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浅析《三国演义》的天道观
浅析《三国演义》的天道观作者：杨婧来源：《牡丹》2016年第09期《三国演义》以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故事情节及巧妙的细节设计诠释着天人关系的人生哲学。
小说一方面肯定了天命决定论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不放弃人为的努力，传达了作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三国演义》以其非凡的叙述、全景式的战争描写和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向人们描述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它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也是一部大众文化的百科全书。
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三国演义》浸染着先秦儒家的种种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在其所描绘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和精彩纷呈的故事情节特别是一些征兆梦魇的细节中，天人关系不断得以体现和暗示。
一、天道观的形成与发展天道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儒学对人道的思考向来和天道密切联系在一起。
它的形成经历着一定的发展过程。
早在原始初年，人们就对天充满敬畏，认为一切福祸均是天意，天具有人格神的特征，人们以巫觋的歌舞娱神以及祭祀来进行天人沟通。
这时的天人关系表现为神与人的关系。
殷周之际，每逢国事，则必要占卜，可以看出天命的决定性作用。
直到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出现，天命逐渐与人事靠拢。
孔子将原始先民以及殷周之际以来人们对天的一切祭祀礼仪内化为仁，将对天的信仰融入整个生命中，使天与人具有一种相通性和亲和力，天不再是不可知的，而是可以相契合的。
但孔子的天依然继承着人格神的传统，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所以《论语》中不乏对天的慨叹。
孔子虽然承认天命的决定性，但他也主张人为的重要作用，相信通过人的努力以及自身的不断修养可以达到“知天命”的境地。
将天命进一步内化的是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孟子与孔子的天命观一脉相承，他在承认天命主宰者身份的同时开辟了下学上达的心学道路。
他比孔子的天命观更为具体，为天人关系的贯通找到了一条具体的路径。
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人只有不断内省来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才可以和天命一致。
三国演义中的道家思想与智慧人生
三国演义中的道家思想与智慧人生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描绘了三国时期的历史风云，更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其中，道家思想在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展现了智慧人生的重要价值观。
首先，三国演义中的道家思想体现在对人性的理解上。
道家认为人性本善，但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容易受到诱惑和腐化。
小说中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物形象鲜明，他们的行为和决策也正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曹操虽然野心勃勃，但他也有着追求统一天下的理想，对待人民也有一定的仁爱之心。
刘备则以仁义为本，注重人伦关系，以身作则，得到了众多忠义之士的拥戴。
孙权注重儒家思想，重视礼仪和人伦道德，与诸葛亮、周瑜等人形成了互补的关系。
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道家思想中关于人性的理解。
其次，三国演义中的智慧人生也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髓。
道家强调顺应自然，追求无为而治。
小说中的诸葛亮是一个典型的智者，他以智慧和智谋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诸葛亮的治国理念强调以德治国，注重人民的生活和福祉，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他提出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思想，强调了顺应自然、避免冲突的智慧。
他的智慧人生观也体现在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掌控上，他深知自己的寿命有限，因此采取了“卧薪尝胆”的策略，将自己的智慧传承给刘备，为蜀国的未来铺平了道路。
诸葛亮的智慧人生，反映了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智慧。
此外，三国演义中的道家思想还体现在对权力和欲望的思考上。
道家认为权力和欲望是人性的弱点，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小说中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物都面临着权力的考验和欲望的诱惑。
曹操虽然有着统一天下的理想，但他的权力欲望使他不择手段，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刘备和孙权则相对谨慎，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并没有让他们迷失自我，而是以德服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道家思想中对权力和欲望的思考。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中的道家思想贯穿于整个小说，体现了对人性的理解、智慧人生的追求以及对权力和欲望的思考。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简单概括
《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可以简单概括为：
天命所归：小说中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天命所归，如汉朝的刘氏天命所归，而曹操则因为窃取了汉朝的天命而被称为曹贼。
天命难违：小说中描绘了许多英雄人物，如刘备、曹操等，他们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还是难逃天命的安排，如刘备最终未能复兴汉室，曹操也未能实现自己的野心。
天命可变：小说中还描绘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表明各个国家的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和智慧进行改变，如孙权的东吴在初期并不被看好，但最终通过孙权的努力和智慧实现了东吴的繁荣。
《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和政治的深刻思考和认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三国演义》天命空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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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其中的天命观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重要思想，也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天命观在《三国演义》中反映出了危机充满的时代背景，表达出作者对天命的信仰与追求。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阐述《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一、社会矛盾和天命在《三国演义》中，各个势力之间的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与文化传统中的天命理论相互作用，构成了《三国演义》中独特的天命观。
作者通过天命这一神秘的力量来说明天下大势的变迁和人事不由天定的宿命。
在小说中，天命不仅代表了气运以及人之所当为的职责和作为，更体现出了历史的必然性。
例如，在三国时期刘备为了统一四方而成了“蜀汉之主”，此时的天命应运而生，因为时代需要一个英明果敢的人物，这时候诸葛亮便开始为他效命。
相反，当时期过去之后，大势已定，刘备的天命也就消失了。
二、人物选择和天命在《三国演义》中，人物的选择也与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通过对人物的描述，表现了他们天命的不同，从而形成大势走向的必然性。
例如，关羽等英雄人物都有着很高的智慧与勇气，有天命所赋予的力量，而董卓、曹操等反面人物却被描述为妄心狂妄、邪恶狡猾。
这种对人物的不同选择，反映了作者对天命力量的信仰和追求。
另外，作者还通过描绘人物的行动来表现天命。
在《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战争和政治斗争，但并非所有的人物都是成功的，很多英雄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
对于那些成功者，他们是因为天命赋予了他们成功的机会，而失败者，则是因为天命已经不再选择他们。
三、政治决策和天命在《三国演义》中，天命也成为了决策的参考因素。
天命所代表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此在决策中，如果能够抓住天命所赋予的机会，就能够获得成功。
例如刘备在攻占益州之后没有立刻攻打荆州，而是在得到诸葛亮的建议之后才攻打荆州，最终成功统一了三分天下。
这个决策的好坏就是基于他对天命的把握和信仰。
四、分析和评价总的来说，天命观是《三国演义》中重要的思想元素之一，它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一个深刻的认识，它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一）内容提要】《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
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
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
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
是最高范畴。
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
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
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
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
孟子、朱熹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
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
书中人物并不是通过天”的艺术形象来认识天”的，而是从对于天”的崇拜观念出发来认识天”的，他们对天”的认识基本上是抽象化、理念化的，是唯心主义的。
三国演义中的道家思想
三国演义中的道家思想《三国演义》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古典小说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其文本本身，扩展到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的影响。
这些影响不仅源于高超的文学技巧，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彩的场面描写，更得益于《三国演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核和文化底蕴。
毋庸置疑，《三国演义》的总体基调是豪迈进取、积极向上的。
乱世给了英雄们用智骋材的舞台，而他们则充分把握了历史赋予的机遇。
从而，全书更多地是体现了建功立业、奋发有为的主旋律。
但仔细读来，我们便不难发现，在这个昂扬高亢的主旋律下，时时暗杂着变徵之音。
可以说，《三国演义》全书还弥漫着浓厚的道家思想。
一、《三国演义》描写了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法律等诸多方面，可谓包罗万象。
从这方面，我们都能发现道家思想的存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斗争史。
其间的兴与衰、成与败、喜与忧，波澜壮阔。
作者在行文中时时都在传达这样一个道理:凡事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最终都取得了成功，反之，终将失败。
老子曰：“夫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慝。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第二十九章）［1］其具体体现就是:顺应潮流，无为而治。
无为，不是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顺其自然，不强为。
试看下面的例子:……（刘备）使诸葛军师定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
法正曰：“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
愿军师宽刑省法。
以慰民望。
”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
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
所以致弊，实由于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恩荣并济，上下有节。
为治之道，于斯著矣。
”法正拜服。
自此军民安堵。
……（《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2]诸葛亮没有照搬汉高祖约法三章的模式，而是从严治蜀，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浅析《三国演义》的天道观
是 不 可知 的
而 是 可 以 相契 合 的
,
。
但 孔 子 的天 依 然继
,
这 也正 是儒 家 天 道 观 的特 点 所在
《 三 国演
承着人 格神 的 传统
天 与人 之 间 存在 着 一定 的张 力
。
义 》 在 其塑 造 的 人物 形 象 以 及 一些 叙 述情 节里 都充 分
所 以 《 论语 》 中不 乏对 天 的 慨 叹
。
的同时 开 辟 了 下 学上 达 的 心 学 道路
他 比 孔子 的 天命
小 说一 方 面 肯 定 了 天 命 决定 论 的思 想
,
,
另一 方 面
观更 为 具体 径
。
,
为 天 人 关 系的 贯 通 找到 了 一 条具 体 的 路
“
也 不放 弃人 为 的 努 力
积 极人 世精 神
。
传 达 了作 者 知其 不可 而 为 之 的
,
天 人合 一 的 天
,
人 们 以 巫 现 的 歌 舞娱 神 以 及 祭祀来 进 行 天
。
。
。
这 时 的 天 人关 系 表 现 为神 与人 的 关 系
, ,
殷周 数
”
综 上 所 述 儒 家 的 天 道 观在殷 周传 统 天 命 决 定论 的 基 础上
,
“
”
“
天
每逢 国 事
。
则 必 要 占 卜 可 以 看 出 天 命 的 决定
孟 子 主张
尽心
,
知性
,
,
知天
”
,
人 只有 不 断 内
。
省 来 提 高 自 己 的 德行 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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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天命观《三国演义》在情节铺排中，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
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
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
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
是最高范畴。
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
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
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
孟子、朱熹等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
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
《三国演义》第８６回中，写蜀国的学士秦宓向吴国的使臣张温言天之理，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
所言之“天”似当为由物质所构成，但他仍不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而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览”的张温也“无言可对”。
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相对是肤浅的，唯物的观点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对“天”的认识则是唯心的，认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运”和“天数”的。
《三国演义》认为“天”有“天数”，而地上国家则有“气数”，“天”的“天数”决定人间国家的“气数”。
国家存亡系于天命。
书中写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家气数”是由“天数”决定的。
书中虽然也说汉末“致乱之由”是“桓灵二帝”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强调：“汉朝天数当桓灵”（４回）、“汉家气数已尽”（８回）；作为对汉末三国晋初历史变化的归结，书中借后人之诗说：“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１１９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１２０回）。
点明“天下大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运循环”决定的。
正是认为“天数”决定国家“气数”命运，三国时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数”、“天意”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
曹丕为夺取政权，让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汉献帝禅位，就强调汉室“气数已尽”，而“天之历数”已在曹氏（８０回）；蜀汉为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也借“天意”制造舆论，诸葛亮劝刘备做皇帝时称：“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刘备登基自称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饰。
他们都称自己的“君权”是“天意”神授的。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变化着的精神本体。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１４回），书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有这种思想。
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册曰：“天命不于常”（８０回）；诸葛亮北伐前说：“天道变易不常”（９１回）；王朗与诸葛亮争论时说：“天数有变”（９３回）；司马师也说：“天道三十年一变。
”（１０８回）但是《三国演义》中所表述的天数的变化并非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是没有质变的量变过程，是一种“天数”的循环。
由这种天数的循环导致的天下大势分合的循环，自然也是一种量变过程而非是一种质变过程。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
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书中随处可见。
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卓，可谓甚矣！”（１０回）《三国演义》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
庞统、法正等劝说刘备谋杀刘璋，夺取益州，刘备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则认为是“顺天命”，是“天与（天意赞许）”（６０回）；诸葛亮擒获孟获，蜀军历遭“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无恙，诸葛亮也以为“岂非天意乎？”（８９回）；诸葛亮与王朗论辩，也说：“今幸天意不绝炎汉”（９３回）；而诸葛亮临终为自己未能完成“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业而遗憾之时，仍认为不是自己不“竭忠尽力”，而是“天意如此”（１０４回）。
可见刘备、诸葛亮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这种“天意”主宰着人事，令人警惧。
在《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都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或惩罚。
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一类的话语，而乏助或失败之时，则多言“天灭”、“天亡”、“天丧”、“天败”一类话语。
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祭过天地，有客人来投，并献良马金银等相助，刘备就认为这是“天佑”（１回）；汉少帝被常侍张让劫持，迷路，“正无可奈何”之际，“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陈留王便认为这是“天助”（３回）；官渡战败，袁绍身处绝境，自己便以为是“天丧”（３１回）；刘备身处危境，“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便自认为是“天亡我也！”（６４回）。
其实书中这些人物并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惩罚，而是他们从自己的理念心态出发，将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以“天意”加以解释。
《三国演义》认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天命不于常，唯归有德”（８０回）；“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９３回）。
书中以蜀汉体现德政，故蜀汉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
《三国演义》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无私曲”（９回），所以书中便十分强调“顺天命”。
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对刘备说：“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３７回），他强调“人”不能与“命”争，“理”不得违“数”，就是说人不能与天数、命运相对抗，而应顺从天命。
曹丕心腹王朗与诸葛亮论辩时，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观点（９３回），肯定“天”是决定国家昌盛和败亡命运的主宰者。
诸葛亮与王朗论争，不仅不否认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论，说“不绝炎汉”也是“天意”。
司马懿指出诸葛亮勉强攻打中原是“自负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结局必然是“自取败亡也”（１０２回）；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１０３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设法祈禳避灾，但终于没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说：“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
”（１０３回）。
诸葛亮本是一位胸怀大志，富于才智，而又欲有所作为的人物，他都无奈于天意，难逃定数，其他凡夫俗子就更应顺从天命了。
人的生死成败系于天命，人的才智在天数天意之下是难有作为的，这种消极的思想使《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染上了悲剧的色彩。
《三国演义》在强调顺天命的同时，还强调天人合一，认为只有顺人应天，政权才能巩固，功业方能成功，所以书中许多政要人物都大谈“顺人应天”。
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策文就说这是所谓“应天顺人”（４回）；王允假意劝董卓效“禹之继舜”的方式即帝位，也说是“正合天心人意”（８回）；谋士郭图劝袁绍联结刘备剿灭曹操，说是“上合天意，下合民情”（２２回）；阚泽至曹营下诈降书时对曹操说：“某等非为爵禄而来，实应天顺人耳。
”（４７回）；孔明等人劝刘备即帝位，也说是“应天顺人”（７３回）；孙权劝曹操“早正大位”，也说是“应天顺人”（７８回）。
书中三国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一再强调“天与人归”、“天人之应”、“应天合人”、“天心人意”，强调“上合天心，下顺民情”、“上合天意，下合民情”。
这种把“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汉儒和宋儒颇为提倡的，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二程全书·语录》）；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朱子类语》），《三国演义》中的顺天应人的天人合一说显然是受汉儒和宋儒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天意”是通过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一套完整的预示体系显现出来的。
书中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乾象变化，谣谶梦幻暗示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
《三国演义》言及“夜观乾象”、“仰观天文”、“夜观星象”之事约有二十余处。
多以星象天文预应政事大局和将帅杰出人物的吉凶。
如太史令王立“仰观天文”，便预言“大汉气数将终，魏晋之地，必有兴者。
”（１４回）暗应曹魏立国乃天意所定。
又如官渡之战前夕，谋士沮授仰观天象，预言“恐有贼兵劫掠之害”，袁绍不听其言，就被曹操烧了乌巢粮草。
曹操见“南方旺气灿然”，心中就想到东吴孙权”恐未可图也”（３３回）。
谯周见“北方旺气正盛”，就劝诸葛亮不要勉强伐魏（９１回）。
至于描写孙坚、周瑜、庞统、关羽、张飞等人之死，天上都有将星陨落，诸葛亮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便知自己“命在旦夕”等，均是强调天人相应，而人则据天象揣知所谓“天意”。
《三国演义》中善观天象、预测吉凶的人物并不多，以诸葛亮为最善，其他如谯周、殷馗、沮授，以至曹操、刘备、司马懿等也都程度不同地通晓天文星象。
《三国演义》描绘吉凶之兆的地方约三十余处。
孙坚、董卓、张飞、赵云、曹丕、孙权、诸葛恪等人之死均有凶兆，或“狂风骤起”、或“城门无故自崩”，或“江海涌涛”，非止一端。
董卓将死，其母感到“肉颤心惊”（９回）；关羽被害，刘备“自觉混身肉颤，行坐不安”（７７回）；张飞遇难，刘备也是“心惊肉颤，寝卧不安”（８１回）。
这种相关人物感官心态的反应，也是一种兆示。
一般说来，《三国演义》言及国家、人物凶难幽微之时，往往都有凶兆。
汉代桓灵失政，国祚将终，书中便言有狂风、青蛇、地震、海水泛溢、雌鸡化雄、黑气飞入温德殿等“种种不祥”。
魏室衰败，则有阴风灭灯等凶兆。
而天子出生出行，或朝代兴起，又往往有吉兆异兆相伴。
例写曹丕出生，有“青紫色云”“覆于其室”（３２回）；阿斗被难，有“红光”相护等。
书中一方面显示世事先兆，一方面也写政要人物寻求兆示以祈避祸得福。
曹魏代汉自立，要报称有“凤凰来仪”、“麒麟出现”（７９回）；蜀汉立国，也称说有“祥风庆云”之瑞（８０回）。
把兆示作为说明本集团的封建政权的合法性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