多研究者认为, 鲁迅的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示了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决定作用,也是对一味乐观于娜拉潇洒出走者的当头棒喝.《鱼》中的女主人公在不同的封建大家庭中徘徊犹豫,进进出出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芬把对自由幸福的追求, 对改变命运的希望,维系在男人身上,一旦失去了男人的"爱",除了回去与堕落似乎无路可走. 《蟹》的开头这样写道:"捕蟹的人在船上张着灯,蟹自己便奔着灯光来了,于是,蟹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同样委婉而形象地表达了女性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但与蚌和鱼相比,节肢动物螃蟹要强大得多,因此,《蟹》中的女主人公孙玲有着更自觉的女性意识,她没有把自由的幻想寄托于婚姻上,这种自觉的女性意识在小说中表现为在日本占领下的男权社会中,中国女性抗争不屈的真实.中篇小说《蟹》与梅娘的家庭及其经历有着几分相似之处,主人公仍是东北沦陷区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姐,但与《蚌》和《鱼》的女主人公有着本质的区别,梅丽和芬都把希望和幻想寄托于婚姻之上,而《蟹》中的孙玲既看不起那些父亲死后为争夺财产丢掉人格的所谓家人,又不满当局社会的专制腐败,她要活出自己,走自己的路,终于决心离家出走.《蟹》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向家庭和社会勇敢抗争的代表者,她不甘心走千百年来女性走过的老路子,在一定的程度上,她摆脱了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屈从以及被动的生存状态.小说告诉我们,中国女性的解放不仅仅要从经济上独立,在社会上要有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领域的高度让女性觉醒,从精神上真正"自救",女性要以一种集体有意识的状态挑战男权社会,从政治上,经济上等诸多方面获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才会有真实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梅娘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男权社会里,在"人"的范畴中, 女人是个空洞的能指.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她们生活在男权控制下的阴影中,无法获得男性的理解与尊重.梅娘揭示出在男权,夫权的重压下,女人们没有尊严,只能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春到人间》里的申若兰,王玫,一个以卖笑为生,另一个为了让母亲能够住进医院.正在一步步迈向卖淫的火坑.她们的心永远贮藏着悲哀.《侏儒》里的侏儒的母亲,一个美丽的贫穷姑娘是怎样悲惨地结束了还在青春期的生命,致使她悲惨的儿子被人为地虐待成侏儒.这些不幸女子的遭遇,鲜明地映现出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在男权社会里无法改变的悲剧生存境遇.中国女性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她们所受的压迫来自政权,族权,神权和男权等诸多方面, 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作为女人的自然性别在男权社会中给她们带来了不幸命运. 梅娘的志向是为中国妇女的解放鸣锣开道, 作为女人,梅娘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她的另外一些小说,诸如《旅》表达了作者对于种种不幸无情地落在孤立无援柔弱女子身上的不平,《黄昏之献》采用讽刺性手法活画出一个玩弄女性的伪君子形象,《春到人间》则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申若兰,王玫两位女子的抗争与堕落.梅娘流露在作品中的女权意识,令人想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着名观点:女性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在沦陷区特殊的文化氛围里,梅娘的女性写作能够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作家的生命体验,展示了女人的不幸命运,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与不公.执着的女性书写是梅娘一生的不懈追求,她活出了一个女人的境界. 参考文献[1]张泉.梅娘:她的史境和她的作品世界[J].首都师范大学?社科版,1997,(2)(责任编辑:孟睿)。
谈梅娘的小说创作

收稿日期:2019-03-02作者简介:卢芳(1972-),女,辽宁营口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19年第2期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NO.22019(总122期) JOURNALOFLIAONING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SEDITION)GeneralNo.122谈梅娘的小说创作卢 芳1 李宗育2(1、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辽宁营口115000; 2、香港理工大学,香港999077) 摘 要: 梅娘是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的女作家,创作风格突出。
左倾思潮时期,梅娘在文坛消失。
改革开放后,文学评价的标准得以重新确立,其作品被重新出版,而她又继续辛勤笔耕在文坛上。
为了探求这些文学现象,以女性视角就其小说创作进行分析,并通过文化审视、文艺心理分析等方法进行考察与论述。
关键词: 沦陷区;小说创作;女性主义批评;文化审视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898(2019)02—0017—0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梅娘令人刮目相看。
1943年和1944年,梅娘的小说《鱼》和《蟹》两次获奖。
作为现代文坛代表女作家,五四民主精神的承继者,梅娘以北方女子的豪爽、大气,自觉地维护女人的权利,在东北沦陷区独树一帜〔1〕。
一、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女人的命运更加凄惨。
作为北方女性代表作家,梅娘呼吁人权、倡导抗争,她首先关注到女子的屈辱命运,为女人悲哀的一生鸣不平,再现了这些柔弱而又坚强的生命寻求女性自由解放的道路。
(一)女性命运的真诚关怀梅娘的女性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梅娘认为女人首先应该是人,是独立的不依赖他人的自由人。
因此她笔下的女人都要立志冲破传统藩篱,要做一个像男人一样自食其力的人。
社会环境的动荡混乱,家庭生活的琐碎枯燥,情感世界的悲凉落寞,让女人的一生苦不堪言,对外没有公正开明的阳光政治,对内没有怜花惜玉的温情抚慰。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南玲北梅”:张爱玲和梅娘女性意识的比较诠释.doc

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南玲北梅”:张爱玲和梅娘女性意识的比较诠释“南玲北梅”:张爱玲和梅娘女性意识的比较诠释摘要:“南玲北梅”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位女作家,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
她们的作品都侧重于突出女性生活的纷繁世相,表现出女性意识。
梅娘认为女性苦难的根源来自于男性的压迫,男权社会的禁锢,所以,她对女性报以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而张爱玲则认为女性的苦难根源是来自于女性自身,她以自审的眼光剖析到是女人身上的“奴性”使得她们自愿依附于男性而生存,所以对女性有一种批判的态度。
二者对“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有着不同的接受方式。
梅娘的创作则是对“五四”的承继与丰富,侧重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和权利,而张爱玲的贡献在于对新文学的超越与反思。
关键词:南玲北梅 ,张爱玲,梅娘,女性意识,女性悲剧,五四时期第一章对女性人生的揭示与言说从总体上看,我认为张爱玲、梅娘创作的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
作为女性作家,又生活在沦陷区这个特殊的环境内,她们更关注特殊氛围下女性生活的复杂景象,咀嚼女性是如何生活在男性的负压下生活以及内心所受的折磨,从而表现出女性意识。
在抗战时期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处在沦陷区中,她们的创作都更侧重表现内心的体验,深入到女性内心私语式的真实写照,用女性自我本身的观察和体验颠覆男性眼中的女性。
一、对女性苦难根源认识的不同在张爱玲和梅娘的眼中,从男女的文化阵营来看,女性是属于从属地位的,是弱者,是男人的附属品,女性既被父性权威所囚禁,又被夫性权威所辖制。
所以,在张爱玲和梅娘来看,女性的苦难总是表现为恋爱、婚姻中的那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尽管二人都表现女性作为男性附庸下的牺牲品,但二人都深入探索这种现象的原因,打破这种集体无意识,从封建婚姻题材的角度出发,总结出不同的认识来。
(一)对女性封建婚姻中的苦难的书写张爱玲深深剖析了在旧式封建大家族的禁锢下,女性心灵扭曲的深层原因,她们的悲剧来自于封建社会有史以来男权的压迫,女性成为宗法制畸形婚姻下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者。
边缘中的定位:论梅娘小说中反传统的叙事特色

ANHUIWENXUE 安徽文学安徽文学2018年3期总第416期边缘中的定位:论梅娘小说中反传统的叙事特色王心缘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梅娘可谓是沦陷区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她有强烈的文学天赋,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叙事特色。
其女性主义意识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本文将着重于梅娘小说的叙事特点分析。
关键词院梅娘叙事聚焦叙事策略反传统女性文学在中国真正的出现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战士中,不乏一批女性作家带着启蒙精神击溃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这场“革命”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现代文学三十年来,女性作家的发展也经历了几次流变和发展。
第一代女性作家,多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出身,有的饱读中国古典文学,有的留学海外。
她们上承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下接欧美现代文学理论,在文学创作上有着独特中西融汇的风格,在思想上注重女性个体意识的书写。
例如浥欧风、沐美丽。
第二代女性作家如丁玲、石评梅、白薇等,大多受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感时忧国。
这类作家的笔触充满了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突出,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关照女性解放和女性独立。
而当时间推移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产生巨大的转变,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和瓜分下,第三代女性写作出现了一些变化。
上海沦陷区出现了张爱玲、苏青、杨绛等一批艺术上较为成熟的作家,而在北平沦陷区则出现了梅娘[1]。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梅娘的挖掘和深入都是不彻底的,她对社会的体察和对人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她同时代的人评价她的作品是:“比较突出,有自己风格的一个。
”一、大胆先锋的现实主义叙事梅娘原名孙嘉瑞,吉林长春人。
她在1938年东渡日本留学,1942年学成回国,定居北平。
在中国现代史上,三十年代留日学生虽然有所收缩,“但由于一衣带水,对日留学生管理教松、经济和‘施夷制夷’的心理等原因,留日人数仍较留学其他国家为多。
”[2]梅娘父亲生前好友张鸿鹄,在她父亲去世后,便说服孙家送梅娘留学。
梅娘小说女性意识的呈现

梅娘小说女性意识的呈现摘要:梅娘对女性意识的书写是在一个充满压迫和苦难的环境中进行的。
梅娘的小说因为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显现出更为普泛的人性意义,她笔下的女性苦难虽然也有阶级、民族重压下的强音,但主要还是来源于两性压迫的壁垒之上。
梅娘的女性书写隐含着民族立场和个人话语兼容的写作姿态,力透纸背地展示了沦陷区民众的惰性与麻木,在死的挣扎和生的顽强中表现出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进。
关键词:梅娘;性别苦难;女性意识与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不同,梅娘对女性意识的书写是在一个充满压迫和苦难的环境中进行的。
历史的局限和环境的迫压使她必需选择一条能够为那个时代允许和接受的表达方式。
触目即是的女性现实苦难,是她必须的选择,她来不及也没有余暇从事更为纯粹意义上的“女性书写”。
因此,对性别苦难的沉重叙述成为梅娘小说表现女性意识的主要方式。
一、性别苦难的执着书写在现代文学史上,书写性别苦难的主题,不是梅娘的首创。
同样书写女性悲剧并先于她步入文坛的萧红,1933年便以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完成了浸满阶级压迫的女奴宣言。
王阿嫂的形象集中反映了阶级压迫重压下劳动妇女的生存困境。
她成年累月地为地主们劳做,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乱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她的嘴”。
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后,自己也悲惨地死于封建地主的迫害之中。
萧红在以血代墨的书写中,揭示了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身心所承受的沉重压迫。
与萧红这种明确的阶级意识相比,于“言与不言”的文学困境中艰难书写女性命运的梅娘,性别意识似乎比阶级意识更为浓厚。
如果说萧红是以眼泪和仇恨谱写女性关于爱和憎、生与死的悲歌,从而打上了沉重的阶级烙印,标志着受难者对压迫行为的强烈反弹,那么梅娘的小说则因为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显现出更为普泛的人性意义,她笔下的女性苦难虽然也有阶级、民族重压下的强音,但主要还是来源于两性压迫的壁垒之上。
同为三四十年代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与萧红相比,梅娘的这种创作倾向显然缺少面向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时所必须的力度。
浅谈梅娘研究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浅谈梅娘研究侯越琪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摘 要: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沦陷区有着“南玲北梅”之说,其中的“南玲”指的是声名远扬的上海女作家张爱玲,同时期具有很大影响的“北梅”是指华北的梅娘。
同样作为沦陷区的代表女作家,后人对梅娘的研究关注却与对张爱玲的热切关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但这仍不可否认梅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可替代的位置。
关键词:梅娘;小说;女性;研究作者简介:侯越琪(1994-),女,汉族,辽宁营口人,沈阳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54-01梅娘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孙敏子、柳青娘、青娘、落霞等笔名,出生于海参崴,因为早年丧母,取梅娘,谐“没娘“之音。
在1942年的“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中与张爱玲夺冠,因此有了“南玲北梅”之称。
梅娘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东北、华北沦陷区中是首屈一指的一流女作家,对梅娘的研究便是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起步,但是当张爱玲声名鹊起,掀起张爱玲研究热潮时,曾经与之齐名同样出色的梅娘却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导致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里,梅娘在文坛上沉寂了近三十年,学术界对梅娘的研究处在空白状态,当时的文学史上甚至没有梅娘的一席之地。
直到八十年代,拨乱反正的开始,一些由于政治原因、历史原因等被遗忘的优秀杰出的作家们被重新关注。
因为学术界开始对东北、华北沦陷区的作品重新研究,梅娘才重新进入到了研究界的视野中,作品的出版发行和研究梅娘的资料的出现使她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梅娘的作品关注女性和中下层人群,旨在为女性发声与批判社会。
中学时期的梅娘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让她大开眼界,在大量阅读中坚定了创作道路,对鲁迅文章的酷爱使她具有了对人生和文学的思索,思想日益充实成熟,在东北女作家萧红的巨大影响下,她在创作中更多描写社会生活中的女性觉醒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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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作品女性意识先锋性初探[摘要] 梅娘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重要的女性小说作者,她的创作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本文将其女性意识概括为:“莎菲式”情欲爱情观、对传统贞操观的反叛与冲击、勇敢出走的娜拉精神。
[关键词] 梅娘;女性意识;反叛【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2-026-3梅娘是东北沦陷区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至40年代的重要女性作家。
她在1936年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小姐集》(遗失),其重要代表作是“水族系列小说”《蚌》(中篇)、《鱼》(短篇)、《蟹》(中篇),1945年发表了最后一篇小说《夜合花开》(未完)。
她与同期的苏青、张爱玲、萧红共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女权主义兴起之时,积极的为女性文学的建构奋斗着,她们以女性世界为基点,以女性书写为核心,撑起了一片属于女性自己的天空。
建国后,苏青、张爱玲、萧红的文学创作价值早已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认可,而梅娘由于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一度在文坛上销声匿迹,直至80年代学术界开始对东北华北沦陷期文学进行研究时,梅娘的作品才再次结集出版。
一九九七年张泉对梅娘的15篇小说和25篇散文进行整理加工,出版了合集《梅娘小说散文集》后,其作品才得到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展现,人们开始了对梅娘作品的关注,对梅娘小说的研究成果也日益曾多。
其光辉的重现不禁令人思索:是什么令她的作品掩而不埋,吸引着人们在厚重的历史之中不断的挖掘其内蕴。
在对其小说进行研读之后方才豁然:梅娘小说中闪耀着女性先锋意识的光辉,这种先锋性成为梅娘作品魅力之所在。
梅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意识鲜明的作家,作为一名女性,她始终关注女性并为女性的命运思考呐喊,寻求女性的解放出路。
“在梅娘笔下,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华大地带来的灾难有所表露;但她主要是通过大千世界中女性生活的纷繁世相,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幸,剖析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其在身心诸方面所承受的压迫,触及到生活、婚姻、家庭的方方面面。
”换言之,在沦陷区殖民统治的间隙中,梅娘在具体作品中成功地描写现实,暴露现实,批判了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施加的钳制,对女性的解放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寻。
在梅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弥漫其中的女性意识。
这种女性意识,在当时是前卫的,是与已束缚女性几千年的“从父从夫”思想相冲突的。
梅娘笔下的女性已清醒地认识到:女人与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局限在生理结构上,更多的是凸显在作为人应有的权利上;这种权利不仅仅是要求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取得自主从而使女性冲破传统男权思想的桎梏,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
梅娘笔下的女性在探索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尽管面临着诸多阻挠,但她们依旧奋勇向前,逐步从僵化的封建伦理之中倾听自己的心声,开始在行动、思想上突破成规,大胆而勇敢的站在了时代的尖峰,她们的思想无疑具有先锋性,这种先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莎菲式”情欲爱情观对于传统女性特质在宗法制父权社会中很少有人问津,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随着西方大量女权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一些男性作家开始关注女性命运,思考女性出路。
这些男性作家成为女性的代言人,开始为女性呐喊,并以男性话语解读女性。
但是,传统女性自身的特质并非一定要透过男性写作话语才能呈现,其实也可以通过女性心理地揭露作为展示女性欲望的手段。
梅娘没有一味遵循父系意识形态的指导,更没有一味模拟男性文本;她以女性心理为基点写下了大量的女性自身的经验和欲望,宗法制父权社会的压抑历史在她笔下反而成为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驱动力:抵抗、破坏和解构父系文本的一种冲动。
这种冲动力使梅娘勇于展示女性心理,将女性的需求大胆表现出来。
梅娘作品中的女性在解放自身时,首先是对爱情这一权利的追求。
细观梅娘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到处都回响着女性对爱的宣言。
(《夜合花开》)这些女性的言辞表明:她们并不在乎物质的富有,她们需要的是互相理解、互相爱护、心心相印的爱情。
为了爱,她们愿意抛弃一切,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她们在世俗的金粉堆砌中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开始追求爱情这个令人痴迷的梦,对于真爱的需求成为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梅娘之前的众多作家的作品中都已涉及、书写过爱情这一话题:鲁迅的《伤逝》低诉了涓生与子君真挚的、但最终走向死亡的爱情;沈从文的《边城》诉说了牧歌田园中翠翠的无望等待的爱情;曹禺的《雷雨》讲述了爱恨情仇错综复杂的“雷雨”式爱情。
然而,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灵”的描述,很少直接展露“肉”的欲望。
另外一些作家如郁达夫、丁玲的作品中开始描写青年的“性压抑”心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大胆的性爱意识描写吸引了众多青年男女的注意,莎菲也因之被认为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但是,郁达夫、丁玲等作家作品中的人物更多的只是作为“性郁闷”地呐喊者而并非实践者,也没有要求“情”与“欲”的融合。
梅娘正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之上让她笔下的众多女性成为了性爱的实践者,并且她们所追求的这种性爱是期望实现“灵”与“肉”的完美统一的;她们在争取真爱的同时,不再压抑人性的本能欲望,她们同男性一样具有了享受性爱的权利,勇敢地要求爱与性的结合。
女性对自由放纵的情欲的主动需求,将爱与性的完美统一,向我们阐释了人类最本质的问题,这无疑是思想上彻底解放的第一步。
二、对传统贞操观的反叛与冲击“在父权社会,男人成为女人的主人,……他希望原封不动地占有女人的所有财富”,包括她的贞操,所以女性贞操在男权审美价值标准下历来被视为女性唯一可以值得赞美的。
在封建社会,女性被认为是私有产品,如果丈夫在婚后发现她的不贞,他将有权利抛弃她。
在男性价值观的主导下,女性贞操似乎就是她进入男性世界的通行证,要是失去了这张通行证,她将会受到排斥,被边缘化,无法进入他们所建立的文化圈、生活圈,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婚姻关系中。
“她不贞洁”,“她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她不是处女”等等,这些指责以权威性的语气被强加在女性身上。
在男性的思想意识里,只要作为一个女性,你就是一件私有物品,不管婚前还是婚后,你都必须为他保持处女之身。
在几部探讨女性命运的小说中,梅娘也一再提到了“贞操”的问题。
贞操作为人类进入一定历史阶段的道德规范,本应由男女两性共同遵守,然而,贞操观历来好像是为女人限定的,男人却可以任意胡作非为,而得不到一点约束。
事实上男女两性在这一点上从来就没有平等过,而且它还逐渐成为扼杀女性生命力、压制女性人格的巨大阴影,造成了无数悲剧。
即便是梅娘所处的时代,仍旧有很多女性为了一块贞节牌坊而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在守节的过程中这些女性也许出于自愿,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用一世寂寞换得身后名;也许出于被逼,若稍有“出轨”迹象,便会被处以残酷的刑罚。
出于自愿者,耗尽其精力换来“烈妇”二字,却为后人挖下了一个更大的坟墓,让更多的女人葬身其中;被逼者往往白送了性命,还得受世人的唾骂,被冠以“淫妇”之名。
然而男子的三妻四妾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是合法的行为。
这种人权上的不平等是用一个个年轻美丽女子的生命构筑起来的,而想要推倒这层层壁垒,首先就应是女性自己行动起来。
因此梅娘要反叛、抗争,她让《动手术之前》中的女主人公发出了“什么女人的贞操,让它见鬼去吧!”的呼声。
梅娘表达了她对“夫权”制度的痛恨,对女人思想枷锁的憎恶,对柔弱女子的同情。
“女人的路是窄的,尤其这社会是拿女人的贞操来衡量女人的。
”(《蚌》)梅丽、芬……她们都为自己的爱而献出贞操,打破了自古以来的“从一而终”思想,当梅丽说她宁愿做马路上的天使也不愿做笼中的金丝雀时,她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了新女性对宗法制父权社会的颠覆和对丈夫/男人贞操的反叛。
在人们的观念中,女子从一而终的古制从来没有彻底根除过,以男权统治为主导的思想要求女性,尤其是作为妻子的女性要对他们表现出绝对的忠贞。
不论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上,还是在要求女性保持贞操的纯洁,男性永远是主导力量。
在男权主导的价值体系里,这样的女性不胜枚举。
她们是坚守贞操的化身,是家里的天使,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她们被要求对丈夫绝对的忠诚,善于持家,相夫教子,因为“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偶像那里。
”如果妇女敢于打破这种既定的模式,不肯顺从、不愿放弃、自私、不恪守妇道,她们都将被打上“淫妇”的烙印。
梅娘一反男性强加于女性的传统贞操观念,她笔下女性的贞操只对自己感情负责,而不是对他人负责,她们看到了这种倾斜的男权压迫,对自己年轻的生命用一种负责的态度去对待。
《鱼》中的芬为寻求一块真正的精神家园归属地而误嫁给林省民,当她看清楚林省民的真实面目后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无法给她精神安慰的男人,重新寻求真正的幸福;《蚌》中的梅丽献身恋人琦后,在思想激荡之时也认为“那是本性之一,谁都需要的,那是想拒绝而不得的事”,“我不该惋惜我处女的失去”;当梅丽被逼嫁给一个纨绔子弟时,喊出了“……我去做马路天使,我以为与其卖给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内的安琪儿,还不如去做野妓,不如做马路天使好呢”的呼声。
这些女性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者,首先肯定了作为人应有的欲望,她们在短暂的一生中不再用“贞操”这个紧箍咒使自己不幸的生活再添不幸。
她们用实际行动向人们(尤其是男性)控诉:贞操不应该成为决定女性人生与幸福的唯一标准。
三、勇敢出走的娜拉精神为梅娘取得巨大声誉的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用一系列的水族动物形象暗喻女性的命运,书写了女性在争取解放时所遇到的重重险阻。
朱栋霖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说道:“女作家梅娘的水族系列小《蚌》(中篇)、《鱼》(短篇)、《蟹》(中篇),描写大家庭的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道路,以女性细致敏感的笔触叙写女性的人生出境,富有可读性。
”[4]这简短的一句话,足以说明这三篇小说所拥有的价值与份量。
《蚌》中的女主人公梅丽是一位封建大家族的“庶出”小姐,她的命运正如梅娘在题词里所写的:“潮把她掷在滩上/干晒着/她忍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被啄去了。
”梅丽成为这个家族振兴的“工具”,在封建家长威逼她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时,梅丽想到了与心爱的人王琦一起出逃,也就是私奔。
然而在同事张的陷害下,让王琦误会了梅丽,最终二人擦肩而过。
虽然梅丽的出走没有成功,但她流露出的出走意识依然是颇具影响力的。
《鱼》中的主人公芬爱上林省民后便与家庭决裂和林省民同居并生下一子。
然而婚后的林省民很快就暴露出本来的丑恶面目,与家人合计企图让芬回家做姨太太,以便自己获得另觅新欢的自由。
芬在婚姻绝望之际又爱上了懦弱的琳,琳也并不能给芬所期望的“可以得到一杯茶,一杯热的红茶,另一块流着乳酪的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