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派

花间词派晚唐五代时流行的词派。

创始人是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主要成员是五代西蜀的一批词人，如韦庄、牛希济、欧阳炯等。

他们的作品多描写女人和相似，内容狭窄，情调缠绵，词藻华丽。

后蜀赵承祚把温庭筠等18位作家的词编成《花间集》，花间派由此得名。

1、花间词的定义因后蜀赵崇祚收录始自温庭筠、欧阳炯、终至李等十八位词人的作品凡五百首编成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故又称西蜀词派为花间派这十八位词人的作品亦便被人们称为花间词。

2、花间词派的定义他们的词风香软，落笔多在闺房，以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体态，开历代词作之先河，其中也不乏一些好词句。

《花间集》得名于花间词人张泌的《蝴蝶儿》词“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

”3、花间词人的定义时人认为他们词风大体一致，将其词作结而成集，后世称为花间词人。

其中，温庭筠和韦庄是《花间集》中的主要作家。

陈洵《海绡说词云》：“词兴于唐，李白肇基，温岐受命，五代瓒绪，韦庄为首。

”4、花间别调的定义欧阳炯的词也有另一面的作风堪称为“花间别调”。

请看其《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

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

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花间词派的形成，自有温庭筠的开山作用，但衍为流派，风行一时，则还有它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原因。

晚唐时局动荡，五代西蜀苟安，君臣醉生梦死，狎妓宴饮，耽于声色犬马。

正如欧阳炯《花间集序》中所述：“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

”花间词正是这种颓靡世风的产物。

晚唐五代诗人的心态，已由拯世济时转为绮思艳情，而他们的才力在中唐诗歌的繁荣发展之后，也不足以标新立异，于是把审美情趣由社会人生转向歌舞宴乐，专以深细婉曲的笔调，浓重艳丽的色彩写宫能感受、内心体验。

而李贺、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人的部分诗歌，又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为花间词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词在晚唐五代便成了文人填写的、供君臣宴乐之间歌伎乐工演唱的曲子：“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戕，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饶之态。

”这就决定了花间词的题材和风格，以“绮罗香泽”为主。

当然，《花间集》中也有少数表现边塞生活和异域风情的词，如牛希济的《定西蕃》，表现塞外荒寒，征人梦苦，风格苍凉悲壮；李珣的《南乡子》、孙光宪的《风流子》，表现南国渔村的风俗人情，也较清疏质朴，如“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

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李珣《南乡子》之九）但这不能代表花间词的总体特征。

在《花间集》中成就能与温庭筠比肩、而风格有所不同的是韦庄。

绮情闺怨是花间词的第一主题。

其主要原因是花间词多为应歌而作。

花间词人往往预先有满足读者期待的创作心理，所以形成了与传统诗人不同的传达闺情的方式，在意象、意旨方面有独特之处。

花间词意象充满浓郁的富艳气息，其共性是侧重表现富艳之物的盛或衰，出现时都对应着女性的孤独哀愁，具有“泪滴黄金缕”的意味。

花间词多以“泪滴黄金缕”为意旨构词，它使花间词人可以按这个模式排布意象挥就成篇，也使花间词多面目雷同且缺乏真情，这是花间词作为娱乐性艺术和消费艺术所带来的必然。

温庭筠(约812—870)，晚唐人。

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

唐宰相温彦博之裔孙。

温彦博，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

温庭筠虽为并州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

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游江淮，后定居于雩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

诗辞藻华丽，少数作品对时政有所反映。

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

温庭筠早年才思敏捷，以词赋知名，然屡试不第，客游淮间。

宣宗朝试宏辞，代人作赋，以扰乱科场，贬为隋县尉。

后襄阳刺史署为巡官，授检校员外郎，不久离开襄阳，客于江陵。

懿宗时曾任方城尉，官终国子助教。

诗词工于体物，设色丽，有声调色彩之美。

吊古行旅之作感慨深切，气韵清新，犹存风骨。

多写女子闺情,风格浓艳精巧,清新明快。

诗词兼工，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被称为花间鼻祖。

词词是宋代的文学主流。

唐及五代时，已出现词这一形式，但词的成熟与发展在宋代。

词的最初特点是以诗文配上曲调，可以演唱。

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称「词牌」，依调填词为「倚声」。

宋词又有曲、杂曲、曲子词、乐府、琴趣、乐章、长短句等称谓。

因曲调节拍的不同，又区分为令、引、近、慢等。

令或称小令，慢词也作长调。

词的分段称为分片，词除单调之外，一般都分上下两片，慢词也有分成三四片者。

宋代许多学者文人喜好填词作曲，对推动词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宋代词的作者、作品及素质远超前代，成为继唐诗之后又一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体裁。

后世词一般不在演唱，基本上成为一种文学形式。

词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到了宋代，经过长期不断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词又称曲子词、长短词、诗余，是配合燕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

诗和词都属于韵文的范围，但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而歌唱。

词的形式有以下特点：1、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牌）。

一般说，词调并不是词的题目，仅只能把它当作词谱看待。

到了宋代，有些词人为了表明词意，常在词调下面另加题目，或者还写上一段小序。

2、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不分段或分段较多的是极少数。

3、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

4、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

5、词中声韵的规定特别严格，用字要分平仄，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所规定，各不相同。

曲子词：曲子，是词的最早名称，与今时所说的“词”、“歌词”意义相同。

但在唐五代却很少使用“词”这一称谓。

例如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最早的民间词集，其名称是《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一些单篇则称之为曲子《浣溪沙》、曲子《擣练字》、曲子《感皇恩》等。

“曲子”，即指倚谱所填之歌词而言。

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说：“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

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

……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

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摛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

”唐五代之所以把这种配乐歌词称之为“曲子”，任半塘认为：“其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

”(《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直至宋代，人们还习惯于称词为“曲子”。

如张舜民《画墁录》所载：柳永进见晏殊。

“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宋神宗熙宁间杨绘编了一册被视之为“最古之词话”的书籍，书名是《时贤本事曲子集》。

南宋王灼论词之起源时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

”(《碧鸡漫志》卷一)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过“长短句今曲子便是”之类的话。

可见“曲子”之称，影响深远。

称“曲子”为“词”，是文人词出现以后的事。

五代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最先提出“曲子词”这一名称：“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

”与欧阳炯同时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

”至宋，“词”才逐渐取“曲子”而代之。

顾随说：“词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确立。

其在有唐，只曰‘曲子’。

……‘子’者，小义，如今言‘儿’。

故曰：曲子者，所以别于大曲也。

奚以别乎？曰：大小之分而已。

又，‘曲’者，‘谱’义，指声，‘词’、‘辞’通，指文字。

是故，曲子词者，谓依某一乐章之谱所制之辞。

”(《释曲子词寄玉言》)在现存二百五十余种宋词之别集中，以“词”名集者约有一百六十五家(包括词作甚少近人广为搜集命名在内)。

其著名者如潘阆《逍遥词》、晏殊《珠玉词》、张先《张子野词》、晏几道《小山词》、毛滂《东堂词》、陈与义《无住词》、李清照《漱玉词》、张元干《芦川词》、张孝祥《于湖词》、陈亮《龙川词》、史达祖《梅溪词》、刘过《龙洲词》、吴文英《梦窗词》、朱淑真《断肠词》、卢祖皋《浦江词》、戴复古《石屏词》、张炎《山中白云词》、刘辰翁《须溪词》、汪元量《水云词》、蒋捷《竹山词》等等。

如果剔除“词高曲子卑”的偏见与“词领导曲子”的误解，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把“敦煌曲子”称为“敦煌曲子词”、“敦煌民间词”、“敦煌词”都是可以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部书称之为《北宋词史》。

乐府：原指汉武帝所设置的音乐机构，其所搜集创制合乐歌唱的诗称之为“乐府歌辞”，或称“曲辞”。

后世则简称“乐府”。

因乐府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歌辞、受命演出，所以自汉及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均在乐府机关管辖范围之内。

因之，汉魏六朝可以入乐的歌诗，包括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而创作的新题乐府一般均称之为“乐府”。

而词被称之为“乐府”则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用“乐府”这一名称表述其可以入乐歌唱这一特点，是填词以配乐的抒情诗。

所以不少词人的别集用“乐府”来命名。

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周紫芝的《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宽《西溪居士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等等。

有的词集为了强调并突出其音乐与作品的时代性，还另创“近体乐府”、“寓声乐府”之称。

如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等。

长短句：本指诗歌之杂言，与词之长短句有别，但前人则有用以代指词的创作。

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

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汪森只从词的字句长短错落这一方面与古代诗歌相类比，并由此而探词之本源，自然会流于形式表面而失其根本。

故王昶在《国朝词综序》中对此作了补充：“汪氏晋贤叙竹垞太史《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

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乎乐，乐本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

”从音乐乐谱的旋律高下抑扬变化来看词之句式长短，就科学得多了。

因为它从是否合乐这一本质上将一般诗歌与入乐歌唱的词明显区分开来。

最早的苏轼词集就曾名曰《东坡长短句》(见《西塘耆旧续闻》)，另有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陈师道《后山长短句》、米芾《宝晋长短句》、赵师侠《坦庵长短句》、张纲《华阳长短句》、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刘克庄《后村长短句》等。

[1]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音乐的。

从配音乐这一点上说，它和乐府是同一类的文学体裁，也同样是来自民间文学。

后来词也跟乐府一样，逐渐跟音乐分离了，成为诗的别体，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