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方法论及其意义

笛卡尔方法论及其意义数学学院2008级3班李超2008112202001 4笛卡尔既是西方伟大的哲学家，又是卓有建树的数学家。

他的解析几何理论，直至现在仍是高等数学的基础。

即使是中学生，也对“笛卡尔坐标系”耳熟能详。

同时，他提出了心物二元论，开西方身心问题讨论之先河。

受数学方法的影响，笛卡尔对西方古代哲学做了重大变革，提出直觉和演绎是根本的方法选择，从而为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奠定了方法和原则的基础，并试图为一切知识提供一个形而上学的框架。

当然，在笛卡尔的方法选择中，也蕴含着内在的矛盾。

文艺复兴使欧洲学者继承了古希腊的几何学，也接受了东方传入的代数学。

利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用数学方法描述运动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

笛卡儿分析了几何学与代数学的优缺点，表示要去“寻求另外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

在《几何学》(是《方法论》中的一部分）卷一中，他用平面上的一点到两条固定直线的距离来确定点的距离，用坐标来描述空间上的点。

他进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表明了几何问题不仅可以归结成为代数形式，而且可以通过代数变换来实现发现几何性质，证明几何性质。

笛卡尔把几何问题化成代数问题，提出了几何问题的统一作图法。

为此，他引入了单位线段，以及线段的加、减、乘、除、开方等概念，从而把线段与数量联系起来，通过线段之间的关系，“找出两种方式表达同一个量，这将构成一个方程”，然后根据方程的解所表示的线段间的关系作图。

在卷二中，笛卡儿用这种新方法解决帕普斯问题时，在平面上以一条直线为基线，为它规定一个起点，又选定与之相交的另一条直线，它们分别相当于x轴、原点、y轴，构成一个斜坐标系。

那么该平面上任一点的位置都可以用(x,y)惟一地确定。

帕普斯问题就化成了一个含两个未知数的二次不定方程。

笛卡儿指出，方程的次数与坐标系的选择无关，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次数将曲线分类。

《几何学》一书提出了解析几何学的主要思想和方法，标志着解析几何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进入变量数学阶段。

在卷三中，笛卡尔指出，方程可能有和它的次数一样多的根，还提出了著名的笛卡尔符号法则：方程正根的最多个数等于其系数变号的次数；其负根的最多个数(他称为假根)等于符号不变的次数。

笛卡尔还改进了韦达创造的符号系统，用a,b,c,…表示已知量，用x,y,z,…表示未知量。

解析几何的出现，改变了自古希腊以来代数和几何分离的趋向，把相互对立着的“数”与“形”统一了起来，使几何曲线与代数方程相结合。

笛卡儿的这一天才创见，更为微积分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从而开拓了变量数学的广阔领域。

同时，笛卡尔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大树的“根”。

当然，他的形而上学概念比希腊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含义更广，不仅指关于“存在”或本体论中的某些方面，还包括认识论中的基本原理。

在笛卡尔看来，正确的认识方法是认识论甚至整个哲学理论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

相比之下，“存在论”倒是第二位的，因为关于存在的知识是运用正确的认识方法得出的必然结果。

1628年，笛卡尔写成第一部哲学著作《指导心灵的规则》。

在这部著作中，他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提山关于精神、物质的形而上学知识要必须弄清楚，因为它们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

在《第一哲学的沉思》中，笛卡尔用直觉方法探讨了上帝、灵魂等问题。

他认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获得人类理智所适合的一切知识，它们不能建立在以往各种学科的基础上，也不能以猜测或偶然判断为依据，而必须诉诸于直觉和演绎。

他说：“我们要注意那一切能使我们毫无错觉地获得关于事物知识的精神活动。

这些活动我只承认两个，即直觉和演绎。

”笛卡尔把直觉和演绎推崇为获得一切真知识的唯正确的方法，并对二者的含义做了明确的界定。

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一书中，他指出，直觉是指心灵对他所理解的事物形成直接、明确、没有任何疑问的概念；演绎是指心灵从确实无误的事实(概念)到另一个事实(概念)的必然推断。

自觉与演绎的主要区别在于：直觉的概念是心灵“直接”、“全部”地把握事物，是“非推理的”；而演绎则是推理的，它需要由此及彼的思考过程。

根据推理的要求，这个过程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

在这里，笛卡尔将是否具有推理特征作为区分直觉和演绎的标志。

在这一点上。

笛卡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观点，但他强调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直觉与三段论推理的区别，而是直觉与普遍意义上的形式推理方法盼区分。

换言之，直觉的知识是“自明的”，它构成了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演绎的本性在于其推理过程的无误，它通过将“第一原理”当作推理的前提而提供绝对必然的知识。

因此，由直觉和演绎得到的知识必然是清楚的、不容怀疑的。

于是，笛卡尔将“凡是能够清楚明白理解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准则。

不难看出，笛卡尔的直觉和演绎法方法是从数学的“公理+演绎”方法概括山来的，与当时数学取得重大成就有关。

笛卡尔早年从事数学研究，并颇多建树。

他的数学思维习惯对哲学研究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认为数学的精确性是有数学公理的直觉确定性和数学推理的演绎必然性保证的。

受此启发，他明确表示要用数学模式来改造哲学，于是数学公理和推理成为直觉和演绎方法的样板。

与此相联系，笛卡尔反对将感觉、想象和或然推理当作有效的科学方法，因为由它们得出的知识往往是错误的、可疑的、靠不住的，至多么科学研究中起辅助作用。

笛卡尔关于知觉与演绎的论述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其一，他对知觉与演绎的区分影响了斯宾诺莎、洛克、休谟等人关于知识的确实性和分类的观点，成为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财富。

其二，笛卡尔是第一个将“直觉”引入近代哲学的人，对经验主义者也极富启迪。

洛克、巴克莱、休谟等经验主义者将“常识”当什认识理论的出发点，完全可以看成笛卡尔直觉主义的翻版。

其三，笛卡尔将数学的精确性引入哲学，既是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改进，也是对培根归纳法的矫正。

实质上，笛卡尔方法也是对现代意义的“形式科学”的追求。

笛卡尔确立了直觉和演绎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无疑是对经院哲学的重大革新。

然而，随着哲学研究的深入，笛卡尔也发现了直觉方法的局限性。

他意识到，清楚明白的概念(命题)并不像原来他所设想的那样“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得到。

由于人类理智的弱点，人心中有许多虚假的信念将清楚明白的真理“遮蔽”了。

如果要将真理的本来面目还原出来，就必须拂去真理身上的尘垢。

可是，“去蔽返真”的工作非常艰巨，因为那些虚假的信念得到人类感觉和想象的有力支持。

因此，他设想有一个与上帝同样强大的“恶魔”故意用假象欺骗人类。

为了清除虚假信念，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

笛卡尔认为这个方法就是普遍的怀疑。

也就是说，为了确保知识的可靠性，要对人类既有的一切知识加以怀疑，直至找到不容怀疑、清楚明白的真理为止。

普遍怀疑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归纳，其作用在于对各种观点进行去伙存真、正本清源。

这种方法的本质在于批判，“我思，所以我存在”的命题就是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发现出水的。

《哲学原理》将普遍怀疑作为哲学的第一条原理。

在笛卡尔哲学的方法论中，普遍怀疑不同于自觉方法。

笛卡尔曾经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它只在于将自明的东西结合起来。

可实际情况是，那些所谓清楚明白的概念或命题是需要努力去发现的，它们很少自动成为人人都同意的自知之明；再者，人们认为最可靠、最真实的大部分信念并不是从所谓的自明直觉来的，而是从感觉来的。

然而，一切证据都表明，感觉往往是骗人的，它不能成为真实信念的根据。

鉴于此，笛卡尔放弃了原先将直觉命题当作原始命题的设想，在后来的著作中没有再用“直觉”一词。

尽管如此，普遍怀疑方法仍然与直觉方法具有同样的指向，即都是为了达到清楚明白的真理，从而将自己与绝对的怀疑论者区分开来。

他认为他不是模仿只为怀疑而怀疑、自称永远都无确信的怀疑论者，因为正好相反，他打算为自己提供一个确信的良好根据，将流沙和淤泥除掉，为的是找到岩石和硬土。

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怀疑有自己的目标和界限，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怀疑论者。

从直觉和演绎到普遍怀疑，笛卡尔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

普遍怀疑方法克服了原来直觉概念的缺陷，完成了原来单靠直觉难以完成的确定演绎原始命题的任务。

不仅如此，普遍怀疑的方法也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具有学理研究的意义。

例如，它至少意味着，普遍怀疑并不是绝对的“否定”或“不确定性”，它至少可以具有“肯定”或“确定”的维度。

这样，笛卡尔为我们开辟了通向一切知识之明证的“纯意识”领域的道路。

笛卡尔将直觉与演绎当作获得真知识的唯一方法，并以普遍怀疑作为补充，自信地认为人类可以达到理性范围内的切形而上学真理。

他用自己的方法得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又从这个命题出发，论证了精神、上帝和物质的存在和性质的原理，笛卡尔说：“在真实的天赋观念中，第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上帝的观念。

因为事实上我以许多方式认识到这个观念并不是什么虚构出来或提出来的东西，仅仅依赖我的思想，而是一个真实不变的本性的映像。

”经过普遍怀疑，他提出了著名的心物二元论观点：精神的唯一属性是思想，物质的唯一属性是广延，精神与物质是相互独立的实体，任何一方都不能还原为另一方；因此，人的心灵可以独立于身体而存在，它们各自服从于精神的或物质的规律。

既然心物二元，那如何说明心神的结合和相互作用呢?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直觉和演绎方法陷入了困境。

因为他发现，“心身结合”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心”或“身”的概念，因为它是与“心”和“身”都不相同的新概念。

“心身结合”涉及的是情感、欲望、感觉等活动和属性，它们既不能用心灵的特性(思想)来规定，也不能单用身体的特性(广延)来规定，它们在本质上是感性的、情绪的、冲动的，因此不能作为直觉和演绎的对象。

如何解决“心身结合”导致的困境?笛卡尔方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放弃直觉和演绎，转而诉诸于他曾极力排斥的感觉。

他认为只有不懂哲学的普通人才会想到身心结合，研究哲学的人决不会想到的。

尽管“心身结合”与“心”、“身”一样是“清楚、明白”的原始概念，但理性思辨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通俗的意见。

笛卡尔的方法原则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反映了他的哲学体系的结构上的缺陷。

确定“心身”本性靠理智，理解“心身结合”靠感觉，对于一个严格的一以贯之的哲学体系来说，这种不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漏。

同时，笛卡尔方法原则上的变化也是近代自然科学中演绎推理与观察实验两种方法对立的反映。

他推崇数学方法的精确性，并以数学方法为样板构建哲学方法的模型。

在这个过程中，他将感觉经验看作完全靠不住的东西加以排斥。

可是，在“心身结合”问题上，他不能不承认“心封结合”的概念是不能单靠形式演绎方法得出的。

为了解决矛盾，他将“心身结合”问题归人实证科学，借助感觉加以说明。

虽然笛卡尔方法存在内在矛盾，却并不妨碍笛卡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