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包的文化价值

敖包的文化价值——以鄂托克敖包为例敖包是具有显著草原民族特征的原生型信仰文化截体。

从相关的考古学资料看，早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在高山顶部或台地上建造圆形，方形祭坛祭典天地，祖先诸神的信仰习俗。

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在“高处”设坛祭祀的天地崇拜，祖先墓冢崇拜习俗广泛影响后期草原民族文化，演化成北方游牧族群信仰文化的一大传统和特征。

古代匈奴、鲜卑、高车、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均有过祭典“圣山”、“祖山”或以高山竣岭为祭坛祭拜天地祖先的“高祭”习俗和“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秋，马肥，大会带林，课校人畜”的夏祭秋祭传统。

据考古发现，在长城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和东至长白山，西到中亚的广袤草原地带相继出土建于山丘台地顶部的青铜器时代三重圆锥形石质祭坛遗址和为数众多的圆形石堆墓，石圈墓，石栅墓等古游牧人的墓葬和祭祀遗址。

综观考古学、民俗学资料，敖包是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天地祖先崇拜的原生型信仰形态，与当时草原族群原始宗教信仰和萨满教文化有着诸多的渊源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敖包和敖包祭祀不断吸纳不同文化因素，逐渐演化成集祭祀、娱乐、聚会、商贸为一体的复合性文化载体，从而其原有宗教祭祀功能被消弱，社会文化功能日渐突出。

如今，除蒙古族外，鄂温克、达斡尔、锡伯、哈萨克、图瓦等阿尔泰语系民族仍旧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祭祀敖包的传统。

当今的敖包和敖包祭祀不只是昨天的记忆，而且也是新时期草原文化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

对草原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传承，弘扬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

鄂尔多斯地区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多的地方之一。

尤其在祭祀文化方面，诸如成陵祭祀，苏力德祭祀，敖包祭祀以及成吉思汗八白室、白骏马、阿拉担嘎达苏（金马桩），夏季祭典等宫廷和民间祭祀，祭典较完整地延续至今，成为鄂尔多斯文化的一大亮点。

其中，敖包祭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其它地区相经比较，鄂尔多斯的敖包和敖包祭祀无论数量、种类，还是保存、恢复状况都是首屈一指的。

据阿日宾巴雅尔，曹纳木编著的《鄂托克敖包》一书，在鄂托克地区在历史上曾有过近600多座大小不同类型的敖包，是内蒙古地区敖包数量最多一个旗。

鄂托克敖包是鄂托克文化的一个综合载体和一面镜子。

透过敖包，可以看到该地区文化的今昔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鄂托克敖包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较多、较全。

大至有行政区域性质的旗敖包、哈喇敖包、驿站敖包、村落敖包、官员敖包；有佛教性质的寺庙敖包、喇嘛敖包、甘珠尔敖包、尼姑敖包；部族、氏族性质的部族敖包、氏族敖包、家族敖包；边界地界性质的边界敖包、标志敖包和诉祷牲畜平安繁生的五畜敖包、镇邪敖包、泉水敖包；祭祀神灵、旗纛的天神敖包，龙神敖包、苏力德敖包；与历史人物有关的英雄敖包、纪念敖包及妇人祭祀的可敦敖包（夫人敖包）等不同性质、特征的敖包。

鄂托克地区拥有如此多数量和种类的敖包，应与其历史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鄂尔多斯蒙古族是守护成吉思汗“白八室”和陵寝的达尔哈特部族的后人。

约在13纪世中叶起开始驻牧于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

十五世纪中叶北元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后，将鄂尔多斯部划入右翼三万户，并设“济农”官统领右翼三万户。

由于他们世代守护成吉思汗“白八室”，奉命从事成陵祭奉事宜，所在鄂尔多斯蒙古人中以“白八室”祭典为中心的各种祭祀，祭典礼仪才能够传承到今天。

在当今的乌审、鄂托克、杭锦、伊金霍洛等各旗蒙古族当中依旧保留和延续着不少有别于其它蒙古旗地区的祭祀礼仪和信仰习俗。

就敖包而言，从外在的形制到祭祀的内涵、形式、时间，次数上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原鄂托克旗地处内蒙古、陕西、宁夏三个省区交界地带，是当时内蒙古土地面积最大的牧业旗。

由于这种地理特征在鄂托克旗与陕西、宁夏二省和乌审、杭锦、阿拉善等邻领盟旗的接界地带曾经有过近100处边界敖包和其它地界性标志物。

此类边界，地界敖包是在清朝以后才出现的区域性敖包。

一般很少有祭祀，只是在某一规定时间双边人员前来共同或各自添置石块进行修缮。

此外，在陕西省靖边县，大马兴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陶尔胡县及内蒙古的乌海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杭锦旗境内还有近50座原鄂托克旗所属敖包。

其中的部分敖包当年随鄂托克蒙古人北迁时被迁移到现在住地外，大多数敖包留在原建造地。

这些遗留在外省、外盟、市、旗地界的敖包，如今已经演化成两旗蒙古族群众和两地各族民众共同朝拜、祭祀的圣地。

尤其是对陕西、宁夏境内的部分敖包，仍有原鄂托克旗相关哈喇、氏族后人每年都前去祭祀外，所在地的汉、回民众按着蒙古族习俗在农历5月13日等规定日子举行盛大的祭典仪式。

他们在焚香祭拜敖包神、关老爷、财神爷、药王神等诸神的同时按着汉族传统开展占卜间挂，唱大戏、集市等活动。

目前，在原鄂托克敖包中由蒙汉民众共同祭祀或当地汉族人继续祭祀的敖包约有近30个。

这种有趣现象在乌审、杭锦等地的遗留敖包祭祀中也普遍存在。

2008年6月我们在陕西省榆林市的榆林区、神木县、靖边县等地考察原乌审敖包时也看到两地蒙汉群众共祭敖包的奇特情景。

蒙古族的传统敖包祭祀一般都禁止外地、外姓、外族等“外人”参加。

而在鄂尔多斯边缘地区出现的这种两地民众和各族群众共祭敖包的独特现象，不仅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是与敖包文化本身的演化有关的新的发展动向。

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和谐共存的时代音符。

也是敖包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的研究课题。

鄂尔多斯地区是受佛教文化影响最深的蒙古族地区之一。

自土默特部安答汗于1578年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领首索南嘉措会盟后右翼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便成为格鲁派黄教的最早根据地和主要传播地。

一时寺庙林立，喇嘛成群，对该地区的文化曾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在原鄂托克敖包中曾有过100余座与佛教信仰有关的寺庙敖包、喇嘛敖包、甘珠尔敖包、尼姑敖包、经文敖包等名目繁多的敖包，约占敖包总数的五分之一。

其中查巴干其敖包（尼姑敖包）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到。

佛教传入蒙地后，对敖包祭祀等萨满教信仰进行竭力改造，使之最终演化成佛教与萨满教相互融合、僧俗共祭的综合性祭祀场所。

敖包文化的这种佛教化演变在鄂尔多斯敖包中尤为突出。

一是，敖包的形制发生变化。

蒙古族原生型敖包的外在形制一般都以三重圆锥形为主。

这里的“3”和“圆”来源于萨满教的“天圆”宇宙观和生命宇宙“生—死—再生”运行理念。

而在鄂尔多斯敖包中有不少方形、塔形敖包，与佛教的灵塔和西藏苯教的山神祭坛十分相像。

并且这种方形、塔形敖包多见于寺庙敖包。

二是，敖包的数量有了一定变化。

蒙古族原生型敖包以“1、3、5、7、9、13”等奇数敖包为主，很少有偶数敖包。

在鄂托克、乌审等地的敖包中有部分“2、4、8”等偶数敖包，并多见于寺庙喇嘛敖包中。

三是，敖包的祭祀时间和祭祀次数。

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在畜群膘肥体壮、水草丰美的夏季、秋季进行夏秋季祭典活动，祭祀天地祖先诸神，祈求人畜平安繁生的传统。

蒙古族地区的传统敖包祭祀同样都在夏秋两季举行，而且多数在农历5月、6月祭祀，很少有一年多季多次祭祀。

但是鄂托克的敖包普遍有一年中多次祭祀习俗。

其中，大部分敖包在农历5月13日举行“大祭”外，还在正月初3、5、8、13和农历5月25、6月21、8月13、9月13、10月13进行“小祭”，甚至有些敖包在每个季度的初月初一、每月初一都要举行“小祭”仪式。

鄂托克敖包的这种一年多祭现象与别的地方有着较大区别。

可能与佛教的月祭、日祭理念和成吉思汗“四时祭典”传统有渊源关系。

四是，祭祀形式、内涵的变化。

佛教对敖包祭祀进行改造时首先将建造敖包时候以活人、活畜、兵器、铠甲等作“松”压于敖包底的萨满教殉葬式的“压松”仪式替换成以五谷、五宝、五畜鬃毛，佛经等作松的佛教化的“压包木”仪式，并将原来的血祭改变成为白祭，用喇嘛的经文替代萨满的咒语，祝文。

鄂托克的敖包中除极少数氏族敖包外几乎所有敖包在祭祀时都要请喇嘛主持或请喇嘛来念经做法，并按佛教教义僧俗共祭。

其中的大型寺庙敖包、行政区域敖包、家族敖包还专门供奉佛教神仙，并在祭祀时举行3~5天的念经做法和修练“金钢经”、转“甘珠尔经”等纯粹的佛教活动。

五是，在鄂托克敖包中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寺庙敖包、喇嘛敖包，而且还有与班禅活佛和修行喇嘛、坐禅喇嘛故事有关的为数不少世俗敖包。

由此可知，佛教对该地区文化的影响力之大，渗透之深。

由于鄂尔多斯蒙古人坚守鄂尔多斯高原，世代守护和供奉成吉思汗“白八室”圣地的特殊历史原因，在鄂尔多斯地区自古有诸多有关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祭祀礼仪，禁忌习俗，神话传说和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鄂托克敖包中有不少与成吉思汗征伐西夏时的战争经历及成吉思汗八匹黄骏马，成吉思汗哈喇苏力德（黑纛），哈撒尔阿拉格苏力德（花纛）相关连的祭祀敖包、苏力德敖包。

在乌审敖包中也有诸如“金肯敖包”、“特木尔敖包”、“萨冈陵敖包”、“小坟滩敖包”等与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有关的原生型敖包。

再如“敖包”和“苏力德”结合成一体的现象只有在鄂尔多斯地区才能看到。

敖包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坛。

而“苏力德”则是古代的纛。

在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曾拥有黑白两纛。

其中的白纛为国旗，象征皇权和和平，黑纛为战旗，象征征服和战争。

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多数敖包中央一般都立置一个黑苏力德或酷似苏力德的铁制三叉矛状物。

而在其它地区的敖包中央则立置一个叫做“陶克”的神杆，该“陶克”神杆是一个在顶端雕有红色、黄色桃状物的木杆，类似满族、赫哲族的“索伦杆子”、“祖宗杆子”，具有明显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迹象。

在敖包上立置黑苏力德，并将“苏力德”和“敖包”一同祭祀的这一鄂尔多斯地区独有习俗，应来源于该地区发达的祭祀文化，是敖包祭祀的一种地方变体。

除此之外，在鄂托克、乌审敖包中还有与六世班禅，九世班禅，清末宁夏回民暴动，早期革命者希尼喇嘛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的部分敖包。

这些纪念性敖包不仅是鄂托克地区历史沧桑的记忆，而且也是鄂尔多斯人敬重祖先，爱护和平，崇尚自然的特有传统和人文精神的真实写照。

敖包和敖包祭祀作为草原民族特有的信仰文化载体，随着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

鄂托克敖包是鄂托克传统文化的一个典范和标志。

丰富多彩的敖包文化是该地区宝贵的历史财富和精神文化资源。

对敖包文化的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将对鄂托克地区社会文化建设，尤其是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事业的全面建设和不同文化相互融合，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构建等都具有独到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