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经典之作
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创作
2020年5月May.2020第34卷第3期(总第131期)Vol.34No.3(Sum.No.131)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 of Guilin Normal College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创作骆靖璇（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桂林541006）摘要：1938年11月到1944年5月,巴金曾三度辗转生活在桂林，专心从事文学活动，笔耕不辍。
巴金用笔作武器，抒写了对日军暴行的愤懑之情，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鼓舞人民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创作，也为桂林文化城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风采。
关键词：巴金；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文学创作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070（2020）03-0006-0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的乌云笼罩中国的天空。
日本军国主义者怀着巨大的野心，于1937年7月7日深夜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继而又攻陷平津。
8月13日，日寇又偷袭上海，妄图一点点将中国的版图置于它的魔掌之下。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的自卫战争就此展开。
受到日军侵略和轰炸的影响，巴金自上海沦陷后开始一路辗转流亡，到了香港、广州、桂林、重庆、成都、北平、贵阳等地，其中曾数度羁留桂林。
在桂林这个相对平静的文化中心，巴金一边从事文学活动，一边进行文学创作。
一、烽火里的呐喊（1938年11月前夕）七七卢沟桥事变后,7月20日，巴金写下《只有抗战这一条路》，鲜明地表示自己拥护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的立场和决心。
8月7日，他又写了《站在十字街头》,文中写道:“我们又站在十字街头了，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忍辱屈服，或是继续奋斗。
”①8月13日，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
16日，巴金写下《一点感想》，歌颂了上海军民为民族生存同敌人殊死搏斗的精神。
除了颂赞中国奋起抗战的军民，他还直接借《自由在黑暗中哭泣》《上海进行曲》等诗篇声讨侵略者的暴行，倾吐自己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面对家亡国危的激愤，呼吁群众奋起抗战。
桂林红色旅游景点介绍
桂林红色旅游景点介绍
桂林是一个充满红色旅游历史的城市，以下是一些桂林的红色旅游景
点介绍：
1.龙胜抗日根据地纪念馆：馆内展示了当地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而进
行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物和图片，让游客更加了解当时的情况。
2.革命纪念碑：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象山公园内，是纪念辛亥革命和南
昌起义的重要纪念碑。
游客可以爬上碑塔，俯瞰美丽的桂林市区。
3.兴坪红色旅游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桂林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发
源地。
游客可以参观当年党建、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遗迹，如红星村、徐灵庙、谷峰岩等。
4.临桂区红色村落：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桂林地区最初的活动基地。
临桂区红色村落分别是兴安村、顺兴村和石家村，这里有许多革命历史遗
迹和纪念馆，在村落中游玩，可以更好地了解革命历史和红军生活。
5.桂林国家森林公园：曾是红军的藏身之地，这里还有红军留下的历
史遗迹和文物。
公园内有山水佳景，也可以感受到红军曾经的艰苦生活。
这些景点是桂林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景色，还
可以领略桂林的红色历史文化。
吴伯超桂林时期的音乐创作——抗战桂林文化城系列论文之五
吴伯超桂林时期的音乐创作——抗战桂林文化城系列论文之五黄伟林【摘要】桂林时期是著名音乐家吴伯超音乐创作的黄金时期,其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混声合唱曲《中国人》《国殇――祭阵亡将士诔乐》《冲锋歌》及女声四部合唱与钢琴四重奏曲《暮色》都在这个时期创作.吴伯超桂林时期的音乐创作利用了苗瑶音乐的曲调,与丰富的和声相配合,形成了新颖的风格和动人的节奏.【期刊名称】《贺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3)003【总页数】4页(P1-4)【关键词】吴伯超;桂林文化城;苗瑶音乐【作者】黄伟林【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6吴伯超，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为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专业学校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更名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第一代教师，1931年赴比利时留学，1935年完成在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的学习，回国后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
全面抗战爆发后，吴伯超离开上海，于1938年6月抵达桂林。
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赵广晖将吴伯超的音乐生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7—1931年的牛马初试期，第二时期是1935—1937年的学艺成熟期，第三个时期是1938年的创作黄金期，第四个时期是1940—1949年的施展抱负期，其中，第三个时期也即黄金创作期的吴伯超恰恰是在桂林［1］3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戴鹏海对吴伯超的音乐创作作了统计，他说已知的吴伯超创作的音乐作品共27种，其中，1928—1935年共6种，1938—1940年共12种，1942—1949年共9种，其中，1938—1940年的创作数量最多［2］15。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正是吴伯超的桂林时期。
桂林时期，吴伯超不仅创作了最多数量的音乐作品，而且，吴伯超一生中最好的音乐作品，也都是在桂林创作的。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王震亚亦认为：“抗日战争初期，南京失陷，武汉长沙撤退之后，桂林麋集了我国文化界许多避难的精英，抗日歌咏运动蓬勃开展。
桂林抗战岩洞教育调查报告
抗战时期，岩洞教育是桂林文化城影响很大的一个文化现象。
对这一文化现象，知者甚多。
当时不少报刊媒体皆有报道，当年亲历者在后来的文章也有回忆。
然而，真正关于岩洞教育的研究论文却罕有。
2021年4月5日根据篇名搜索中国知网，竟无一篇篇名含有“岩洞教育”的论文；根据主题搜索，亦无一篇以“岩洞教育”为主题的论文。
可见，岩洞教育是知者甚多，专门研究甚少的抗战文化现象。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抗战期间桂林的岩洞教育，搜集了一些有关岩洞教育的文献资料。
2020年暑假，我们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对抗战期间进行过岩洞教育的桂林岩洞进行实地调研。
这个调研持续了半年多时间。
发现广西价值 展现至美广西桂林抗战岩洞教育调查报告文/图 黄伟林 黄北珈化现象——岩洞教育。
岩洞教育最早是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来的。
1938年11月30日早晨，陶行知在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发表演讲，演讲进行中听到警报，随同会中执事到雉山岩，继续演讲。
当时雉山岩躲避空袭的老百姓很多，临时听到陶行知的演讲，很有兴趣，亦随机听讲。
这个遭遇给陶行知一个启发，利用老百姓躲避空袭的机会，开展岩洞教育。
陶行知先是向广西当局口头提出岩洞教育的建议。
当局建敦促他立即写出具体的建议。
1于是，陶行知写了一个大约两千多字的《岩洞教育的建议》提交广西当局。
该建议很快在1938年12月8日的《广西日报》上发表。
全文如下：岩洞教育的建议（一）根据几件事实甲、桂林山洞甲天下，这些山洞不但是天然的防从昨天大轰炸以后，人民进洞躲避的自必更加踊跃。
丙、我们在洞里等到紧急情报来时，足足有半个钟头，大家都无事做。
轰炸后，飞机去了，又等了许久时候，才解除警报。
在这时间内，老百姓也无事做。
丁、我早晨在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演讲，中途得警报，只好随同会中执事到雉山岩，继续演讲，老百姓也感觉兴趣，临时随便来听。
戊、出发到雉山岩去，在一路所见，有应注意的几件事似宜用教育来帮助解决：（一）走路很没有秩序；（二）妇人家，抱一个小孩，携一个小孩的很多，没有人帮忙；在狭路及洞口所见，小孩有被挤倒及践坏之危险。
艾青的桂林时间——抗战桂林文化城系列论文之十三
艾青的桂林时间----抗战桂林文化城系列论文之十三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摘要］艾青是抗战时期中国优秀的诗人。
桂林时期的艾青写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他主持《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发表了大量当时中国优秀诗人作品，是艾青将桂林引进了新诗时代。
同时，也是桂林时期，艾青诗歌从诗坛走向了大众。
艾青在桂林创作的《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是其整个诗歌创作生涯的代表作，《诗论》是其诗歌理论写作中唯一的系统论著，这三部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关键词］抗战;桂林;艾青［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目前,笔者所读到的有关艾青到达桂林最早的记录来自《桂林文化大事记》。
据该书记载,1938年11月13日，在香村川菜社招待美术界救亡工作人员，梁中铭、汪子伟、特伟、刘元、梁日波、艾青、赵望云、阳太阳、何鼎新等二十余人应邀参加。
根据这条消息推断，艾青在1938年11月13日之前已经到达桂林。
1938年11月19日，李文钊与艾青、夏衍、梁中铭、汪子美、金山、郑君里等发起组织成立桂林文化工作者联合团体，在东坡酒楼举行座谈会，这是艾青初到桂林参加的文化活动①。
到桂林没几天，1938年11月17日，艾青创作了《我爱这土地》，这是他到桂林写作的第一首诗歌，是中国现代最为脍炙人口的诗歌之一：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101土地、河流、风、黎明、死亡，都是艾青诗歌常见的意象，艾青通过鸟这个生命体，为这些意象赋予了极其深沉的情感。
这首诗非常感人,一方面，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又获［文章编号］1673—8861(2020)03—0001—05得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鸣。
艺术场域下文化资本积累分析——以抗战时期广西桂林为例
艺术场域下文化资本积累分析一一以抗战时期广西桂林为例□温婷1张贤2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西桂林兴办美术教育院校，培养了数百名中小学美术教师，使受教育者在学术上获得了认可的文化资本。
美术学校的创办理念和授课教师的人生经历、创作思想是无形的文化资本。
初阳美术学院的课程设置理念为日后漓江画派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广西桂林的民众接受美术教育的机会较多，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与其他区域民众所拥有的形成了一定差异。
关键词:场域文化资本广西桂林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尤其是1937至1944年间，各界文化名人齐聚桂林，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理念推动了广西美术的现代性发展。
文章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切入，分析桂林如何在此期间积累了各种文化资本。
一、文化资本与艺术场域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成“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文化资本”这个术语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有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根据他的看法，场域是由存在于一定社会语境下的一个个小系统构成的自主性空间。
资本在社会场域中并非均匀分布，一个群体或个人因为教育程度和文化制度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资源，并因为资源的不同而建构出不同的空间位置和利益分配。
由此，场域可以被视为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日。
在这个结构化的空间中，行动者处于不同的等级结构之中，而且处于不停地争夺和追逐的状态。
田汉的抗战情怀——从田汉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说起
田汉的抗战情怀----从田汉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说起邓祝仁①［内容提要］田汉一生，兴于戏曲，结于戏曲；田汉情怀，融于戏曲，显于戏 曲；田汉心灵，寓于戏曲，绽于戏曲。
抗战爆发，武汉、广州沦陷以后直到湘桂大撤退，即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这六年时间里，田汉主要在桂林开展抗敌戏剧活动，其抗战情怀挥洒、浸透、熔铸在桂林美丽的山水之间，铭刻在众多文化人、戏剧人和热心观众心田。
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谨以本文表示缅怀和敬意。
［关键词］田汉杜宣新中国剧社《秋声赋》桂林抗战文化城一、田汉的戏剧人生田汉的一生和戏剧、电影、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杰出的戏剧艺术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他一生创作话剧、歌剧、戏曲剧本、电影剧本100多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1300多首，是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话剧《关汉卿》是田汉的代表作，影响深远。
1898年3月12日，田汉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乡是戏剧之乡，随时可以看到湘剧和皮影戏，他少年时代即浸淫在戏剧的熏陶之中。
田汉1920年开始创作话剧,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翠艳亲王》写于1925年，是我国最早的电影剧本之一。
1927年创作了话剧《名优之死》，是他早期的代表作。
1928年和欧阳予倩、徐悲鸿成立“南国剧社”，主编《南国月刊》。
1930年参与发起组建左翼联盟，是核心人物之一。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文艺工作。
1934年写出电影故事《风云儿女》。
1935年2月19日被捕入狱，在狱中作词《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同年7月被徐悲鸿、宗白华保释出狱。
抗战前，田汉已经创作话剧、戏曲、电影剧本50余部了。
①邓祝仁（1947—），男，广西桂林人，文学学士。
现任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聘教授，《社会科学家》杂志社原编审、主编、社长。
近期研究方向：广西地方文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田汉的戏剧活动和抗战融为一体。
《破阵曲》：漂泊在桂林抗战文化城中的文人群像
《破阵曲》：漂泊在桂林抗战文化城中的文人群像作者：李逊来源：《歌海》2018年第06期[摘; ; 要]抗日战争时期，时为西南乃至全国的抗战重镇的桂林，吸引着大批文人的到来，他们在这西南一隅，用手中的笔墨书写了抗战文化史的光辉一页。
大型桂剧《破阵曲》正是以抗战年代为背景，从桂林抗战文化城万千文人中选取了马君武、欧阳予倩、徐悲鸿、田汉、张曙五位为代表，以桂林本土戏剧的形式歌颂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描绘那些漂泊在桂林抗战文化城中的文人群像。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城;《破阵曲》;文人群像漓水悠悠绕城流，群山幽幽城中立。
桂林素来以山水闻名，抗战时期，桂林有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大批文人因此漂泊到桂林，当时的桂林文化活动空前繁荣，故有“抗战文化城”之名。
近80年后的今天，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将其首部桂林“抗战文化城”题材大戏——《破阵曲》搬上了舞台。
讲述了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人以笔墨为戟，以热血如歌，众志成城破敌寇千里，破世之旧阵、人之心阵、敌之围阵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个个鲜活的抗战文人群像。
一、选择：漂泊中文人的责任舞台布景是桂剧演出不可或缺的一大部分，通过场景、灯光、道具等的组合烘托出情景所需的气氛，对推动剧情发展，提升剧本主题思想表达具有重要的意义。
《破阵曲》的舞台布景不是极尽华丽，舞台左右两边以几艘木船作为固定的背景散开，柔和的灯光打在舞台中，形成一道波光粼粼的水，背后是一座座群山，木船载着满怀希望的热血志士漂泊到桂林，切合了时代的背景，颇有欧阳予倩先生“不机械地写实，而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追求美的意境”①，自然而然地把漂泊中的文人形象带出，寓意深远，令人反复回味。
抗战时期，各界文化领袖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桂林，用演讲、文字、画作、歌声和舞蹈做武器，以文化和文艺的强大凝聚力、感召力举起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大旗，开辟了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他们是抗战文化运动队伍当中的中坚力量。
张曙是一位年轻又富有才华的音乐家，1938年，在3万多人丧生的长沙“文夕大火”后，张曙从长沙奔赴桂林，继续创作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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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将田汉七十多年前的话剧《秋声赋》重新搬上了舞台，该剧在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和南宁数轮演出，都引起了轰动效应，并成为第四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入选剧目。
《秋声赋》是左翼剧作家田汉1941年创作的作品。
这一年，田汉四十三岁，人到中年，进入了他人生的多事之秋。
1937年上海沦陷，田汉不得已离开中国现代话剧的摇篮上海，到武汉和长沙从事戏剧运动。
1940年5月，他应陈诚之召，到重庆继续第三厅的工作。
重庆期间，他与妻子林维中、女儿玛琍、儿子海云有一段黄金时代的生活。
秋末冬初，前女友安娥也来到重庆从事文化抗敌工作，还带来了她与田汉的儿子大畏。
安娥在重庆期间写作了长篇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交给田汉指正，两人旧情重燃。
田汉陷入家庭危机。
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大敌当前之际，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悲剧煎熬着每一个明智的中国人。
左翼人士纷纷离开重庆。
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上安娥的存在，田汉与妻子林维中的矛盾日趋激烈，到了无法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境地。
3月，田汉离开重庆到湖南。
他希望这个离开能够带给他转机，帮助他打开民族风云和个人风月的新局面。
正当田汉隐居南岳菩提园的时候，5月，杜宣风尘仆仆从桂林来访。
杜宣此一南岳之行，是要说服田汉加盟李文钊创办的新中国剧社。
桂林文化人苦斗的精神重新点燃了田汉的激情，他欣然同意加盟新中国剧社。
8月，为支持新中国剧社的创建，田汉举家迁到桂林。
1939年4月20日，田汉曾经带领平剧宣传队抵达桂林，住在桂林榕湖路五美园一座小楼，从事他的新戏剧运动。
此次重返桂林，田汉在东灵街花桥附近住，后来又搬到龙隐岩边的施家园。
安娥也来到桂林，与田汉重聚。
田汉一方面与安娥志趣相投，另一方面与林维中剪不断，理还乱，再加上皖南事变之后桂林文艺界相对萧条，家庭的秋天、国家的秋天以及桂林自然界的秋天，激发了田汉的创作冲动。
1941年秋冬之际，田汉完成了话剧《秋声赋》。
一天，戏剧家熊佛西携夫人叶子访问田汉，田汉朗诵刚写完的《秋声赋》，熊佛西深受感动，口占一绝相赠：名满天下田寿昌，箪食瓢饮写文章，秋风秋雨秋声赋，从古奇才属楚湘。
秋天的桂林，田汉倾力支持的新中国剧社屡遇挫折，演出票房不好，后台老板撤资，以至于创办者李文钊忍痛辞职。
田汉凭着他各种人脉关系支撑着新中国剧社的运营。
正是在这种极度艰难的境遇中，10月，田汉创作了话剧《秋声赋》。
1941年12月28日，由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在桂林国民大戏院上演，连演八场，终于帮助新中国剧社走出困境。
数年后田汉回忆：《秋声赋》因接触了当时沉闷空气，也描写了一些本地风光，却从1941年12月28日在国民大戏院上演起，演到第二年1月3日。
这也就稳住了‘新中国’（指新中国剧社）的经济基础，给了大家再接再厉的勇气。
①话剧《秋声赋》不仅写于桂林，而且剧情大都写的也是桂林。
抗战时期桂林的秋天，秋风萧瑟，秋意伤感。
昔日情人胡蓼红的到来让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的诗人徐子羽既兴奋又忧虑。
他的兴奋是因为他与胡蓼红曾经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的忧虑是担心婚外的情感无法得到妻子的谅解。
妻子秦淑瑾对徐子羽的婚外恋情充满怨恨，她希望丈夫和自己一起去南洋生活，保证家庭的安宁与和谐。
徐母深明大义，支持儿子的文化救亡事业，但对儿子的情感生活也不满意。
因为不愿意看到儿子与媳妇整天争吵，她与媳妇秦淑瑾一起从桂林回长沙。
胡蓼红有与徐子羽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想带着徐子羽到马尼拉。
但徐子羽并不同意她的主张，并对她的变化感到不理解。
为与徐子羽远走高飞，胡蓼红想赢得徐子羽女儿大纯的支持。
她引导年幼的大纯叫她妈妈。
大纯明确表示自己有妈妈。
此举让胡蓼红既伤心又醒悟，她意识到自己没有必要做一个有母亲的孩子的妈妈，而应该去做那些没有母亲的孩子战争中的难童的母亲。
胡蓼红带着难童到了长沙。
夜晚，她去看望徐母淑瑾婆媳。
此时，日军已经兵临城下。
大敌当前，秦淑瑾和胡蓼红这一对情敌终于和解，明白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抗敌才是正确的选择。
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徐子羽长沙的家，胡蓼红和秦淑瑾合作杀死了来犯的敌人。
在桂林，徐子羽和大纯听到了漓江边《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和庆祝湘北大捷的欢呼声。
这样的秋声使徐子羽不再伤感，重新变得朝气蓬勃，奋发图强。
熟悉田汉生活的人看了《秋声赋》，都有会心之笑。
因为，《秋声赋》称得上是田汉的自传之作、桂林之作和抗战之作。
所谓自传之作，说的是《秋声赋》的剧情几乎与田汉个人生活形影相随。
1942年，田汉在一封给阳翰笙的信中称：《秋声赋》原来的写作计划仅想表现桂林文化界由萧条而活跃的抒情的过程，但在写作过程中，把计划又大大地改变了。
大体以湘北第二次会战前后在长沙、桂林两地引起的波动为背景，主要故事系写一文化工作者不肯以恋爱纠纷影响其报国工作，同时在报国工作中，统一了他们的矛盾。
假使吾兄看了此剧，必引起若干的实感与会心的微笑的，虽然我已经把其中的人物穿上理想的外衣了。
②剧中主人公徐子羽是一位诗人，作者称他为一个艰苦卓绝，可也带些神经质的工作者。
剧作写了徐子羽一家，他的妻子秦淑瑾、恋人胡蓼红、母亲徐母和女儿大纯。
正如田汉所说，对于了解田汉个人生活的人，这样的人物关系必引起若干的实感与会心的微笑，因为它几乎完全对应了田汉本人与他的妻子林维中，当时的恋人、后来的妻子安娥，田汉的母亲以及田汉的女儿这样的人物关系。
当时的田汉与林维中的矛盾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与安娥的恋情则日趋成熟。
更进一步，不仅剧中人物关系对应了田汉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关系，而且剧中人物的品格才能也对应了相应人物的品格才能，如徐母的深明大义，林维中的呵护家庭以及女诗人安娥与田汉的志同道合。
相隔七十多年，当我们把这个话剧重新搬上舞台，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极易庸俗化、娱乐化的一男二女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在剧作家笔下，自有一种殊为可贵的气质。
那个时代的进步文人艺术家，他们的纯正与担当，令人敬佩。
所谓桂林之作，可以理解为《秋声赋》是田汉在桂林、写桂林的剧作。
用田汉自己的话说就是《秋声赋》接触了当时沉闷空气，也描写了一些本地风光。
这里的沉闷空气，指的是皖南事变之后桂林文化城的文化氛围；本地风光，指的是桂林的自然风光。
就文化氛围而言，桂林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抗战文化中心，著名的文化城。
对此，田汉专门借剧中人物黄志强之口说了他对桂林的印象：好得很。
不要说桂林的山水了，我一到市区就看见许多新的戏剧上演的美丽的广告。
一到书店，新出版的书报也是美不胜收。
桂林文化界的活动真是蓬蓬勃勃的，不愧是西南文化的中心。
当然，桂林的政治气候也会瞬息万变，所谓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
然而，作者终究还是乐观的，他相信只要天地四时的运行不变。
去了的春天依然会回来的。
就本地风光而言，原剧五幕，除第四幕故事发生在长沙，其余四幕都发生在桂林。
其中两幕发生在漓江边徐子羽的家，实际上也就是当年田汉居住的龙隐岩边施家园，剧中秦淑瑾在家里指着窗外给客人黄志强介绍：这一带竹子长得不坏吧。
你看那边，那是象鼻山，底下就是漓江，到了夏天我们常常到江里去游泳的。
言语间洋溢着对山水之美的欣赏。
黄志强也认为人家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你们这儿又是桂林山水最好的地方，这已经是算你们桂林山水最好的地方。
另外两幕分别发生在环湖路某旅馆和七星岩前一茶座。
这两个地方也是桂林名胜，属于游客必游之地。
所谓抗战之作，说的是《秋声赋》的抗战题材与抗战主题。
《秋声赋》写的是文人抗战、文化抗战，徐子羽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喋血沙场，马革裹尸，而是通过文学作品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肃清国民的民族缺陷，激励国民的抗敌勇气。
田汉1941年10月创作《秋声赋》，故事的时间背景与当时的时间背景完全一致。
1941年9月，日军为实施其南进策略，出兵十万，大举进犯湘北，企图在汨罗江以南长沙以北消灭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
第二次长沙战役正是《秋声赋》一剧的背景，剧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与此战役息息相关。
全剧最后结束于第二次湘北大捷，漓江岸边百姓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的欢呼之声成为改变徐子羽忧郁心情的秋之声。
同样，剧中女主人公胡蓼红，虽然一度为情所困，沉溺于对徐子羽的感情中不能自拔，但面对战争中的难童，她终于觉醒，勉励自己：国家在和敌人奋斗，我们也和我们心里的敌人奋斗吧而徐子羽的妻子秦淑瑾，在历经丈夫移情别恋的情感创痛之后，也意识到自己的懒惰和自私，并自信自己还有飞翔的本能，希望通过教育难童使自己能够对国家民族有用。
还有徐母，为支持儿子的抗战文化事业，不惜卖掉了自己的首饰。
还有大纯，徐子羽的女儿，纯真美丽的少女，也开始排戏，加入了抗战文化事业。
1941年12月，田汉的《秋声赋》为新中国剧社带来了转机，也帮助田汉本人从低迷苦闷的心境中走了出来。
巧合的是，也正是这个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对日、德、意宣战，中国抗日战争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洪流，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开始发生了新的转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话剧《秋声赋》看作是民族命运转机的预言。
欧阳子方夜读书，忽闻有声自西南来，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澎湃，似山雨将至而风雨楼台，不，似太平洋的洪涛触巨浪、触崖边而散开。
啊，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但是我们不要伤感，更不用惊怪，用铁一般的坚定从风雨中、浪涛中屹立起来，这正是我们民族翻身的时代。
这是话剧《秋声赋》的开幕词。
七十年过去，已经翻身的中华民族有了更宏伟的梦想，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显而易见，田汉话剧《秋声赋》的名字来自欧阳修的辞赋作品《秋声赋》。
在辞赋《秋声赋》中，欧阳修描摹的秋声，有风声、雨声、草木声、波涛声、秋虫声、金属相击声和兵马行军声。
通过对这些秋天的声音的描写，欧阳修表现了秋天的肃杀与凋零，传达了人生的悲凉和伤感。
那么，田汉的话剧《秋声赋》中，秋声是什么？作者又想传达什么呢？正如欧阳修的辞赋《秋声赋》，田汉在他的话剧《秋声赋》中，也写到了各种各样的秋声。
比如，主人公徐子羽女儿大纯朗诵欧阳修《秋声赋》的片断，是穿插剧中重要的秋声。
九百年前欧阳修的辞赋，成为剧中核心的音响。
大纯朗诵《秋声赋》的声音，该剧主题歌对《秋声赋》语句的袭用，都在提醒观众，作者田汉也进入了他人生的多事之秋，欧阳修的秋士之感，同样被剧中人传承。
当然，欧阳修的辞赋《秋声赋》，只是田汉话剧《秋声赋》中的一个隐喻。
对于田汉而言，他在话剧《秋声赋》中，呈现了许多欧阳修辞赋《秋声赋》所没有涉及的秋声。
比如《漓江船夫曲》：撑呕喉喉！撑呕喉喉喉！肩头铁板一样的硬呐喉喉！篙儿弓一样的弯呐喉喉！拼着我们的血和汗喉喉！哪怕他三千六百个阎王滩呐喉喉！撑上去了万事平安，撑不上去流到那鬼门关，海龙王请你吃早饭呐喉喉！徐子羽家住漓江边，一家人终日听到的漓江险滩上的号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