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常以观变_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_罗志田

因朋友和师长的提携,我也曾参加过《中华民国史》的写作,却不敢自称是一个“民国史研究 者”———不仅个人研究的时段常涉民国建立之前,更主要的是,即使在考察分析时间相同的人与 事时,也很少将所讨论的问题( issues) 定位在“民国史”之上,亦即不常以“民国史”为研究时的思 考范围。所以,“民国史”是一个我还需要学习的领域。另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曾参与,不妨略作 “自我批评”。以下所说,或是外行看热闹的门外话( 不是客气) ,或是“过来人”的反思; 且因研究 不足,只能点到为止。敬请方家指正。
列
联书店出版中) 。
② 李新总主编: 《中华民国史》( 12 卷本)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年。
94
பைடு நூலகம்
多众皆认可之事,不一定就理所当然。或不宜把民国的建立视为天经地义,即把民国从体制到民 ◇
生的所有史事都当成理所当然的常态现象,进行众皆认可式的思考和处理。
罗 志
对中国而言,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实施的共和体制,是一个全新的外来制度,而且是一个 田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东方学视野下的文学、学术思想变化与学
科认同”( 08JJD752081) ; 四川大学 985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
两三年前,在一篇命题作文中,我曾指出一个现象,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的发展突飞猛进,研究者的数量明显增加,研究论著的增加幅度更大,不论是增长比例和论 著数量,似乎都已超过了此前最著的中国古代史。① 而在近现代史中,增长比例最显著的,无疑是 民国史。不仅论著数量增长,并已渐成体系; 经几代学人数十年努力的《中华民国史》②,就是一 个表征。
专
化。
题
⑦ 参见梁心: 《都市眼中的乡村: 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 - 1937》,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2 年。
研
⑧ 从清中叶起,中国人口和农业产量的矛盾就有人在讨论,现在仍是常被提及的话题,故农村当然有其实际的问题存在。但
究
以 20 世纪中国人口增长的现象看,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仍被夸大了许多。从那时到今天,农业、农村甚至农民,都经常被视
文 科
颇具诡论意味的是,中外基本将上述事例视为正常现象。③ 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甚多,其中
学 ·
一个因素,或是相当一些研究者有意无意间多以后来占上风的所谓“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眼
社 光看中国,而民初的中国虽已告别帝制,却又尚非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杜威在 1920 年就指
会
科 出,“中国正在急剧变化”,既不能“用旧时帝制的中国那一套来思索中国”,也不宜“用西方概念
今人所谓“核心家庭”,似并无太多意见。昔年确也有新人物曾憧憬或寄希望于“小家庭”,但一般人似并无这样细腻的区
分。实际上,“五口之家”乃是很早就出现的言说,而那些考察析产、分家的社会史研究也提示出,当年社会中的多数家庭,
并不十分“大”。
④ 转引自冯友兰: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 1921 年) ,《三松堂全集》第 11 卷,郑
南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京
( 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013
大
学
学 报
·民国研究·
︵ 哲
学
· 人
知常以观变: 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
文
科
学
· 社
罗志田
会 科
( 四川大学 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成都 610064;
第 一
维持着一个与前相似的常规状态。⑥ 但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中国的农业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
期 问题,农村被认为处于“崩溃”边缘。而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大部分被侵占,
正是农村支撑了中国的八年抗战,提示出“崩溃”的虚拟性。可知时人谈论的,更多是以城市眼光
为基础构建出来的乡村问题。⑦ 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是乡村成
一些尚存的故态看作可有可无的细节,置之不理; 若进而因“政治不正确”( politically incorrect) 而
把一些史事摈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则我们看到的“民国史”图像,就可能是一种带有选择性的图
像———不一定不准确,却可以肯定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正因那是一个“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读书人的心态和思维,也迥异于承平时代。
反
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为预定的理论设想寻求解释并加以证明,是很常见并且得到高度认
思 民
可的努力,正是名副其实的“研究”,且为多数学者所从事。个人虽更愿意选择那些因研究的结果 国
而体现其意义的题目,却也无意因此“贬低”此前的民国史研究。不过,如果因为这样的倾向而把 史
研
变态视为常态,把新生事物看成既存现象,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对当年史事的认知; 也可能因此把 究
学
︶ 的鸽笼子把中国的事实分格塞进去来解释中国”。④ 后一取向不少学人迄今仍在延续( 未必是有
二 意的) ,前者却早就淡出了多数研究者的视野。⑤
〇
一
眼光转变之后,有时常态也会被视为变态。例如,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真正形成规模的
三 年
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过是最近的事。至少抗战前的农业和农村,并未出现较大的结构转变,大体

一体制是否适合于中国,或至少是否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其中较有名的是康有为) 。余人多站在 从
“共和”一边的立场上思考和论证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并建议或推行具体的政策。③ 后来的研究 基
本
者,也大多秉持同样的态度思考和处理其所研究的问题( 虽未必是有意的) ,使问题的答案具有不 处
证自明的前定性质,而很多“研究”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为预定的答案寻求解释的努力。
制和人与人关系等很多基本问题,产生了不少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创新见解和设想。同样由于我
们的选择性预设,这类创见也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或因其显得“非常”而不屑一顾,或径视为
荒诞而予以排斥。其结果是相似的,即强化了“民国史”图像的选择性。
其实,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
学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
二
〇
一
摘 要: 民国的建立,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
三 年
民国究竟在哪些基本的 面 相 上 带 来 了 变 化 ,这 些 变 化 又 怎 样 影 响 了 中 国 的 政 治、社 会、经 济 和 文
第
化。立足于古今中外的常态,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出现了不少与所谓传统中国和人类其他社会
① 杜亚泉: 《通论》,杜亚泉等: 《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 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是 1913 年 1 月《东方杂志》9 卷 7
号所附“刊行十年纪念增刊”) ,周月峰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 页。
② 因近年一直忙于“按时”完成作业,新书的阅读量有限,不排除这是一个错觉。
则民族主义的层次和面相都远更丰富,不仅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 包括对外抗争和对内整合、动
员的面相) 仍需进一步探索,就是在文化、社会甚至生活领域,也都可见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① 说详罗志田: 《士变: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第 18 卷第 4 期( 2007 年 12 月) 。
一、充分认识五千年之大变
专
依我的陋见,民国史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以确立民国的建立究竟
题 在哪些基本的面相上带来了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甚或文化。很
研
究
系
① 参见罗志田: 《转变与延续: 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此文已收入拙书《经典淡出之后: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 三
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1 页。
⑤ 大体上,研究者容易受研究对象的影响。当年的时代风气趋新,好以外国眼光反观中国; 读书菁英虽试图走向民众,然多存
指导心态。这些都影响到后之研究者,因此而较少认真看待偏于“守旧”的言论,并不重视真正老百姓的看法。
⑥ 在认知层面,自近代出现城乡对立后,“乡村”逐渐变成了“农村”,“空间”逐渐“行业”化,甚或被取代,则是一个不小的变
其西方创制者仍在完善发展中的政治制度; 它所取代的,是至少推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用杜亚 知
泉的话说,辛亥年开始的鼎革,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① 我的感觉,对这
常 以
一大变的性质及其带来的各类转变,甚或大变本身,研究者的重视似尚不足,仍有提升的空间。② 观
从民国建立时开始,“共和”似乎就是一个先天正确无需论证的体制。仅少数人出来质疑这 变
第 28 页。
究
⑤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第 117 页。
95
南 立菁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之中,仍有不
京
大 少人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着各式各样的革命。
学 学
从蔡元培、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到太虚法师等,无不如此。① 而“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最
报 ︵
看重的“温暖港湾”,在近代中国却忽然失去了其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
哲
学 对其成员的护佑; 并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变为一个
· 人
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了革命的对象。②
②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妍杰的博士论文即研究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虽尚未完成,已可见重大突破。
合集下载

文化遗民的遗与逸——以胡思敬为例

文化遗民的遗与逸——以胡思敬为例

或問 WAKUMON117No.25,(2014)pp.117-132文化遗民的遗与逸——以胡思敬为例吴晗怡摘要:本文以清末民初的江西遗民胡思敬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遗”、“逸”对峙的研究框架内,考察其在清覆后的遗民生涯及隐逸生活。

强调先为士而后能遗,还原胡思敬首先作为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

通过梳理胡思敬的生死观、华夷观、新旧观,解答其甘为遗老的选择逻辑。

继以思想、言论、行为三个方面,梳理胡思敬的“遗”,以“田园生活”、“有限交往”梳理胡思敬的“逸”。

终以探讨其“遗逸之辨”的背后,明体达用的生命实践。

关键词:清遗民隐逸胡思敬士大夫一、研究回顾关于胡思敬的个案研究,已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展开。

江西师范大学刘慧的硕士论文《胡思敬仕履及其心路历程研究》以时间为文轴,梳理胡思敬的生平事迹,着重剖析胡思敬在大变局下的心路历程。

南昌大学雷鸣的硕士论文《胡思敬年谱》,更为直接地以年谱的形式梳理胡思敬的一生,分青年、壮年与晚年。

厦门大学李平亮的博士论文《卷入“大变局”——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则有几千字的篇幅论及胡思敬,将其定义为地方士绅和前清遗民这一双重身份,探讨南昌地方士绅在大变局下的政治取向。

南开大学李泽昊的博士论文《胡思敬史学与思想研究》,则更为细腻而立体地将胡思敬还原为一名书生、官员、士绅、遗民、藏书家、史家,探讨其坚定的儒家价值取向、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愫,着重分析胡思敬的史学活动;对胡思敬的著作,包括《国闻备乘》、《戊戌履霜录》、《驴背集》、《大盗窃国记》、《审国病书》、《盐乘》、《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以及其辑刻的《问影楼舆地丛书》和《豫章丛书》等都做了一番梳理,不可谓不细致而全面。

《胡思敬史学与思想研究》一文,以史学和思想两条主轴,还原胡思敬大变局下一儒生的本来面貌,可谓胡思敬研究的集大成者。

其他具体而微的研究,譬如《胡思敬撰述〈国闻备乘〉初探》、《孤亭兀坐一轩眉》、《略论胡思敬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诗文》、《胡思敬与〈戊戌履霜录〉》、《胡思敬的〈盐乘〉——对近代正统派的一个剖析》等等论文,对胡思敬的著述进行专题探讨,亦是将胡思敬定位为一个正统、保守、顽固、守旧的史家、文人、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批判其落后的政治取向,肯定其作出的文化贡献。

第19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教学设计--高中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册

第19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教学设计--高中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册

第 19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教材分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是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必修上第六单元《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的最后一课,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段发展时期。

本课主要讲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表现,政治上主要讲述袁世凯复辟帝制和资产阶级为维护共和政体的抗争,袁世凯去世后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短暂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增强;社会上,社会习俗发生变迁;思想上,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

这一时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共和政体的实践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期。

【本课重难点】教学重点:了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面貌;认识民国初民族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教学难点:探讨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课标定位知识·素养了解北洋军阀的统治及特点;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1.重要概念: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军阀割据、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文学革命。

2.核心素养(1)从时空观念角度概括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过程,从历史解释和史料实证角度理解北洋军阀统治的特点,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复辟帝制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2)从历史解释角度理解民国初年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气象。

(3)从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角度,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内容,运用唯物史观认识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从家国情怀角度感悟新文化运动推动2(二)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8)引导学生读图学史,使学生对于军阀割据、混战以及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策略,有更清晰的认知。

知识点二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新气象学生阅读课本内容,完成下列表格知识点三新文化运动学生阅读课本相关知识及图片和资料,完成以下内容:(一)新文化运动的概况。

(三)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原因。

(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评价。

探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材料一从 1912年至 1928年的 16年间,国家元首变换了 12次,共有 7人先后担任总统,每人每次平均在位不到 16个月;内阁改组 45次,有 29人担任过政府首脑(总理),任期最长的为 17个月,最短的仅有 5天。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读书笔记模板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读书笔记模板

谢谢观看
读书笔记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阐释和北伐篇最佳,李锦纶那篇偏弱。
对于某种程度上已经非黑即白的历史定论,罗氏用详实的档案资料、细致的推理分析部分的还原了1915到 1927这十多年的复杂历史面向。
文化与政治的嬗变罗志田先生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分析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心态入手,引入局势 的动荡,以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中共关系的变化为切入点,剖析当时士人的普遍心态,在内忧外患中,清晰 的表明了当时中国士人整体心态偏向激进,只是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已。作者在叙述中着重强调了南北双方对于晚 清以来军事教育体系的利用的不同程度,其实也就是从军事的角度去表明南“新”北“旧”的根本区别,而这种 区别不仅在实际利益的方面为北伐做出了坚实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的表明了中国内部革命性的巨变。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 动到北伐
读书笔记模板
01 思维导图
03 读书笔记 05 目录分析
目录
02 内容摘要 04 作者介绍 06 精彩摘录
思维导图
本书关键字分析思维导图
北伐
中山舰
政治
因素
新陈代谢
考察
军事
新文化 运动
政治
文化
余论
政治
时代
胡适
主义
北伐
条约
事件
军政
内容摘要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讨论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 “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的关联,到“五四”后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以及这 些因素在竞争中的互动,并从区域、文武、新旧等文化因素与政治斗争的纠结考察北伐前数年军政格局的演变。
帝国主义在中 国:条约体系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

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

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

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 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

1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

拘束的减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

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

2 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某种目的将国学"讲坏"。

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一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

历史学即史料学_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

历史学即史料学_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

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这些话,是傅斯年反复强调的名言,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

傅斯年的主张,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这种主张及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师的史学实践,都被论者归诸实证史学或“史料派”,而与“史论派”相对。

②这种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与公正,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是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对立的,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王晴佳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反对历史进步论和所谓“大叙事”,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研究对象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

③他也提到了汉斯・凯尔纳(Hans K ellner)的主张,在后者这里,史料不再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

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必须依赖语言,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的文本,并不见得等同于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对象。

史料同样是历史写作的结果,也是文本,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在写作时不断引证史料,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

因此,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

要更好地理解后现代史学的“史料观”,可以以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后设历史学》(也译为《元历史学》)中的著名例子为代表。

④他通过分析18到19世纪的4个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和4个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作品,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他们若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

历史二轮复习高频考点追踪与预测专题06民国前期1912_1928年:近代中国的变革与社会转型教师版

 历史二轮复习高频考点追踪与预测专题06民国前期1912_1928年:近代中国的变革与社会转型教师版

专题06民国前期(1912—1928年) :近代中国的变革与社会转型【命题点0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1.(2023·湖北高考·8)1915年5月22日,《申报》刊登了一则上海中国明明眼镜公司的声明:“近有丧心病狂之徒,以自己之营业失败,侮蔑本公司货物,谓贩自日本,实为本公司意外之奇辱也……不独本公司无丝毫日货,即中国全国眼镜界上,吾亦敢断言绝无丝毫日货混杂其间。

”该现象反映()A.外交关系影响社会舆论 B.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C.民族企业发展形势严峻 D.中外商业竞争愈发激烈【答案】A【解析】由材料“不独本公司无丝毫日货”“吾亦敢断言绝无丝毫日货混杂其间”可知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加之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日货使得民族工业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民族工业存在恶性竞争,一些公司诋毁其他公司贩卖日货,从而影响其公司的发展,说明外交关系影响社会舆论,故选A项;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与材料无关,排除B项;1914年至1918年处于一战时期,欧洲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使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迎来黄金时期,排除C项;材料“丧心病狂之徒”“侮蔑本公司货物,谓贩自日本”并非特指外国企业,无法得出中外商业之间竞争愈发激烈,排除D项。

2.(2023·高考全国乙卷·29)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演说:“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9月,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这反映出()A.工人待遇得到极大改善 B.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C.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答案】C【解析】由材料“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可知陈独秀的演讲号召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表明无产阶级已经觉醒,登上政治舞台,故选C项;工人待遇大致包括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材料中没有涉及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处境的做法,排除A项;新文化运动时期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时间不符,排除B项;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与材料时间信息不符,排除D项。

关于乱世潜流的一点感想

关于乱世潜流的一点感想——《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读书报告《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一书是罗志田教授近年以中文刊发的有关民国史的部分论文选收。

在“自序”中他解释了书名缘由,由于选收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故定名为“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本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篇九个章节。

上篇:思想与社会共包括三篇文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以胡适的世界主义与反传统思想为个案;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

这一篇侧重于思想与社会大事件的分析与解读,又处处不离对民族主义的探讨。

中篇:文化与政治。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三篇文章。

仍是对民国时期社会大事作出深刻剖析,但在关注思想文化的同时又不忘与政治相联系。

下篇:从内政到外交又收录了三篇文章。

分别是: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这一篇更侧重于对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的分析。

用书中的话来说,那时是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的语境,外国在华存在的实际和隐约的控制力量,在民初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时人不争的共识。

在本书中,乱世潜流指的是民族主义,在作者看来,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罗志田教授又将这乱世潜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御外型的民族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之国家构建的一面。

前者是因外事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后者则是民族国家的构建,也就是国家统一的问题。

作者认为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如书中所提到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人力物力财力均处于劣势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战胜处于优势的北洋军阀,无形的力量即民族主义功不可没。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

黄俊凌的《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及周斌的《国共政争与国民党上海护工队的兴亡》等论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这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有张宪文编《南京大屠杀史》、朱姝璇等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李荣宝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荣誉军人研究》、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庄严《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等代表作。另有王建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彪炳史册》、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臧运祜《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战争罪》、温锐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王喆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游击战运用演变》及魏宏运《沈从文:1937年北平沦陷的一天》等文章。此外,“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建设”学术研讨会与“重庆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分别在西安、重庆举行。
民国经济史研究方面。主要文章则有朱英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商会法的修订及其影响》、彭南生《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上海商总联会分裂原因初探》、柯伟明《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郭岩伟《论民国时期本土企业与外商在华企业的红利》、吴景平《淞沪会战中的上海金融业》及徐畅《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述评》等。上海、潮州还分别召开了“外侨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学术研讨会与“跨国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与世界”研讨会。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学界更加重视对中外文档案资料的利用,主要著作有章伯锋《近代中国与日本》、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
争执与政派利益》、孙立新《近代中德关系史论》及栾景河等主编的《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与《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等书。晚清对外关系研究中,代表性文章有郭卫东《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外交体制的变迁》、李文杰《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侯中军《庚子赔款筹议方式比较研究》、张志勇《赫德与英德续借款》、王志强《李鸿章对越南问题的认识与策略研究》、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及王天根《面子与法理:中英开平矿权纠纷及赴英诉讼》等。有关民国时期中外关系研究代表作有:李育民《抗战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论析》、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及《论八一三事变前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李亮等《中美关约交涉与日本外交应对》、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左双文《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皇甫秋实《国民政府接洽美援体制的转变》等文章。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在上海、北京分别举行了国际研讨会,很多文章涉及到一战与中国关系。此外,“战争与外交:第五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北京举行。

民国以来民众教育馆研究现状与展望

民国以来民众教育馆研究现状与展望作者:马馨来源:《西部学刊》2021年第22期摘要:民众教育馆作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对开民智、作新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其缺乏历史比较角度的研究。

以此角度观之,既有利于分析民教馆制度与实践的互动机制,总结其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探讨激发地方社会活力的方式,也有利于与当前社会教育相关理论展开对话。

以天津民教馆为例,展望新的研究思路:(一)需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发展工业”等特定社会主题置于文化碰撞的场域中,从社会学、社会思想史角度对新型社会教育思想的形成进行分析;(二)在此视角下考察天津民教馆的发展史,探索不同社会因素在社会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同时运用社会学场域、组织等理论,深入分析政府、商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组织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可为中国城市创新管理中的公共文化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历史比较角度;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2-0121-03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社会教育机构,是政府和地方社会力量积极推行的社会教育“综合机关”和“中心机构”。

它以社会民众为教育对象,提供从识字教育到基本生产和生活技能的培训,从而达到“社会教育”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对当前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提升民众素质与城市化质量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对民众教育馆的研究层出不穷,取得了不少进展,本文旨在梳理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民教馆研究的未来发展道路。

一、民国以来民众教育馆研究进展概述总体来看,关于民众教育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30—1940年间,随着民教馆被制度化为国家“社会教育中心机构”,社会教育界对其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落实在各地民教馆建设实践中;二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国社会治理经验再度进入重视期,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研究也进入学者的视野。

“知变化之道者”的三种视角--由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易学观点切入

“知变化之道者”的三种视角--由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
易学观点切入
王汝华(台湾)
【期刊名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6
【摘要】《易》居群经之首,在于其能范围三才、弥纶群品并纲纪人伦,而其尤
为观变、言变、应变之书。

在民初学界中,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既互有论交,学术更各有开展,并誉立为“现代儒家三圣”,而三者对于《易经》则各有不同程度的触悟,对于《易》言变的精神与实质,亦各有其体会与开展。

该文即由三者的易学观点切入,一索其思想体系或相关论述中对于《易》言变化之道的掌握与推扩,并由此以窥三者角度迥别、面向殊异的学术内涵。

【总页数】7页(P8-13,21)
【作者】王汝华(台湾)
【作者单位】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台湾台南 7108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1
【相关文献】
1.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J], 许宁
2.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教化意蕴——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中心的考察 [J],
金楠
3.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教化意蕴——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中心的考察 [J], 金楠
4.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五十三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J], 小易
5.现代三圣熊十力与梁漱溟、马一浮 [J], 景海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