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学堂

摘要

在天津市河东区的东局子，坐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这里曾是我国第一所正规化的近代海军学堂——大名鼎鼎的北洋水师学堂所在地。北洋水师学堂是近代中国众多军事学堂中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一所，在《光绪纪要》中，北洋水师学堂被推崇为“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19世纪60年代清朝的统治面临着内忧外患，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一些封建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如李鸿章，严复等主张创办近代企业，兴办洋务，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北洋水师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此洋兵船陆续增置，驾驶、管轮两项需才甚亟”，而于1880年8月22日（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倡议筹办的，着重于为北洋水师培养军事人才。它采用西方先进的教育方式、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培养出大批有影响的军事人才.

关键字：近代中国，北洋水师学堂，人才，教育。

近代中国第一所正规化得海军学堂—北洋水师学堂

一．北洋水师学堂建立的历史背景

19世纪60你年代的清政府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两次鸦片战争后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名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逐渐加深，社会各阶层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其中地主阶级洋务派以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为出发点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由此掀起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在这期间兴办了一批企业，创建了海军和一些新式学堂。

鸦片战争后，清朝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面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国家学习。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落败。清朝有更多的高层人士看到了英法联军海军舰队的巨大优势，于是创建强大海军以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于中国缺乏工业及其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咸丰皇帝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舰队。于是便有了一支挂洋旗的“阿思本舰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在此次付出昂贵的“学费”之后，中国人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洋务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视下，紧锣密鼓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大批军工企业应运而生。1866年，在左宗棠再三请求下，清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大基地。但清朝高层内部的思想并未能真正统一，因此海军海防事业不得不在泥泞道路上艰难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谈告终而未开启中日战端，却在中国朝野引

起强烈震动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其中，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此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而建立新式军队不仅需要坚船利炮，更需要驾驶、指挥、轮机等专门人才，这些专门人才又是原有科举制度所培养不出来的。因此建立新式学堂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中国最早培养海军人才的新式学堂是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即后来的福建船政学堂。事实证明这一明显带有试验性质的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一间新式学堂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为天津拥有当时号称“亚洲最大军工厂”的天津机器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开为商埠，是直接与西方交流的重要窗口；更重要的是天津是北京的东大门，在此培养新式人才不仅便于随时了解学习进展，更为就近训练新军保卫京畿提供了基础。因此，李鸿章决定在天津创建北洋水师学堂，就地培养人才。

二．北洋水师学堂的的发展历程

北洋水师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此洋兵船陆续增置，驾驶、管轮两项需才甚亟”，而于1880年8月22日（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倡议筹办的。清廷先委派前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筹办水师学堂有关事宜，后因吴有病在身，不能继续胜任此职，1881年5月朝廷改派久充福建船政提调的二品衔分发补用道吴仲翔继任。光绪七年七月校舍落成，坐落在天津卫城东三里天津机器局一带.北洋水师学堂在初建时的学堂设备是非常先进的，“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这样的办学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该校设置了较为齐全的管理机构，有行政、教务和后勤三个部门，所有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因为创建该校的初衷是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海军输送人才，所以对于挑选入校学生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初试，复试，还有一个月的实习期。由于这种专门学习西方技能的学校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民间有很多人对这种不习孔孟，不走科举之路的学堂抱以怀疑的态度。因此，学校成立之初竟一度面临“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才”，甚至是无人报考的窘境。为应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分析原因并采取一些措施使投考的人逐渐增多。李鸿章曾对学子未来的前景做了十分乐观的展望，“今日之学生，即他日之将佐，投考该学堂，将会有远大之前程”。同时北洋水师学堂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使学生不仅能成为军事人才，在其他领域也能有

所建树。学堂在办学方面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严格遵循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学规范，其所设立的课程除了轮机、驾驶、兵操等专业课程外，学生还必须修习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地理、天文等课程。同时还坚持大量使用外国教官授课，让学生更好地吸收西方科技精华。为保证育才成功，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的严格规章制度，“奖勤罚懒，褒优汰劣”是其精髓。《学堂章程》中规定了学员在生活、学习、考试等诸多方面的规范，成为后来其他海军学校兴办时所积极效仿的榜样。

1893年（光绪十九年），天津水师学堂学制改为7年，即课堂课4年，船课3年。加大了实践的比重，使学生书本知识和实践能力都得到提高。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6月17日凌晨，侵略军攻陷了大沽口炮台，接着将大批人马开进了天津。27日早晨，以俄军为主的一支部队，倾泻无数炮弹，创建于1868年的天津机器局随之成为战场，机器局城垣内的水师学堂连同其所在的机器局均毁于战火。至此，一座投资巨大、苦心经营30余年的机器局和经营20年的水师学堂全部毁于外国列强之手。可叹这些洋务运动的成果，本来是为抗御外敌而创立的，但它终究还是被外敌毁灭，其所在之地丧失了中国主权。先是俄军占领；继又成为法军营盘；再后来被日军盘踞；日本降伏后，又由美海军陆战队接管；直到1947年7月美军撤离，这块土地才回到国人手中。如今，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输学院的所在地。早年屈辱的一页已经成为绝不可以忘怀的历史。

三．为国育才，推动社会近代化发展

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从 1881年开学至 1900年停办，20年间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有的成为后世名人。如现代女作家冰心之父谢葆璋、民国总统黎元洪，人们熟知的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当年也就读于天津水师学堂。在校期间，张伯苓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是该学堂驾驶科最好的学生。因受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时任学堂总办严复影响，后来走上救亡图存、开办教育之路。

此外，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北洋海军的骨干，仅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就有 20多名毕业于该学堂的军官为国捐躯。据史料记载，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艇中，均有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任职，同时参加了中日战争。

公元1894年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中午11时左右，中日两国的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海战。在这个不普通的日子里，众多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影又一次闪现。天津学生在当时基本都是舰艇中一线基层军官，在他们的指挥下，炮位的士兵们给予日军一次又一次地迎

头痛击。甲午海战中，最为让人熟知的恐怕就是“致远”舰和它的管带邓世昌了。当时在邓世昌指挥下，“致远”号与敌奋战，中弹累累。在激烈的战斗中，炮弹垂尽。这时，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大副陈金揆亲自掌舵冲向“吉野”。但不幸的是“致远”被鱼雷击中，锅炉迸炸，舰身破裂而沉没。全舰官兵除7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对于水师学堂涌现出如此之多的人才，李鸿章为此欣慰：“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

1．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严复

提到北洋水师学堂就不能不提严复。他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西学最为显著，被康有为称为“中国精通西学的第一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则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严复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五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1877年他被派往英国保穆士德大学，不久转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海军专业。1879年毕业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28岁的严复被李鸿章看中调到天津，在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特别是在总领校务的时候，严复大力主张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方法，培养高水平的学生，因此将自己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中学到的有关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入课堂，传授给学生，使“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所未及深”。同时，严复又是一位提倡维新救国的启蒙思想家，坚信只有“开民智”才能使国家富强，1895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完成了被后世称为不朽译著的《天演论》，这部举起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启蒙大旗的著作深刻影响了毛泽东、鲁迅、胡适等一大批中国志士，同时也被看做是维新运动到来的先声。他还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可以说在天津度过的20年，是严复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之后因工作关系严复又多次来天津，因此他自称是“三十年的老天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这给了严复极大的打击，使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甲午之战的惨败，让这位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深感震撼，使处于培养中国近代军事人才最前沿的严复毅

然抛弃了此前洋务派只重引进西方技术，而忽视引进西方思想之观点。他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出变革才能走出困境，于是毅然地走上了自己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道路。

2.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

北洋水师学堂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学生，那就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 1891年，年仅十五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这所新式学堂可以说为张伯苓等学子们开启了生命中的另外一扇大门，让他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张伯苓也确实接触到了与以往大为迥异的生活方式和教育内容，由此开始了接受新式教育和西方思想的人生历程。

来北洋水师学堂读书的学生不仅可以免交饭费、宿费，而且还会根据学生的程度给予一定补贴，因此，学生一旦入学，不仅可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甚至还可以给家里提供补济。这确实吸引了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立志求学却苦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贫寒子弟。而张伯苓选择北洋水师学堂就读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这里丰厚的学习待遇。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肆意掠夺和瓜分处境。凡有志之中国人，莫不以反对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北洋水师学堂这类新式军事学校，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知识和技能来解除中国的危局。

张伯苓自幼家境贫寒，生活坎坷，对国家危难更是有一番深刻的体验，自然也心存报国大志，不愿落于人后。因此，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将来为保家卫国尽一份力量，成为幼年张伯苓的人生目标。对于张伯苓来说，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习生活，成为其人生旅程中一笔十分丰厚的财富，也为他日后的创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洋水师学堂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尽管只是将西学知识和教育方法初步移植到课堂中来，但是对于像张伯苓这样以前从未接触过外来文化的学生而言，不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张伯苓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如饥似渴地汲取与传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的西学知识，奋发努力，认真学习。他在每年春、夏、冬三次小考中的成绩都非常优秀，而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考也多是名列前茅，十试九冠。除了文化知识考试成绩优异之外，张伯苓的体育成绩也非常不错。他尤其擅长爬竿，别看他那时个头不高，但是爬杆速度极快，在师生之中颇有几分名气，得一雅号“张小辫”，连当时的总办严复都知道张伯

苓的这一绰号。教育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输出和接受，同时也是一种思想和意识层面上的塑造催化。北洋水师学堂的学习生涯，使张伯苓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濡染。从讲解传统儒家文化的家馆和义塾，到教授西方军事文化的新式学堂，张伯苓在亲身经历两种教育方式塑造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一边是整天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之乎者也”，一心只读圣贤书，半步不离教室，根本不知道社会为何；而另一边则是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和各种知识、技能，还到室外跑跑跳跳、操练起来，以军事救国为立志。中国传统教育的沉闷、僵化和西方知识文化的鲜活、跃动与实用形成鲜明的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张伯苓开始认真反思中国衰颓和西方强盛的内在原因，仔细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严复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大力提倡和宣扬的开民智以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进化论思想及主张也深刻地影响着张伯苓。而整齐有序的校园环境，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激情昂扬的学生群体，也构成了张伯苓对于新式学校的最初印象。1895年，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各门课程的学习，成为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生。同届毕业的学生一共有十八名。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学生在堂习业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回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入枪炮练船，再学三月。考校如式，派归兵船差遣补用。”因此，张伯苓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等待着上船实习的那一刻。而就在前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打击。1894年7月间，朝鲜发生内乱，向清政府请求派遣援兵前去救助。但蓄谋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则以平息朝鲜内乱为借口，派出大量的军队，并多方向清朝军队挑衅，蓄谋发动海路、陆路两方面的进攻。清政府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起了海军力量，但是由于战争突然爆发，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再加上慈禧大寿在即，主和的思想弥漫于朝廷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清政府的海军舰队根本没有来得及发挥应有的力量，就被日本海军击败了，几乎全军覆没，自顾不暇，哪里还能顾得到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们的实习问题。张伯苓等人翘首以盼的上船实习计划化为泡影，只好回家等候派遣。

甲午战败之后，满清政府国事日颓，1897年，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

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张伯苓随清廷大员乘船前往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国帜三易”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不禁义愤填膺、五内俱裂，认为海军报国无望，毅然退役，希望废科举，变法维新以求富强。

参考文献

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1992年7月）王栻：《严复集》（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