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
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
•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
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
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
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
2001年11月12日，•甲荒车毓?踩嗽弊セ窈笠扑凸榘浮I笪适保???⒍《?私曳⒓锥?质凳┥撕υ?承形?猓?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
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
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
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
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
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
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
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
•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
•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
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
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罚的可能性。
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
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
•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
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
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
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
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
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
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
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
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
•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
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
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
•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
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
•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
•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
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
•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
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
•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
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
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
•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
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实;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
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
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
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
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
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
•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
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
•被告人的口供笼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
•但仔细研究，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
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
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 “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
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
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
论我国自白补强规则之完善——兼论我国刑诉法46条之修改(一)
论我国自白补强规则之完善——兼论我国刑诉法46条之修改(一)关键词:自白补强/可采性/独立性/可靠性《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能以被告人口供作为定罪和处罚的唯一依据，而必须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予以强化。
学界普遍认为，该规定实际上就是自白补强规则，也有学者称之为口供补强规则。
①一般说来，自白证据所具有不稳定性、易变性、易伪造性的特点，要求办案人员在对待该证据时必须持审慎的态度，而在技术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求补强证据的支持。
在形而上的维度，近现代刑事司法追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立场，为自白补强规则奠定了深厚的价值基础。
毋庸置疑，加强人权保障是诉讼制度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刑事诉讼实现民主化、科学化的结果，并最终使得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日益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存在，使得刑事司法成为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家园。
自白补强规则是中国刑事司法理想与现实互相考验、相互关照的结果，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的自白中心主义的警惕，自白补强规则这样一个仅仅在英美法系个别国家和地区得以有限适用的规则会在刑诉法中得以确立。
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比较考察以及对我国几十年刑事司法实践的审视，发现我国自白补强规则存在较大缺陷。
一、我国自白补强规则之缺陷(一)法律没有确定补强证据的具体条件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evidence)，是指增强或担保主证据证明力之证据。
而所谓的主证据，又称实质证据(substantiveevidence)，是指证明主要事实存在之证据。
主要证据通常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等。
补强证据本身并不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只是为了增强或担保主证据之证明力，例如，关于被告人或证人人格方面的证据就属于补强证据。
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能够证明和还原刑事案件当时情景的关键就是证据，从案件的侦办开始，很多关键性的证明都是一层一层紧密相连的。
整个刑事犯罪行为的真相不是通过某个人的主观臆断来决定的，如果不能通过确切的证据证明，或者所谓的证明根本就不符合规定都不满足证明的标准。
那么，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呢?▲一、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是怎么规定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此可以作以下理解：(1)据以定罪的证据均亦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二、新刑诉法完善了证据的概念和种类1、修改了证据的概念。
旧法将证据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新法将证据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2、调整了证据的种类。
(1)新刑诉法将旧法规定的“鉴定结论”,调整为“鉴定意见”。
(2)新刑诉法明确其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的地位后,我们不仅要审查其内容是否合法,也要审查其制作途径和制作形式是否合法,包括审查辨认笔录上是否有两名办案人及一名见证人签字,犯罪嫌疑人本人是否签字。
(3)“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时,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关于其来源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
在审查此类证据时要注重审查其时间是否连续,内容有无删节。
对于时间连续,内容客观完整,由侦查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的电子材料方可作为定案根据。
▲三、收集证据的方式有哪些?(一)询问。
询问是指执法机关或者律师要求当事人、证人或者鉴定人陈述自己了解的案情。
询问是任何案件中都经常使用的证据收集措施和方法。
刑诉法46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刑诉法46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第四十六条：重调查、不轻信口供，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刑事案件发生后，犯罪嫌疑人会被检察院提请公诉，在法院审理阶段，被告有权聘请律师代理，辩护是刑事诉讼双方的合法权益，即使是罪犯，也能为自己辩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辩护和代理做出了规定。
那么，刑诉法46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下面我们通过本文了解下。
▲一、刑诉法46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
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二、刑事诉讼辩护方面有何规定?1、辩护的种类和方式刑事辩护一般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
所谓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为自己进行的辩护。
这种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自行辩护是十分有效并被频繁使用的辩护方式。
委托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与法律允许的人签订委托合同，由他人为自己作辩护。
这里的他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其他公民。
委托辩护相对于自行辩护而言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因此成为现代刑事诉讼中最为主要的一种辩护方式。
指定辩护是指遇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的，法院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
2、辩护人及辩护人的范围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权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行使以外，还可以由其他人协助行使，即辩护人行使。
辩护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法院指定，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诉讼参与人。
辩护人制度的设立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能力的缺陷;弥补了国家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不足;促进了诉讼公正的实现，并在社会中发挥着示范功能，促进法制宣传教育。
如何理解刑诉法第46条的规定？-重庆冉缤律师文集
如何理解刑诉法第46条的规定?重庆冉缤律师文集冉缤律师，重庆精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1997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在十数年的律师生涯中，代理诉讼及非讼作品七百余件，广泛涉猎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民商事、建筑及房地产、刑事辩护等各门类法律事务后，逐渐形成并建立起在企业法律顾问服务、经济合同纠纷及刑事辩护领域的优势化、差异化的特色办案服务。
其所代理的案件，多次被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上海《东方卫视》、《法制日报》、香港《文汇报》、《重庆晚报》、《重庆晨报》等主流媒体报道；并就房地产纠纷、劳资权益纠纷、婚姻法最新解释等方面，分别接受上海东方卫视、重庆电视台财经频道等电视媒体的专题采访。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在单独犯罪的情况下，被告人供述仅指被告人本人的供述，这是肯定的。
但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因存在多名被告人，那么，此时，被告人供述是仅指被告人本人的供述还是及于所有被告人？在司法实践中，国内多数法院在没有其他书证、物证等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凭借同案中数个被告相互引证的口供来定罪。
本律师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首先，被告这一概念，及于本案所有被告，难道一个案件三个被告，只有某一个是被告，那其他两个该叫什么？其次，刑事诉讼的被告人身体被强制，心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强制，在掺杂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其口供容易失真。
因而，现代证据法则要求在口供之外有其他证据与之相互印证。
在共同犯罪中，单一被告人对其余共犯罪行的供述与自己的罪行是相关联的，故仍属口供，需要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否则不能定案。
另外，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可能并不同时到案，需分案审理。
此时，如果将被告人供述理解为仅指被告人本人的供述，同一共同犯罪案件将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审理结果。
证据裁判原则刑诉法方面是怎么规定的-
The thoughts are correct, the good fortune is coming, the thoughts are not correct, the disaster is shining.整合汇编简单易用（页眉可删）证据裁判原则刑诉法方面是怎么规定的?导读：证据裁判原则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对于要证事实，没有证据就等于没有该项事实。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刑事案件发生都会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在办案过程中，侦查人员要努力收集证据，只有证据充足的，才能由检察院发起公诉。
刑事诉讼证据应用方面有多条原则，有些贯穿于法院审理阶段。
那么，证据裁判原则刑诉法方面是怎么规定的?下面就给大家做个介绍。
一、证据裁判原则刑诉法方面是怎么规定的?证据裁判原则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对于要证事实，没有证据就等于没有该项事实。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这一规定鲜明地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此项要求。
1、有犯罪事实，但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不得定罪(法官个人知悉的有罪事实，不能作为判决有罪的依据)2、无犯罪事实，但有伪证据指控犯罪，不得定罪3、除了免证事实之外，犯罪要件事实必须有证据证明4、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双方质证、辩论，并经法庭调查和评议，认为可信、客观后，才能作为判决基础二、如何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排除规则与诉讼程序存在着互动影响。
随着证据排除规则越来越全面、具体、明确，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规则意识、诉讼意识将随之不断提高，实践中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的情形将不断减少，这将有利于推进审判程序繁简分流。
沉默权
沉默权产生的原因，以及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及实施方式分析沉默权，又称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的权利。
野蛮及其他非人道方式强迫受刑事追究的人供认有罪，并以此方式获得相关证据的，该证据无效，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沉默权观念来源于古罗马法，“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始立于英国，后通过确立“米兰达规则”在美国推行，并逐渐影响到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
“米兰达规则”——“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你有权在受审时请律师在一旁咨询。
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的话，法庭会为你免费提供律师。
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沉默权是基于人格尊严应受尊重、言论自由不受侵犯、诉讼权利趋向平衡等理念应当事人主义的内在要求而产生的，它对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提供了有力的程序性保障，其价值不容低估。
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什么人有权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保持沉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沉默权制度的基本内容。
中外学者对沉默权制度的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被告人没有义务向法庭或司法机关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第二,被告人有权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或者拒绝回答问题;第三,司法机关不得以刑讯或其他方式强迫被告人坦白或供述罪行;第四,侵犯被告人沉默权所获得的证据不能在审判中采用为证据;第五,司法机关不能因为被告人保持沉默而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定。
关于对沉默权制度的界定和划分：一、默示沉默权制度和明示沉默权制度通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历史沿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也可以译为“反对强迫性自证有罪”)的特免权为表现形式的沉默权制度;另一种是以“米兰达规则”为表现形式的沉默权制度。
法官法46条内容
法官法46条内容一、概述法官法是我国司法领域重要的法律法规之一，其中第46条涉及法官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
本文将对该条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完整且深入的探讨。
二、法官法46条的背景1. 法官的角色与职责在深入探讨法官法46条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法官的角色与职责。
法官作为司法机关的代表，担负着审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等重要职责。
因此，法官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影响着司法的公正和有效。
2. 法官法的制定和修订我国的法官法是在长期实践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制定和修订的。
其中第46条的内容也是根据实际需要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规定的，以进一步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司法公正水平。
三、法官法46条的具体内容法官法第46条的内容如下：法官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事情；法官应当独立、公正行使审判职权，不受任何干涉；法官应当廉洁从事审判工作，不受任何财物诱惑，不违反廉洁从业规定。
该条共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法官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独立公正行使审判职权以及廉洁从事审判工作。
下面将对这三个方面逐一展开阐述。
1. 法官的遵守宪法和法律法官作为司法机关的代表，首先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这是法官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官行使审判职权的前提条件。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依法独立、公正地进行裁判，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只有依法办案，才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2. 法官的独立公正行使审判职权法官的独立公正行使审判职权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法官应当独立地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干涉。
这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客观、中立，不受他人的指使、压力或干扰。
法官要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公正地裁判案件，不能被任何非法因素左右。
3. 法官的廉洁从事审判工作法官的廉洁是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要求之一。
法官应当廉洁从事审判工作，不受任何财物诱惑，不违反廉洁从业规定。
这意味着法官不能接受他人贿赂、受贿等行为，不能违反廉洁从业规定，确保自己的行为和裁判结果公正、无偏。
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
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
•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
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
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
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
20XX年11月12日，•甲荒车毓踩嗽弊セ窈笠扑凸榘浮I笪适保《私曳⒓锥质凳┥撕υ承形猓？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
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
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
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
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是怎样的呢
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是怎样的呢一、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是怎样的呢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
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
在这里姑且不论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这对矛盾统一体的利弊，至少现有立法已经明确了收集调取证据既是审判机关的权力，也是审判机关的义务。
这与当事人中心诉讼模式下法官居中裁判、不负有收集证据义务的原则完全不同，也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规则之一。
2、最佳证据规则按照法学理论界的通说，最佳证据规则适用于书证，是指原始文字材料的效力优于复制件，因而是“最佳证据”。
随着复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也发生了一些变通，在法律规定的一些例外情况下，复制件的效力等同于原件。
最高法院《解释》第53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
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复印件。
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
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内容的照片、录像。
……”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所规定的最佳证据规则不仅适用于书证，而且适用于物证。
3、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原则言词证据是指以人的语言表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
在法定的证据种类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以及鉴定结论都属于言词证据。
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非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刑诉法第43条和《解释》第61条明文禁止了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并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4、口供补强规则限制口供的证明能力，不承认其对案件事实具有独立完全的证明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而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就是刑事证据学上的“补强规则”。
论辩护律师的执业保密权
论辩护律师的执业保密权作者：刘婉琼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04期摘要：2013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46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保密权，表明我国的律师保密制度实现了从义务到权利的质的飞跃。
辩护律师的保密权是一项建立在保密义务基础上的复合性权利，它与执业豁免权和拒证权有相似的价值，但不能混为一谈。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辩护律师的保密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加以规定，但在我国，由于律师制度发展不够成熟等原因，相关立法和实践同国际通行做法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辩护律师；保密权一、辩护律师保密权的概述（一）保密权的含义及性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
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该条款既赋予了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又对该特权予以限定，即保密的范围仅限于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这一过程中所知悉的，且必须是与委托人相关的情况和信息，在这一范围内，即使是委托人的一些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或者未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信息，辩护律师也有权利选择为委托人隐瞒和保密。
但是，在面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对其进行打击和防范的社会利益价值，超过了对辩护律师保密权的维护价值。
关于辩护律师执业保密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是一种法律义务，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知悉的当事人的相关事实负有保密义务并对此有拒绝作证的特权；也有学者认为这既是辩护律师的一项权利，又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
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辩护律师执业保密制度具有复合性，它面向不同对象扮演不同角色。
在面对委托人时，辩护律师有为委托人保守秘密的职业义务，在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时，保密权利作为辩护律师的对抗武器应运而生，来保障保密义务的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