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观
曾国藩看人八句话
曾国藩看人八句话曾国藩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官僚、将领和思想家，他在治理官场时借助自己独特的人才观，通过对人才的挑选、培养和留用，建立了一支效忠皇室、忠于国家、勤勉实干、团结协作的干部队伍，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贡献者。
那么，曾国藩的人才观究竟是怎样的呢？以下就是曾国藩对人才的八句话：一、“观其言行而知其人，闻其言而知其意。
”这句话告诉我们要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来了解他的本质和品质。
一个人做事的方法、态度和风格都会反映出他的性格特点和价值取向，因此只有通过细致的观察，才能发现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二、“以德为先，以才为后。
”这句话说明，曾国藩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品质，并将其置于能力之上。
他认为，无论你有多么出色的才能，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因此他培养干部，首先考虑的是道德，其次才是才能。
三、“知其可为而用之，不知其可为而用之，则为祸。
”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在了解一个人的能力和性格的基础上，才能合理地利用他。
如果不了解这些，就容易出现错误的选择，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四、“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句话强调了人才与组织之间的价值认同。
曾国藩认为，只有在价值观念相同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团结战斗的力量。
因此，他会先了解干部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看看是否与自己的组织相符，再考虑是否留用。
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对干部充分信任，不要过于担心失误和差错。
只有塑造出这种氛围，才能更好地激励干部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
六、“成大事者不为急功近利之事。
”这句话强调的是长期的眼光和深远的思考。
曾国藩认为，真正的英才是有耐心、有毅力、有长远目光的人，他们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原则，而是能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为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而奋斗。
七、“善追求者如鲲，义不苟合者如蝼蚁。
”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注重对人才的细节观察，要看看他是否有足够的追求和精神力量，是否有坚定的信仰和原则。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持正义、不屈不挠。
论曾国藩在人力资源上的看法
论曾国藩在人力资源上的看法管理09文辉堽0911200133曾国藩在成奉同治朝创建功业，“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其高超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灵魂，在于以人为本，主张“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
”要力挽晚清危在旦夕的政局，曾氏认为关键是识才与育才，“德”与“才”“识”是衡量的标准，必须创建学堂，培养人才。
曾国藩幕府鼎；盛的原因是知人善任，极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专长，而且根据不同等级的人才，施以不同奖励机制，以便留住人才，为己所用。
一、以人为本：曾国藩管理思想的夏魂管理，从字面上看，有“管辖”、“处理”、“管人”、“理事”等意，即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及事物进行安排和处理。
戴金珊认为：“管理是管理者为使客观事务的存在和发展合乎一定目的而采用相应的方式所进行的活动。
”张尚仁认为：“管理是指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的控制人和组织的行为使之趋向预定目标的技术、科学和活动。
”杨文士、张雁认为：“管理是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种种定义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揭示了管理的含义，但究其本质在于管理者如何协调人际关系，达到人为已用的目的。
曾国藩提出：“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
”在《原才》一文中，他总结历代王朝治世的方略：“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世，其风民也皆以义。
故道一而俗同。
世教既衰，所谓一二者，不尽在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
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
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
”咸丰帝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有用俊才，这些功臣们力挽狂澜，最终扑灭农民战火，挽救了危在旦夕的大清王朝。
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曾国藩认为应以“得人”为前提。
上书朝廷，强调“今日急务，重在用人”。
创建湘军，更是“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
”“任法不如任人，六部三法可谓多矣，而书吏之弊其多……则虽有良法百条，引之全失本意。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
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
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司就朝，即己留心人物；出事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
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职，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
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人才问题的重视，造就人才的途径。
本文拟就两方面论述如次。
一、对人才问题高度重视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
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复左季高〉、〈曾文正书礼〉以下简称〈书礼〉卷四）。
曾国藩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吏治的败坏，而吏治的败坏主要是因为人才的缺乏。
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指出“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
外官司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预。
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预者，外面完全，中己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
”“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有为，将来一遇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文正公奏稿）卷一）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席卷东南。
曾国藩无比感慨地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反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
曾国藩浅谈曾国藩识人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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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人先识人
2、识人与相人旳不同 ★“冰鉴”相术口诀：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 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 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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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于时事旳人才干发挥巨大作用
【原文】
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 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 材亦奏神奇之效。不然鉏铻而终无所成。故世 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合用也。魏无 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 败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 无益胜败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 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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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逆境使人成长，学习使人进步
1、曾国藩一生在逆境中走来 ★科考败北 ★出师不利 ★朝廷猜疑 ★功名尽毁，后人骂名 ▲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
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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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人才：水上有彭玉麟、杨载福等；陆上有李元度、唐训方、李榕、 吴迪修、黄润昌、塔齐布、刘铭传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许振祎、罗萱、程鸿沼、柯椒、向师埭、孙衣言、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羡、洪汝奎、赵烈文、何豫、倪文蔚、方宗诚、萧世本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陈鼐、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
曾国藩的管理思想总结简短
曾国藩的管理思想总结简短曾国藩是清朝末年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
下面简单总结曾国藩的管理思想，以及他在实践中的体现。
一、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曾国藩认为，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管理者要重视人才培养和选拔。
他注重选拔具有才干和忠诚的人才，向上级推荐能力出众的下属，倡导重用实干型人才，实行“因才录用，以能为本”的管理原则。
此外，他还积极培养下属，注重实际训练，推动他们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二、强调精细管理和总结经验曾国藩注重细致的管理工作，他要求领导者要亲自参与，不仅要把工作交给下级去做，还要跟踪和指导每一个细节。
他提出了“三细”管理原则，即细数目、细时间、细分工，要求每个细节都要仔细把握，做到事无巨细。
并且他还强调总结经验，总结过去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管理提供经验支持。
三、推崇“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曾国藩认为，管理者应当具备德才兼备的特质。
他提出了“德才兼备”的管理理念，认为管理者不仅要具备卓越的才能，还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有仁爱之心，关心下属，以身作则，做到以德服人。
他自己就是德才兼备的榜样，他严于律己，对下属宽容，一方面严格要求，一方面尊重和理解下属，建立了良好的领导关系。
四、注重目标的明确和执行力的强调曾国藩提出了目标的明确和执行力的强调，他认为管理者要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要有坚定的决心和执行力来实现这些目标。
他要求下属明确工作目标，并及时调整和控制工作进度，确保工作的顺利推进。
他本人也是以身作则，言出必行，做到责任明确、目标明确和抓手过硬。
五、倡导“以民为本”的管理理念曾国藩倡导“以民为本”的管理理念，认为管理者应当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到为民服务。
他在治理维护社会秩序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减轻农民负担，改革赋役制度，提供农民的福利，增加农民的收入等方式，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六、提倡实事求是和勤政务实曾国藩提倡实事求是和勤政务实的管理原则，他认为管理者要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困难，不追求形式主义，注重务实的工作态度。
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分析曾国藩人才观
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分析曾国藩人才观简介曾国藩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他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他的才华和勤奋，还与他独特的人才观念密不可分。
本文将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曾国藩的人才观，并探讨其对现代人才管理的启示。
曾国藩的人才观曾国藩的人才观可以概括为“独立、成熟、合作、诚实、智慧”。
他认为，一个好的人才应该具备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能够自主学习和成长。
同时，他注重培养人才的团队合作精神，认为只有团队中的每个成员能够相互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此外，曾国藩强调人才应该具备诚实正直的品质，做事要有原则和良知。
最后，他认为智慧是人才的核心素质，只有具备足够的智慧，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
曾国藩在选拔人才时采用了“三位一体”的方法，即“品、能、勤”。
他认为一个好的人才必须具备品德高尚、能力过硬和工作勤奋的特点。
他注重以德为先，认为只有品德过关的人才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
他还注重选拔人才的过程，通过面试、考试等方式来评估人才的能力和潜力。
最后，他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激励，鼓励下属不断学习和成长，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激励措施。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曾国藩的人才观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现代企业应该关注人才的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需要员工能够主动适应变化，独立解决问题。
因此，企业应该注重培养员工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通过提供培训和发展计划来激励员工的主动学习。
其次，现代企业应该重视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
团队合作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相互合作，才能共同完成困难的任务。
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团队激励机制和开展团队合作培训来促进员工之间的合作精神。
再次，现代企业应该注重员工的诚实和正直。
诚信是企业建立良好声誉和文化的基石，企业应该倡导员工遵守道德规范，坚持诚实正直的原则。
最后，现代企业应该注重员工的智慧培养。
浅谈曾国藩的人才观
浅谈曾国藩的人才观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晚清第一名臣，也是一个很复杂、有争议、带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本是湘中荷叶山区的文弱书生，却为清朝同治中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他本人称得上是个人才外，其主要原因是他的人才观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他的人才观是为当时的地主阶级服务的，是为挽救苟近残喘的封建王朝服务的，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中许多东西可以借鉴。
一、量才运用曾国藩认为，用人之道贵在量才运用。
他在笔记《才用》篇中写道：“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才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
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
”为了中兴“大清帝国”，曾国藩身体力行，时时不忘求才自辅，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幕、朋友和亲属，“当常求才为急，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人长处短处一一告之。
”他总以“天下之才、之识、之量，然后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
”这就说明，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
曾国藩主张：“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
”录用时，他又不以表面言谈和出身贵贱取人。
鲍超的成长便是最好的例证。
鲍超本是个流浪汉，鲁莽成性，因有一身好武艺，且善水性，因而被曾国藩收留，并让他在湘军水师里当了营长，鲍率领的队伍，神出神鬼没，屡建奇功。
在军中，算为虎将，常令敌军胆战心惊。
鲍超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便保奏一次，因而很快擢升为都司、游击、参将。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破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清廷已无兵可调，军机处指名要调鲍军入京护卫京城。
曾国藩则以江皖战事吃紧为由，上奏朝廷说鲍超万不能调用，如硬要调则从自己或胡林翼中择其一调之。
这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对鲍超这个四川流浪汉的重视之极。
可鲍超却认为，曾国藩是有意压制他，阻碍他前途，因而大为不满，扬言要与曾决裂。
而曾国藩对这位傲气凌人、无人贺驭的鲍超能忘其所短，用其所长，帮其所急。
他一面要胡林翼出面规劝，另一面以实际行动让鲍超知其已意。
曾国藩的人才观（共5篇）
曾国藩的人才观（共5篇）第一篇：曾国藩的人才观曾国藩的人才观曾国藩(1811-1872)，湘军创始人。
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
后立下澄清天下，藩卫家国之志，改号国藩，湖南湘乡荷叶塘人。
他家世代农耕，其父开始乃与文人有所接近。
曾国藩六岁入学，十四岁到长沙参加童子试，先后历经七次，直到二十三岁方中秀才。
又在二十八岁中进士。
此后，他在功名和宦途上就极为顺畅。
至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已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暴发，奔丧在家的曾国藩以正二名在籍侍郎的身份奉旨到长沙邦办湘勇。
历时一年零四个月，他终于训练出一支儒教色彩浓厚的湘军，并在镇压太平军斗争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致力于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并促成选派了第一批留学生。
同治四年，曾国藩奉旨督师北上平捻，师老无功而回两江总督本任，后补武云殿大学士。
同治九年六月，六十岁的曾国藩奉命查办天津教案，因过于迁就洋人，落到“内疚神明，外渐清议”之境地。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二岁，清庭闻报，辍朝三日，下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谓功成名就，极尽荣华，他学业精进，仕途顺畅，官至二品；他创办湘军，扶植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他鼓吹中体西用，率先举办洋务，开近代风气之先。
在当时，曾国藩被誉为“圣相”、“古今完人”、“第一等忠臣孝子”、功比周公孔孟，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创建了一支过硬的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得于苟延残喘几十年。
然而曾国藩一介儒生，素与军事无多大瓜葛，且天资不算很高，自称“秉质愚薄”，“最称钝拙”。
就是这样一个不精兵法的“愚钝”儒生，带领的一支由书生和农夫结合的湘军，竟能战胜绿营和八旗军都束手无策的强大的太平军，并屡屡以少胜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原因后人各有评说，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曾国藩重视人才的选用，将人才得失视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并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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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人才观曾国藩(1811-1872)，湘军创始人。
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
后立下澄清天下，藩卫家国之志，改号国藩，湖南湘乡荷叶塘人。
他家世代农耕，其父开始乃与文人有所接近。
曾国藩六岁入学，十四岁到长沙参加童子试，先后历经七次，直到二十三岁方中秀才。
又在二十八岁中进士。
此后，他在功名和宦途上就极为顺畅。
至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已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暴发，奔丧在家的曾国藩以正二名在籍侍郎的身份奉旨到长沙邦办湘勇。
历时一年零四个月，他终于训练出一支儒教色彩浓厚的湘军，并在镇压太平军斗争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致力于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并促成选派了第一批留学生。
同治四年，曾国藩奉旨督师北上平捻，师老无功而回两江总督本任，后补武云殿大学士。
同治九年六月，六十岁的曾国藩奉命查办天津教案，因过于迁就洋人，落到“内疚神明，外渐清议”之境地。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二岁，清庭闻报，辍朝三日，下谕追赠太傅，加恩予谥号“文正”。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谓功成名就，极尽荣华，他学业精进，仕途顺畅，官至二品；他创办湘军，扶植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他鼓吹中体西用，率先举办洋务，开近代风气之先。
在当时，曾国藩被誉为“圣相”、“古今完人”、“第一等忠臣孝子”、功比周公孔孟，名垂千秋万世。
后人也誉其为“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之人。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创建了一支过硬的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得于苟延残喘几十年。
然而曾国藩一介儒生，素与军事无多大瓜葛，且天资不算很高，自称“秉质愚薄”，“最称钝拙”。
就是这样一个不精兵法的“愚钝”儒生，带领的一支由书生和农夫结合的湘军，竟能战胜绿营和八旗军都束手无策的强大的太平军，并屡屡以少胜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原因后人各有评说，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曾国藩重视人才的选用，将人才得失视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并始终如一。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虽在起义初期能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但在定都南京特别是天京事变后，便逐渐开始任人唯亲，排斥贤能。
结果造成人心焕散，并最终走向失败的道路。
太平天国两位高级将领对此亦有中肯的评说，忠王李秀成批评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翼王石达开则称赞曾国藩“能识别贤将”。
(一)重视人才的作用曾国藩历来重视人才的作用，他深深地懂得治理天下首要在得人才。
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知道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
作为地主经世派中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之败坏又是由于人才之缺乏。
因此，对于怎样解决封建统治的危机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1]咸丰元年，皇帝下诏求言，曾国藩上过一封《应诏陈言疏》，奏疏中说到：“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
[2] 在同期提呈的奏折中，曾国藩披肝沥胆地指出,国家之强盛，以得人才为强，若不得人，则以禽鸟羽毛未丰，自然难于高飞。
咸丰十一年三月，署理湖南巡抚的毛鸿宾向曾藩咨询湘政，曾在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阁下共湘初政，仍祈物色将才为先务!窃以人存而后政举，今四方多难，纲维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
随事纳之准绳，遮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
” [3]对于创建军队，曾国藩把选拔人才看得比制定营制营规还重要。
他认为，制定营制营规不过是立法而已，法虽立，如果没有人才，则法形同虚设，所以用兵行军，以得人为第一要义。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曾国藩片刻不忘寻访可用之才，甚至梦寐以求之，焚香以祷之，早年在京赴考和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曾国藩便关注时事，留心人物，随时记下所见所闻人之气质、才识和特点，以备访求。
湘军创立初期，曾国藩便在衡阳开幕取仕，招揽天下英俊为其所用。
他公开号召：“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4]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人才，改当地之风气，曾国藩曾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
即使在与捻军作战之时，曾国藩也不忘在其告示中专列“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薜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创办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和延揽人才。
与人谈话、通信，则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可用之人才。
一旦遇到俊杰之才，则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之以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为其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冶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5]其求才之急切与真诚，由此可见。
(二)用人不拘一格，量材器使为增加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并且自强自励，时时自惕，不敢恶规深言之，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忌嫉贤忌能，不敢排斥异己。
同时，对于人才的选用，曾国藩也不求全责备，而是知人善任，量材器使。
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万物，几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当日预定之品”。
[6]他认为把有一定能力的人或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古人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
因此，选拔人才时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时不可过于苛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道德堪称楷模，文章足为人师，韬略可用以战阵，资材能补于当前者，均在曾国藩延揽之列。
而一旦为其所用，则因量器使，务求人尽其材。
在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道：“好人才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能轻视。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
” [7]曾国藩又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俗流。
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颉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门。
千斤之剑以之祈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耒。
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颉梧而终无所成。
故世不患无才，而患用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8]而在实际的用人中，曾国藩也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因量器使，如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打仗胜少败多，不是理想的将才，但他学识宏富，文笔灿烂，其《国朝先正事略》一书，被曾国藩誉为“博雅公核，近数十年无此巨制。
”曾国藩延揽李元度，正是看中了其文才和心计，李入幕后，果然不负所望，数年相从艰危，多所裨助。
曾国藩自出师起，每遇不利即奋然欲死，如湘军水师在靖港，九江遇挫时，曾国藩都想投水自尽，但皆因李元度婉言相劝，妥善防救而得免。
曾国藩的大将鲍超的才具与李元度恰好相反，此人英勇善战，踔厉敢死。
但学养浅薄，骄矜自傲，缺乏心计，曾国藩在作战中，常让他冲锋陷阵，却不准许他参与军机谋画。
曾国藩用人不但对人才的能力不求全责备，而且对人才的地域、门第、冠戴、资历和年龄也不拘一格。
他主张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湘楚并用.在他的幕府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安徽籍十六人，浙江籍十人，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各省都有，人员分布，共达九省。
就其出生而言，则上至举人、进士，下至诸生、布衣。
这些人出身各异，阅历不同，但都具有杰出之处，他们的结合对曾国藩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曾国藩选用人才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有的还富有戏剧性。
其幕僚中，有创建湘军之初便并出共事的，如刘蓉、陈士述；有才华一向为曾国藩所钦佩，特疏奏调而来的，如郭嵩涛、李榕；有建军功于乡里，且足付重托者，如彭玉麟、唐顺芳；有投书延聘而来的，如萧世本、徐寿等；有被人推荐而来，如邓辅纶、李鸿裔便分别由左宗堂、胡林翼推荐而来；有千里渴见欲效奔者，如向师棣；有辗转而必欲入曾国藩之门者，如罗萱；还有上书献图以求效力者，如薜福成，林长春等。
(三)重视人才的思想品德尽管曾国藩用人不拘一格，但也对人也有统一的要求，那就是都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这可以以他从选将中体现出来，曾国藩选将基本上有四条标准。
一是“血性为主”，即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军抗战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9]二是“廉明为用”，曾国藩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耿耿，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
” [10]因此，他强调将领在银钱上要检点，以守其“廉”，奖罚上要公道，以倡其“明”。
三专取“简默朴实之人”，针对绿营军队官气太重的积习和败不相救的弱点，曾国藩主张“军营宜多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
”[11]他选人才尽量舍弃一切官气重、心窍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能够耐劳实干，不浮夸虚饰者为将。
四是“打仗坚韧”，曾国藩并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
建军之始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知道，行军作战备尝艰苦。
将领平时须带兵士严加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陷阵。
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本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撑、敢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仔细分析上述选将要求，我们可知，曾国藩反复强调的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品德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
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居于思想品德范畴。
以上四条选将的要求，归结起来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即选拔那些能自觉遵奉封建纲常伦理，忠于封建君主为基本原则的“忠义血性之士”，以他们为湘军的基本骨干，从根本上保证了这支军队的阶级本性。
这种选将要求，与曾国藩本人的理学忠君卫道思想又是紧密相连的。
(四)注重培养专业人才思想品德的标准是曾国藩用人的首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
他还很重视人才的各种能力，努力选拔和培养具有各类能力的专门人才。
这种思想与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风有关，又具体地体现在曾国藩创办洋务这一历史阶段上。
曾国藩对洋务的认识，发端于初建湘军时期。
那时，由衡州派人去广东采购洋炮，用以装备水师。
后来这些洋炮在湘潭、岳州两次战役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于是曾国藩便加紧催请清庭购买使用西方兵器。
同时，他又认为，目前购买船炮，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将来学习外洋制造船炮，则可以收到永远之利。
因此，他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
” [12]而要学造船炮，首先要有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才，从这个时候起，曾国藩就特别重视选拔和培养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和掌握西方科技知识的各类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