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

２００６年６月

第２２卷第２期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ｕｒＬ２００６

Ｖ０１．２２Ｎｏ．２简论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

步凡，何树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３９）

［摘要］叶芝是爱尔兰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作品较早被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文坛。因其多变的诗风和多元的思想，他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文坛的不同流派，对其作品的译评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诗坛的艺术指针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的过程。文章追溯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到现代，中国文坛和学术界对叶芝译介的历史，力图探索叶芝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和诗人创作的关系。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现代诗歌；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３Ｃ９［文献标识码３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６８９（２００６）０２—０１１５—０６

作为爱尔兰的伟大诗人，叶芝以他“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从而获得了１９２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抒情诗风，富于表现力的象征主义手法，以及充满玄思的神秘主义特色，都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启示。对照叶芝的传记观照其人，我们发现他的写作理念、文章风格极富变化，相应地，中国诗坛在介绍和引进他的诗歌理论、创作手法的时候，就不应仅仅着眼于单一作品的评价，而应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对他加以评价。笔者试图初步划分一下译介的时段，并论述每个时期的特征。由此来探讨其深层原因，以求对中国的叶芝研究，特别是叶芝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加以评论并进行历史的回顾。

一、历史回望：

叶芝与中国现代诗的成长

（一）五?四之后到二十年代：民族主义的鼓手

五?四运动不仅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同时也为文学活动注入了激情。在这次运动期间，对西方文学的关注，继清末改良主义者对西方作品译介后又呈现出一个“西学东渐”的高潮。早在此前，陈独秀就率先对西方作品进行了总览式的概括。他在１９１５年《新青年》（当时名《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３、４期）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把象征派连同其他文艺思潮一同介绍给中国读者。不过较之他们的艺术流派，陈独秀更注重这些作家的思想的启蒙作用。他说“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抒发个人情感，呐喊民族解放的国内外文学作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的文学革命有个显著的现象：无论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崇一个以至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１］（１９８∞在众多重要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以积极的姿态对待时兴的艺术风尚，促进了刚刚诞生的新文学的长足发展，其中他们对叶芝及相应的爱尔兰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可算是中国译介史上值得一提的佳话。

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的文学”为宗旨，自然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重点集中在了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的文学上。以他国之民族解放历程，激励国人反观自身，鼓舞他们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勇气。正如沈雁冰所说：“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忍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１４

［作者简介］步凡（１９８２＿），女，山东济南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何树（１９５卜）。男，四川重庆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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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①基于此目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自然就吸引了中国翻译者的目光，其重要人物叶芝因而成了推介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先声。１９２０年３月２５日，沈雁冰（茅盾）所译夏脱（Ｗ．Ｂ．Ｙｅａｔｓ，“叶芝”旧译）著《沙漏》（ＴｈｅＨｏｕｒＧｌａｓｓ），刊于《东方杂志》１７卷６号（这是现存最早的叶芝在中国的译作），同期载有他的《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一文。茅盾认为爱尔兰作家如夏芝“是提倡爱尔兰民族精神最力的人，他是爱尔兰文学独立的先锋”，正是“基于民族解放主义”的宣传意向，他翻译了叶芝的剧作。［２３戴维?戴克（ＤａｖｉｄＤｅｃｋｅｒ）②指出“一般人可能难以相信，或许这可称为近代最具生气的一个文学运动——爱尔兰文艺复兴——居然与一八八零年代，那有时稍嫌偏激及愚昧的民族主义如此息息相关。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爱尔兰民族主义虽然启发出很多流于感伤主义的作品，但其中，也有像叶慈的诗作一样，将民族主义所富有的乡土之情，溶于天才之笔，创作出兼具地方性及永恒性，既朴实，又深奥的文学作品。”这表明很多人都认同叶芝在创作中的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也确实在他的前期创作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王统照可说是五四时期介绍叶芝最为出力的作家。文学研究会辖下的报刊也是介绍叶芝的主要出版物。王统照着重指出叶芝“歌唱着祖国的光辉，由文学中表明出对于异族统治的反抗”③，称赞“他的想往与情感，以及对爱尔兰的恋情，与对于宇宙的批评。却语于其中流露无余了！”④。叶芝作品的思想性，尤其是反抗民族压迫的内涵，吸引了诸多译者的目光。不过同时应当指出，叶芝诗中凯尔特精神的载体，往往是神话传说，英雄事迹，故土风景，民风旧俗。不同于那些冷峻刚硬，从正面描写民族反抗与对立的作品，叶芝的笔触更柔和，他忆古思今，以爱尔兰过去的丰饶秀美，对比今天的贫瘠丑陋，进而激发人们改造生活、改造环境的热忱。“浪漫的色彩，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而且他诗中的思想，不只是为爱尔兰人说法的，是着眼到过去与未来宇宙的全意识的暧迷的云的上面，他要借美与灵感，引人们往憧憬的乐园去，反对平实而呆板的物质的生活。”［３］王统照早期的诗歌集《童心》，借鉴了叶芝《微光》《奥厢的漂泊》等诗集的意境，描画了一个求真重美的世界，却同时流露出民族复兴的渴求。创作初期的叶芝和他的中国仿效者，都重视为民众描绘理想的世界，但是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他们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鼓手的作用，只是一个队伍行进的先导，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就，有待双方的后继者探讨了。

新月派的叶公超对叶芝也有较为全面的评价，尽管他在中国是以艾略特的介绍者著称。“他的诗从个人美感的迷梦中走到极端意象的华丽，神话的象征化，但终于归到最朴素真率的情调与文字。”⑨王辛笛在回忆文章中就提到从叶公超在北大开设的《英美现代诗》课上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卞之琳也说，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４３。’由此可见，叶芝进入中国文坛的初期，影响了中国文坛不同的流派，尽管诗人们艺术观点不一，对他的欣赏却殊途同归。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派，如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等人，主要还是从法国的波特莱尔、马拉美处汲取养料，他们对于叶芝在诗中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不是十分看重，倾向于“原汁原味”的《恶之花》式的创作风格。叶芝的诗作此时还没有进入早期中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文学视野，而是对新月派和文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产生了影响。

叶芝诗歌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阶段，适值民族精神勃发之时，出于同为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中国文学迫切地需要聆听他者的声音。而叶芝的早期诗作，一方面围绕爱尔兰民族的神话展开，描述故乡的一草一木，飞驰的灰云，荒凉的海岸，具有浓郁的凯尔特色彩（详见王统照译《微光》）；另一方面，诗人抒发了关于爱尔兰民族解放的强烈信念，对爱尔兰民众的麻木不仁深感痛苦。可以说，叶芝的诗歌、小说和剧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相关反映民族情感和斗争思想的作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唤醒和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文学的进步。

（二）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对现代诗歌的探索

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成熟期。此时，关于现代诗歌创作的理论框架正在逐步确立。１９３７年４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葆华

①茅盾：《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引言》，原载《小说月报》，第１２卷第１０号，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②ＤａｖｉｄＤｅｃｋｅｒ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他该篇论文的汉译本由杨瑛美译出，收入国立中兴大学外文系著《中华民国第一届英美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８７年版。虽然是国外学者的论文，不过收入台湾地区的文学年会论文，说明了对叶芝研究的重视，也被笔者作为中国叶芝研究的一环看待。

③《夏芝的诗》，《诗》刊第２卷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５日。

④《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东方杂志》２１卷２号，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５日。

⑤《牛津现代荚诗选（１８９２—１９３５）》。原载《文学杂志》月刊１卷２期，后收入《新月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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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译的《现代诗论》，其中收入了叶芝《诗中的象征主义》一文，很多文学评论后来都经常引用其中的段落，作为研究的佐证。

研究叶芝就不能不研究叶芝作品在西南联大的传播和这位诗人对中国诗坛的后续影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西南联大的诗人们，吸收借鉴国内外现代派作品，同时结合时代特色，进一步完善了现代诗歌。当时以朱自清等中文系教授为代表的开放的语言观，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欧化句型的传播，促进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①与之呼应的就是卞之琳、冯至等人的创作，他们积极吸收了叶芝、艾略特等人在现代诗歌创作上的特色，运用在对中国题材的诗歌创作上。联大外文系的课程中，著名英国诗人燕卜荪开设的《英诗》系列讲座，为中国文坛转向现代主义开启了大门。坐在教室里听他讲座的，有许多人日后成为中国外语界和诗歌界的巨擘，如李赋宁、查良铮、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赵瑞蕻等。赵瑞蕻是这样谈到燕ｈ荪对年轻学人们的启蒙的：“我们一谈起现代诗，便会马上在眼前浮现一群年轻诗人微笑或严肃的面影。他们都热爱着生命，正视一切；他们辛苦地工作，欢快地跋涉，他们需要的是阳光和自由。他们是要了解各种、各色、各样的人生。……在他们的前面，走过神秘、象征、多幻想的爱尔兰诗人夏芝——他是那一代诗坛的宗主。”②睡在赵瑞蕻上铺的“兄弟”，年轻腼腆的穆旦（查良铮），“像一只小老虎，常常一跃就上了床，读英文诗，读叶芝的，读艾略特的……”谈到叶芝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后来散见于文字上的还有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等人的文章，他们主要阐述了叶芝诗歌作为源流的启蒙作用，但是并没有结合特定诗作进行分析。③这里参照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一书对教师作者和学生作者的划分，从对叶芝诗歌的效法上，两者各取一例来分析。④首先看联大教师作者的文学活动。尽管卞之琳的创作可以归属在早期象征派的启蒙内容中，但在西南联大这个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学术背景下考察他的诗作，更具针对性。王佐良说，卞之琳善于“倾听来自西欧的几乎全部有新意的芦笛声”。［５］在三十年代，他翻译了叶芝等人的现代派诗作，在《雕虫纪历?序言》中，他自己承认“我前期的第三阶段，还有叶慈（Ｗ．Ｂ．Ｙｅａｔｓ）、里尔克（Ｒ．Ｍ．Ｒｉｌｋｅ）、瓦雷里（ＰａｕｌＶａｌｅｒｙ）的后期的痕迹。”他从前期新月派“美的抒情”转向了对“纯诗”和“意象”的探索。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派”之所以是“现代主义”，在于所谓的“现代感应性”（Ｍｏｄｅｒｎ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涉及到思想内容问题，不可拘囿于小我，应该探究世界人生的奥秘。”［６］我们发现，在卞诗中承载了和叶芝一样的对生命、死亡和爱情这些主题的思维方式。《寂寞》里，先写儿时的回忆，接着对比今日默默死去湮没无闻，采纳了叶芝诗《又怎样》中今昔、生死两个主题两项比照的方式。而《半岛》一诗，“半岛是大陆的纤手／遥指海上的三神山。”同《茵纳斯弗利岛》的意境相契合，体现出了消极避世的色彩。卞之琳的《一块破船片》写坐在海岩上的女子看潮涨潮落，破船片的涌来退去，夕阳与海水的移离和波动构成了多层面的暗示和象征：希望和爱情来来去去难以把握；在无意义的等待之中的生命和岁月无常。诗人创作中试图以经验代替情绪⑤，至于在诗中采用“非个人倾向”的手法，目的在于“跳出小我、开拓视野、由内向外、由片面到全面。”作为一种诗艺的技巧，卞之琳借鉴了叶芝晚期作品（《疯简和主教的谈话》、《灵魂与自我的对话》）中在创作上对自我的隐去，作为叙事者或抒情者的诗人被隐去了，余下的只有他的代言人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评价。可以说，在诗歌表达艺术上，叶芝予以卞之琳较大影响，他的视角、叙事方式、叙事结构，都体现在卞诗相应的部分。

①朱自清说：“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新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Ｉ＇ｌｌ般生活也在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朱自清《诗与建国》，原载《新诗杂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版。）

②赵瑞蕻《回忆诗人燕ｈ荪先生》一文对此有较为详尽的描写，载于《时与潮文艺》１卷２期，１９４３年５月。

③杜运燮、穆旦、袁可嘉等人均被归属于“九叶诗人”。见李景端《豆棚闲话：想起了“九叶诗人”》，香港《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文中对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作了简要的总结，认为说“到中国文学的流派。若问其中受外国文学流派的影响较多，与世界诗歌潮流在风格上也算‘接轨’的，那就该数‘九叶诗人”…‘九叶诗人’包括曹辛之、辛迪、陈敬容、郑敏、唐浞、唐祈、杜运燮、穆旦、袁可嘉九位莆人……在艺术上，注意借鉴西方艾略特、叶芝、奥登等现代诗派的某些表现手法，运用象征与联想、幻想与现实的渗透，力求在诗中体现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达到人生与诗意叠合的效果，因此有人称‘九叶诗人’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④在姚丹看来，“像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沈从文等人在进入联大之前已经成名，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学观，而且都是以教师的身份进入联大；而从王佐良、杨周翰、罗寄一、穆旦、杜运燮、俞铭传、陈时、郑敏、袁可嘉到新诗社的成员，最初都是以学生的身份进入联大。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学观念，都是在联大时期开始形成的，所以，尽管王佐良、杨周翰、穆旦等人后来都成了联大的教师，而且他们成熟的诗作大多是在大学毕业以后诞生的，但我仍愿意把他们归入学生诗人的行列，以此追踪他们成长的足迹。”另外，笔者认为，从早期现代主义代表新月派和中期渐趋成熟的九叶诗派中各选一人，能反映叶芝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流派发挥不同影响的过程。

⑤因此“他（指叶芝诗中所处理的，不是平面单纯的思想或情感，而是一种高度综合的经验，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诗人带进他作品中的应该是日常的、激情的、思考的自我。’由这一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到，在叶慈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是‘全人’的经验。”（陈映真主编：《诺贝尔奖全集：叶慈》，台北：远景事业出版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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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联大当时的一些学生作者，“在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不以批判现实为出发点，而以考察个人与现实的关系，审视自我的内心为关注点。……穆旦等人的诗作皆然。”［７３（２５６）穆旦继承了叶芝思索的一面，在诗歌中投人了对哲学的思考。叶芝的诗歌，就现代性意义而言，充满了一种对比性的张力。个人在世上的生存的时间是有限的，而诗人冀图通过文学艺术这种不朽的形式，突破肉体的禁锢，实现对人生的永恒的探索。梦想与现实、心灵与形体、生命与死亡，爱情与背叛在他的诗中都构成了一种平衡。对照穆旦在联大所作的集中体现哲学思想的《诗八首》来看，表面上写的是爱情的各个历程，实际上却有着广泛的代表性，理想、信念、精神探索的体验无不如此，都有着“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的永远循环往复，永无终止的过程。此外，叶芝在晚年所作的《幻象》一书中，建立了“月相大轮”的世界观，把编年史看作是二十八相的循环，生生不息。他业已超越了民族主义的藩篱，把目光投向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燕卜荪注意到了他这种跨越民族的、对于全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关注，把它传递给了昆明年轻一代的诗人群。通过阅读穆旦等人抗战时期的诗歌可以发现，他们的视角已经不仅仅是有关民族斗争的叙事，由单单对国恨家仇的咏叹上升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也可作为叶芝思想间接影响的证据。

当时联大的学生，起初还受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拜伦、雪莱等人的诗风十分流行。然而经过叶公超、燕卜荪等人全面详尽的介绍，叶芝作为现代派的代表人物走迸了未来诗人学人的视野。中国诗坛已经不能满足于浪漫主义的先声，转而发掘一种更深刻更有内涵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现代主义。联大师生对叶芝诗歌的解读和借鉴，是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层面上进行的，诗艺技巧的启发是一方面，但是诗人对人生对世界探索的深度和广度，到此时才为人们所发现。当一个时代战火纷呈，离乱动荡，此时的传播者或许能解读“其中味”吧。“正因为如此，‘新诗’的第一代在反抗旧传统的时候，倾向于１９世纪西方的浪漫主义，而到了第二代的建设时期，却出现了对它的反思，并把目光从英美的浪漫主义诗歌移向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原因无非是象征主义诗歌更具有现代性，更能对应现代人的内心风景，更能回应中国诗歌重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抒情传统。”［８１而叶芝，作为后期现代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为当时的中国诗坛所接受，得到了较好的仿效和传扬。

（－－）四十年代至今的讨论：对现代性的强调

四十年代至今，对叶芝的作品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主要文学期刊的活动有：

１９４１年５月《西洋文学》第９期刊登叶芝特辑。

１９４４年３月，《诗与潮文艺》３卷１期刊登叶芝特辑。

１９８２年８月，《外国文学》第８期刊登爱尔兰文学专辑。

１９４８年杨宪益的《近代英国诗钞》（上海中华书局版）收叶茨诗四首。袁可嘉在四十年代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论述中国的新诗理念，其中援引了叶芝的《在学童中间》一诗来说明意象的连贯性，以及叶芝诗中“老人”“蔷薇”这两个词不同于平常意象的含义来说明现代诗歌的晦涩特征。①建国初，由于文坛对苏联创作理论的偏向，再加上五六十年代把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作为批判的对象，对叶芝的译介很少。仅出版了他的一本《爱尔兰民间故事》，诗歌没有提及。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主要的译本有裘小龙的《抒情诗人叶芝诗选》，王家新的《叶芝文集》三卷本。傅浩的《叶芝评传》和《叶芝》，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叶芝其人其作。

近来人们往往把叶芝放在现代派启蒙宗师的位置上，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诗潮史论》及《中国初期的象征派艺术》中都提到了叶芝作为现代派诗人的重要作用，主要依据是他后期抛弃了华丽的词藻和朦胧的诗性，转而追求简洁的语言和凝炼的意象。“……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审美本质，才是接近新诗自身特征的最佳途径，因为诗就是美。”Ｅｇ］王佐良如此评介叶芝的现代性：“叶芝确实注意到了正在兴起的艾略特等所作的现代主义诗，在哀叹西方文明的危机一点上他也可以引艾略特和庞德为同调，然而他又在重要方面不同于这些美国来人：他的爱尔兰根子，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联系，他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错综关系，他的高傲而又肯内省的气质等等都是他们所没有的。他们是现代城市人，而叶芝则来自更古老的文明。”②特别是他晚年提出的“塔”这个象征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意象，常常为人们引用，作为现代派的典型特征。

①《诗与晦涩》，原载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原载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５日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学周刊》，后收入《论新诗现代化》一书（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

②此段论述见于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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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智的审视和评析

随着时代的变更，对叶芝的解读的狂热和激情也逐渐褪去，更多是理智的审视和评析。近年来，国外涌现出了不少关于叶芝的传记④，逐步拓宽了人们理解诗人的平台，当人们进一步了解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相关背景知识之后，评价更为客观。叶芝的诗歌作品，渐渐卸下了刻着鲜明时代印记，转而引领读者感受多样的美学体验、东方色彩以及神秘主义特征，对叶芝的评论日趋多元化。

尽管有大规模的介绍和为数不少创作的借鉴者，但叶芝在中国文坛的总体影响并不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首先我们从时代背景来看，第一次对叶芝广泛宣传的时期，是在他获诺贝尔奖前后，当时他获奖的理由就是“经有灵感的引导，将民族的精神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现于诗作中”。当时中国的新诗正高举着反封建反压迫的旗帜，茅盾在文学研究会上就提出作家们应当关注的两大重要问题，一个是对弱势民族的关注，另一个就是写实主义。叶芝关于民族文学的主张与新文学的思潮一拍即合。但是我们注意到，文学研究会对法国文学的翻译特别多，这主要就是出于“为人生”这个大的文学主张，而叶芝虽然是爱尔兰民族文艺复兴运动的旗手，但他往往脱离现实，沉人到对神话世界虚无缥缈的探索中，带有梦幻的美感，早期的诗作尤为明显。作为被压迫弱小民族的代言人，他的贵族气质显然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深入与民众接触的理念不符，《小说月报》在《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里，介绍的就是捷克、匈牙利等国的文学家，而忽视了这位富有唯美主义色彩和浪漫气质的诗人。那么再看抗战中的文学实践。在现代诗歌的创作上，叶芝缓和了艾略特所强调的诗歌的“机智”的成分，他的诗作中较艾氏更早体现了“非个人化”的倾向，同时他对真实的寻求又启迪了奥登。奥登在《悼念叶芝》一诗中言道：“从心灵的一片沙漠／让治疗的泉水喷射，／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所以说，叶芝在中国现代派崇拜的两大诗人艾略特和奥登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尽管他早于两人创作，但在中国文坛的阅读者看来，他的作品是连接两者的纽带，但明显不如两者的影响广泛。因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人们已无法考虑玄幻的意象，更多转向了在创作上更接近现实、写作主题强调战争的奥登等人。当时的诗坛固然转向了现代派，但人们主要还是关注艾略特，叶芝的很多文学观念都是由艾略特的评论文章间接介绍给诗人群体的，经过他人的概括转述，自然在接受上就隔了一层。所以说，叶芝随时代思潮走进中国，也由于与时代精神的隔阂而疏远了中国读者。

谈到叶芝和中国文坛的契合度。我们发现，叶芝的创作从一开始的新浪漫派倾向，逐渐趋向象征主义，其色彩浓了起来。而中国新诗从浪漫主义发展到浪漫、现代、现实主义三者同行，基本前两者的转向是相似的，但为什么中国读者对他还是有隔离感呢？一个是译介上存在的误读，像前面提到的把他定位成民族诗人、新浪漫派（尽管是现代派的一种）。另一个是有关读者接受的问题。这个方面存在着两大误区。一类是把他作为阅读欣赏对象的大众读者，他们对叶芝的定位根据往往源自他的“情诗”，并不试图去了解除了爱情之外的寓意，以及错综复杂的《幻象》所讲述的人类历史和哲学观点。仅《当你老了》一诗，就能发现十五种译文，可见他的情诗的风行，这体现了民众的浪漫化倾向，他们往往容易被诗人对爱情的赞颂和对恋人狂热的追求所感染。在流行歌曲中，人们也常常把他的情诗情史写人歌词②，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叶芝成了永恒的、炽热的爱情的代言人，除此之外，就对他一无所知了。另一类的误区存在于把他作为模仿对象的专业作者之中。他们往往发现难以把握他的诗风，因为诗人经过了太多转型，而晚年的神秘主义色彩又晦暗不明。就写作主题而言，中国的新诗作者（越来越注重描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他们关注的是个体，抒发了个人的欲望和不满。尤其是在八十年代，“朦胧诗派”和后继的新诗潮，它们“坚持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之上。”［１０］而叶芝还保留着对人类整体出路的探讨，现代诗人和大师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了，所以专业作者无法过多地摹拟他，而宁愿选择奥登等人作为参照。

①对叶芝传记的推介，国内可见的有：１９８７年，牛津大学爱尔兰现代史教授罗伊?弗斯特（Ｒｏｙ?Ｆｏｓｔｅｒ）接替刚刚去世的都柏林三一学院教授里昂斯，撰写《叶芝传》。他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分析诗人叶芝的事实细节，发现了一个性格多样的叶芝。２００４年上海百家出版社推出刘蕴芳译，英国连摩尔（Ｌｉａｍｍ６ｉｒ，ＭＭ），伯蓝（ＥＢｏｌａｎｄ）著的《叶芝》一书，是目前国内最新的有关叶芝的传记。

②水木年华所作的《一生有你》中唱到：”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爱尔兰本国的Ｔｈｅ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ｉｅｓ（卡百利）乐队写过《叶芝的陵墓》，作为怀念叶芝爱情的歌曲，后来随着卡百利在中国的传播逐渐为人所知。通俗文化中的媒体传播，往往把叶芝塑造成痴情种子的模样，仿佛除了情诗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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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言之，这位处在世纪之交的大师，艺术风格神秘多变，从早期的唯美主义诗风和抒情特色，逐渐转向象征主义，后来的作品则体现了自己独特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他晚期的作品使得某些评论家把他称为“现代主义者”。正因其多变的诗风和多元化的创作思想，他的作品方能影响了中国文坛的不同流派，伴随着中国诗坛的艺术指针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化。叶芝激发了中国文坛的民族主义热潮，又间接地引导中国诗坛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探索，也影响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爱尔兰文学的讨论，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叶芝的诗歌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派诗人的创作，更是为西方现代派诗歌传人中国文坛，起到了过渡和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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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Ｙｅａ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ｅｍｓ

ＢＵＦａｎ，ＨＥＳｈｕ

（Ｎａｎｊ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Ｙｅａｔｓｉｓａｆａｍｏｕｓｐｏｅｔｗｈｏｇｉｖｅｓｖｏｉｃｅｔｏ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１９２０ｓ，ｈｉｓｗｏｒｋｓｗ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ｉｒｃｌｅ．Ｆｏｒｈｉｓ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ｔｙ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ｈｉｓｗｏｒｋ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ｍａｎ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ｅ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ｓ．Ｉｔ

ｗａｓａｌｓｏ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ｒ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ｍ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ｆｒｏｍ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Ｔｈ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Ｙｅａｔｓ’ｐｏｅｍ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ｙ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ｏ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ａｎｄｔｒｉｅｓ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ｅ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ｅｍ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