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
追本溯源 借古鉴今——《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1842-1948)》述评
2512020年41期总第533期ENGLISH ON CAMPUS追本溯源 借古鉴今——《<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研究(1842-1948)》述评文/宁 博教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
第四章详述了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分别在《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国丛报》上译介《聊斋志异》的背景和特点，认为其译介有较多删减，且“有意引入基督教文化作比较，这也符合他的传教士身份”。
第五章分析了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发表在《中日释疑》(Notes and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上的《聊斋志异》译介，认为相较郭实腊，梅辉立理解原文更为准确，治学态度更加严谨。
第六章分析了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发表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的多篇《聊斋志异》英译，重点探讨其译介中的归化处理，认为翻译“语言流畅地道、可读性强，但翻译中存在诸多操纵现象”。
第七章分析了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出版的首个《聊斋志异》英文选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a Chinese Studio , 着重探讨了翻译中受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而出现的操控现象。
第八章分析了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在《中文学习指南》(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上译介的《聊斋志异》，指出译介的最大特点是“运用语内翻译手法……将每个故事改编得绘声绘色，然后再通过语际翻译手段，将白话《聊斋志异》故事译成英语”。
第九章分析了法引言21世纪，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中国典籍译介成为研究热点，成果丰硕。
如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李玉良的《<诗经>翻译探微》，李伟荣的《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李钢的《历史文化视阈下的“论语”英译研究》， 冯全功的《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红楼梦>英译研究》，等等。
想象的他者——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研究
作者： 董艳;胡勤
作者机构：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出版物刊名：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26-129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3期
主题词：�聊斋志异》;东方主义;形象学;意识形态;他者;翻译策略
摘要：本文结合东方主义、形象学与后殖民主义主义翻译理论对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中形象进行了类别划分，从女性、道士、和尚、民间艺人、书生、商人以及官员形象入手，深入分析了译者为再现东方形象而采取的翻译策略。
他的翻译隐含着服务于西方帝国扩张的意识形态，在翻译我国文学作品时，存在扭曲他者形象的问题。
目的论视角下《聊斋志异》英译本研究——以《大中华文库》英译本《连城》为例
128《名家名作》·翻译一、引言小说在中国古代长久处于低下或从属地位。
及至明清时期小说才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明代四大奇书和清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
其中蒲松龄倾其一生才华所创作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峰，自诞生之日起即广为流传并备受赞誉。
郭沫若评其为“写人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同时，小说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880年，英国汉学家翟里斯译《聊斋志异选》，收文164篇。
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小说构思奇妙，或借狐鬼精灵写人类社会，或使幽冥地府与现实交融，在离奇怪诞中蕴含人生哲理。
”[1]2007年，外文出版社的《大中华文库》——《聊斋志异选》共收文216篇，其中Denis C. Mair 与 Victor H. Mair 译文23篇。
本研究即是对二人翻译的《连城》进行分析。
二、相关研究和理论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包含很多方面，包括作者研究、作品研究、版本研究、比较研究等。
其中对作品本身的相关研究也有很多。
文军和冯丹丹的《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评述与建议》中，根据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1979—2010年间的 35 篇“聊斋志异英译”的相关文章，从译者研究、翻译策略、文化研究、语言学视角研究等方面对重点论文进行了评述。
马瑞在《接受美学视域下的翟理斯英译本〈聊斋志异〉浅评》中， 从译者对译文的选取、小说翻译特点和注释中的文化解读三个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
龙春芳和熊欣在《从跨文化翻译视角看〈聊斋志异〉两个英译本》中，对Giles 和Mair 两个英译本跨文化翻译角度进行分析，探讨其在文化信息处理上的异同。
弗米尔1978年提出的翻译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最核心的理论[2]。
其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
为适应译入语读者需要，翻译策略的选择必须由翻译目的来决定。
翻译过程需要遵守三个总体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信原则。
以钱钟书翻译思想对《聊斋志异》翟里斯英译本再阐释
以钱钟书翻译思想对《聊斋志异》翟里斯英译本再阐释
申芸凡
【期刊名称】《海外英语》
【年(卷),期】2024()5
【摘要】《聊斋志异》描写花妖狐魅的故事,以其迷幻曲折的色彩声名斐然,其英国汉学家翟里斯的英译本在西方世界也深受读者的欢迎。
在当时乃至现在东西方都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差和文化价值差异,由此可见翟里斯所英译的《聊斋志异》有其深厚的研究价值。
在西方译论主导翻译学术研究的局面下,以钱钟书先生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对翟里斯译本进行再阐释,从“诱、讹、化”三方面探析翟里斯英译本的特色,发现其经典化的原因为忠实传达中国的宗教、文化、历史等,“讹”译的部分体现其时代局限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总页数】3页(P27-29)
【作者】申芸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三字经》翻译策略选择的跨文化视角研究——以汉学家翟里斯的英译本为例
2.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
3.《三字经》英译本字本位翻译策略选择的局限性及其启示——以汉学家翟里斯的英译本为例
4.重回历史现
场——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的翻译目的研究5.女性主义视角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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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
2012年6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Jun．2012第29卷第6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Vol．29No.6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曾婳颖（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武汉430205）摘要：翟里斯在《聊斋志异》英译本中大量的加注，多到可以和正文相媲美的程度，另一方面，这种大量的注释也和译本的受欢迎程度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能证实这种翻译方式是被接受的。
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的视角，回顾中英两国在文化文学方面复杂的权力上的角力，再加上译者本身的身份，从而让译者选择了这种翻译方式。
关键词：注释；后殖民翻译；译者身份收稿日期：2012－04－12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06-0122-04作者简介：曾婳颖（1980－），女，湖北荆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简介翟里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文及译文被接受程度1880年伦敦德拉律公司出版的二卷本《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是翟理斯于1878年在广州副领事任上完成的。
译本总共翻译了164篇故事。
翟理斯最初打算将16卷本的《聊斋志异》全部译出出版，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随着对这些故事的进一步了解，我发现其中许多故事并不适合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它们不能不让我想起18世纪的小说家那种不事雕琢的文风。
还有一些故事则是毫无意义，或只是稍作修改的重复之作”。
［1］xxix 此前，翟理斯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了13年，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通汉语。
他的这个译本在东西方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自出版后很受英语读者的欢迎，成为英语世界里影响最大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后来通过上海别发洋行Kelly ＆Walsh （1908，1926）、纽约Paragon Book Gallery （1908）、伦敦T．W．Laurie （1916）、纽约Dove （1969）、新加坡Graham Brash （1987）等出版社数次再版。
Herbert A.Giles的《聊斋》译本-3页文档资料
Herbert A.Giles的《聊斋》译本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年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文人世家，1867年，远涉重洋，来到陌生的东方，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翻译学生。
他曾任领事馆翻译、副领事和领事等职务。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广泛接触中国上层人士及高知阶层，潜心研究汉学，对中国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及儒学都有高深的造诣，被喻为中国古诗英译的一代宗师。
因其对中国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独具慧眼，故其著作译作都具有很高的造诣和学术价值。
翟理斯翻译的中文译作都集中在包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髓的古文著作中，如《聊斋志异》、《洗冤集录》、《佛国记》和《三字经》等，此外他还译有不少古典诗歌。
二、翟理斯的《聊斋》译本例1：从翟理斯译本的第一个故事Examination for the post of Guardian Angel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译者在权衡此彼得失的时候总是受可读性的影响导致译文夸大主观性，影响了自己意欲获得的文化传播之文本功能。
此故事的第一句话“My eldest sister’s husband’s grandfather，named Sung Tao，was a graduate…”其中graduate一词加上了脚注“That is，he had taken the first or bachelor’s degree.I shall not hesitate to use strictly English equivalents for all kinds of Chinese terms.The three degrees are literally，（I）Cultivated Talent（II）Raised man，and（III）Promoted Scholar.”（Herbert.A.Giles1908：1）脚注非常准确地翻译了“秀才，举人，进士”，但是在译文中偏偏生拉硬套上一个西方的对等学位，显然是关怀读者，为了使西方读者能更轻易的理解这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名词。
《聊斋志异》的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
收稿日期：2023-08-04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江苏文学家著作的海外翻译、传播和影响研究（编号：21ZWD004）”作者简介：池田（1998-），女，河南虞城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范祥涛（1966-），男，安徽定远人。
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华典籍翻译研究、语言学研究。
·《聊斋志异》在国外·文章编号：1002⁃3712（2023）04⁃0059⁃12《聊斋志异》的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池田范祥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1100）摘要：中国古代志怪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英译本在英语国家广受欢迎。
以《聊斋志异》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描写译学分析其海外传播情况。
研究发现：搜集到《聊斋志异》英译本共19本，其中翟理斯译本的再版重印量、JSTOR 学者书评量、谷歌学术引用量以及总馆藏量最高，闵福德译本的好易读读者评论量最高。
相较汉学家而言，国内译者的译本在英语世界传播总量较少，侧面反映出其影响力不足。
中国典籍翻译的出版应加强与国外出版社的合作，以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聊斋志异》；典籍英译；传播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描写翻译学派的思想发端于50年代，它试图把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范围内跳脱出来，将翻译语境化，“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的内部，而是将研究的视阈延展到翻译的外部，并以社会文化功能为纽带将两者联系起来”［1］61。
该研究聚焦《聊斋志异》英译本的翻译外部研究数据，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探讨，提出拓宽典籍英译传播广度的建议，以推动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
《聊斋志异》拥有众多外文译本，其中英译本广受欢迎。
然而，以此小说英译本研究为主题的文献并不多。
检索并整理文献发现，《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主体为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主要分为单个译本研究、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史研究及研究综述，传播研究及影响研究并不多，且未见基于各类数据调查和科学框架为基础的传播研究。
从跨文化翻译视角看《聊斋志异》两个英译本
的转换 ， 更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达。在处理《 聊斋志异》 中大量的文化信息时， 不同的译者采用 的翻译方法
各有不同， 以国外汉学家们英译本的系统研究见长。 更
１ 《 聊斋志异》 英译研究综述
目 聊斋志异》 前《 的外文版本 已近百种 ， 中英译本就有２ 多种 ， 其 ０ 被认为是 中国古典文学外文版本最多
从跨 文化翻译视 角看《 聊斋 志异》 两个英译本
龙 春 芳 ， 欣 熊
（ 湖南文理学 院外 国语 学院 ， 湖南 常德 ４ ５０ ） １００ 摘要 ： 中国古代 文学的经典之作 《 斋志异》 译的 关键是 看如何在读者 可接 受的 范围 内准确传达 出中国风俗 ， 聊 翻 传统和典故 等 文化信 息 。本 文以跨 文化翻译的视 角 出发 ， 国外译 者译 本（ 对 翟理斯和马 尔的译 本） 进行 比较研 究， 出其在 文化信 息处 找 理上的差异和相 同之处 ， 并试 词 ：聊斋志异》 译本研究 ； 《 ； 文化传播
的一部小说。其 中比较通行 的英译本有英 国汉学家翟理斯 的Ｓ ａｇ ａ ｓｒ Ｃ ｉ ｓ Ｓ ｄ 以及两名 ｔ ｎｅ ｌ ｏ ａ ｈｎ ｅ ｔ ｉ ｒ Ｔ ｅｆｍ ｅ ｕ ｏ
美 国学者 丹 尼斯 ・ 马尔 和维 克 多 ・ 马尔 合译 的 ＳｒｎｅＴｌｓｒｍＭａｅｄ ｔｄ 。 国内《 斋 志异 》 译研 究 ｔ ｇ ａ ｏ ｋ．ｏ ｕ ｉ ａ ｅｆ Ｓ ｏ 聊 英
主要集 中在基于某个译本的个案研究和多个译本 的比较研究… 。其研究主要涉及《 聊斋志异》 英译 的源头 以及各译本的概述 。单个译本 的个案研究 中陈振霞的《 马尔英译＜ 聊斋 志异＞ 研究》 对马尔的译本做 了详细
全面的解释 ， 不仅多角度地研究 了马尔的翻译策略和手段 ， 也指出了其不足和缺陷 ， 综合地对马尔的译本 做出了评介。崔瑶 的《 乔治纳阐释学视角下＜ 聊斋志异＞ 英译本译者主体性研究》 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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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Jun．2012第29卷第6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Vol．29No.6从后殖民视角看翟里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注释曾婳颖（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武汉430205）摘要：翟里斯在《聊斋志异》英译本中大量的加注，多到可以和正文相媲美的程度，另一方面，这种大量的注释也和译本的受欢迎程度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能证实这种翻译方式是被接受的。
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的视角，回顾中英两国在文化文学方面复杂的权力上的角力，再加上译者本身的身份，从而让译者选择了这种翻译方式。
关键词：注释；后殖民翻译；译者身份收稿日期：2012－04－12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06-0122-04作者简介：曾婳颖（1980－），女，湖北荆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简介翟里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文及译文被接受程度1880年伦敦德拉律公司出版的二卷本《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是翟理斯于1878年在广州副领事任上完成的。
译本总共翻译了164篇故事。
翟理斯最初打算将16卷本的《聊斋志异》全部译出出版，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随着对这些故事的进一步了解，我发现其中许多故事并不适合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它们不能不让我想起18世纪的小说家那种不事雕琢的文风。
还有一些故事则是毫无意义，或只是稍作修改的重复之作”。
［1］xxix 此前，翟理斯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了13年，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通汉语。
他的这个译本在东西方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自出版后很受英语读者的欢迎，成为英语世界里影响最大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后来通过上海别发洋行Kelly ＆Walsh （1908，1926）、纽约Paragon Book Gallery （1908）、伦敦T．W．Laurie （1916）、纽约Dove （1969）、新加坡Graham Brash （1987）等出版社数次再版。
美国的Heian International Inc．也分别于1989年和1994年选取其中的部分译文出版了Strange Tales from Ancient China 和More Strange Tales fromChina 两个译本。
［2］该译本出版后“被转译成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在西方代表蒲松龄达一个世纪之久”。
［3］从学术的层面看，译本一出，就有许多学者致函翟理斯，希望将他的译本转译为其它欧洲文字。
欧洲大陆及英国当地媒体也对此译本褒奖有加。
甚至最为乖张偏颇的辜鸿铭先生也称，“和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也具有令人羡慕的优势，他的文风清晰、鲜活、美妙。
他的笔端所触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既清晰又明了……翟理斯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翻译之典范”。
［4］117时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惠敏）的来信曾专门致函在厦门任职的翟理斯，对其大加赞赏：“……先生不遗余力，传播中国文学之精神，可钦可佩。
……先生译笔之优美，概无出其右者，可喜可贺！先生非但忠实于原文，而且保留了原作之精神。
……然先生之译诗典雅忠实，莫不让人肃然起敬。
吾国学人对先生心存感激，汉籍丰姿惟借先生优稚译笔，方得以展现在贵国读者眼前……先生之翻译不仅于吾国人，亦于英国人亦有益，文学乃增进各国理解的最佳途径……”［5］26波乃耶（J．Dyer Ball ，1847－1919）在《中国评论》上撰文评价翟理斯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时就指出：“英译汉籍不胜枚举。
但是，这些翻译往往流于沉重、乏味、呆板，这无疑加深了英文读者对中文典籍的偏见。
英文读者只是偶尔涉猎汉籍，而汉籍，在他们看来，无异于一片荒野、一片沙漠。
……但是翟理斯博士在这片昔日的荒野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花园，在这片貌似贫瘠沙漠里找到了一片绿州……仰仗其对原文的深刻理解，翟理斯的译文使汉籍‘英语化’（Englishes ）了，粗俗的译法被荡涤一尽……取而代之的是美和内涵。
枯燥、毫无生气的语言外壳留给了原文，优雅、鲜活、生机盎然的一切留给了译文……在这些译文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陌生的、古里古怪的、身着西服的中国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这位天才译者用一支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所展现出·221·来的来自天国的精神和生命。
中国文学之精神经过他的提炼，以欧洲语言的‘肉身’展现在我们面前，其语言丝丝入扣、优雅大方。
”［6］208除了对译者的文笔的赞美之外，这几位学者的称赞都提到了一点：易为读者接受。
辜鸿铭认为翟里斯的译本“他的笔端所触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既清晰又明了”，［4］117曾纪泽赞道“汉籍丰姿惟借先生优稚译笔，方得以展现在贵国读者眼前……”［5］26波乃耶更是认为翟里斯把“沉重、乏味、呆板”［6］208的英译汉籍旧印象改变成了“花园”［6］208、“绿洲”［6］208，“在这些译文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陌生的、古里古怪的、身着西服的中国人”。
［6］208曾纪泽还提到翟里斯译本“先生非但忠实于原文，而且保留了原作之精神。
……然先生之译诗典雅忠实”［5］26，并认为能加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
能让当时对中国不甚了解的英国读者正面而正确地了解一个陌生遥远的中国，翟里斯译本中添加的大量注释实在是功不可没。
从译本的被接受，可以看出对于大量的注释，读者和学者均默许或接受，至少不反对这种大量加注翻译的方式。
二、翟里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大量的注释该译本共译有164篇故事，除了篇幅短小的5篇故事之外，其它159篇都有注释。
翟里斯在注释上所费的笔墨颇为可观，注释的内容包罗万象，有些注释中甚至会加上翟里斯自己的相关个人经历和理解：从字数上来看，最长的注释是在“Planchette”（《何仙》）里对于乩占的注释，多达415个单词，两三百单词的注释非常常见，除了极个别之外，注释中短的也至少有几十个单词；从数量上来看，注释最多的一篇是“The Lo-ch’a Country and the Sea-market”（《罗刹海市》），有多达17个注释，有十个以上注释的故事也相当地常见。
从注释的内容上，亦颇广博，根据孙轶旻所著的《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注释与译本的接受》，这些注释总共包括七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的时令和节日，二是关于器物和用度，三是对历史人物的解释，四是关于制度和礼仪，五是关于风俗习惯，六是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七是关于社会生活。
［7］230－231孙轶旻还在该文的注释42中说明：“事实上，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在西方被当作民间故事或民俗研究的材料来看待，在1975年的时候，甚至被西方学者列入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书目》（A 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Contributory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Folk Religion），这也许与翟理斯注释之详尽有一定关系。
”［7］237翟里斯译本中的注释内容字数之多，内容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翻译现象不能算是罕见，对于译文中的注释，翟理斯自己在译本的序中做出了如此解释：“……给出详尽的翻译，并附上一些必要的注释，使非汉文系学生可以理解。
”［1］xxii尽管翟里斯的译本中，注释和译文相得益彰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翻译的角度，仅仅看翟里斯作为译者，任意地在译文中大量地加注，以致注释在字数上几乎可以和译文相媲美这一翻译现象，就颇值得研究，而且读者和学者也没有反对甚至是赞成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法，这说明这种翻译方式是被译入语文化所接受的，也许是受到鼓励的。
本文主要从后殖民的角度，结合翟里斯翻译《聊斋志异》的时代背景，浅析这一翻译现象。
三、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对此翻译现象的解释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学者罗宾逊（D．Robinson）于1997年在曼彻斯特圣·杰罗姆出版社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在此书中他首先提出后殖民翻译的相关概念。
他在此书中讨论了帝国的文化霸权和殖民地国家文化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地位。
“当被统治的文化的文本被帝国文化翻译时，这些文本惯常被视作（a）神秘的，奇异的异域文化，于是（b）只能被少数专家理解，只有他们才对此感兴趣，他们的译本会（c）文字上直译而不作变通，令人生厌地难懂，读起来十分痛苦，或是（d）带有评论工具（简介和注释），将这种学术的或专业的解释强加给读者。
Jaquemond指出早期的东方学家把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法用作一种训练……当非专业的读者遇到此类翻译，他们为译文之难度及怪异而不喜；相反，他们习惯于相信东方学家的注引和评论；‘复杂的东方’的印象，一个完全不同而疏远的它者印象，就不禁被这样加重，与此同时，东方学家们就成了原文和译文之间唯一权威的沟通桥梁。
”［8］除却作为专业上的训练之用，这种大量加注的翻译方式当然也是时代的产物。
清末中英关系逆转，列强之一的英国此时在政治关系上占据上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开放港口，被迫大开国门；甚至，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变，文化文学上，中国文学的话语权也受到强烈冲击，而且两国的这种权力不对等越来越加剧。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英文学之间的文化地位也并不是简单地一方臣服于另一方。
1589年出版的《英国诗歌艺术》（The Art of English Poesie）英国人首次提到中国文学，其作者英国学者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1529－1591）在书中转述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中国诗歌：“他们完全生活在极聪明的创造之中，他们运用诗歌，但不像我们那样，冗长而沉闷地描写，因此他们要表达奇思妙想，就用简洁的韵脚，写成菱形诗或方块诗，或其他类似的图形。
”［9］11－12提到中文诗歌，英国学者一派赞扬。
1614年，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瓦尔特·拉雷（Sir Walter Raleigh）在《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321·World）中赞扬中国文明：“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最早都是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最早有文明的。
……所有其他民族同他们相比都不过是野蛮人。
”［9］20后世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游记对富庶中国的描述，和中国文明的赞扬，吸引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文明的向往。
1657年，威廉·坦普尔发表《论英雄的美德》（Of Hero Virtue）用了20多页介绍中国文明的诸方面内容，十分推崇孔子的学说，认为“中华帝国看来是以最大的力量和智慧，以理性和周密的设计建立并进行至离德，实际上它胜过其他国家人民和欧洲人以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智慧所想象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