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海斯特形象

论文摘要：纳撒尼尔·霍桑在《红字》中塑造的海斯特·白兰吸引了无数读者并在近年来引发了诸多富有新意的解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解读，为重新欣赏《红字》提供了参考。

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上，讨论海斯特形象的创造而挖掘小出说中反女性主义的因素。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海斯特
《红字》于1850年出版后吸引了来自各方位诸多种类的评价，其中包括对作者本人的家庭出身、作者的理想信仰、作者与小说的关系、小说的写作风格与特点、《红字》的多重含义、故事中的各种寓意、文中所出现人物的特性心理、小说的社会文化意义等等多角度多方面的分析和评论。

在劳伦斯(D．H．Lawrence)看来，《红字》不是一本让人愉悦的心灵罗曼史。

相反，这是“一篇精彩的寓言。

我认为这是所有文学中最伟大的寓言之一”。

“蓝眼睛的神童纳撒尼尔赋予本书绝对的双重意义”，并认为作者本人具备超凡的洞察力。

巴特莱特(Fred—ericC．Bartlett)则应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重新诠释了这部小说，探索了欲望的宣泄以及自我压抑。

在一篇名为《鲜红的A字，霍桑的投影——《红字》海斯特形象与霍桑之思想》的文章中，作者将文中的圣母形象与美国精神联系起来，认为“霍桑心中的‘美国梦’与‘美国精神’都集中地体现在海斯特形象的塑造上”。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人，无疑是唤起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影响。

但是，它为中国当代社会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消化和理解提供了许多经验。

中国当代文学向女性精神与心灵的深处拓展，体现强烈的女性价值感与女性主体性更是得益于西方较为成熟的女性文学观念。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是带有本土特色，具有阶段性特点，流动变化的过程。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的产生与发展
女性主义理论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理论界最重要的文艺理论之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女性对自身的历史存在与日常生活的反思。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给中国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人们从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的文学史，追溯女性文学传统，寻找女性特有的文学表达方式，并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从而建构起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照下，中国许多女性作者、学者都在积极探寻女性问题，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女性问题的讨论中。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广大女性真正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才有了理论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应地出现大量女权主义的论著，为妇女言论提供了阵地。

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其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

在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许多思想家和作家把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引进来。

这些引入，促进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得以形成，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热潮，其中斯宾塞的《女权篇》等也开始传人中国，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也带来了“女性的发现”“，启蒙”激发了一些女知识分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热情。

尤其是“娜拉热”以后，一些女性作家很快地从娜拉身上得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印证。

从而也催生了带有群体女性意识觉醒的中国第一批女作家。

她们主要有陈衡哲、谢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等。

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挞五四时期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苦闷彷徨的心理；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等女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与独特的女性体悟，这些群体创作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
标志，也在中国文学史上醒目地树起了女性文学的旗帜。

二、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

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应用女性主义观点来进行分析主人公海斯特的形象也是方兴未艾。

在传统女性主义的眼巾，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反抗命运的不公，在残酷的清教统治下，她仍没有停止对爱的追求，对生活的追求”；“她始终忠实于爱情，大胆追求爱情，保护爱情结晶，以极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与宗教和现实作斗争，体现了对女性平等权利追求和对人权的基本追求”。

总之，在很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海斯特是一个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典范，她通过自己漫长卓越的抗争，最终赢得周围人的认同，肯定了独立新女性的自我意识以及生存价值。

三、海斯特形象的反抗与妥协的纠结
这个阶段的海斯特一面继续着与清教社会和现实生的反抗，一面却开始慢慢展现出对她所反抗的一切的妥协反抗与妥协逐渐纠结，形成了第二个阶段的“迷失的斗士象”。

海斯特生下珠儿后便与孩子在海边开始了她们相依命的日子，在她们的生活中没有男权意识的涉足。

柏拉图经探讨过一种神秘的、无形的、类似子宫的空间(ehora)，且认为这个空间存在于一切思想产生前。

法国女权主义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将其重新定位，认为它存在于每个身上，是母性的、前俄狄浦斯的冲动，是孩子与母亲共享的问。

海斯特与珠儿两母女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互的认同关正是否定父权制度的一种象征。

为了保证这一空间的继存在，所以当世俗和权威欲夺取珠儿的抚养权时，海斯特敢地向教会和世俗统治者公开挑战，在贝灵汉的总督府里出了自己“狂野而独特的吁请”，誓死保护她抚养女儿权利。

但是面对珠儿一次又一次对红字的触摸及质问，她会有无限痛苦与罪恶涌上心头。

海斯特渐渐用围绕着她权意识价值和衡量自己，开始觉得自己犯了错，成了一个得患失的负罪形象。

这种强烈的罪恶感甚至会让她觉得前的不是自己的女儿，而是“像有一个邪恶的精灵附在了子身上”，以至于语气严厉威胁珠儿说“别缠我了，要我就将你荚进橱柜里去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海斯特在离群索居的日子里靠的针线女红来维持生计。

她用自己精巧的手工为A镶上金边为珠儿缝制最显眼精美的衣服。

很多学者认为海斯特将个代表着自己耻辱的标志如此修饰，使它更加醒目，这是斯特反抗清教道德、顽强表现个人欲望的标志。

此处的女意象能够让人联想到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女写作”理论。

西苏认为，在男权主义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的关系中处于劣势，权利被压制甚至是被剥夺。

海斯特·白兰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女性主义顽强抗争的代名词，认为她通过自己的抗争争取到了世人的尊重。

可是小说中海斯特由抗争到妥协的鲜明比照的对立形象却实实在在地表明了她的消极化变化。

随着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她身上所有的女性主义品质在不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男权社会的同化。

这样的变化也恰恰反映了霍桑本人的思想。

他的清教主义庭背景以及对先祖们矛盾而复杂的情感，使得霍桑心目中一直萦绕着负罪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革命意意识。

但是个体中保守的因素以及现实中革命的狂乱又使得他对这种革命所保留。

在女性问题上，他一方面推崇女性的自我实现，同时另一方面又对这种追求又感到困惑。

虽然，霍桑同情女性所遭受的不幸，但是他透露在小说中的他自己保守思想中固有的反女性主义因素，也就注定了海斯特不可能真正地脱离男权制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