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考古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代蜀国的历史遗迹之谜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代蜀国的历史遗迹之谜三星堆遗址是我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一个重要考古遗址，其发现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关注。
这个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古代蜀国的历史遗迹，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于这个神秘文明的种种疑问。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东南部，于1986年被发现。
它是距今约4500年的一处古代遗址，被誉为中国迄今所发现的保存最完好、跨度最大、最为重要的古代遗址之一。
三星堆是蜀汉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与其他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如仰韶、龙山等遗址并列，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珍贵财富。
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和重要遗存为研究古代蜀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出土的文物中包括了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其中最具代表性和特色的是那些呈现出神秘人脸的青铜人像。
这些青铜人像有的形象逼真，面带微笑；有的神秘莫测，眼神灵动。
它们不仅彰显出古蜀人的艺术造诣，更传达出古代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
此外，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巨大面具更是引人入胜。
这些真实唯美的巫妖面具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极高水平，更是古代信仰、崇拜巫术的有力证明。
面具上的绚丽色彩和精准雕刻令人叹为观止，它们的存在证明了古代蜀国在艺术、宗教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独特性。
除了青铜人像和面具，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
这些古玉器精美绝伦，造型独特，与其他地区的玉器风格截然不同。
玉器不仅展示了古蜀人的审美品味，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贵族文化和权力象征。
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逐渐了解到古蜀国的一些信息。
根据考古人员的推测，古蜀国是仅次于黄河流域的两大古文明之一，拥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与周边地区有广泛的交流和影响。
古蜀国的政治中心和统一王国的核心地区很可能就位于三星堆遗址所在地。
虽然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是关于古蜀国的历史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例如，古蜀国为何会消失，是因为战乱还是其他原因？古蜀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间有何联系和区别？这些问题至今未能彻底解答。
三星堆挖掘考古学家发现的珍贵文物
三星堆挖掘考古学家发现的珍贵文物三星堆是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一个古代遗址，被认为是史前文化遗址之一。
自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该遗址一直是考古学家们的重要研究对象。
在三星堆的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和历史，而且也为考古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一、古代遗址的发现与开挖三星堆的发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当时有一位名叫杨澜的中国考古学家在广汉附近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一块用玉石雕刻的神秘面具。
这个发现引起了杨澜及其他考古学家的兴趣，他们开始对这个地区展开深入的考古调查。
随着挖掘的展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遗迹和文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青铜祭坛和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
这些文物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当时已知的任何古代文化遗址，使得三星堆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一颗新星。
二、三星堆的文物特点1. 青铜祭坛三星堆的青铜祭坛是其最显著的文物之一。
这是一座四方形的祭坛，每一边都有一对龙形柱子作为支撑。
祭坛上刻有丰富细致的神话图案，包括人物、动物和神兽等。
祭坛的规模和工艺水平表明了当时古代人们高超的工艺技术和宗教信仰。
2. 青铜器除了青铜祭坛，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包括器皿、武器和装饰品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把青铜面具，这是一个精细雕刻的面具，以神秘的人脸形象为特点。
这个面具被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的代表之一。
3. 玉器在三星堆的挖掘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玉器。
这些玉器以勾玉和玉璧为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玉璧，这是一种古代玉器，通常是用作护身符或权力象征。
这个玉璧的精湛工艺和华丽装饰展示了古代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技术水平。
4. 陶器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刻有神秘符号和图案的陶器。
这些陶器不仅显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还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考古资料，帮助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古代语言和文化。
三星堆挖掘古代人类对科学与技术的贡献
三星堆挖掘古代人类对科学与技术的贡献三星堆是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一处古代遗址，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之一。
三星堆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人类对科学与技术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本文将从陶器制作、辅助工具和石刻等几个方面来介绍三星堆挖掘出的古代人类对科学与技术的贡献。
首先，在陶器制作方面，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显示出古代人类在陶器制作上的高超技艺。
挖掘出的陶器多样而精美，包括酒器、瓶罐、碗盘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器物上刻有神秘的图案和文字。
这些图案和文字代表了古代人类对天文、地理、气候等方面的观察和认知，反映了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对技术的熟练应用。
通过研究这些陶器，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类在制陶技术方面的成就，并且推测出他们对冶炼、燃烧等工艺的掌握，这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影响深远。
其次，三星堆的挖掘还揭示了古代人类在辅助工具方面的技术进步。
在挖掘出的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一大批精巧的玉器和青铜器。
这些器物展示了古代人类在加工和铸造技术方面的突破。
玉器的制作需要对石材的特性和工艺要求有深刻的理解，而青铜器的铸造则需要高温熔炼和精细的铸造工艺。
这些器物的制作和使用反映了古代人类对材料科学和金属冶炼技术的认知与应用。
这些技术的发展为后来的冶金工艺和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三星堆的挖掘还带给我们关于石刻文化的丰富信息。
在遗址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具有独特风格和丰富内涵的石刻作品。
这些石刻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历史事件、人物形象等，展示了古代人类的审美观和艺术水平。
同时，这些石刻作品中也蕴含了一定的科学与技术知识。
例如，一些石刻作品中的天象图案揭示了他们对天文学的研究和天体运动的观察。
这些石刻作品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综上所述，通过对三星堆的挖掘发掘，我们看到了古代人类对科学与技术的重要贡献。
他们在陶器制作、辅助工具和石刻方面展示出的高超技艺和对科学的热忱，为我们研究古代科技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考古意义揭示古蜀文明的璀璨辉煌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考古意义揭示古蜀文明的璀璨辉煌三星堆遗址是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境内的一处重要考古遗址，被认为是揭示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
在对这个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蜀文明的璀璨辉煌，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本文将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考古意义的探讨，展示古蜀文明的卓越成就。
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早于1929年被发现，并于1986年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由中国考古学家倪宽乐领导的考古团队在对广汉市附近的乡村进行考古调查时偶然发现的。
倪宽乐教授认为这个遗址有可能是古蜀城址，于是组织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经过多年的持续发掘，三星堆遗址呈现出了庞大的规模。
它包括了大量的古建筑、陶器、玉器等文物，展示了古蜀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
尤其是在1998年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青铜器禁区，其中包括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青铜面具，进一步揭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之处。
二、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意义1. 揭示了古蜀文明的繁荣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古蜀文明在古代中国的繁荣和辉煌。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如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展示了古蜀人民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
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当时古蜀人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制度，也为后人了解古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2. 证明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青铜面具被认为是古蜀文明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这些青铜器制作精良，造型独特，充满艺术感染力。
其中的青铜面具被称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珍品，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神秘的形象引起了广大考古学家的关注。
这些青铜器和青铜面具的出土，证明了古蜀文明在古代中国文明中的独特性和重要地位。
3. 展示了古蜀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来看，古蜀文明与其他周边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
有许多文物显示了与外界文明的交往与影响，揭示了古蜀人民的远见和开放心态。
三星堆的神秘遗迹考古学家的重要发现
三星堆的神秘遗迹考古学家的重要发现三星堆的神秘遗迹：考古学家的重要发现在中国四川省广汉市的一个小山丘上，隐藏着一个神秘而令人着迷的考古遗址——三星堆。
这个遗址见证了中华古文明的繁荣和演变，也成为考古学家们的重要发现之一。
通过对三星堆的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们揭示了该地区古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
一、起源与发展三星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至1100年左右，属于中国古代遗址的黄金时期。
在此期间，三星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还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中心。
二、发现与挖掘对三星堆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有一位农民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青铜面具。
这一重要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吸引了许多考古学家的兴趣。
多年来，考古学家团队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挖掘技巧，对三星堆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挖掘。
他们在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和器物，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玛瑙器等。
这些器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制作精美，彰显出三星堆古文明的高度发达和技术水平。
三、青铜面具的神秘青铜面具无疑是三星堆的一大亮点，也是考古学家们最为关注的发现之一。
这些面具的制作精良，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古代人物的面容。
它们被认为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精神象征，并可能与宗教和仪式活动有关。
通过对这些面具的研究，考古学家们试图解开青铜面具背后的神秘面纱。
四、神秘的祭祀坑在三星堆的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这些巨大的土坑中埋葬着成千上万个献祭品。
这些献祭品包括大量的动物骨骼、青铜器、玉器等。
这些祭祀坑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习俗，还暗示了三星堆居民富足且富有创造力的生活。
五、文字的谜团三星堆的另一个谜团是它的文字系统。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系列刻在青铜器或玉器上的符号，这些符号组成了三星堆独特的文字系统。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文字仍未被破译。
考古学家们致力于解读这些文字的含义，以期对三星堆古文明有更深入的了解。
六、文明的遗产三星堆的发现对于理解古代中国的文明演变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星堆的重要知识点
三星堆的重要知识点一、三星堆的发现。
1. 发现地点与时间。
-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
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淘沟时偶然发现一坑玉石器，这一发现拉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始于20世纪80年代。
2. 考古发掘历程。
-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珍贵文物，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此后，又陆续有新的考古发现，不断丰富人们对三星堆文明的认识。
二、三星堆的文化特征。
1. 独特的青铜器。
- 造型奇特。
- 三星堆青铜器造型独特，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有很大区别。
例如青铜立人像，人像高1.8米，加上底座通高2.62米，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和最大的青铜立人像。
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饰有龙纹、回纹等，双手夸张地抱握在胸前，像是持有某种器物，这种造型在其他古代文明中极为罕见。
- 青铜面具也是三星堆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其中最大的青铜纵目面具，宽1.38米，高0.645米，眼球极度夸张地向外凸出，耳朵也很大，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宗教或神话意义。
- 制作工艺。
- 三星堆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高超。
采用了范铸法、分铸法等多种铸造工艺。
从青铜立人像等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能够准确地把握人体比例，在铸造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细节部分，如衣服的纹饰、人像的面部表情等。
而且在一些大型青铜器的铸造上，能够解决复杂的结构问题，显示出当时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
2. 精美的玉器。
-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玉器，种类丰富，有玉璋、玉琮、玉璧等。
玉璋的形制多样，有的玉璋长达1米多，上面刻有精美的纹饰。
这些玉器的制作工艺精湛，玉质温润，体现了当时对玉石加工的高超技艺。
玉琮与中原地区的玉琮在形制和纹饰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反映了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交流。
3. 神秘的金器。
- 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同样令人惊叹。
其中最著名的是金杖，金杖长1.42米，直径2.3厘米，重约500克。
四川地区考古资料
4、大渡河上游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
甘孜州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是1989～1990 年 在大渡河上游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的陶器以罐类居多，有双耳罐、单耳罐、深腹 罐、高领罐、钵、杯等，揭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更 多的呈现出区域性文化特征，但从该遗址第一期遗 存中仍然可以看到包括彩陶在内的一部分来自岷江 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因素。目前看来大渡河 上游的彩陶文化因素并不十分浓厚，但作为一种过 渡，却使得处在它下游的大渡河中游汉源谷地新石 器时代遗存中也见到了彩陶的存在，而且彩陶文化 因素显然要更为浓厚一些。其下限年代为3500年。
址如资阳鲤鱼桥遗址，以汉源富林镇遗址命名的富林文化。 既有江河台地遗址，也有洞穴遗址，前者如鲤鱼桥遗址、富
林镇遗址；后者如攀枝花市回龙湾洞穴遗址、北川县烟云洞 遗址等。 这些遗址都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约在距今24000～ 10000 年。1960 年发掘的汉源富林遗址和1987 年发掘的攀 枝花市回龙湾洞穴遗址属细小石器传统，1951 年发掘的资 阳鲤鱼桥则属石片石器传统。 由于四川地形、地貌复杂，形成不同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这些遗存的发现对解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提供 了重要的资料。
嘉陵江流域新时代考古遗址分布图
中子铺遗址
3、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
岷江上游在地域上连接黄河上游和四川盆地， 相邻的甘青地区分布有大地湾、西山坪、师 赵村、傅家门、秦魏家遗址等为代表的新石 器时代中晚期遗存，是黄河上游重要的史前 文化区域，与之毗邻的岷江上游从上世纪20 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因 此该区域也被认为是四川盆地史前考古学文 化尤其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源地之一。
四川三星堆遗址的文明瑰宝
四川三星堆遗址的文明瑰宝四川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是中国考古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个遗址被誉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因其出土的大量文物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介绍三星堆遗址的历史背景、文化特点以及出土文物的重要性。
一、历史背景三星堆遗址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遗址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
遗址占地约400多万平方米，是一个庞大的古代城市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二、文化特点1. 神秘的青铜文化三星堆遗址的最大特点是其丰富的青铜文化。
出土的青铜器包括器皿、器具、武器等，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精湛，图案精美，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高超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
2. 独特的人脸文化三星堆遗址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出土了大量的人脸文物。
这些人脸文物包括青铜人脸面具、陶瓷人脸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这些人脸文物被认为是古代人们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和表达，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独特的艺术形式。
3. 神秘的祭祀文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与祭祀有关的文物，如祭坛、祭器等。
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和祭祀活动的丰富内涵。
通过研究这些文物，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
三、出土文物的重要性1. 丰富的历史信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这些文物包括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记录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
通过研究这些文物，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
2. 艺术价值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些文物的制作工艺精湛，图案精美，展现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审美追求。
这些文物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文物的出土，使我们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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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花岩遗址地理位置图
四川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也如其地理自
然环境一样具有多样性、区域性、复杂性的 特征，其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也是相当的频 繁，因此在包括上述区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学遗存中都能看到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存 在，相信随着众多区域内越来越多的新石器 时代遗存被发掘和揭露，对各个区域和整个 盆地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和认识将会更 加深入全面。
2002～2008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
位先后发掘了姜家屋基、麦坪、大地头、金 钟山、摆渔村、背后山、石棉三星等为数众 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盛行附加 堆纹、附加堆纹上压印绳纹或指纹的复合纹， 器形中高领罐、大口花边罐、盆、钵、碗、 纺轮等为主，磨制石器有斧、锛、凿、穿孔 石刀、石环等以及数量不少的细石器
营盘山遗址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南2.5公里，距
今5500-6000年，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到明 清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迄今岷江上游地区发 现的地方文化类型遗址中面积最大、考古工 作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对 探讨古蜀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 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中国21世纪重大 考古发现之一。
麦坪遗址
汉源麦坪遗址发现的40 多座房址，其发展
脉络清晰，经历了由地面建筑到杆栏式建筑 的发展过程。这些发掘对于大渡河中游新石 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建立该区域的史前 考古学文化序列及编年提供了全新和全面翔 实的资料。
麦坪遗址发掘全貌
从出土文物来看麦坪遗址文化应存时于距今4
500年至2500年以前，3000年以前是它的一 个繁荣时期。这时候，麦坪文化已经开始受 到蜀文化的影响，但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秦汉以后，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墓葬以汉 文化特性为主。
嘉陵江流域新时代考古遗址分布图
中子铺遗址
3、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
岷江上游在地域上连接黄河上游和四川盆地，
相邻的甘青地区分布有大地湾、西山坪、师 赵村、傅家门、秦魏家遗址等为代表的新石 器时代中晚期遗存，是黄河上游重要的史前 文化区域，与之毗邻的岷江上游从上世纪20 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因 此该区域也被认为是四川盆地史前考古学文 化尤其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源地之一。
“资阳人”是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 早段智人，距今约4万年历史。1951年3月，“资阳人”头骨化 石在资阳九曲河畔发现，是中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 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是古人类发掘中唯 一的女性。
（二） 新石器时代考古
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十分丰富，到目前，在
四川省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百处。 在川西平原、岷江上游、大渡河流域（上游、中 游）、安宁河流域、川北山地和川东峡江地区等区 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分别发现了众 多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研究上 述区域性乃至整个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方面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
1、川西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存
宝墩文化
考古发掘显示，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
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迁 徙。
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 的陶器以花边口 绳纹深腹罐、喇叭口高领罐、圈足尊、宽沿 尊、壶、镂空圈足豆为其典型器物。 宝墩文化的器物以折沿敞口深腹为主，陶器有 的有花边口，很多有比较细的绳纹
宝墩文化的古城址
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遗址和巴中月亮岩、 通江擂鼓寨等。 其中1986 年发掘的广元中子铺遗址是四川盆地已经 发掘的不多的细石器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细石器 标本和夹砂陶片，其绝对年代距今6000~7000年， 属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对于探索盆地新石器时代考 古学文化的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7～1989 年发掘的绵阳边堆山遗址、广元张家 坡、邓家坪、通江擂鼓寨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 特征则比较相近，应是地区不同或存在时代差异的 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而这一考古学文化更多的体 现了四川盆地土著的史前文化。
四川考古概况
最近几十年来四川考古紧紧围绕着古人类、
文明起源、区系类型、文化谱系、地区性文 化特征，在古人类与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 巴蜀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构建、秦汉 及隋唐宋元明清掘成果
（一） 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发现在四川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既有人类头骨化石如资阳人的发现，也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
四川地区考古
四川地形多样，可以分为三个区：东部为四川盆地，盆地四周为邛崃山、 大巴山、大娄山等山地，面积约20 万平方公里，海拔300～600米；西北部 为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属我国地形中的一级阶梯，海拔约3500米；西南部 地处我国地形一级阶梯向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为横断山的北段，属山地 地形。有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渠江等较大支流。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四川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6、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
安宁河中游是青藏高原东麓面积最大、
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一处河谷地带，也 是青藏高原东麓史前考古学文化传播的 重要区域。 1974～1976年，西昌礼州遗址的发掘， 首次在金沙江流域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 遗存
2002 年～2006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安宁河流域进 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先后发掘了毛家坎 遗址、横栏山遗址、棲木沟遗址下层、马鞍 山遗址、营盘山遗址、王家田遗址等一大批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喇叭口罐、 高领罐、侈口罐、钵等比较典型。对于揭示 该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考古 学材料。
2000～2004 年，为探索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文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 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岷江上游先后发掘 了姜维城、营盘山、萝卜寨、波西、沙乌都、 建山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 为重唇小口瓶、盆、钵、夹砂侈口深腹罐、 缸、镯、环、纺轮等。为全面揭示和研究该 区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更多新的材料。
我国的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址代表
湖南常德澧县城头山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 最丰富的古城址，遗址区内有世界迄今所发现的历史最早(6500年前)、保 存最好的水稻田遗迹。该遗址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二十世 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
2、川北山丘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
川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主要包括绵阳边堆山、
丹巴这一考古发现说明：1、丹巴是青藏高原
上古人类生活的重要地区之一，至少新石器 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此生活繁衍。2、罕额依古 遗址是一个既有自身文化特点，又与周边考 古文化有一定联系的古人类遗址。这一人类 遗址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与今天生活在 丹巴等地的嘉绒藏族的文化特征是基本相符 合的，二者间应该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宝墩文化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宝墩遗址的
第一期，第二期包括宝墩二、三期和紫竹、 双河、芒城等遗存，第三期为郫县古城的早 期，第四期包括鱼凫村三期、郫县古城晚期。
宝墩文化的意义
宝墩文化的发现，初步建立了成都平原新石
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编年，对于 探索蜀文化的渊源和古城、古国、古文化的 研究以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发展序列的研 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4、大渡河上游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
甘孜州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是1989～1990 年
在大渡河上游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的陶器以罐类居多，有双耳罐、单耳罐、深腹 罐、高领罐、钵、杯等，揭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更 多的呈现出区域性文化特征，但从该遗址第一期遗 存中仍然可以看到包括彩陶在内的一部分来自岷江 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因素。目前看来大渡河 上游的彩陶文化因素并不十分浓厚，但作为一种过 渡，却使得处在它下游的大渡河中游汉源谷地新石 器时代遗存中也见到了彩陶的存在，而且彩陶文化 因素显然要更为浓厚一些。其下限年代为3500年。
川西平原地处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也是盆
地考古学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散地，以三星堆 文化为核心的蜀文化盛极一时，而对其渊源 即该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也称早蜀或 先蜀文化） 的认识和探索一直是四川考古学 研究的重要课题。本区域发现的主要新石器 时代文化有三星堆一期文化和成都平原史前 城址群（又称宝墩文化）。
营盘山遗址全貌
营盘山遗址殉人坑与彩陶器
营盘山遗址 四川最早的陶制雕塑作品
岷江上游承载着黄河上游与四川盆地之间早
期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也是史前时期南北文 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姜维城、营盘山、萝 卜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突破 了长期以来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因资料 缺乏而徘徊不前的局面，迈出了该区域新石 器时代考古研究极其重要的一步。
罕额依罕额依遗址所发掘的许多文化遗物在
昌都卡若遗址中均有出土；打制石器、磨制 石器、细石器并存；陶器以夹砂陶居多，均 手制，纹饰有刻划纹、附加堆纹；房屋以石 块砌墙等特点，与昌都卡若遗址的部分文化 特征一致。此外，该遗址中出土的一种底部 有三足的双耳罐，与甘青地区辛店文化墓葬 出土的一种双耳罐在风格上相似；在四川雅 安宝兴县陇东石棺葬墓内也有出土。
5、大渡河中游（汉源谷地） 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大渡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以汉源谷
地大树镇龙塘山北麓的遗址群为中心， 是四川盆地除川东峡江地区、岷江上游、 成都平原之外，史前遗址分布最为集中 的地区。 1990 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的 汉源狮子山遗址，首次在该区域对新石 器时代晚期遗存进行发掘
址如资阳鲤鱼桥遗址，以汉源富林镇遗址命名的富林文化。 既有江河台地遗址，也有洞穴遗址，前者如鲤鱼桥遗址、富 林镇遗址；后者如攀枝花市回龙湾洞穴遗址、北川县烟云洞 遗址等。 这些遗址都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约在距今24000～ 10000 年。1960 年发掘的汉源富林遗址和1987 年发掘的攀 枝花市回龙湾洞穴遗址属细小石器传统，1951 年发掘的资 阳鲤鱼桥则属石片石器传统。 由于四川地形、地貌复杂，形成不同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这些遗存的发现对解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提供 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