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

文化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是一个国家民族综合实力的表现。

全面建设小康生活，必须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封建宗族思想是腐朽落后文化，近年来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有复活和蔓延趋势，已经成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障碍。

因此，了解中国农村宗族思想的嬗变、社会危害、消解策略等，是进行乡村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一、宗族释义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

大多数宗族史论著都认可家庭是宗族的基本单位，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宗族也称为家族。

宗族现象几乎在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上都存在过，延续时间有的长达数千年，古代的希伯来、德意志、斯拉夫、亚述、赫梯等民族，我国的匈奴、鲜卑、突厥、女真、预考然等北京游牧民族、南方一些以务农为主的少数民族以及一些汉族地区等概莫如此。

宗族现象一般体现为宗祠、族谱、族规、族武装、族墓地等现象，其基本物质在于血缘性、聚居性、封闭性、稳定性、等级性、农耕性、自给性等。

（1）宗族首先是在一定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

血缘关系定格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往往表现出某种程序的合一。

（2）宗族内族权、父权、夫权统治广泛存在，体现出强制、依附、从属的宗法家长遗风。

对违背族权、父权、夫权统治的人往往处以杖打、诛伐、革除出族等严厉的惩罚。

（3）宗族共财制广泛存在。

宗族组织往往作为聚宗合族、祭祀、修缮、互相救济、组织生产、抵御外敌的工具，这就需要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族共财制度，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4）受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宗族共同体具有超稳定性和封闭性特征，这种超稳定性和封闭性既是宗族滋长的胎盘，又是宗族繁衍的结果。

二、宗族的存在、发展是历史的过程宗族是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

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中论述民族问题时就曾提到了介于在“氏族”和“家族”之间存在一种“组合家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古代德意志人的土地制度时也曾指出：“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

这里马克思的“组合家庭”、恩格斯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实际上就是宗族的原生意义。

1917年，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中直接将“宗族社会”当作人类社会的一个阶段一宗族社会进入了人类的文明进代，因而它不同于原始社会；它不存在土地私人所有制，不能将人划分为阶级，因而它又不是阶级社会。

中国是一个宗法国家，长期以来，家居政坛之上，家国不分，家国一体。

家庭组织孕育了宗族制度。

中国的宗族制度生产于氏族社会末期，西周时代就基本成型，宋以后得到了典型表现到了明清，宗族现象极为普遍，特别是在南方。

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宗族制度不仅不绝如缕，宗族秩序占居了主导地位，而且宗族制度及其变种长期渗透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封建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了宗族的这种特性物质进行行政控制，使得宗族现象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当然，也使得“族权”与封建的“政权”、“神权”、“夫权”一道成为束缚中国传统农村的四条枷锁。

到了国民时期，国民党实行保甲制度，加强了对农村的权力控制，在一定程序上销蚀了宗族权势的主导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到5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阶级意识冲淡了血缘宗族意识在乡村中的影响力，对传统的宗族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但是，由于它是一场基于政治主导性的变革，乡村生产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农村生产力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没有根本动摇宗族存在的政治经济条件，宗族现象依然在滋生、繁衍。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合作化运动，按照统一经营、按土地入股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推行了统购统销体制，第一次将绝大多数农民集合在跨家庭的集体组织中，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合理配置来构建组织，创造了家族共同体组织的组织形式。

这些措施从逻辑上超出了血缘关系，超出了宗族体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从而削弱了宗族存在的根基。

后来的人民公社则以“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强化了集体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配之以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

这种超血缘关系的劳动组织和统一指挥的劳动形式再次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宗族的基本功能被限制。

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以一种更加绝对的方式完全打倒了家庭共同体，撕开了家庭成员间亲情和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宗族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点。

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使得农村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日益重要起来，农村村社由社会主义的统一制度构成了一个整体，实现了分散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同时，随着行政组织、行政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指挥等环节在乡村正式确立，乡村有了完整的正式组织，宗族文化的生存土壤被切割，宗族文化被相当程度的控制。

但是，这种统一的整体并非是建立在由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达而决定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虽然行政力量在乡村的延伸达到了顶峰，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也不是以物质生产的提高为基础的。

所以，宗族文化的生存根基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宗族文化并没有消失，只是进入了一个暂时休克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小城镇的建设、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工潮”的涌动，构成了一道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景观。

但是，应该来说，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还未得到根本性转变。

较低水平的生产力还无以能够破除农村宗族势力的政治根基和经济土壤，加之随着国家政权力量在农村的弱化，社会控制的乏力、社会体制的离散，宗族现象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其社会特性还相当活跃。

三、中国农村宗族势力复活之原因通常可以用两个标准来判断宗族现象是否复活；一是看是否修了族谱，一是看是否维修或重建了祠堂。

以此来观照中国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特别是南方许多村庄，小到修祖坟、祭祀，大到修族谱、开庙会等，形成了一道宗族复活的灰色景观。

当然，宗族现象之所以死灰复燃自有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

（一）聚族居住—宗族繁衍的温床唐代诗人白居易描绘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的景象：“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

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

“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

”由于聚族而居，以血缘为纽带，共处同一块土地，共同分享有限的资源，话人自然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便为宗族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有所增强，血缘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有所发展，但是，自然村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和主要居住模式，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聚族而居生存方式自然就成了农村宗族势力繁衍和宗族复活的肥沃土壤。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宗族复活的生存平台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民族性的了”，“为了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

”这段话说明了两层含义，一是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必然会扩大为家族，家庭作为宗族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的观念是家族势力复活的酵素；二是家庭要经营各种事业就家族内的互动与互助，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又一次改变了农村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家庭被重新赋予了相对自主的生产权和分配权，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得到了恢复和强化。

但是，这种小逐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抵御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方面显得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发育不全，面对农具单一、劳动力不足、生产资金短缺、经营渠道不畅、信息闭塞等生产性问题，它天然地需要社会互助与支持，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小农生产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协作、农民互助和农民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

这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健全的情况下，对于深受悠久而深厚的宗法家族文化影响的农民来说，依靠、依赖、利用宗族资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所以可以说，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伴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农村宗族文化复活的生长平台。

（三）农村基层权力的弱化—宗族复活的契机从权力的结构和性质角度分析，宗族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同国家公共权力相平行和对立的私人性质的权力，只要公共权力弱化，宗族权力就会膨胀。

在我国，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宪法改变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了乡政权。

随着政社的分离，主要以行政村为划分依据的自治性群众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便取代了原有的生产大小队，行使管理农村基层社区的职能，然而，由于村民自治组织其起步阶段的脆弱性，加之其自身某种程序的非规范性，使其无法强有力地行使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力，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在实际中没有有效的执行，对村民生活的介入和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较之改革前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来讲大大被弱化，这时，就会出现巴林顿·摩尔所指出的那样，在农民面前，为其带来安全感的旧的统治权力消失后，“所有的隐匿的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目前统治着的倒台所产生的真空。

”农村基层权力的脆弱决定了农村非正式组织的滋生与滋长；由于缺乏相应的对抗力量，注定了非正式组织对部分自治权力的僭取，从而导致农民对宗族族权淫威的遵从与对宗族组织的依赖，导致自治权力向宗族组织转移或部分转移。

（四）情感归属和社区认同—宗族复活的社会心理宗族群体及其所固有的修建宗庙、宗谱、祭祀等宗族活动，它本身饱浸着情感力量，对族人有着不可替代的情感归宿和精神满足感，这是宗族复活的心理基础。

改革开放后宗族思想的复活，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和情感势能释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农民，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心理乏力，精神漂泊，需要一种心理归属，这种心理空白，社会主义文化不去填补，非社会主义的文化甚至落后腐朽的封建残余文化就会去占领。

四、农村宗族势力对乡村文明建设的危害宗族思想已成为我们今天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绊脚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危害从域限及程度上都是相当大的。

大体来讲，主要具体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阻碍民主化村级管理，阻碍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形成的条件之一是血缘被地缘所取代，即社会分工、交换和生产必须冲破血缘的羁绊，开始按地区划分社会组织。

但是，在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地域理念并未彻底冲破血缘的束缚，从而使得我国的国家形态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伦色彩。

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的中国农村，不是政治权力改变了宗族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基本社会结构，而是宗族组织亲和了政治权力，使其带上强烈的血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