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

·略述中国小说的发展与史传文学的关系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二者和史传文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

最早用“小说家”这个名词去收录古代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是把它视作为子部的，称为《诸子略》，但所收书籍的性质，照鲁迅的说法，则介乎子部、史部之间，即《史略》所谓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

其后史家及目录学家将小说家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很多原属史部的作品转入小说家，也有一些原属小说的作品归到史部去，例如同样是杂史杂传的东西，《燕丹子》多入“小说”类，而《吴越春秋》则入于“史部”。

此外，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有一些在内容上也标榜是正史所不载，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殷芸的《小说》等，所以文言系统的小说和史书关系千丝万缕，是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

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

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

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

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

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

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

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

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

《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

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

”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

”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

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

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

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

《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

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现历史场景。

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

《史记》中的作品，大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

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

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

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

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

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

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

……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

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

”（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

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

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

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

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

《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

《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

《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

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

《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

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

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

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

”（《读三国志法》）二小说的叙事模式是叙事者与故事之间关系的类型。

史传创制的叙事方式为古代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

史传的叙事，唐代刘知几曾将它分为四体：“有直记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史通》卷六《叙事》）。

这四体用现代的话来表示，就是：一、描述才行，二、记叙事迹，三、记录言语，四、作者议论。

刘知几所归纳的这四体，包含着描写、叙述、人物对话和作者议论等小说叙事成分。

按西方小说理论分析，我国古代史传的叙事方式基本上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

所谓全知视角，简而言之就是作者充当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式的角色，对于故事中人物的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也了如指掌。

对于史传的这一叙事特点，钱钟书先生有一评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金且麂自杀前之慨叹，都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场面，外人不得知晓，左氏如果不是悬想虚拟，所据何来？（《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一、杜预序》）这样采取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例子在史传中屡见不鲜，钱钟书先生指出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的隐衷即习用此法，揭示了小说在叙事方式上与史传的某种关联：“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

’即亡。

”按《田儋列传》：“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向五百人在海中。

’使使召之。

”一忖度，一惊思，迳以“吾”、“我”字述意中事。

《萧相国世家》：“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亦如闻其心口自语。

……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之隐衷，即传角色之心声，习用此法，蔚为巨观。

如《水浒传》第四三回：“李逵见了这块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身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

我若赶去，倒使他坏了性命’”；《红楼梦》第三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