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_沧浪诗话_论诗得失辨正
沧浪诗话

《沧浪诗话》严羽版本:郭绍虞《沧浪诗话校笺》,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五月第一版◎诗辩一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
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此乃是从顶①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注:①〔图片字〕,音níng,顶巅。
二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兴趣,曰音节。
三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淒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沈着痛快。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
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
他人得之盖寡也。
四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
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
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汉、魏尚矣,不假悟也。
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
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
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
诗道如是也。
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译文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译文沧浪诗话·诗辨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
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译文】学诗的人要以识见为主:入门要须要正,取法应该高;要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人为师,不以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为榜样。
如果自己产生退缩屈从之心(不敢向盛唐诗人学习),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胸臆,这是由于他立志不高。
行路没有走到终点,这还是可以加油继续向前走得;假如开始走时路的方向就错了,那就会越跑越远了;(作诗取法不高)这就是入门不正啊!所以说: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这就定得其下了。
又所以说:智慧见识超过老师,(老师)仅可以传授(作诗之法)与他;智慧识见与老师相等同,(他所接受于老师的)就要减少到老师的一半了。
学诗的工夫要从学习最好的作品开始,而不可从低下的作品学起。
先要熟读《楚辞》,朝夕诵读吟咏,以作为学诗之根本;下及《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诗和汉魏五言古诗都必须熟读;再将李白、杜甫的诗集反复研读,好像现在的人研治经书那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诗之精华,酝酿于胸中,时间长了就自然深入领悟(作诗的奥妙)了。
这样,虽然未必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也不会失去(学诗的)正路。
这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从顶门上做起,可以说是向上的门路,可以说是直接寻求到根本,可以说是顿入了法门,可以说单刀直入之法。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一部关于诗歌理论和批评的著作,其中的“诗辨”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内容。
在“诗辨”中,严羽提出了一些关于诗歌创作的重要观点。
首先,严羽认为诗歌创作应该以“吟咏性情”为本,即诗歌应该表达诗人真实的情感和体验。
他反对那种追求形式、技巧和华丽辞藻的诗歌,认为这样的诗歌缺乏真情实感,难以打动读者的心灵。
其次,严羽提出了“妙悟”说,认为诗歌创作需要有一种超越理性思考的感悟能力。
他认为,诗歌创作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和知识积累来实现的,而是需要诗人在感性层面上进行领悟和体验。
再次,严羽强调诗歌创作应该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个性。
他认为,每一位诗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而不是模仿别人。
只有具备独特的风格和个性,才能使诗歌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最后,严羽还提出了“以禅喻诗”的观点,认为诗歌创作和禅修有很多共通之处。
他认为,诗歌创作需要像禅修一样,超越世俗的纷扰和杂念,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超脱。
总的来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部分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诗歌创作的重要观点,强调诗歌应该以真情实感为本,注重感性领悟和独特风格,同时也提倡以禅修的方式来进行诗歌创作。
这些观点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话文章】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及附录)

【诗话文章】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及附录)沧浪诗话(诗法及附录)诗法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
有语忌,有语病,语病易除,语忌难除。
语病古人亦有之,惟语忌则不可有,须是本色,须是当行。
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
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在出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诗难处在结尾,譬如番刀须用北人结尾,若南人便非本色,须参活句,勿参死句,词气可颉颃,不可乖戾。
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
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
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呟于旁门小法(禅家有金刚眼睛之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
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
沧浪诗话(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
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
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见难合固如此,深可叹也!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
高意又使回护毋直致褒贬,仆意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著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
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吾叔诗说其文虽胜,然只是说诗之源流、世变之高下耳,虽取盛唐而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处其间。
异户同门之说乃一篇之要领,然晚唐本朝谓其如此可也,谓唐初以来至大历之诗异户同门已不可矣。
《沧浪诗话》-诗辨与“辨体”

《沧浪诗话》-诗辨与“辨体”《沧浪诗话》:“诗辨”与“辨体”摘要: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为宋代诗学著作的代表,提出了诸如如“妙悟”、“熟参”“取法乎上”等理论术语,对古代诗话、词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严羽的《沧浪诗话》也萌发了分体、辨体的意识,尊体、破体、辨体是《沧浪诗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本色”及“以盛唐为范”等内容,本文试对其进行一番探析。
关键词:《沧浪诗话》;文体;辨体;诗辨作者简介:孟开元(1991.5-),男,汉族,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人,四川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宋人论辨文体,渊源已久,自梁任,P的《文章缘起》始,溯古诗之源流,辨别各类文体,并通过辨别诗体来推崇其诗学主张,这种做法,一直是诗坛上的常见现象。
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辨别先秦以来各类诗体十二体。
粗浅的概括了各类文体之别,严羽也不例外,在《沧浪诗话》中专列《诗体》一章分为以时而论、以人而论、以有韵无韵而论、以风尚而论的标准将文体分为,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谢体、徐庾体,王杨卢骆体少陵体,有全篇双声叠韵者,有全篇字皆仄声者等各类文体。
其后又说:“今人作诗;差人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
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
市嫌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这里所说的“家数”正是各种文体,他认为“家数”之分而后才知知优劣书》)”之别。
以上这些辨体的方式和做法体现了严羽清晰的辨体观念与辨体意识。
一、“辨体”的含义在宋代一直就有“文章以体制为先”[1]的说法,至于何谓“辨体”,《文体明辨》徐师曾认为,“辨体”是随着文章学的发展,而发生的:“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故类愈增。
(《文体明辨自序》)”[2]明人徐师曾认为,辨体即“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经典作品的辨析,溯清各类文体、风格、体貌的分别。
高考模拟作文: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学诗有三节(写作指导及范文)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
”其大意是:学诗之人初期不识好坏,篇幅又长又累赘,放纵笔力写成;后来稍有知识则自知浅陋,写诗开始畏畏缩缩,极难写出好诗;等到达写诗透彻的境界,则纵横诗境,信手拈来。
严羽的诗论能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思考。
请你结合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体验,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审题:这是一道引语类材料作文题。
材料中严羽所说的“节”,就是学诗的“阶段”,三节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不识好恶”是指不懂得作诗之法,不能区分诗歌的好与坏、优与劣;“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是指作诗多而泛滥。
因为无法度、无规矩,故而无所顾忌,不知敬畏,作品虽多,却大都是粗制滥造。
第二阶段,“识羞愧”可以理解为“懂得敬畏”“明白了作诗之法”;“生畏缩”即不敢随意作诗,“成之极难”意思是写出符合标准的好诗很难。
学诗者已认识到以前的仓促与鲁莽,对诗歌产生“敬畏之心”,于是“始生畏缩”,逐渐懂得原来诗歌并不是这么简单,但因为心中畏惧,反而写不出好诗。
第三阶段,“透彻”是指对事情、情况、道理等理解或表达得详尽而深入,本阶段对诗歌创作的规律、方法有了深入的了解,就不会滥写乱写,能在慎重之下追求诗歌创作的质量,最终信手拈来,也能创作高品质的诗歌。
总而言之,严羽的评论可以概括为:第一阶段只求数量,佳作甚少;第二阶段,因顾及到作品的质量,很少创作;第三个阶段的诗人,在经过不断地积累学识,磨砺自己的写作技能之后,对诗歌的体悟会逐渐达到“透彻”的程度,也就是所谓的“自然之境”,此阶段创作出来的诗歌都透着诗法、诗味、诗趣。
题目要求根据严羽《沧浪诗话》“三节”这一“本事”能够拓展开去,思考自己在学习与生活中的“启示”,譬如由学诗联想到做人、交友、处事、为学、治国等。
《沧浪诗话》的诗学价值的分析

《沧浪诗话》的诗学价值的分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从时间上看,问世于南宋的严羽《沧浪诗话》,离一般公认的诗话类著作的开山之作—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并不远,但相比之下,两者的差距却非常明显:《六一诗话》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可考的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话类著作,但其主要内容乃是记载诗人轶事及与诗歌相关的佚事逸闻等,属于文人闲暇之时聊资谈助类著作;而《沧浪诗话》虽沿袭了“诗话”的名称,且距《六一诗话》时代不远(同属宋代,北南之差),却显然属于涉及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著作,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堪称一部有着相当理论内涵和独家批评风格的诗学著作。
其在古代诗话类著作群体中,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值得后人研究和重视。
严羽的《沧浪诗话》从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5个方面展开论述,我们不妨以宏微观结合的眼光,从宏观到微观,对该诗话作较为客观而又扼要系统的阐发,从中一窥其内在蕴涵的诗学价值,并进而认识其作为一部诗话类著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总体上看,《沧浪诗话》全书5个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中,第一部分“诗辨”的论述(辨别诗道,也即辨别对诗歌之真理的认识能力),似宏观阐发的成分较之其他部分更多些,其中体现严羽诗学总体主张和见解的内容也更集中些。
首先,严羽开门见山提出,学诗者须“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既包含认识,也包括见识、识力。
在严羽看来,学习和创作诗歌,首先应具备这个“识”—对诗歌基本原理的认识、对诗歌技巧的见识、对诗歌价值的识力(判断力),而要达到这个“识”,必须做到8个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从严羽对这8个字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他推崇的是自汉魏晋以迄盛唐时代的诗歌创作,其中特别是盛唐,似不可取,这是严羽认为的学诗的主导方向,倘不顺着这个方向,则入门不正、立志不高。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得失辨正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得失辨正从古至今,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诗人,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大概要算是唐代的严羽。
他的诗作被誉为“古典诗话中的绝唱”,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语言文学的发展。
他的诗歌具有辩证性、朴实实用的特点,其中以《沧浪诗话》最为出名。
那么,以《严羽《沧浪诗话》论诗得失辨正》为标题,从中探讨严羽的诗歌的得失辩正是什么呢?首先,严羽的诗作具有辩证性,他在《沧浪诗话》中把古典时期的意象和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连在一起,使得诗歌变得更加实用性强。
他的抒情文学性与诗的理论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他独特的诗风。
他不拘泥于传统的格律,而是借鉴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融汇贯通,将自然与人文关系抒发得淋漓尽致,深刻洞察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用以描写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情节。
其次,严羽不仅在诗歌上得失有所辨正,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大有作为。
他以“精神开拓者”之称,利用其文学精湛的能力,把自己的精神写进诗歌中,赋予诗歌以灵动的艺术力量,使它变得更有活力和忧郁气息。
他的思想艺术理论也受到了众多艺术家和人们的肯定。
最后,严羽的诗作有得失之辨正,主要体现在其以集传统文学精华、融入自身精神的方式赋予诗歌以新的生命。
他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反映出一个把自然元素和人文精神融合在一起的、博爱平等的社会,并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慷慨悲凉的情怀,这种对生命和人间景象的倾向也使《沧浪诗话》受到了众多人们的欢迎与喜爱。
综上所述,从严羽《沧浪诗话》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具有辩证性、朴实实用的特点,他在实际生活中也大有作为,并将自身的精神写进诗歌中,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反映出一个把自然元素和人文精神融合在一起的、博爱平等的社会,最终使《沧浪诗话》受到了众多人们的欢迎与喜爱。
这正是严羽诗歌得失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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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社科纵横Jan,2011总第26卷第1期SOIAL SCIENCES REVIEW VOL.26NO.1严羽的《沧浪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它直接影响了明、清诗文运动,七百多年来,对它的研究和争论几乎没有间断。
近年来,《沧浪诗话》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如对于严羽诗论的得失问题就始终争论不休,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一、“以禅喻诗”与“负的方法”辨正严羽诗歌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禅喻诗”,有所谓的“第一义之悟”和“透彻之悟”,共同构成了影响深远的“妙悟”说。
关于“妙悟”的意义,按照程国赋先生《二十世纪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研究》[1]中的归纳,学界共有六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一、“妙悟”是一种形象思维,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二、“妙悟”是灵感,以周来祥、吴调公先生为代表;三、“妙悟”是艺术想象力与移情作用的发挥,以王达津先生为代表;四、“妙悟”是审美意识和艺术感受能力,以陈伯海先生为代表;五、“妙悟”就是通过熟参汉魏晋盛唐诗歌,从而达到最佳的审美境界,以钱钟书先生为代表;六、“妙悟”是一种艺术直觉,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
各家的看法各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不能完全概括“妙悟”说的内涵。
“妙悟”说的思想渊源是佛教禅宗学说,因而,探讨“妙悟”的意义,还得从诗禅的思维相似性上入手。
为了便于探讨,本文先限定一个范围,即只是探讨“妙悟”说在严羽诗话中的原始文本意义,而不作接受学意义上的发挥。
禅宗是一种静默的哲学,无论是渐悟还是顿悟,都强调修行者“悟”的重要性,所谓“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因而其思维模式更多的是一种非逻辑性的直觉思维,其思考的结果则往往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不是理论性的而是感受性的,这种思考的结果自然是“不可说”的。
但禅宗为了传播的需要,有时又一定非要说出什么道理来,于是就常常是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而无法说出它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禅宗的典籍里总是说“无”,说“非”,说“不”。
这样的一个思维过程既不同于逻辑思维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哲学思考模式,也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积极入世的功利性思维模式,而是一种中国传统哲学中独有的否定性思维模式,也即冯友兰先生所归纳的“负的方法”[2](P293)。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新知言》一书中,将形上学的方法论分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
概括的说,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
负的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有很强的启示性,这种启示性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提供的。
关于诗禅的相通之处,前人阐述颇详,笔者不敢妄论。
这里只强调一点,即严羽诗歌理论中的严羽《沧浪诗话》论诗得失辨正苗民(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内容摘要】作为一位成熟的诗歌评论家,严羽论诗有自己独立的一套理论体系,有别于两宋时期很多诗话体制散漫、缺乏严密组织结构的特点。
从诗禅思维的相似性角度来看,其诗论的核心概念“妙悟说”所阐释的思维过程既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积极入世的功利性思维模式,也不同于逻辑思维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哲学思考模式,而是一种来源于禅宗哲学的独有的否定性思维模式“负的方法”。
作为诗人的严羽积极地通过诗歌创作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但由于自身的才力及所处时代的局限,其诗歌创作成就并不突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诗论家的遗憾。
【关键词】《沧浪诗话》妙悟负的方法才力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1-0079-03*作者简介:苗民(1984-),男,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学与艺术·79“妙悟”说无疑是借鉴了禅宗的否定性思维模式的。
这无论是从他对不可说的“第一义”和“透彻之悟”的推重和对于“莹彻玲珑,不可凑泊”、“言有尽义无穷”之境的追求上,都可见一斑。
因而如果要探究“妙悟”说的意义的话,对于其思维模式的探究是有必要的。
郭绍虞先生为代表的注重诗歌内容的一派曾对严羽的“妙悟”说提出过指责,即认为这种一味熟参和对“不落言荃”的玄妙之境的追求,是由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缺乏关注的结果或者是诗歌理论水平的欠缺,故而无法说出诗歌的具体妙处,而只以含糊之语论之。
但如果从否定性思维模式的思考方式来看,这正表明了严羽深知诗歌妙处是不可言说的,具有丰富启迪性(或称之为空白)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魅力,若勉强要对它进行条分缕析,则只能是“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当然,这种负的方法并非论诗的捷径,它需要扎实的诗歌理论功底和诗歌鉴赏功底甚至还包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相当程度上的审美同情心为基础,因为“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2](P295),诗歌的高度纯粹性必须建立在对于诗歌文本本身的透彻分析上。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严羽的“妙悟”说才能发挥其巨大的理论价值,否则可能真的沦为含糊晦涩的痴人妄言。
严羽本人应该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在《诗辩》篇中,他强调“熟参”和“熟读”前人的作品,“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这正是正负方法结合的完美结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西诗派和玄言诗,前者也强调熟参古人之诗,出发点与严羽相同,然而太过拘泥,要求“无一字无来历”,最终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后者则大谈特谈自己不可琢磨的冥想,没有根基,往往不着边际,沦为空谈。
从严羽对诗境的划分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最高境界是不假悟的汉魏古诗,这类诗歌正是“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其次才是“透彻之悟”的盛唐之诗,这类诗歌境界虽高,然仍有迹可循;至于其他种种,就更等而下之了。
可见严羽追求一种从“可悟”到“不可悟”的诗歌境界。
二、严羽诗论与诗歌创作成就辨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严羽在诗歌理论上的高妙之处,然而也正因为严羽太注重对于诗歌本身的探讨,而为后人所诟病,说他论诗脱离现实生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他对于诗歌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呢?首先,我们应该结合其诗话和其诗歌创作来弄清其是否真的忽视现实生活对诗歌的作用。
毋庸讳言,《沧浪诗话》中提到诗歌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地方确实不多,最常被人提及的只有一条,即“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若单以之来论证沧浪诗论未脱离现实生活,显然难以服人。
以前的《沧浪诗话》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沧浪论诗脱离社会生活提出指责,其动机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是论诗应当强调生活内容的重要性;二是沧浪本人多摹古之作,诗歌创作成就不高;三是后世的“格调”、“神韵”二派受沧浪的影响,论诗也有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论诗是否一定要强调生活内容的重要性呢?答曰未必。
叶嘉莹先生曾经在她的《旧诗新演———说李商隐<燕台>四首》[3]中提出过成为一个出色的文学家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生活阅历丰富;二是写作技巧高超;三是先天禀赋过人。
历来成名的文学家于此三者各有侧重,然或多或少兼而有之。
前人论诗也无外乎此三点,然而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窃以为只有第二点。
关于对社会生活的强调,纵观中国文学史,从诗大序的美刺之说,到韩愈《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再到王夫之《薑斋诗话》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甚至也算上沧浪所说的“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
并未有什么发展和突破的地方。
大致社会生活之于诗歌创作,就像穿衣吃饭之于日常生活,属于那种无甚可分辩的基本因素,更多的时候只是创作的载体和催化剂而已,知道即可,实无大谈特谈的必要。
至于作家的先天禀赋问题,虽然历来天才论、灵感论之类的著作层出不穷,近世尤甚,然究其本来面目,不过是心理学或者生理学问题的变种而已,无关乎文学的本质问题。
而且,以诗人的实际创作成就来讲,历来都不乏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狭隘,只关注表达技巧和个人情感抒发的优秀诗人,从魏晋的谢灵运、颜延之,到唐五代的李商隐、温庭筠、李煜,再到宋时的晏几道、秦观,再到被况周颐誉为“国初第一词人”的纳兰性德,以这样一些杰出诗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诗词作者都不以诗歌作品关注现实生活见长;从另一个角度说,历来也不乏强调文学干涉现实而创作成就平庸者,这里姑且不论历朝历代以文学为社会政治的传声筒者,单举一个较为典型的元白诗派来稍作分析。
元白诗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就是“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4],其诗歌创作无论内容和形式上都强调干预生活,然而由此产生很多弊病,如语言浅陋甚至于粗鄙,诗作不够精炼含蓄,为了实现功力目的而常80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导致真情实感不足,更是这类诗歌的最大弊病。
虽然以元白二人的卓越诗才,亦写出像《连昌宫词》、《卖炭翁》、《轻肥》等佳作,但若较之二人之其他类型诗作如元稹的悼亡诗、白居易的闲适、感伤诗,其成就立刻相形见绌。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文学史上那些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诗人,其对于诗歌艺术形式的发展往往有着极大的贡献,这只要想一想永明体诗人定声律,初唐沈、宋定型五律,乃至王孟诗派及后来的李商隐、吴文英诸人对诗词境界开拓上所作出贡献的重要性就会有所感触了。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证明诗歌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或者是为所谓的形式主义流派掩盖缺陷,上面所举的例子也都只是分析性的而非概括性的。
笔者只是想借此重申论诗本来就应该从诗歌文本和本身的特点入手,在这个意义上,严羽较少涉及对社会生活内容的强调,而集中笔墨讨论以“悟”为核心的诗歌创作、诗歌鉴赏论及诗体诗法等围绕诗歌本质所展开的问题,实在是无可厚非。
更何况谈论一个话题有所取舍是必然的事情,若妄求面面俱到,则只能是各个因素互相消解,无法深入问题内部。
最理想的的结果当然是既深入问题本质又能调和问题的方方面面,然而从朱熹、康德、黑格尔等圣哲建构哲学体系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体系是完善的,“空白”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我们并不因为“空白”的存在而对诸位建构者横加指责,因为大多数“空白”都是由于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需要而必然存在的。
关于第二点,即严羽创作成就不高,多摹古不化之作的问题,这一点常常被一些研究者拿来当作严羽论诗脱离现实所造成的恶果和证据。
但如果仔细探究的话,可以发现这样的说法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据现有资料显示,严羽一生漫游四方,曾到过江西、四川、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地,足迹遍布大半个南宋统治区,阅历丰富。
关于这一点朱东润先生和王运熙先生都曾有过论证,蔡厚示《严羽卒年及行踪略考》[5]一文更是在各家的基础上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此处不再赘述。
唯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为其诗歌内容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
而与之相应的,在严羽的诗歌创作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各类型社会现实题材的。
如他的五律组诗《有感五首》、五古《庚寅纪乱》、七言歌行体《促织行》、《古剑行》等都是感怀时势,寄物抒情的佳作。
据乾隆刊本《邵武府志》记载:“羽既不仕,然其忧国爱民之意,每见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