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毛诗正义》与宋代《诗》学新变——对唐宋《诗》学承变关系的初步考察
对“ 六义 ” 的研究 ， 是宋人 《 学 的重要 内容之一 ， 比于前代 ， 得 了新 的发展 和突 破 ， 发展 和突破 诗》 相 取 其 体 现在三个方 面 ： 是打破 了六 义之 间的界 限 ， 篇之 中可 以拥 有 六义 中的一义 或兼 具数义 ， 比兴 与风 一 一 赋 雅颂 交融在一起 ， 而风雅颂 之间也相互包容 ； 二是宋人 多从 文学视 角 切入 ， 真正把 比兴 作为诗 歌 的艺术手 法 来研究 ； 三是 回到先秦 诗乐背景 中去探讨 “ 六义 ” 的关 系 和音乐 内涵 。 比观 《 正义》， 可发现宋 人对 “ 六义 ” 研 究三个方 面 的突破 ， 《 在 正义 》 皆能寻 找到 可供 触 发和 培植 的“ 因” 中 基 。第一 方 面 的“ 因 ” 豳风 ・ 基 在《 七 月》， 作《 ， 郑玄 笺》 认为 此篇兼具风 、 、 三体 ， 雅 颂 分别 称之 为 豳风 、 豳雅 、 豳颂 。对 此 ， 正义 》 ：此篇 兼 有 《 日 “
学 品格 。
关键词 ： 诗正 义 毛 中图 分 类 号 ： ０ Ｉ７ ２
诗经
宋代
新变
考 察 文 章 编 号 ：００—８０ （０ １ Ｏ —１ 一１ １０ ７５２ １）１ ｌ ５
文 献 标 识 码 ： Ａ
唐代 的儒家 经学是 在政 治力量 的强 力推 动 下 得 以重 兴 的 ， 随著 唐 王 朝 的衰 落 ， 上 五代 十 国时期 的频 加 繁 战乱 ， 去温 床 的儒 家经学 又 陷入 了低 谷 。统一 了政权 的赵 宋 王朝 ， 极寻 求政 治 文化 的 巩 固和发 展 ， 失 积 儒
在其《 学阐释中也不断地突出此中之义。而情性论也正是宋代《 学的显著特征 ， 诗》 诗》 宋代《 论家在其 诗》 《 学理论及其 阐释实践 中特别注重情感 在诗歌 发生 过程 的关 键作 用 ， 且强 化 “ 性 ” 诗》 并 情 的礼义 内涵 ， 这在
毛诗正义的体例分析
毛诗正义的体例分析毛诗的诗歌，无论从创作时期还是诗歌主题，都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我国最著名的诗人和诗歌家，毛泽东给世人留下了无数名诗，其中象征着他渊博知识和深刻思想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
在毛诗中，毛泽东表达了他自己的价值观，并以其独特的体例表达出来。
本文的目的是从毛泽东的诗歌作品中来探究其中的体例特征，希望能够对读者提供更全面的理解，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毛泽东诗歌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
要正确理解毛诗中正义的体例，我们必须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出发，理解他对正义的理解。
在毛泽东所言中，“正义”是一种超越宗教和政治的概念，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体系。
可以说，毛泽东的正义观把人的一切行为，从自然环境的保护、社会的改革、精神的提升，到责任的认真完成，都认定为有正义可言。
在他的诗中，毛泽东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正义观，他的诗中既有对正义的深刻认知，又有他对社会变革的激情抒发。
毛泽东诗歌中的正义体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毛泽东强调追求共同利益。
他常常通过他的诗歌来表达追求共同利益的思想，强调要以谦卑的心态，坚持共同利益。
其次，毛泽东在他的诗中表达了要不断努力前进的思想，他强调要勇敢地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行动，坚持不断前进。
第三，毛泽东主张在行动中要以共同的力量来实现，他的诗中多次强调重视团结，把集体的力量融入到自己的行动之中。
最后，毛泽东诗歌中强调要勇于承担责任，要埋头苦干而不怕吃苦，要不断推动自己前进。
毛泽东正义的体例，在他的诗歌中有着极为明显的表现。
毛泽东的诗歌，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更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体系。
通过阅读毛泽东的诗歌，我们可以学习到他的正义观，看到他对人民的慷慨激昂，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精神。
从毛泽东的诗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正义的体例表达。
他以自己的独特诗体和深刻的思想，把正义的观念融入到了自己的诗歌中。
毛泽东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自己的价值观，更是后人探寻正义体例的标杆，它既激发了人们的正义感，又唤起了人们的改变的行动。
论毛、郑《诗》学“正变”说之合理性(一)
论毛、郑《诗》学“正变”说之合理性(一)提要：诗歌在西周初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到了西周中期，诗歌原来赖以存在的并发挥功能的文化空间发生了重要变化，于是诗歌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渐渐弱化，而各种新的功能随之产生并发展起来。
“正变”之说原是汉儒从诗歌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对《诗经》作品进行的分类，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对这一分类方式持全盘否定态度，这是失之武断的。
关键词：文化空间意识形态正变无算乐一西周初期周公等人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创制的那些颂诗及部分大小雅之作，一旦作为乐章而且成为礼仪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也就获得了某种稳定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乐章及其功能都不会被改变。
这也许就是班固所谓“成康没而颂声寝”的真正原因。
后世诸王，倘不对礼乐制度做大的改革，就必定会沿用那些周初创制的乐章。
如此久而久之，这些乐章原来的那些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渐渐淡化，直至消失了。
事实上，到了西周中叶的昭、穆二王之后，周人的统治早已深入人心，获得了牢不可破的合法性，也不再需要用诗歌的言说方式来强化这种合法性了。
班固说“成康没而颂声寝”，而郑玄《诗谱序》在“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之后即言“后王稍更陵迟，懿王……”，自成王乃至懿、夷二王之间的康、昭、穆、共四王概无言及，这是什么原因？恐怕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一百多年间在诗乐方面没有大的制作之故i]。
此期诗歌的具体功用或许会有改变，例如原用于祭祀大典的乐章移为他用等。
但诗歌总体的意识形态功能除了渐渐削弱之外没有任何改变。
那么具有新的功能的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呢？《毛诗序》的作者和郑玄都是颇有历史眼光的人，他们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了社会政治的变化对于诗歌功能转变的决定性影响。
可惜的是清代以来一些学者，特别是“古史辨”派对《诗序》和《郑谱》的观点完全否定，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辨了。
看他们的论述，主1]要是对于《诗序》与《诗谱序》的“美刺”、“正变”说难以理解，特别是对于按照时代的顺序划分“正变”的观点不能接受。
论《毛诗正义》的情志观
论《毛诗正义》的情志观作者：李珍珍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6年第10期摘要：情志观集中体现了《毛诗正义》对于文学本质的体认。
在《毛诗正义》中初唐儒家试图将“缘情”和“言志”贯通，提出“情志一也”说，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诗学理想。
将《毛诗正义》的情志观置于经学的阐释过程之中，探讨孔颖达等初唐儒家贯通情志的理论背景、目的和价值。
关键词：《毛诗正义》情志观理论渊源影响一、《毛诗正义》情志观的理论渊源在中国诗学理论上，“缘情”与“言志”是与中国诗学发展相伴相生的两大命题。
“情”与“志”分别在不同的时代主导着当时的文学观念。
初唐的儒家在《毛诗正义》中试图将“言志”与“缘情”贯通，提出了“情志一也”之说，呈现了不同于唐前的情志观念。
要理清《毛诗正义》的情志观，有必要对其理论渊源做简要的梳理。
唐前的情志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先秦以言志为主体的情志观。
最早在《尚书·尧典》中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命题，“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1]。
这里所言的志是“献诗陈志”“教诗明志”“赋诗言志”的志，政治教化被看作是诗的主要功用。
诗“是和祭祀、典礼、庆功、战争、政治、外交等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个人情感抒发的成分非常少，诗是被当作政治历史的重要文献来看待的”[2]。
朱自清也说：“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
”[3]先秦的“诗言志”不太关注诗人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作为外交与政治教化的手段。
第二，两汉时期志与情并置，但依旧以言志为主，缘情为辅。
《诗大序》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4]与先秦《诗》学相较，出现了新的信息：首先，在《诗》的内容上，除了言志以外，开始关注到“诗人”个体的情感抒发；其次，在《诗》的功用上，除了政治教化功用以外，开始注意到诗的抒情作用；再次，在《诗》的创作上，除了集体采集整理的诗章以外，逐渐认可了诗人个性化的创作。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系化 上 。孔颖 达 认 为 《 诗经》 是 一 部 体 现 教 化 之
道的书。围绕着“ 教化” ， 孔颖达为《 诗经》 构建 了
一Leabharlann 个较 为完 整 的理论 阐释体 系 。他 对许 多相 关 问
题 提 出 自己 的见 解 。本 文 主要 来 探 讨 孔 颖 达 为
教” 观最 主要 的思想 有二 ： 第一即“ 思无邪” ， 即以 正邪 善 恶 为 标 准 ， 重 在 道 德 观 教 育 。这 是 后 来
… …
其 为人 也 温 柔敦 厚 ， 《 诗 》教 也 。
其 为人 也 温 柔敦 厚 而不 愚 ， 则深 于
《 诗》 者也。 ¨
“ 六艺” 也 以礼 、 乐 为首 。《 礼记 ・ 王制》： “ 乐 正崇
般认为《 礼记 ・ 经解》 成书于汉代 ， 所 以其 中 的“ 诗教” 理 论 代 表这 一 时 代 的 成果 。《 礼记》
调情感 宣泄 不过 度 ， 符 合 孔子 一 贯 倡 导 的 中庸 之
治实践 ， 在 儒 家 学 派形 成 之 前 就 已经 存 在 。《 诗 经》 在产生之后 ， 被 人 们 看 作 是 文 化 知 识 和政 治
伦理 的经典 ， 这 与儒 家 的 阐释 、 宣 传 是分 不 开 的。
道。有人认为 ， “ 孑 Ｌ 子关于《 诗》 的教育作用 的思 想后来 演 变为 中 国诗 学 理论 的核 心 思想 ， 对 中 国 文学 艺术 的发 展 产 生 了极 为深 刻 的影 响”， ｌ ２ 这
２ ０ １ ３年 ｌ １ 月 第３ Ｏ卷 第 ６期
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Ｌ ｕ ｄ ｏ ｎ ｇ 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 Ｐ ｈ ｉ ｌ ｏ ｓ ｏ ｐ ｈ ｙ ａ ｎ ｄ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ｓ Ｅ ｄ ｉ ｔ ｉ ｏ ｎ ）
《毛诗》经典化历程的文化观照——《〈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读后
《毛诗》经典化历程的文化观照———《〈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读后刘立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摘要：王长华先生撰著的《〈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一书，紧密围绕文化大做文章，其起点高，眼界宽，整体具有文化史的高度、思想史的深度和学术史的厚度，在研究题材方面树立了新范式，在方法论方面亦深刻启悟后学。
关键词：毛诗；中国文化；学术史王长华教授是中国《诗经》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他多年来沉潜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根基雄厚，勤学精思，于《诗经》学、诸子学、辞赋学等领域均有开拓和创获，先后撰著出版有《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孔子答客问》《诗论与子论》《诗论与赋论》等多部学术专著，在学术界拥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和良好的学术声誉。
最近，由他主持和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成果的增补修订稿付梓问世，对于当今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晚清民国西方学术规范传入，百余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研究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有的领域已经成为显学，如词学、红学，故介入不易，出新更难，从而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有坚实的文献功底，还要有丰厚的理论修养。
就《诗经》三百篇而言，其文本性质具有综合性，它是文学，也是历史，也颇具哲学、语言学的价值，而其影响亦具有多样性，关涉经学、教育、创作等诸多层面，执其一端，难见全体。
《〈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本文所引此书皆出于此）针对研究对象的这种特性，课题的设计与开展都紧密围绕文化大做文章，起点高，眼界宽，整体具有文化史的高度。
这种“文化史的高度”体现在三个突出特点方面。
一是体现在取用材料的广泛性。
该书除了常见的经史著作之外，还稽考有诸多学者笔记、作家别集、诗话、讲义、方志、家训、诏令、墓志、策问及通俗文艺作品等，故有开掘新史料、发现新视角、贡献新思路之特征。
如第八章中分三节考论《毛诗》与唐代政教礼乐之关系，其中第一节系统梳理唐代诏令对《诗经》语句的援引情况；第九章考论《毛诗》与唐代教育、科举之关系，大量征引对策、策问，并引及颜师古、白居易、杜甫、权德舆、张昌龄、房晋、张漪等多人相关资料；第十四章考论《毛诗》在辽*作者简介：刘立志，（1973—），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诗经》学与秦汉文献学。
《毛诗正义》的《诗》篇编次观
（ 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 ， 河南 洛 阳 ４ １２ ） ７ ０ ３ Nhomakorabea摘
要 ： 毛诗》 《 中十五 国风次序颇为复杂 ，孔颖达 不反对《 左传》 排，又认 为《 所 毛诗》 有深意 ，并努 含
力寻找其 中的微言大义 。《 十月之 交》 四诗 ，孔颖达亦认 为其排 列极具 深意 ，只是大 多数《 篇 意义 无法 等 诗》
九年 （ ５４） 前 ４ ，吴 公 子 季 札聘 于 鲁 ，观周 乐 ，详评 十 三 国 之 风 ，《 传 》又 记 ： “自 桧 以 下 无 讥 左
表 １ 唐 前三种《 国风》 次序排 列表
《 左传》
《 毛诗》 《 诗谱》
周
周 周
召
召 召
邶 鄣 卫
邶 邶 都 廊 卫 卫
落。 无论在《 正义》 之前还是其后 ， 这一问题都没有 引起 足 够 的反 响 ， 熹 《 集传 》 至 持 回避 态 度 ， 朱 诗 甚 仅在《 中略提 “ 邶》 序》 自《 而下 ， 其 国之治乱 不 则 同 ， 之贤 否亦 异 ，其 所感 而 发 者 ，有 邪 正 是 非 之 人 不齐 ，而所 谓先 王之 风者 ，于此 焉变 矣 ”１ 。《 范 【２ 答 １
风》 这一顺序与《 ， 毛诗》 大相径庭 ， 尽管存简较少 ， 不能 足观 十 五 国风 排 列 详 情 ，但 已 完 全 可 以证 明 《 毛诗》 次序非孑子所编。 Ｌ 《 毛诗》 之次虽非孔 子所编 ， 亦不能晚 于苟 但 子 ， 苟子 ・ 《 儒效》 ：“ 风》 言 故《 之所 以为不逐者 ， 取是 以节 之也 ；《 小雅 》 之所 以为《 雅》 ，取是 而 小 者
伯崇 》 中 ，朱熹 又进 一 步说 明 回避 之原 因 ：“ 五 信 十 国风 次序 ，恐未 必有 意 ，而先 儒 及 近 世 诸先 生 皆言 之， 《 故 集传 》 中不敢 提 起 ， 诡 随 非 所安 ，而 辨 论 盖 非所 敢 也 。 ＿】 ”２泖认 为 十 五 国风 次 序 ，可 能并 没 有 ］ 深意 ，故不 作讨 论 。其 意 国风 次序 可 以打 乱 ，孰 先
《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唐初，太宗李世民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思想，决定弘扬儒学，通过明经科来选拔人才，由于当时经学异学颇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本，必须选人来编一套全国统一考试的指定“教材”，以便于“考生”使用。
据《旧唐书·儒学》记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
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1]《毛诗正义》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令天下。
正是在这种政治和多元的文化格局当中，孔颖达主撰的《毛诗正义》占据了国家权力话语的中心位置。
“《毛诗正义》被作为封建政治伦理教育的国定教科书，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成为学童、士人和官吏人人诵习的经书。
随着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诗经》在全国空前地广泛流传。
”[2]《毛诗正义》成为唐人取仕必读的教材，其中的诗学思想或显或隐的对他们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孔颖达对《诗》的爬罗剔抉的阐释中，提出“情志一也”、“兴象”、“诗缘政”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揭示出诗歌的功用、诗歌创作方法及诗理，启蒙了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一、“情志”论“情志”论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核心，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
关于诗歌的本质到底是“言志”还是“言情”，唐以前聚讼纷纭，从《尧典》、孔子、《毛诗序》及陆机、刘勰、钟嵘都在阐释这一富有生命力的诗学命题。
而孔颖达在前人诗学思想基础上作了审美超越，把诗歌到底是“言志”还是“缘情”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言志”也即“言情”，是二而为一的关系。
孔氏在《毛诗正义·诗序》中云：“诗者，人志意之抽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
言作诗者……感物而动，乃呼为志。
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
”[3]孔颖达在这里给“情志”下了定义，也给“诗”下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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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黄贞权①(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内容提要: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
但长期以来却被研究者们所忽略。
通过考察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孔颖达时代的诗学现状来探究其理论内涵,彰显其理论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孔颖达 毛诗正义 诗缘政 风雅 历史语境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76-81诗歌的本质是什么?历来聚讼纷纭,源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和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被后世的文艺理论家所津津乐道,以至于在现当代出现了朱志清的《诗言志辨》、裴斐的《诗缘情辨》、王文生的《诗言志———中国文学思想的最早纲领》等经典著作。
[1]可是他们却都忽略了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却存着“诗缘政”的诗学命题。
唐初,著名文学家孔颖达在对《诗》的阐释过程中,囿于时代、政治、历史文化语境的原因,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从此把中国传统诗歌作为“言情”、“言志”的本质观做了一次大胆的解构,把文学与政治做了嫁接,使唐代的诗学具有前所未有的批判战斗精神,也开启了唐代诗歌的批判写实主义风气。
一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多次提出“诗缘政”这一富有时代烙印的诗学命题。
如: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故《七月》之篇备有风、雅、颂。
[2]诗者缘政而作,风、雅系政之广狭,故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
此风、雅之作,本自有体,而云贬之谓风者,言当为作雅,犹贬之而作风,非谓采得其诗乃贬之也。
[3]言秦仲国大将兴,是其土地广宽,虽未得爵命,而大于邾、莒,诗者缘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诗也。
且秦于襄公之后,国大而录其诗,因秦仲先已有诗,故并录之耳。
[4]自然大雅为天子之乐可知。
若然,小雅之为天子之政,所以诸侯得用之者,以诗本缘政而作,臣无庆赏威刑之政,故不得作诗。
而诗为乐章,善恶所以为劝戒,尤美者可以为典法,故虽无诗者,今得而用之,所以风化天下。
[5]《毛诗正义》中多次提到“诗缘政”这个诗学命题,在孔颖达看来,不是简单的术语罗列,也不是对《毛诗序》的“主文而谲谏”式教化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对传统诗学的充分理解之后,囿于唐代政治主张,是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一场“诗学革命”。
理解“诗缘政”这一诗学命题,我们必须要溯回到孔颖达时代的历史文化语①作者简介:黄贞权(1976--),河南商城人,文学硕士,现为许昌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008-ZX-143)境当中去,在具体的唐代《诗》学史、诗学史、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理解这一诗学命题。
因为孔颖达“诗缘政”这一诗学命题,是在当时政治、历史文化的多元格局当中呈现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理论意义。
那么,孔颖达面对的唐代诗学和文化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隋废唐兴,统治者对刚刚建立的政权能否长治久安,心存忧虑,他们对于“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深信不疑。
反思历史之后,唐太宗认为汉代的强大,是因为重视儒家思想的结果;隋初的兴盛,也是通过儒学来明经科,选拔人才制度的结果;那么要想唐帝国政权的强大,也要发展儒学,统一思想。
基于这种政治主张,在文学、文化上的反映是不是有益于政教。
所以,李世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对待文艺的问题。
他在《帝京篇序》中说: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
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之上,信无间然矣。
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
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
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
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
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以中和,不系之于淫放。
[6]这篇序言代表着唐初整个文化、学术的政治宣言和方针。
李世民反对“释实求华”,主张“节之以中和”,其目的是反对纵欲,他不仅反对形而下的物质之欲,也反对形而上的精神之欲;“峻宇雕墙”的奢化和“烂熳之音”对国家的政权的存亡都是十分关键的。
因此,他主张“观文教于六经”,以图通过儒家经典来化成天下。
“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来的这些结论,是为了以史为鉴,惊覆亡颠沛之前车未远,虑皇基之能否永固。
他把这一点放在一切考虑的前面。
可以说,他考虑文风问题,首先是考虑政治上的得失,而不是文学本身。
考虑政治,所以着眼点在有益教化上”。
[7]他曾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稗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载书”。
[8]李世民之所以要从思想上否定扬雄与司马相如的文艺作品,就是因为它们无益于政教,不能做到劝诫讽谏。
在他眼里文艺的教化、社会功能作用要远远要超过文艺的本质、审美情感作用。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
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9]在这里李世民提出的“人君简静”,不使“兵革屡动,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要“文治”,就是通过人文顺其自然地来“化成天下”。
“政教”主导和“文人化成”为宣言的文化、政治格局下,初唐史家们如令狐德棻、房玄龄、魏征、李百药、姚思廉等在重修五朝史时,反映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经世之才,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诗学主张,这些思想恰恰代表了统治集团的主流意识。
如:《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也。
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
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
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
(《陈书・文学传序》)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
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 (《北齐书・文苑传序》)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
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
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古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晋书・文苑传序》)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
(《梁书・文学传序》)《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
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隋书・文学传序》)从上述的“文学传序”和“文苑传序”可以看出,史家们所谓的“人文”是一种泛称,皆指文字记载的社会文化之类的儒家典章、经籍,在他们看来“人文化成”目的就是儒家政教人伦的重新建立,是对儒家之“礼”的重新规范。
文艺则属于“人文”的范围,通过文艺在社会的广大范围之内经礼乐、宗人伦、知美恶、明天人之际来教化人的巨大功能作用。
那么“人文化成”如何得以实现呢?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
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
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
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在魏征看来,文学功能上可“敷德教于下”,下可“达情志于上”,究其根源其实是对《诗》优良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统治阶级“敷德教于下”是“经纬天地,作训垂范”,以礼乐、经典、纲纪、人伦为标尺,老百姓“达情志于上”则通地“风谣歌颂”为形式。
作为“人文化成”当然以政教为主,但又须通过“达情志于上”来考见得失,观盛衰,这样就把统治者的“人文化成”和老百姓“达情志于上”统一起来,且超越了汉代《诗》学的“美刺”说。
“情志”的范围则拓宽了,既有“离谗放逐之臣”的愤懑激越之情,也有“途穷后门之士”的坎坷未遇之志,这种“情志”的强调既合乎文学创作的规律,又使初唐文学恢复了正途。
“唐初史家‘情’‘志’并提,有‘言志’‘缘情’并重意味,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真实反映;而将之整合一体视为人文教化的重要标志和途径,则是他们对于传统诗学作出的一份贡献。
”[10]因此,政教主张和“人文化成”成为唐初人文的精神命脉,儒家经典不仅是作为一种文艺审美文本而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承担着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文化教育功能,统治阶层恰恰把儒家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其统一政治、文化思想的一股重要的力量源泉。
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强烈支配下,从更深层次的支持封建政权的就是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建立新的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只有这样,政治话语才能更加合理和合法。
据《旧唐书・儒学上》记载: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
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11]唐太宗因为“儒学多门,章句繁多”,故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富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取仕必读的全国统一教材。
因此,孔颖达对经典的注疏过程中,一方面要确立儒家经学的地位和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适应唐初的政治和文教建设的要求。
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这里就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取向,当他们受命编纂五经正义时,他们身份‘非惟宿德鸿儒,亦兼达政要’,私人的理解已经被集体的解释所取代,个人的学术取向让位于官方政治取向,因此这些表述取径的序文,实际上传达的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
”[12]而“官方意识形态”正是要以儒家思想作为唐代精神世界的中心,《毛诗正义》的编纂和传播也就成了李唐王朝逐渐恢复儒教统治思想的标志。
总之,孔颖达《毛诗正义》“诗缘政”命题的提出可以说是对南北朝《诗》学历史和现状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孔颖达为适应唐代官方意识形态的诉求以及对《诗》作更深一步阐释所作的理论工作。
下面,我们接着来探讨“诗缘政”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
二从上述孔颖达对《诗》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缘政”的命题作为一个特有的、固定的诗学纲领得到官方的确认,占据了唐初国家话语权力中心。
表明了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是王政教化,对社会现实中因善恶而导致的成败得失以规讽;王政教化的成功则歌颂赞美,衰微驰废则讥刺匡救。
譬如《小雅・天保》之诗,诗序云:下报上也。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
正义曰:“谓臣下作诗,歌君王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