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与历史感
关于理性的历史论文
关于理性的历史论文理性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理性的关键作用无处不在，它影响着人类的认知、行为和社会制度。
本文将探讨理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和作用。
在古代，理性被认为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独有的能力。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等倡导理性思维，强调通过理性和逻辑推理来探索真理。
他们的思想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基督教主导了欧洲的思想和文化，封建制度严重压抑了个人的理性思维。
然而，理性的种子并未完全消失，在经院哲学家们的努力下，逐渐重拾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思想，并融合了基督教信仰，形成了新的体系。
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再次成为主导思想。
人们开始重视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理性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启蒙运动更是对理性的充分肯定，认为理性和科学是人类成功的关键。
启蒙思想家们强调用理性思考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对后世的民主和科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现代科学的发展，理性成为了主导的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多以理性为基础，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市场理论也都是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
总结而言，理性从古至今一直在人类思维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和发展，塑造了人类的文明和思想。
理性思维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将继续引领人类朝着更加理性、科学、合理的未来前进。
理性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密不可分。
在现代社会，理性已经成为了人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
科学研究、社会管理、个人生活等方方面面都需要理性思维的参与。
同时，理性在社会发展中也具有重大意义，它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社会的平等、公正和人权。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社会对理性思维的需求更加迫切。
理性的思维方法与逻辑分析能力，有助于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优化，也为大数据的处理和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支持。
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理性”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大家常用的词，但各人使用此词时取义颇有不同，所以在这里先交代一下本文使用此词的取义。
按现在大家所用的“理性”，乃自外文1译来，就此词之多重含义概括言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对于事物的性质与功能的思考与论证，二是事物自身存在的理由与理路（或条理）。
2如果按照中国固有名词，那么此词也可以用一个“理”字来表达。
《说文解字》：“理，治玉也。
”段玉裁注云：“《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
是理为剖析也。
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 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
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
此引申之意也。
”3这就是说，理字本意为治玉，而治玉必依玉本身之条理，故条理亦为理。
引而申之，理作为动词之意为对于事物之治理，而作为名词之意则为事物本身之条理。
《广雅·释诂三下》亦云：“理，治也。
”4《广雅·释诂三上》又云：“理，道也。
”5道、理互训，道作为动词之意为“导”，而导必依事物之理，故道作为名词之意即为事物之理。
所以，理性或道理，皆实际包括主、客观两方面而言之。
现在常说的历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实际也就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iography）,简易言之，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
6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史学最发达者，当推中国和希腊。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历史学家都在治史求真的方法上有相当高度的自觉和自律。
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理性的表现。
在这一方面，古代希腊人由于受哲学上的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的影响7，以为真理只能从永恒、静止的存在中去把握，而历史变动不居，不能使人产生知识，仅能使人产生意见，故与理性无缘。
读史使人明智
培根曾有感而发的写下过这样一段话，让人记忆深刻：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培根首先提到的就是读史，因为理性、明智是优秀的根本。
对孩子来说，历史从来都能担负起启蒙导师的作用，它教会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如何智慧、理性地看待世界，并赋予他们决定将来成就的气质与慧识。
然而，要找到一套可以把中华民族从远古到现在几千年的历史，用孩子最可以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历史书并不容易。
毕竟上下五千年，毕竟百千万风云人物，大人读来也不敢说轻松，何况要给孩子读？课堂上的书本虽严肃却枯燥无味，缺少趣味与可读性。
于是便有了我们看到的种种“给孩子看的历史”——它们多采撷或传说趣闻，或名人故事，或历史片段，有趣则有趣，但是对于也有着“严肃”一面的历史来讲，它们太零碎，像一个个珠子，而没有绳索串起来。
孩子看这样的历史故事，能在头脑中形成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一个完整的历史轮廓吗？那么是否可以有一条既不缺乏趣味又尊重史实的路让孩子通向历史之门呢？答案就是一套书——《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它是一部真正给6-12岁儿童，让他们看的懂，乐意看的中国历史。
畅销30余年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来自台湾著名儿童历史作家陈卫平和他的团队，不辞劳苦三余载，完成了这套书的编写。
台湾作家施寄青这么说过：“有一群‘傻瓜’，想完成一件大业，那就是写一套给中国儿童看的历史，问他们为何要写这么一套书，‘不为什么，因为历史太重要了。
’”一语道出个中真谛。
为什么说这是最适合孩子的历史读物？表达生动，语言优美以孩子能懂的经验、语言，讲中国历史上影响后代最深远的人、事、时、地、物，让原本抽象难懂的观念或复杂背景，变得生动活泼、逸趣横生，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中国正史概念。
这套书充分考虑了语言的优美与现代性，现代儿童阅读起点很高，他们知识面宽广，同时又不喜欢枯燥乏味。
比如：讲女娲造人的传说，书中会将这个故事与西方《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放在一个单元当中。
历史理性人文关怀
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历史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研究人类过去的经验和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深远的启示。
然而，单纯的历史研究和呈现并不足以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
在我们探索历史的过程中，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就历史的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进行探讨。
一、历史的理性思考历史的理性思考是对历史事件和发展进行客观、系统和准确地分析和解释的能力。
它强调对事实的准确把握、逻辑的推理和理性的思考。
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各种史料和文献，不断发掘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相和规律。
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思维，剖析事件的成因、推断历史的走向，并通过理性的总结和概括，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理解现实的重要参考。
历史的理性思考需要基于客观的证据，而非主观臆断。
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明确各种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并对其进行全面和详尽的考察。
同时，历史学家还需要避免主观偏见和价值判断的干扰，不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人物的行为，都应该进行客观评价，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脉络和背景。
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历史才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避免重蹈覆辙。
二、历史的人文关怀历史的人文关怀是对历史中的人性、情感和价值进行关注和思考的精神态度。
历史不仅仅是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事实，它所关涉的是人类的经验、悲喜、痛苦和欢乐。
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试图还原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经历的苦难和挣扎。
历史的人文关怀追求的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和理解。
每个历史人物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的人格特征和价值追求。
在评判历史中的人物时，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的过错和错误，也要理解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考量。
只有用人文关怀的眼光审视历史，我们才能对历史产生共鸣，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三、历史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的互补历史的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并不矛盾，相反，它们是互补的关系。
历史的理性思考强调通过分析和推理来理解历史，而历史的人文关怀则强调通过关注人性和情感来理解历史。
《Hello,树先生》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
《Hello，树先生》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Hello，树先生》是一本由杨绛所著的小说，以一棵树为主角，述说了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这本小说既具有历史理性，又充满人文关怀。
小说中展现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理性。
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变革，如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
小说中通过描写树先生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呈现了这个特殊时期的社会变迁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树先生在此时成为了很多人的见证者和倾诉对象，通过他的视角，读者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况。
小说中描写了农民起义、商人的繁荣、学生运动等，这些历史事件与社会现象在小说中都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
小说中还呈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
树先生作为树木，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他见证了人类的欢乐和苦难，也与人类产生了深刻的情感纽带。
小说中树先生与周围的人物展开了一系列动人的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生命和命运的诉说与思考。
小说中有许多对话都充满了哲理的感悟，比如树先生与梁思成之间的对话：“一个树呀，供你们翠竹成荫，可以缓跑避风雨；还供给你们乌塔鹊游戏，供给你们吹拉打呀，供给你们看的时候炸爆米。
”这句话表达了树先生对于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对人类的无私奉献之情，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于人类与自然、生命与命运的思考。
小说中还描写了许多充满人文关怀的场景和人物形象。
书中有徐文长这位为民请命的好人，他因为维护了村里的权益而引起了不公正待遇，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情操。
还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如李蓬、贾琏等，她们都是坚强独立、善良体贴的女性，通过她们的塑造，作者展示了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怀和对于婚姻家庭的思考。
《Hello，树先生》以其丰富的历史理性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成为一部独具魅力的作品。
通过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同时小说中对于人类的命运和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通过对话和形象塑造展示了对于人类生活的关心和反思。
论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读《历史与真理》有感
论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知识何以可能-———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述评
论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知识何以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述评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是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学生诺斯() 编辑整理于1946年出版的。
自那时起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就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杜森编辑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引进的增补版，增加了柯林武德的三份手稿，分别是《绪论：某某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历史哲学讲稿[1926]》和《历史哲学纲要[1928]》。
下面试就该书主要内容，对其史学理论略作述评。
一柯林武德既是历史学家也是哲学家。
因此，把史学带入哲学中进行思考是他史学思想的特点。
他认为，哲学是一种反思，与任何单纯的认知科学不同，不仅是思考研究对象，而且思考他对那个对象的思考。
就与历史学的关系来讲，哲学家首先要研究历史学家是怎么知道历史的?这其实是在解决历史知识何以可能存在的问题。
其中包含两个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家是怎么知道它的?19世纪的欧洲受自然科学取得突飞猛进巨大成就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盛行一时。
一些史家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治史，认定历史是一门科学，将历史事实看做是独立于史家之外的客观存在。
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编撰学更是标榜“如实直书”的精神，要求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尽可能地摈弃一切主观成分介入。
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与实证史学的观点相反。
他在《历史哲学》一文中明确表示“过去就其本身来说什么都不是……关于过去的知识就其本身不是且不能是历史学家的目标”。
他认为，认识活动只能是一种现在发生的思维活动，只有在此时此刻现存的事物才能完整地呈现在当下发生的认知进程。
他说“现实，即现在，是我们的知识唯一可能的对象，是我们活动的领域，以及我们各种感觉的刺激物”。
由于历史无法返回，实证史学把历史当成独立存在的做法，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历史知识的怀疑主义。
关于理性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大作文
关于理性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大作文全文共8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篇1标题:理性的漫漫长路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理性。
相信大家对于"理性"这个词一定不陌生,但是理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理性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追求理性。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完全靠本能生存,做任何事情都凭直觉和感觉。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运用逻辑推理,做出理性的判断。
这就是理性的开端。
在古希腊时期,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在探讨理性的奥秘,比如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他们认为理性是区别人和动物的关键,理性让人类变得更文明、更有智慧。
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理性当成非常宝贵的品质。
那时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都运用理性的方式去创造杰作,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到了今天,理性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
我们上学时要用理性思考题目、解决问题;长大后工作时也要理性分析,做出明智的决策;就连平时和家人朋友交往,也需要用理性来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可以说,理性就像是我们生活中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不过,有一些人可能会问:"理性真的那么重要吗?不是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凭直觉和感觉去做吗?"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确实不能完全排斥直觉和感性的作用。
有时候依赖直觉反而更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决定。
关键是要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保持平衡。
我们不能完全靠理性生活,因为那样会失去人性;但也不能全凭感觉,因为那样难免会做出一些并不明智的选择。
我们要学会在重大的决策时运用理性思考,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则可以听从内心。
只有理性和非理性并重,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完整、更有意义。
理性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复杂的话题。
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路走来,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珍惜理性这份馈赠,认真对待它,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精彩!最后,让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展望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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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性与历史感作者：彭刚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点击数：552 更新时间：2013年07月03日【摘要】在史学实践的范围内，历史理性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把握过去时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历史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对于人事变易无常的意识、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异同的敏锐感受、健全的历史观、开放而自我克制的历史想象力、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的结合，都是历史感在史家史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分析学派的和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都未能将历史感纳入自身的研究焦点。
史学理论的当前转向为历史理性和历史感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论阐发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历史理性；历史感；安克斯密特一在中文和西方主要语言中，“历史”一词都有双重的内涵。
它既指客观的历史过程，也即常识所谓的“过去”，又指人们对过往所发生的一切的记载、整理、编排和解说。
与此相应，“历史理性”也有双重的内涵。
对应于“历史”的第一重内涵，“历史理性”指的是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固有而可以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所领会和揭示的规律、目标、动力机制等；对应于“历史”的第二重内涵，“历史理性”则指的是人们在面对过往历史时所凭藉和展示出来的认识、领会和把握过去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
刘家和先生由考释“理”字的古义而提出：“历史理性(historical reason)实际也就包括历史(作为客观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y)和史学(作为研究过程)的理性(the reason of historiography)，简易言之，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1]意思与此相类。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的传统就是要从流变不居的现象背后找出不变的东西，从千姿百态的差异中找出统一性。
这也就是后来德里达所说的那种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现代哲学的鼻祖笛卡尔将历史学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就是因为在他眼里，历史不过是各种杂乱无章的事件的堆积，看不出有什么希望能够从中得到数学那样的确定性。
然而，从历史中发现线索、模式和意义的努力，却从来就和历史意识的萌生相伴相随、不绝如缕。
如果说，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要以神意来贯穿人类的历史过程，从维科的“天意”到康德的大自然那幕“隐蔽的计划”，则是要将神学视野下的人类历史观世俗化，将历史的线索和模式重新置入人类历史本身。
黑格尔明确地宣称，“理性统治着人类历史”，但这理性不是外在的神意，而是内在于现象世界。
不同历史场景中的人们在表演各种活剧时，表面上似乎只是在追逐着自己的目的，但更为广大的东西却蕴含在其中，个体乃至群体的行动总是导致超出本身意图之外的结果，历史过程在不同阶段的目标就借此得以实现。
黑格尔这一“理性的狡计”的概念，在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那里，被进一步表述为，“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2]自从黑格尔以来，“历史理性”常常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历史乃是一个同时具备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客观进程，历史规律是同自然规律一样不容违背的铁的法则，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于，在认识到此种规律之后自觉地顺应和推进它的实现。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因为“冷战”的世界格局而格外地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在波普尔和哈耶克等人的巨大影响下，“历史理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变成了几乎与“历史决定论”同义的贬义词。
在中文语境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形。
①历史研究的一个前提在于，历史学家相信，过去是有意义而可以理解的。
离开了这样的前提，历史学就没有了立足点。
自19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当中，历史学家们认为，整体的历史有着统一的模式，即便自己无法将它辨识出来，但每个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辛勤耕耘的结果，就是将这一模式中某个哪怕再微小不过的部分呈现出来，最终，百川归海，无数个微小的部分终将汇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当今的许多历史学家已不再持有这样的信念了，但是即便如此，即使放弃了对于整体意义和模式的信念和探求，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手头正在从事的研究所要处理的过去的某个侧面和片段，其实是没有意义和无法了解的。
历史整体之为无意义与历史片段之为有意义，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冲突。
就此而论，相信历史过程(或者至少是其中的某些侧面或片段)有其“所以然”和“道理”，是历史学家将自己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施展在它上面的前提条件。
而历史过程本身的“所以然”和“道理”，则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将其(虽则未必完备)揭示出来。
倘若历史理性指的是人们尤其是历史学家探究过去的活动中的“所以然”和“道理”的话，它就不是单纯的逻辑推论意义上的科学理性，而是包含了更为复杂的移情、想象等复杂的精神活动和能力在其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两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其实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而又彼此不可须臾离弃的。
②二20世纪前期之后，以揭示历史过程的线索、意义和模式为特征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日渐衰颓，其后虽间或有着复兴的努力，但至今未有公认为成功的例证。
历史哲学的主流成了对于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活动的哲学反思。
直到现在，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下，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同义词。
如果说历史学家关注于对历史的认识，那么，史学理论家关注的则是对于此种认识的认识。
换言之，对前述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的考察，正是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使命。
正如文学家往往未必关心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未必直接有助于文学家的创作一样，史学家未必就关心史学理论(甚至在史学家群体当中，由于历史学终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还存在着对于理论的轻视和防范)，史学理论也未必直接有助于历史研究。
然而，也如同文学理论能够更好地帮助文学家达到对自身活动性质的自觉，史学理论也同样有助于历史学家对于自身活动的性质获得更清晰的自我意识。
在历史学家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中，“历史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历史理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恩格斯曾经赞扬过黑格尔思维方式中的“巨大的历史感”，但他所说的历史感，更多地指的是后者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模式、机制和意义的寻求。
③如果说历史学关注的终究是时间中的人事，对于人事变易的敏感就是历史感的首要内涵。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流逝，人事不再，而认识到这些人类过往的经历并不因其流变不居而丧失了让人们记忆和探究的价值，乃是历史意识萌生和历史学出现的前提。
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史著的开篇就提到，他撰写自己的著作是“为了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
”④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感，则更多指的是对于历史场景中人们的活动、情感和生活方式有着符合其历史处境的了解，而不至于犯历史学家们往往指责别人、也经常受人指控的错置时代的错误(anachronism)。
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感，在思想史和史学史上，是与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兴起分不开的。
梅尼克认为，在现代思想史上，人们在面对历史的思维方式上的这场革命，唯有人们在面对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上所发生的那场机械论的革命，能够与之媲美。
[3]历史主义的要义，一是把历史考察的对象放置于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二是强调个体性，突出历史个体(无论这一个体是个人、民族、文明还是某一时代)的独一无二的个性。
今日中文世界中常见的“要历史主义地看问题”这样的说法，大抵不出此意。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们有所理解，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相通之处。
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方面，我们就无从理解他人，尤其是处于别的时代和文化中的他人。
而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解不同历史处境下的他人，一个重要的原由，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预设的多样性。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过去与当下相通，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可能；过去与当下相异，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必要。
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不光是较易察觉到的物质条件方面的，还有不那么显眼然而完全可能相去更远的精神世界方面的。
比如，如约翰·托什所说，现代人理所当然地将自然视为审美对象，“但中世纪的男人和女人们却对森林和高山感到恐惧，并尽可能地远离它们。
”18世纪晚期，“在伦敦公开执行的绞刑经常会吸引三万或更多的人观看，观看者既有富人、也有穷人，但通常女性多于男性。
他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但所有人都会全神贯注地看完残酷的行刑过程，而今天的大多数人却会由于恐惧而回避。
更近的一些时期也许不是如此陌生，但我们仍然必须对许多确实存在差别的证据保持警醒。
”[4]历史感在诸多杰出史家那里，常常体现为对于时代差别的清晰敏锐而又细腻准确的感受。
无怪乎英国史家屈维廉会认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别的时代相比较、相对照来观看自己的时代，从而使人觉察到自己时代的特性。
”[5]西谚云：太阳之下无新事。
然而，与此同样真确的还有另一条谚语：历史绝不重复。
过去与现在、各种相似甚而看似无关或相反的历史现象之间，既有相通相同之处，又复有其相异相分的地方。
历史感的一个表征，就是对于这些异同的高度敏感和恰切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研究就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比较研究，而对异同的敏感和辨析则是历史理性的重要功能。
而异同之辨也即如何看待和判定两个以上对象之间的同与异，往往是一个依视角而异的问题。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
……按照前者，希腊的马其顿(Macedon)可比英国的蒙墨斯(Monmouth)，因为两地都有一条河流。
但是，按照后者，同一河流里的每一个水波都自别于其他水波。
”[6]焦点放在同的层面与放在异的层面，扩而充之，就会产生“自其异者而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视之，万物皆一也”[7]的判然有别的视角效应。
过往的历史常被人比喻为“异国他乡(foreign country)”，要避免在对某个时代人们的理解中带入别的时代尤其是理解者自身时代的先入之见，“误认他乡为故乡”，历史学家需要时刻警醒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历史场景与别的时代和历史场景的差异。
然而，如果异国他乡的人情世故与故乡的完全没有相通相类之处，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其达到甚至是体贴入微的了解呢？过去与现在之间有同，过去才可能为我们所理解。
历史理解常常是通过对那“异国他乡”的探究，变未知为已知，变陌生为熟悉。
就像人类学家吉尔兹将巴厘岛上土著的斗鸡游戏条分缕析，让西方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文化政治内涵那样，历史学家也让14世纪法国一个小乡村的社会生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16世纪意大利一个乡村磨坊主的宇宙观(金兹堡的《奶酪与虫》)为当今繁华都市的读者所理解。
当代微观史的这样一些成功的典范，之所以吸引了大量历史学界之外的公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让读者觉得，它们所关注的过去的人们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的希望、恐惧、爱与恨，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完全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