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文化史导论精品PPT课件
文化的定义 ——泰勒（Burnet Tylor)的初创
What has been termed the classic definition of culture was provided by the 19th-century English anthropologist Edward Burnett Tylor in the first paragraph of his Primitive Culture (1871):
中国文化史
绪论
一、关于文化
• 文化的定义至少已有上千种之多。 • 换言之，也就是文化本无可能精确定义。
• 本小节参看秦晖《文化无优劣，制度 有好坏》。
• 中国古代的概念：
文：五色交错的纹理。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及其载
体——文物典籍。【书证】
化：改变、化育。引申为通过教育使人得到改变，文明程度提高。【书
——（汉）刘向《说苑·指武》
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西方语义系统中的“文化”
• 拉丁语和中古英语：Cultus, Cultive agrriculture, horticulture
• 1510年：Cultura mentis • 1852年：清教徒纽曼使用了"精神耕耘"（MENTAL CULTURE） • 十八世纪的法国：沃弗纳格和伏尔泰等，开始在法语中以一种完全
传播学派的定义
是若干文化特质或文化元素的集合，这种集合 体是从一个地域播散到另一地域，从一个社会传递到 e . . . is 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
《中国文化史导论》心得体会分享：了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史导论》心得体会分享：了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它不仅涵盖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还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阅读这本书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首先，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从早期的夏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再到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作者详细地介绍了每个时期的文化特点和发展变化。
这让我明白了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中。
同时，我也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磨难和挫折，以及中国文化在应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包容性和创新性。
其次，这本书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作者不仅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还对儒、道、佛等思想流派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以及这些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同时，我也明白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和差异，以及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最后，这本书让我对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作者通过对现代中国文化现象的深入剖析，让我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同时，我也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保护和传承中国文化。
总之，《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籍，它让我了解了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不仅增强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感，还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
我相信这本书对于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
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他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执教时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面对山河破碎和“亡天下”的危险，钱穆通过这部书，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来激发国人的斗志，重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在这部著作中，钱穆对中国文化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解读。
他不仅历史，也紧密现实，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
他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增强了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敬意。
钱穆的学术生涯和思想体系非常复杂，他在治学过程中深受传统学术的训练和滋养。
在钱穆看来，中国传统学术的思路和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它有着自己的价值和贡献。
同时，他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和方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指导。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运用了民族文化史观来研究中国文化史。
他认为，民族、文化、历史是贯穿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线索，这三者相互、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钱穆也强调了中国文化中的“道”与“器”之间的和区别。
他认为，“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而“器”则是中国文化的表现和载体。
只有将“道”与“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一部充满着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敬意的著作。
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通过阅读这部著作，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史的内涵和价值，也可以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国文化自信和敬意。
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在历史文化的大潮中，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
本文将以此为蓝本，探讨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的文化思想。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令人瞩目。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指出中国文化涵盖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特色。
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如器物、建筑、服饰等，更渗透到精神文化层面，如哲学、道德、艺术等。
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集锦《中国文化史导论》很久没有看一本书如此酣畅的了。
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着实是一本奇书。
虽然在钱穆的主要作品提要里面甚至都不会提及，但是这本书实在是钱穆自己思想的一个总纲。
更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著中最情真意切而富有真知灼见的。
这本成于民国三十年的书，今天读起来仍然是振聋发聩的感觉。
而钱先生对于历史的掌握，将前后历史中关于文化之一切要目全数晓之于此，更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简直希望中国人人都看看一看这一本书。
正如《国史大纲》一样，钱穆在这本书里面也写了类似的几句话，作为读此书的前提。
亦是读者了解本书意旨的关键，且看：钱穆这样写道：此书作者基于以下信念而写成：一、“文明”、“文化”皆指人群生活言。
文明可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二、人类文化大别不外游牧、农耕、商业三类型。
游牧、商业型起于内不足、需向外寻求，文化特性常为侵略的。
农耕型可自给，无事外求，文化特性常为和平的。
三、人类文化终必以和平为本，故领导者必以大型农国是赖。
四、中国为举世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绵延五千年之久，若能配合新科技之装备，而依然保有深度之安足感，则于世界人类文化和平必大有贡献。
五、欲改进中国，使中国人回头认识自己以往文化真相，则为绝要一项目。
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故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
知道钱穆的名字，想必不晚。
具体记不清了，也许在一次课上，也许在一本余英时的集子里，也许在无数次逛书店时的无数次邂逅。
大学本科的岁月，受到几位老师的影响，加之自己的阅读体验，将大部分的时光和精力用在了西方文学和思想上，而且对鲁迅先生的“不读中国书”深有同感，花了同样的功夫，从西方文化中吸收到的东西远远要甚于传统典籍也买过不少的“直排本”，大多都束之高阁，很少翻看，估计是自己国学功底的薄弱，怎么读也提不起神来。
所以真正好好翻看一下钱穆，也是最近的几日。
在此之前买过他三联书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与《中国文学论丛》，粗粗地翻了一下，觉得有些罗嗦之后也没再看。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是对中国文化史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探讨，通过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让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演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阅读完这本书后，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书中首先对中国文化的起源进行了介绍，指出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远古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特点，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等。
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中还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汉武帝的文化政策等等。
这些事件和人物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
在书中，我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礼仪、尊重长辈、重视孝道等等。
这些传统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中国文化的演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其独特的特点和传统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
通过对中国文化史的学习，我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礼仪、尊重长辈、重视孝道等等，这些传统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
总的来说，通过阅读《中国文化史导论》，我对中国文化的演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其独特的特点和传统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中国文化史的学习，我也更加热爱和珍惜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能够为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一本以中国文化史为主题的专业著作，通过对中国文化史的全面梳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悠久历史。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在书中，作者对中国文化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阐述，包括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发展、演变和影响等方面。
通过对中国文化史的全面分析，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作者还对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人物和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评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中国文化史画卷。
在阅读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悠久历史。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财富，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文化、诗词歌赋、绘画艺术、传统戏曲等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世界文化史增添了璀璨的一笔。
同时，中国文化史中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和作品，如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苏轼、王羲之等，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对中国文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的瑰宝。
通过阅读《中国文化史导论》，我对中国文化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中国文化史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话题，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
在书中，作者对中国文化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阐述，使我对中国文化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同时，书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探讨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史导论》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悠久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探讨也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认识。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这本书，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看中国文化的安足感与包容性
从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看中国文化的安足感与包容性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梳理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阐释了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和“安、足、静、定”的内在精神。
在作者看来，由于自然环境因素，中国逐渐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重视土地，自给自足，顺应天时，这些特点使得农耕文化注重向内求索，重视安定与长久的发展，钱穆将这一态度称为“安足感”。
标签：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文化;安足感;包容性引言：中国文化是以华夏文明为基础，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
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经受挫折而愈加坚韧，究其原因，离不开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所阐释的中国文化的安足感与包容性。
本文以《中国文化史导论》为基础，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国家凝成和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民族的民族观与宗教观等章节，梳理本书对于中国文化特性与内涵的阐释，挖掘中华文化的安足感与包容性。
一、源于农耕文化之安足感（一）中国农业的起源新石器时代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许多成就中，最为重要的是农业发明。
人类借此得以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旧石器时代被动依赖自然的局面，从而使生产发展获得突破性的进步和质的飞跃，为最终进入文明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
世界上迄今已知的主要古代文明都是植根于各自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更是如此。
地形复杂、有着纵横交错的水系，土壤与水源是农业的产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山脉与丘陵作为天然的屏障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免受外敌侵扰，在这种环境下，人类文化逐渐萌芽。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农业的起源，主要包括南方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北方粟作农业的发明，并由此奠定中国后来几千年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
（二）农耕文化的特性促进安足感的形成《吕氏春秋·审时》有言：“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1]，意在说明作物生长依赖于天、地、人的协调配合以及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所体现的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与对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
通过对钱穆先生在该书中的观点进行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见解，以及他如何在坚守传统的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文章将首先概述《中国文化史导论》的主要内容和钱穆先生的文化观，接着分析钱穆先生如何在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中寻求创新，最后探讨他对中西文化融合的看法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期望能够更全面地理解钱穆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固守传统的文化观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深入地探讨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固守传统的必要性。
他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它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价值观和信仰。
在钱穆先生看来，固守传统并不意味着僵化不前，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继续传承和发展。
他提倡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传统文化，既要深入研究和理解传统，又要与时俱进，赋予传统新的生命力和内涵。
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他认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爱、礼义、忠诚等价值观，是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道德观念的关键因素。
这些价值观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钱穆先生也指出了固守传统可能带来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如果过分固守传统，可能会导致文化的自我封闭和排斥。
因此，他主张在固守传统的也要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元素，实现文化的多元共融。
钱穆先生的固守传统的文化观是一种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的文化态度。
他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倡在传承中发展，在固守中创新。
这种文化观对于我们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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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而创建一国家的道理，正因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
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融入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
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
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
‘民族融合’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即为民族融合。
中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民族界限似乎不是很清楚。
那时候，也有蛮、夷、戎、狄等的称呼，说明当时也有华夏与四夷的分别。
但是，这其中的区分标准并不是血统与种姓，而更多是文化，即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
所以说，古代中国人更多的是使用文化的异同来分别民族的不同。
除此之外，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古代的统治者都是慎用武力，而重视文化教化的作用。
这也跟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精神有关。
当时中国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华夏民族文化比其他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先进得多的，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会不自觉地接受并认同汉族的文化。
而后，随着政权更迭，战争动乱等各种原因，各民族小聚居、大杂居，彼此尊重和认同对方的风俗文化，渐渐地融合在一起。
可以说，正是有了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心中的那种宽容博大的民族观念，才不至于发生民族之间的很严重的矛盾，整个中华民族才具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
就是现在，这种民族观念也是非擦汗那个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想真正读懂这本书，我们就需要首先明白钱穆先生这本书中“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这里的“文化”是与“文明”相区别的，按照钱穆先生的对比，“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 。
如果按照这种划分方法，则文明可以媒介在不同的客体之间相互传播，而文化则必须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接下来，笔者就对钱穆先生这一精神方面的产物进行简要的特点概括，并指出其中的一些疑问。
一本书逻辑思路及学术贡献(一) 文化地理差异论通览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我们可以发现他会将中西精神文化角度的差异原因归于东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并由此来阐释中国文化独具魅力特点的起源。
这一点便是钱穆先生在全卷中突出表现出的文化地理差异论。
钱穆认为，中国的地理独特性体现在，中国文化自始自终就处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下，由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与政治、社会凡属认识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的方法与才能，在这一大的框架之下，通过后世的对知识的不断淬炼最终向内心凝聚而形成一个认知的共同体。
由于这种统一与整体感，中国人的知识与文化，往往更加重视综合，即是先形成了文化发展的粗狂的大框架，随之对于知识的总结常重人生实际经验之综括与汇通，从而进一步将这一框架具象化，这样的知识演进往往看不到抽象的由一个概念演绎隐身或偏于形式方面的逻辑和理论。
同时在这一大的地理环境之下所孕育的，是一种与季风气候相匹配的古代农业经济，，农人因为习惯于一亩之地的年定收成，而这一收益也全非由人类自由安排，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和平”与保守的文化。
由这种知识及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历史观，必然是“常偏向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 。
这样，我们也就能简略解释中国文化为何具有如此强韧的连续性。
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则是处于一个由海洋或者其他自然人文屏障隔离开的一片一片分裂的地域当中，而优秀的文明往往是发端于这些分裂的部分中的一个小的主体，在这个小主体中，往往凝聚了后世得以发扬光大的文明的精华，随着其自身的不断强大，文化会由这一点向四周扩散，并逐渐形成较为庞大的文明结构。
无论是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日耳曼文明还是当今的欧洲文明无不是由这一发展逻辑演进而来的。
由这种分裂的观感和由点及面的线路，西方人的知识与文化，更倾向于有推概而来（抑或是一种演绎），这种方式产生的知识，常易于超乎直接经验之外，其出发点常为一种悬疑或者假设，由此直线延伸，俞推俞演，这样的知识演进更多的具有逻辑性和冒险性。
与中国的对比较为明显，在这一海洋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则是一种商业文明，这种文明因为需要向外不断拓展，因此具有更强的财富观及冒险精神，财富由物质的转成精神的，因此其企业心理则更为积极，这就形成了一种“积极”向外拓展的西方文明。
有这种知识结构及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历史观，则是“常偏向于空间的与权力的向外延伸” 。
这样，我们同样可以解释为了西方文明具有如此的扩张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钱穆先生是如何来叙述这一特点之下产生的中国文化史如何演进的。
我们最需要的注意的是，这种阶段的划分，并非指中国文化的变异与转换，而是说中国文化的推据与充实。
二文化史中“中国认同”的概念模糊(一) 何谓“中国认同”“中国”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一个词。
在目前而言，它在地理版图上所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台湾）疆域内的领土，在政治意义上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完全合法性的国家及其政府代表的权力机构。
但在文化意义上，一旦考虑到地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之内的文化和族群多样性的现实，何谓“中国文化”，或者何谓“中国性”（Chineseness），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这一问题，在晚清的天朝体系崩溃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端。
处于康乾盛世当中的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仍然沉溺于几千年来天朝朝贡体系的自我幻想当中。
但此时的东方世界显然明显出现了分化，因为满人的统治，在文化上日朝两国已经不再认同原本的“中华”了，东亚国际体系俨然已经成为了“国际”，传统的朝贡体系也演变成为了贸易体系。
尤其是在文化上认同的削弱，当中日韩三国人促膝相谈的时候表现的则会更加明显。
随着1644年满清入关，并逐渐稳固了自己的政权，清朝统治者开始认为，“中国”并不是为汉人所垄断的，而应该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治下的以中原为主的区域” ，此时的天命则降于满人。
而当时的朝鲜人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是满人是蛮夷，并不秉持正统的华夏文化。
清朝的时候，依旧会有朝鲜使者前往京师处事，但是从这些使者对自己旅行的称呼由“朝天”到“燕行”的转变，朝鲜人贬“清”的意识便可见一斑了。
一个叫做洪大荣的使者就曾经到过京师，并和一些士人皆为了朋友，偶然一次在京城西直门附近看到送丧车前有乐队，便追问这种怪礼仪有何依据，当地人言齿龃龉的说不出个所以然，在使者的追问下，才不能不向洪大荣承认这样的礼就是一种俗礼。
洪大容看到很多不符合儒家规范的礼仪之时，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对自己文化正统的自豪感。
此外，洪大荣的朋友金钟厚得知他与“剃头举子”成为朋友，竟然惊叹失图，甚至“大加非责”[ ]。
在这种情感下，说出“明朝后无中国”也是理所应当了，这个时候的朝鲜早已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国”了，我们完全可以看作原本意义上华夷之辨在朝鲜人话语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朝鲜人所关切的就是“中国”与“中华”，谁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继承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
” 既然“中国”和“中华”指的不是统治传统华夏领域的大清帝国，那这二词的意谓到底是什么呢？以往我们对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述说，是不管历史朝代如何更替、统治疆域如何变迁，但认定具有本质属性的“中国文化”并未中绝。
以清朝为例，不管清朝的政权性质如何，我们都将其纳入“中国文化的连续性”这一叙事中，认为正是因为清朝延续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文明（即满清政权的“汉化”），它就当然具有中国连续的历史中的“正统”地位。
但最近二十年来在海外中国学界兴起的“新清史”研究致力于解构这一“中国文化连续”的叙事，认为满清王朝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其统治、能统治包括中亚内陆众多的非儒家文化、非汉族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恰是因为其统治者一直抗拒“汉化”，因而所谓的“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具有稳定内涵的“中国性”是一个“神话”（myth）。
清史研究者郭成康就表示：“任何一个民族，包括野蛮或半开化的民族，只要是有一个文化根底的民族，彻底被文明先进的民族同化，以致在历史上消失的无影无踪，是几乎不可能的。
” 这一派中的美国学者罗友枝认为：“满洲统治者创造的意识形态同时源于汉语和非汉语文献。
” 这种意识形态被当作一种异质文化，而正是清朝坚守或至少沿存了“公议制下的统一和集中；崇尚法治，整体权利义务概念明确……纪律严明；求实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才使得清朝统治政权得以稳固。
对于这种学术潮流，国内的清史学界和海外的周锡瑞等华裔学者予以严厉批评。
例如周锡瑞指出：“保持满族的身份认同只不过是清朝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
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汉人的治理方式。
” 而与罗友枝针锋相对，何炳棣认为汉文化是个“高效的熔炉”，正是清朝所持的“汉化”政策，“使满族统治者博得了其臣民的绝大多数——汉人——的衷心拥护，并进而引领全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时期。
” 我们可以将以上的争论归纳为对于中国认同的争论。
尽管有关“民族国家认同”的叙事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约瑟夫•列文森论梁启超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出现，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海外中国学还是国内的研究关于“中国认同”的探讨都是个新兴的话题。
随着近三十年来的文化大发展以及经济大发展带来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研究近现代“中国认同”越来越得到重视。
所谓“认同”应当是指“在自我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链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
” ，而任何认同的本质特征都是“相关行为人对自身的看法” 。
如果中国人通过不同的维度观察自己并与他人链接，就会形成不同的认同和认同下的共同体，其中就包括文化、地理、种族、政治等等。
文化中心主义试图将文化元素当作中国认同的内核并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种族主义认同与前者的差别就在于“拒绝接纳任何不出生于本共同体的人加入其政治共同体，即使他能通过熏陶而接受中国的价值体系” ，与文化认同相比，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然而问题在于，现实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和族群多元的国家，不管我们采用哪种认同形式，如何界定“中国文化”，一旦给这个概念赋予某种本质内涵，那么它如何包容历史和现实“中国”中的多元文化与多元族群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中，“文化认同”是和“国家认同”或“政治认同”重叠在一起的，文化认同上的分歧和冲突，往往和族群冲突叠加而导致政治冲突，甚至政治分裂。
近年来中国“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即是明证。
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政治冲突是以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为契机而展开的。
西方国家的现代历史是从“帝国”转型至“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中国王朝的政治形态也是“帝国”，但显然，经过了百余年的政治变迁之后，以“天朝”体系为其形式的帝国已经崩溃，而以西方的“民族国家”这一形态来衡量，现在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