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女侠形象的侠义特点

论《聊斋志异》中女侠形象的侠义特点内容提要：本文以《聊斋志异》中涉及女侠形象的八个篇章：《女侠》、《商三官》、《庚娘》、《细侯》、《梅女》、《妾击贼》、《大人》、《农妇》为研究对象，分析蒲松龄笔下女侠独特侠义特点。

共分三个部分，从中透视出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侠义弱势群体传统道德
作者：金天，辽宁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从侠的渊源来看，侠的产生源于善良的人们对合理社会秩序的渴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当普通人们被强大的邪恶势力打破原有的生活秩序而陷入绝望时，他们自然而然的渴望一种强大有力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并重建社会秩序，于是，侠产生了，武侠小说中的侠形象也成了呼唤正义的载体。

通常来说，侠客往往以暴力、非正常的手段打破不合理的事物，他们是非法的，但事实上，他们在破除的同时正是在维护或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

可以说，古往今来的侠客行侠行为，无不是在突破与重建中进行的。

《聊斋志异》中的女侠亦如此，但由于传统习俗的对女性的要求和性别的不同，《聊斋志异》中的女侠在突破与维护社会秩序时，其侠义行为更具特殊性。

（一）对传统侠义的继承
蒲松龄少年时代“最爱《有侠传》，五更夜读，恒以一斗酒佐读……”（《蒲松龄全集〈题吴木欣“班马论”〉》）可见，他对古代侠义行为充满无限向往。

而其塑造的女侠形象也秉承了源远流长的侠义传统，许多方面都表现了与传统侠客的一致性。

陈颖在《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中曾将侠义传统归纳为三点：（1）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的朴素的政治愿望。

（2）以“侠义”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的道德系统。

（3）敢说敢为、表里如一的人格。

蒲松龄笔下的女侠形象这是在继承这些侠义传统上塑造出来的。

我们仔细阅读作品，不难将《聊斋志异》中女侠的侠义特点与上述三点一一对应。

首先，《聊斋志异》中的女侠大都是为了反抗强暴和压迫而进行侠义行为的。

如侠女为报父仇而杀人；庚娘为给家人雪冤而杀人；梅女则是为报复贪官而起鬼神于地下等等。

她们的行为无不基于外界强加的绝望和困厄，她们的目的也正是用一种激烈的方式宣告了公正和正义的追求。

其次，《聊斋志异》中的女侠身上也体现了朴素的民间取向。

《大人》中的大力女子是助人为乐、急人之所难、除暴安良的化身；《农妇》的主人公更以自己对友人的惩戒行为表现了她的道德和人格取向。

最后，那种敢说敢为、率真洒落的人格在《聊斋志异》中也不难发现。

《妾击贼》中“我不杀汝，杀嫌辱我”的慷慨谈吐；侠女快意恩仇的潇洒行径；以及农妇对朋友的坚决态度，都可看出侠女们刚强不屈、率真洒脱、我行我素的人格特征。

（二）侠义行为的被动性
在唐传奇中不乏女侠形象，像红线女、聂隐娘等都是女子，但作为行侠者来说，他们与其他的侠客并无太大区别：都有超人能力，克敌制胜皆如探囊取物，从容不迫，潇洒自如，；即便普通谢小娥的复仇也有神秘力量相助。

但《聊斋志异》中的女侠则不同，她们大都无超人本领，行侠也是迫不得已、情非所愿。

其行侠之路也更为艰难曲折。

《庚娘》是蒲松龄笔下典型女侠复仇篇章。

主人公庚娘是太守之女，她“丽而贤”，与其他若女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她是在一家遭到奸人陷害后才走向了侠义复仇的道路，虽然蒲松龄赞扬她“谈笑不惊，手刃仇雠，千古烈丈夫中，岂多匹俦哉”，但是其中的具体行动，比起唐传奇中的红线、聂隐娘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冲突方式来说，她的复仇就十分曲折艰苦，甚至是狼狈不堪、忍辱含垢的对敌人假意应承，等待时机，并不能潇洒自如的复仇。

这样的侠女形象与以往仙侠形的侠女比较就更为贴近现实，更加真实可信。

其他的篇章，除《大人》和《农妇》（事实上，《农妇》一篇表现的主要是侠义道德，而非以激烈的行为与势力做正面冲击，故其阻力小，也谈不上用曲折的行为抗争）外，都是如此。

她们的身份都是
普通人：商三官是带字闺中的少女，细侯是追求幸福爱情的妓女，梅女是受贪官诬陷的良家女儿，妾是贵贾偏室；她们安于生活现状，渴望在顺从原有平淡生活秩序的条件下过普通的生活，只有当自身遭遇极大冤屈和苦难且以平常方式不能解决时，才迸发出对不公正的迫不得已的反抗，所以她们行侠的目的不是路剑不平拔刀相助，只是为争取自己的合理要求而抗争。

所以她们的侠义行为都是复仇，具体表现为或报夫仇，如《庚娘》；或报父仇，如《商三官》；或惩戒使自己蒙受不公的恶势力，如《梅女》。

总之，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

这样看来，《聊斋志异》中的女侠是被动的、有局限的，但这种被动与局限正和生活实际相符。

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她们受束缚最多，承担义务最多，而权力最少，普通百姓中的女性更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难有冲入广阔社会的机会，亦很难有洒脱不羁的性格。

基于这种条件，她们很难成为主动抗争社会的侠客，其被动性来源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其局限性亦来源于其社会地位。

作为深谙生活苦难的作者蒲松龄对此有深刻了解。

她把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特点溶入其女侠侠义行为中，使女侠形象更加真实动人，那种弱者迸发出的对不公正社会现象的反抗行为也就更加有震撼力量。

（三）对传统道德的复归
《聊斋志异》中的女侠在行侠时，还表现了在传统道德束缚下的屈服、无奈，以及对传统道德的维护。

如果说前面两点共同组成了《聊斋志异》女侠侠义内涵的主干，那么，对传统道德的态度则是主干的枝叶，它们一同成了《聊斋志异》女侠侠义的内容，使之丰富充实而具有人性化。

在当时的社会里，女性受束缚最多，承担的道德责任也更重。

社会的主流道德把女性纳入规范，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对这种传统道德表现出认同和维护。

表现在《聊斋志异》的女侠身上就是她们一方面以超出常规的行动突破原来的道德规范，如抛头露面、以武犯禁、复仇杀人等；另一方面，在她们身上又体现了对传统道德的屈从甚至向往。

如商三官女扮男装；梅女以认同节烈观的态度对待爱人和仇人之妻；而细候以杀掉自己亲生骨肉的方式宣告与商贾的决裂，则有女子“出嫁从夫”以及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认同——因为女子既然从一而终，那么她就只能属于一个姓氏、一个家庭，而她与商贾所生的孩子既然不属于其丈夫满生的家族，那在理论上也不是细候的孩子，基于此，细候杀害亲子的行为连官府都“置不问”。

对于传统道德认同最突出的是《妾击贼》。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在击杀盗贼是意气洋洋，颇具豪侠风范，但她平时却安于屈辱的地位，被冢室“鞭挞横施”而毫无怨言。

这一方面让人对其同情惋惜，使读者感到她面对传统道德习俗的无奈，但更表现了她对传统礼教的安顺、甚至渴望，正如她说：“是吾分耳，他何敢言。

”这种身具侠客素质，而心安传统道德正是蒲松龄笔下女侠形象的典型，她们受环境逼迫发出“不平则鸣”的呐喊，但又受环境约束，不能真正的自由，在她们的身上承担着难以摆脱的道德重担。

《侠女》一篇表现似乎稍为洒脱。

主人公隐姓埋名为报父仇，与顾生交往而不受传统约束，最后葬母、报恩、复仇，飘然而去，她快意恩仇的潇洒、慷慨激昂的谈吐，使其侠义风范有超尘脱俗、从容不迫的特点，让人感到她似乎以超脱了一切世俗道德而趋近于理想的完美。

但细细品味，在这种理想的完美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对传统道德的认同和无奈的辛酸。

在她的行动中，并未突破主流道德对女性的约束，她的报恩方式是全其子嗣，为并没有感情的恩人生一个儿子，而且在恩人怀疑自己不忠时极力辨白，她对待男女关系的这种态度，似乎很符合“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

而最后飘然而去的结局，更隐然着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归属的意味。

试想，倘侠女并未离去，那么她只能在顾生的家里作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地位虽比妾好，但恐怕依然逃不掉《儿女英雄传》中侠女何玉凤的结局——受人摆布，委身于一个并不能欣赏自己的男人。

所以，侠女的隐去是明智的，也是无奈的，她在报恩时表现了对世俗道德的顺从甚至羡慕，但也以“不复见”的结局对约束女性的主流道德进行了反抗。

也许作家也使用这种飘然而去、不知所终的结局寄托了希望女性自由、打破束缚的理
想吧。

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并不以武侠著称，但由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刻领悟，其武侠小说亦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其中塑造女侠形象时，更是把女侠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使其身上的侠义特点更显人性化，更有真实性，更具艺术震撼力。

当然，其中也有将侠女神化的篇章，如《大人》，其中大力女子的能力与以往仙侠类女侠接近，而除恶助善的行为亦与《聊斋志异》中其他专业男侠的行径类似，这里恕不赘述。

参考书目：
《蒲松龄全集》盛伟编校学林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
《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陈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1版
《中国武侠小说史》罗立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1版
《聊斋志异创作论》马瑞芳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1版
《中国公案武侠小说鉴赏大观》华森文熔主编中国旅游出版社1994年5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