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看闯关东反思城镇化 城乡二元体制需解决
农村居民社保问题将成为统筹城乡发展重大突破口 著名学者厉以宁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下一轮改革重点
权制度改革 、 农村金融 、 制度改革 、 乡教育、 户籍 城 合作医疗等诸 多
方面 ， 并高度关注重庆 、 成都统筹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一 年多以来 的进展情况。
按照全 国政协的要求， 专题协商会后 。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将 及时整理参加会议各党派和委员们的意见 ， 之后进行成果报送 ， 甚 至经 中央决策层的考虑 ， 转化为政策。 土地产权制度变革 统筹城 乡的“ 第一块深水里的硬石头” 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 革 ，委员们 比较一致 的观点是在保 证基本土地制度不变动的前提 下 ， 以考 虑 其流 转 。 可 在农村土地产权 制度变革方面 ， 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江代表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发言表 示： 要消 除法律障碍 ， 主要是对《 土地承包 法》 《 、 土地管理法》 《 、物 权法》 等进行深入研究 ， 对不合时宜的有关条款进行系统清理修订 以适应 统 筹 城 乡发展 的要 求 。 厉 以宁 表 示 ，当前 发 展 农村 经 济 的 瓶颈 是 农 村 金 融 服 务 严重 滞后 ， 而制约农村金融发展 的是现行农村产权制度 ， 尤其是农村宅 基地管理 制度 ， 宅基地和住宅不能流转 、 不能抵押 ， 不利 于农 民致 富 和农 村 经 济 发 展 ， 利于 农 村 剩 余 劳动 力 的转 移 ， 重 阻碍 了城 不 严 镇化 进 程 。 “ 应鼓励支持各地探 索宅基地流转和抵押办法 ， 保护和实现农 民对 宅基地的应有权益。” 以宁认为， 厉 当前要总结一些地方将宅 基地及其上面住宅抵押给信用社或其他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融 资的 做法 ， 大力发展住宅抵 押试点 ， 实现宅基地及其上面建造的住 宅的 可转让性 ，最少让统筹城 乡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 “ 。 李德水则提 出， 从重庆 、 成都 的改革实践来看 。 在坚持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不改变、 坚持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和农业用途 性质不变 并在农 民自愿的原则前提 下，引导农民参与土地使用权 和宅基地 使用权的流转、 实现规模化经营是“ 一条很好 的出路” 。 根据重庆、 成都的改革经验 ： 政府在试点地区给农民发放宅基 地使用证和承包经营土地使用证 ， 创造 了多种土地流转模式。 成都 还 统 筹 推 进 了 工业 向集 中 发展 区集 中、 地 向适 度 规 模 经 营 集 中 、 土 农 民 向城 镇 和集 中居 住 区 集 中等 “ 三个 集 中”增 加 了大 量 耕地 。 ， 而 在规模化经营制度框架下 ， 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 ， 收入包括保底 收入 、 分红和工资收入 。 李德水认为：按股份 制组建的各种农业公 “ 司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运营 ，将城市的现代企业制度移植 实现 了农村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 针 对上 述 问题 。住 房 和 城 乡建设 部 副 部 长 仇保 兴 在 当天 下 午 的发言 中， 开了事先准备 的发言稿 ， 抛 他表示 。 必须注意到城 乡发 展 模 式 的 差异 性 问题 ， 止 出现 三 种 倾 向 ： 是 防止 以城 市 的 方 法 防 一 建设农村 ， 一是以工业模式来改造农业 。 一是 以城郊农 民的现状来 改造和要求全体农民。 仇保兴认为 ，城市和工业是直线型的 ，而传统农业是循环利 用； 工业 的生产模式是分工合作 ， 而农村主要是家庭经营 ； 市空 城 间分布上生产生活区域分离 ， 而农村聚 集在一起。 因此。必须重视 “ 城乡发展不同的内在规律” 而农村土地分三种 ， 用地 方面 要深 ， 农 刻认识到差异化 ， 外延型的规模经营和内涵型农业并举 ； 宅基地 同 村交易一直存在 ， 现在是如何规范的问题 ； 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流 转， 适应 于郊 区农村 ， 而不适应于全部农村 。
厉以宁二元制
厉以宁：现阶段应首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等2013年05月13日 02:50来源：北京日报0原标题：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抓哪些方面厉以宁就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而言，究竟应当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改革呢？我认为，以下四大改革，应当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可以带来最大改革红利的大事计划体制当初建立时，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
这两大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
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但这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实际状况。
时至今日，距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无论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协调社会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政治权利平等的角度来看，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都是亟需的。
因此，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
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可以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市场化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行，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应当注意到，市场化改革距我们的目标模式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什么会有差距？主要是由于认识不足。
经济中，要正确看待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区别。
正如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健康，一定是内生机制健全、完善，靠内生机制的调节就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
厉以宁：城镇化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
厉以宁：城镇化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2014-03-18 10:02:47|来源：南方日报|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开始时甚至较长时间内，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还不能立即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还会继续存在。
但是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称，人们期待的是：城市资源集约利用，创造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农业实现规模化运营，重振乡村经济，激发社区活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使社会阶层打破城乡隔阂而充分、自由地流动。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要对背后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也就是我们说的改革。
因此理解“新型城镇化”，应该去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例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服务行业管制的放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
此外，与传统“城镇化”所不同，“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大，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谈到中国城镇化，厉以宁认为传统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
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公民权利的平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
我们需要通过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到位。
城乡差别缩小了，未来的农民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
但现有体制决定了52.57%即7.2亿的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没有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即约1.58亿农民工。
厉以宁：城乡二元结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厉以宁：城乡二元结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2011年12月24日 10:01 新浪财经微博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24日，由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衰退与中国机会”。
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言。
厉以宁：当前欧债危机以及希腊二次探底对我们经济不利，出口订单减少，出口下降，外资来华投资减少，中国资本走出去更困难，这些都应该充分估计到，但整个来说经济还是可以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
保持8%的增长也不是容易的，要把经济增长上去方法很多，乱采乱伐，经济就上去了，所以要调整经济增长质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这一点下面我再展开论述。
先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中国商品要走出去，主要靠什么呢？主要还是要靠自主创新，我们经常说的低素质劳动力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技工时代刚刚开始，从低素质劳动力要转向技工时代，这个工作国内正在进行，产品成本是随着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而增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走出去靠什么，最近有一些调研说靠抱团，国内有500家企业积极抱团，看哪个国家欢迎，他们说比利时，一切优惠。
单个民营企业出去是不行的，单个国企出去也会被人家认为中国有什么企图，抱团出去就可以了，到冰岛投资，500家他们就要考虑。
对国内来讲，最主要就是调整结构问题，调整结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调，不调也行，经济也不错，何必找麻烦，经济衰退的时候又不敢调结构，实际上这两种办法都有偏差。
调结构对中国当前来说是生死存亡之道，因为企业要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在产能过剩，部门缺乏投资的情况下，你怎么来调，你不调怎么行，而且GDP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
1840年中英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GDP比英国大好多，但是结构不如人家，1840年他们工业化已经70年了，他们从生产到制造都有的，而中国都是手工的产品，英国已经到了火车、轮船，中国那时候仍然是帆船、马车。
跟日本相比，总量超过日本了，这是我们多年努力的结果，但是一说到结构，应该说不如日本，人均也不如日本，我们比日本人口多十倍，日本产品技术含量多高，超过中国，我们不以总量超过日本为满足，我们的结构要调。
厉以宁：改革就是要打开林冲的枷锁
厉以宁：改革就是要打开林冲的枷锁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
”把这项改革进行彻底，就必须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要让12亿人口都住到城里去。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经济方面有两大突破，一是强调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以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法；另一个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民间资本可以进入更多的领域，鼓励民企参股国有企业，同时需要国有企业更加开放，让员工持股。
以下为厉以宁教授的精彩演讲摘录：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
第一个问题城镇化。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但城镇化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而是一场改革。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我们经常采用这个词叫做“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
这个用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是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制度化了。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无论从水路从陆路到了东北就是自由的天地了，山东的农民到东北可以做任何事情，山东的城里人到了东北去以后，他可以在农村买地、租地，可以搞农业，可以建房子。
农村住久愿意进城就进城。
所以生产要素“人”这个环节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城乡二元结构。
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呢？1958年。
当时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定了，这种情况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
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我们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因为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是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城乡二元体制有什么阻碍？从城镇化本身来说，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力平等的地位。
厉以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需破除认识误区
厉以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需破除认识误区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举世瞩目，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对于几十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可以说这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因为农村家庭承包制是在维持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行的。
结果，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增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为此必须加大城乡统筹的力度。
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
关于农村改革，曾经流行的一种看法曾经流行于学术界部分人士中间的一种看法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农业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使我国早已脱离了凭票证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年代;目前，农村的改革不妨暂且搁置一下，发展更加重要。
比如说，对农民，财政上多给一些，少取一些;金融上，放宽一些，多贷一些;让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再改善一些，这样反而更加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种看法如果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农村土地承包刚推广，不能急于再改革。
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再不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不仅阻碍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而且还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使工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使广大“农民工”不得不徘徊在城乡之间，这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让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是靠增加政府投入或放宽信贷就能解决的。
只有不失时机地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才是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
摆脱一切束缚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解决的思想桎梏，首先要消除三大误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都是以思想解放领路的。
回顾三十年前，1978年5月起，不正是历时半年之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吗?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探索，首先是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
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
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曾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厉以宁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理论。
某些高层已经采纳这些“理论”，开始高调宣示将全力推行城镇化以获取最大改革红利的决心。
这对于中国的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来讲，无疑是利好消息。
难怪最近美国在中国的内应“南方系”气焰特别嚣张，敢于目空一切，不断闹事，力图破坏以人民的利益为目的的改革进程。
而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无疑是八年瘟疫的进一步蔓延的信号，继续下去有可能彻底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把中国彻底变成封建的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同时也就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美国经济附庸。
这已经开始进一步威胁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把贫困人群进一步逼进死角，把两极分化推向极端而构成现实性的巨大危险，国人不能不加以关注。
对“农村城市化”一词，早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刘振邦曾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
刘振邦是一位长期研究世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经济学家。
他说，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危险而又极不科学的提法。
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谓之“化”，如果农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变成城市了，农村也就消失了，生态也就不平衡了。
因此，这样的提法会把农村的发展引向歧途，是和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
他说：“农村城市化这个提法最初出自于50年代的西方，二战结束后，当时西方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为了消灭这种差别，一些国家盲目提出了农村城市化这样的口号，并把它当成一种模式，企图以此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城市同等的程度。
在此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比如日本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结果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生态出现了严重不平衡，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史上所走的一段最大的弯路。
法国在农村城市化的引导下，耕地每年减少1%以上，农村荒芜。
这种现象迅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重视，到了70年代，就彻底否定了农村城市化的提法。
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份报刊杂志和经济学理论中，都不再提农村城市化，而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就是产销一体化，也就是说，城里需要什么食品，农村就生产什么，加工什么。
厉以宁：中国城镇化道路怎么走？
厉以宁：中国城镇化道路怎么走？10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经济十月谈”报告会上，以《改革谈：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为主题发表演讲。
厉以宁认为中国改革是从产权改革开始，但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厉以宁认为家庭农场主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
厉以宁表示，目前的两种户口制度，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导致农民无法与城镇居民获得平等的权利。
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还怎么样建设中国的新型社会？厉以宁提出城镇化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就是今天的新农村，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的方法来管理新社区，也就构成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
同时，厉以宁认为人的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而一个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需要公共开支13万元，厉以宁预测资金从哪里来是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厉以宁指出，通过卖地解决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而向银行借款又蕴藏着金融风险，他建议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必须要政府投资的就由政府投资，而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如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进行市场化运作，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曾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政策和经济思想史，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
以下为演讲实录：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当前的中国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叫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
转型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有所研究，因为当时在亚洲、非洲有大批的附属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主要研究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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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看闯关东反思城镇化城乡二元体制需解决
2013年12月31日15:06 来源：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
原标题：【创新·方向】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制度红利
主旨演讲
资本的力量不是看资本本身的数量多少，而是看资本所控制的数量有多少。
1000亿的投资，如果100%国有，那么国有资本控制的是1000亿，如果50%国有，则国有资本能控制的是2000亿。
我曾经把《发展经济学》归纳为四句话。
第一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别人就就业了。
第二句话，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一批人先富裕了，会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熟人，然后还能够起示范作用，有更大的影响。
第三句话，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有了经济的繁荣就有了投资的潜力、机会，收入的增加，增加了购买力。
第四句话，和谐靠和谐积累，和谐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做起、从家庭做起。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厉以宁
我们的制度创新带来了制度红利。
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制度红利。
社会和谐红利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逐渐得到社会和谐红利。
看《闯关东》，反思城镇化
第一个例子就是城镇化。
不要把城镇化单纯看成城镇建设问题，城镇化是长期的。
当前，我们推行城镇化，除了考虑建设问题，最要紧的是体制问题，是一个体制改革的过程。
城镇化需要改变什么体制？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到现在的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城乡二元结构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制度化、就变成了城乡二元体制。
举个例子，电视剧《闯关东》讲的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的人迁居到东北的故事。
山东的农民到了东北，他可以在城里建房、买房、开店，生下小孩以后，就是城里的孩子；他愿意下乡、愿意种地、愿意在农村建房，也可以。
在城里居住的可以搬到农村，在农村居住的也可以搬到城市，这就是有二元结构，没有二元体制。
建国后，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变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导致生产要素的割裂，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极大限制，这个要改。
这个难题不取消，那我们就与市场经济还有不小的距离。
国企改体制，民企改观念
第二个例子，国企跟民企的双赢问题。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赢，但是共赢需要改革，制度是要创新的。
在国有企业方面，主要是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
国有资本体制改什么呢？它是管资本而不是直接管企业，资本就有流动性，国有资本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搞清楚：资本的力量不是看资本本身的数量多少，而是看资本所控制的数量有多少。
1000亿的投资，如果100%国有，那么国有资本控制的是1000亿，如果50%国有，则国有资本能控制的是2000亿。
国企走股份制道路、走上市公司道路，除了一些个别产业外，它就完全按法人治理结构来调节，股东会、监事会，再加上聘任总经理等，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和民营企业一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既竞争又合作。
同时，民营企业的竞争体制也要转型。
首先是观念的改革。
很多民营企业是从小企业做起来的，带有小生产者的意识，不适合现代市场的意识，比如“肥水不流外人田”。
现代企业要做大，为什么要上市？就是为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代是不是一定能够管好企业？当这个企业突破了家族制的范围、成为公众的企业之后，你还能这么做吗？
社会和谐红利的三大前提
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的配置，这点很重要。
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的配置，第一个前提是要公平竞争。
有了公平竞争，市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里面看重的是生产效率。
什么叫生产效率？投入产出之比，在一定的投入之下产出越多越好，在一定的产出的前提下，投入越少越好，这就是生产效率。
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界着重讨论的、重视的是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的前提是什么？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配置资源能够产生N效率。
用B方式产生配置资源，能够产生N+1效率，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首先它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效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内部的车间里头投入产出之比，它是一个结构意义上的效率提高。
第二，重视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经济怎么上一个新台阶？没有产权交易平台，你怎么来实现资源的最佳组合？
第三，每个人都和资源配置有关。
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是，搞筹资、融资工作的，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或者说凡是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是非生产人员，因为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跟生产效率没有直接发生关系。
资源配置效率出来后，大家的观念变了：从事融资、筹资工作的人是直接在从事资源优化配置；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人，是把人力资本放在最有用的地方去配置；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还有做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更好的效率。
我们要重视生产效率，但更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
员工持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
无论对国企、民企来说，这都有极大的意义。
对国企来说，把门槛降低、放开，欢迎人家进入国有资本的配置，能够让自己真正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而且是完善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对民营企业来说，要鼓励它们打破家族制的范围，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道路。
其他经济成分的进入更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员工持股。
员工持股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个方法、一条道路，但它的意义更深远。
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创造的，是两个资本的结合而产生的。
既然如此，如果利润只归物质资本的投入者所有，投入多少股、分多少钱，而人力资本的投入只能够从工资中取得自己的收入，而这个工资是在成本中开支的，这就产生问题了。
要让人力资本的投入者，也像物质资本投入者一样有一定的比例分享利润，这才合理。
这个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方法，也是走向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调查过，在国有企业，假如实行了员工持股，员工的积极性就会很高。
过去下班的时候，一些员工会把厂里的木料什么的都带回家去，厂里也不管，你拿就拿。
实行员工持股后就不行了，你别拿了，还有我的一份在里头，他有这个积极性了，他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更关心了。
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场起决定作用，关键在于公平竞争。
企业走向混合所有制也是合作和竞争，民企和国企各种所有制发挥各自的长处。
国企有国企的优势，民企有民企的优势。
国企资本雄厚、装备先进、人才聚集，而且干部多年经营，有丰富的经验，要在好的体制下能更大地发挥作用。
对民企来说，机制灵活，敢于冒险，自负盈亏。
员工持股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加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这将产生社会和谐红利。
《发展经济学》可归纳为四句话
社会和谐红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通过改革逐步实现的。
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我们制度最大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和谐红利。
应该更多地关心社会和谐红利。
社会和谐红利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逐渐得到社会和谐红利。
我曾经把《发展经济学》那么厚一本书归纳为四个观点、四句话。
第一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就有了收入，花掉，别人就就业了。
第二句话，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一批人先富裕了，会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熟人，然后还能够起示范作用，有更大的影响。
第三句话，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有了经济的繁荣就有了投资的潜力、投资的机会，收入的增加，增加了购买力，繁荣靠繁荣。
第四句话，和谐靠和谐积累，和谐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做起、从家庭做起。
我相信，社会和谐红利将是我们最大的制度红利。
（根据厉以宁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的演讲整理，有删节。
未经本人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