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反贫困财政政策研究
城市反贫困的财政政策研究
【摘要】根据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只有提高了生活在最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现阶段，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新的背景下，城市贫困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政府应当重视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反贫困财政政策
在过去32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17%上升到47%以上，提高了30个百分点，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而且城市的发展还伴随着各种“并发症”，城市贫困化便是其中之一。农村地区的生产力低下，其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绝对贫困，同时随着国家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村的贫困问题也在逐步得到解决。城市贫困主要体现为相对贫困，正是因为在城市中的贫富反差更为强烈，所以城市贫困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远甚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它贫困程度的彻底性。一是城市贫民不同于农民有土地维持生计；二是由于城市用地紧张，城市贫民一般住房面积小、条件差，影响了生活质量。因此，城市贫民的贫困是一种赤贫，城市反贫困的任务是相当艰巨而且紧迫的。
习惯上将城市贫困分为以下四个类型：一是传统上由政府长期予以救济的“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人）；二是贫困的失业者；三是在职职工领取低工资、下岗人员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人员领取离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研究论文：促进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新经济学论文 促进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 究 摘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是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具体步骤，本文将对事业单位改革的现状和难点进行分析，结合事业单位的科学分类、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对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思路进行研究，并根据不同行业的事业单位实际，探讨财政对事业单位的经费供给模式和促进其发展的财政政策，重视把理论分析和可操作性结合起来。 关键词：事业改革；难点；总体思路；财政政策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步骤，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事业单位不断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各地对社会事业改革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财政对事业单位的经费供给模式有了很大变化?但从本质上说现阶段事业单位改革尚未到位，一方面财政负担沉重，经济效益不高，另一方面资金使用分散，重点发展的社会事业缺乏足够的支持，导致社会效益低下。因此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是当前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事业单位现状及改革的难点
目前我省事业单位主要按行业特点进行分类，缺乏对其社会功能、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科学分析，存在事业单位标准过宽、范围过广、比例过大、使得国家包揽过多，重点不明，财政负担过重，对财政而言，“负担沉重”与“投入不足”同时并存，财政负担沉重之后必定是对确实需要资金的投入力不从心。以我省省级事业单位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省级事业单位７６３家，事业编制９１８３６人，实有７２２１４人。其中财政核拨３１５家，占事业单位总数４１．３％；编制１７８５８人，占总人数的１９．４％；实有１４２５３人，占总人数的１９．７％。财政核补１８５家，占总数２４．２％；编制２７７８０人，占总编制的３０．２％；实有２１６５１人，占总人数的３０％。自收自支１２８家，占事业单位总数的１６．８％；编制５７８７人，占总编制的６．３％；实有３９５５人?占总数的５．５％。上述资料表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比重仅占事业单位总数的１６．８％，编制人员仅占６．３％，而财政核拨和核补的事业单位数和人员编制数占了绝对比重。２００２年省直事业单位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还不包括专项经费）２２．８亿元，占财政支出总支出比重高达２３．７％。 中央对事业单位改革的政策，原则和框架都已十分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副教授孙莹 如果说对于致贫的因素有“个人归因”和“结构归因”两种解释的话，中国城市贫穷问题的发生，主要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关。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转轨导致国有企业向股份制和私营企业市场化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单位制解体，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二是失业群体的特征相对统一，如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即使找到工作，也属于非稳定性，低技术、低收入、无保障的一类；三是在失业群体中还存在着一批弱劳动能力者，他们因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在激烈的竞争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固定工作，以至社会心态、消费习惯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委琐低微状态，处于边缘状态。（杨团，2002）因此，社会工作在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的助人活动，主要应聚焦于贫困者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倡导公平、合理的政策，帮助贫困者改变贫困状态。具体的角色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利益维护与需求评估――参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计、修订与实施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目前维持城市贫困人口最基
本生活水准的主要社会政策。政策的目标是使贫困人口得到必要的基本生活资料，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时也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期待。社会工作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政策制定和制度的设计环节表现为贫困者利益的维护者。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体现了多个学科和专业力量的整合与共同努力，经济学关注的是需求与资源的平衡；社会学关注的是缩小收入差距，减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冲突；而社会工作主要关心的是贫困者如何通过这一政策受惠。由于社会工作长期从事的是基层服务工作，与弱势群体和贫困者有着密切的接触，所以最了解他们的需要和遭遇的问题，且在立场上也最维护这一群体利益。而任何一个社会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需求出发，社会工作也因此成为贫困者需求与问题的最主要的表达者和诠释者。由此对于社会救助政策的建议，社会工作往往强调的是除了经济帮助以外，还应考虑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需要；如何从法律上清楚地将贫困者获得政府应有的社会救助界 定为一种公民福利权力；如何建立分家庭人口类别（高龄老人、儿童、残疾人）的救助补贴制度，保障非就业人口的利益，提高社会救助的效率；如何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减少社会标签和烙印，使贫困者能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等等。（熊跃根，2002）
经济结构及财政政策研究论文.pdf
一、十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与目标 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通过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换而实现的。在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换、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一个新的增长阶段的形成，往往伴随着一次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清楚地显示了结构调整和转换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近些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原有分工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重要转变。发达国家在调整，新兴工业化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也在调整，尽管调整的内容、难点各不相同。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或者说，已经到了一个不经过大幅度结构调整经济将难以获得进一步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 “十五”时期进行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与前两次大的结构调整相比，在发展阶段、体制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显著不同，因而就有了同以往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在短缺经济结束、传统产业普遍供过于求的背景下进行的“升级型”的调整。供求关系格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在90年代初、中期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当然，相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依然具有的增长潜力，供过于求、生产过剩是阶段性、结构性的。这恰恰构成了进行新一轮结构调整的理由。近几年来，出现了某些通货紧缩的趋势。国家实行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问题区分开来。发掘我国经济中蕴含的巨大潜力，使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新一轮的结构调整，重点在于结构升级。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结构调整是“补课型”的，90年代初的调整是“填平补齐型”和“升级型”的结合，那么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将主要是“升级型”的。 其次，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适应型”调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范围的生产、采购、销售、金融和企业组织形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强强合并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一套国际社会认可的规则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战略和策略，取决于国内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状况。就结构调整而言，其重点是在已有对外开放水平上，依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扩大、加深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充分发挥我国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明确哪些行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应重点发展，哪些行业具有潜在竞争力而应着力培育，哪些行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有竞争力而应“积极放弃”，从而进行“有进有退”的结构性调整。从这个角度看，新一轮结构调整应当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适应型”调整。 第三，是在技术进步加速，正在对经济全局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致力于技术结构升级的调整。近年来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发展，给传统的交易和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国正处在传统工业化尚未完成的阶段，如何不失时机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缩短与发达国家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技术差距，同时更多地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如何形成基于企业和市场，同时得到政府合理指导和支持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机制，都是新一轮调整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由此带动的技术结构升级也将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 第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进行的旨在形成结构调整新机制的调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初步形成，但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某些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经济转轨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上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不仅有助于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成功，而且将有助于形成基于市场和企业的对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的良性机制。既重视结构调整本身，更重视形成结构调整的新机制，应当而且也可以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显著特点。 从以上的特点出发，通过“升级型”调整和“适应型”调整，使我国经济获得在较长一个时期（如10年左右）保持较高发展速度（如7－8％）的动力；通过调整中深层体制问题的解决，逐步形成能够对结构问题做出积极反应和调整的新机制应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二、调整的主线：产业升级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研究目前的结构问题，首先要找出那些全局性、根本性的矛盾及其联系，并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中大体有如下一些主要结构性矛盾。一是三次产业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未得到根本扭转，而在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停留在农业领域。二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这不仅表现在部分工业企业（特别是80年代以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城市的聚积效应，且表现在城市类型、功能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三是地区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在省、市、自治区内部，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割、对外封锁、对内自我保护的现象。四是产品和生产能
反贫困
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设计 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仍应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同时应对逐渐显现的相对贫困问题予以重视。 （1）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首先，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法律制度，探索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其次，实现乡镇企业制度向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转换的法律制度创新。第三，完善开发式扶贫法律制度。 (2)，改善经济分配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首先，完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法律制度。其次，完善财政和信贷扶贫法律制度。第三，改革农村税费法律制度。第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和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设计 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仍是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 一，改善经济分配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第一，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法律制度转轨。第二，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第三，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四，完善财政资金安排制度。 二，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制度完善和创新需要关注如何更好地利用WTO机制增加外贸出口，如何利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国内投资并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制度繁荣国内消费市场拉动内需。这当然都需要一系列适当的制度设计和
安排做支撑。例如鼓励居民消费以拉动内需。 农村贫困地区信贷制度 1，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指对低收入的人群“包括贫困人口” 和微型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必须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准许各类小额信贷机构的进入并获得合法地位。 2，贫困农户贴息贷款。开展小额入户扶贫贷款由地方财政或龙头企业全额贴息，可以解决农户产前投入大、短期内无 收入、利息负担过重的问题，切实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 达真扶贫的效果。 3，贷款信用担保制度。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信用担保制度安排与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根 据当前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的实际情况，必须构建一 个以反贫困为目的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 农村贫困地区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是一项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性。我国必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可以这样考虑: 1 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建设。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制建设的力度，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行为，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职
财政政策与最新货币政策
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途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相应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是决定宏观调控成效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事关国民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运行和实现长期增长，因而在一个国家的政策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7年以来，我国有许多学者对旨要克服通货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试从对策论的角度探讨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途径或措施问题。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
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李 实 一、前 言 贫困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然而自1995年以来由于公有制企业的重组，中国的城市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根据官方统计，1999年失业和下岗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万（NSB ，2000）。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对此也日益关注。 城市贫困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问题，也被称为“新贫困”（Knight，2000）。人们认为这与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有关。对此，政府的主要政策是给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下岗职工并未能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得到他们应得的资助款项（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 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规模以及失业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样本城市和分组数据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指标，然后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个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和下岗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那么高，但是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贫困和失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贫困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第四部分是数据情况。第五部分是贫困发生率的分析结果以及按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分组分析。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城市家庭贫困增加的原因。第七部分提出了贫困的新概念，即“自愿贫困”，这是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相联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城市贫困有别于这三种贫困。第八部分以模拟分析为基础，对缓解城市贫困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评价。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决策者和学者均未把城市贫困看作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与农村贫困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在此领域可参考的文献不多。但是尽管各种估算的的结果差别很明显，有些研究仍值得一提，。根据基本生活消费的假设和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世界银行对1978-1990年间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World Bank，1992）。他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很小，八十年代的城市贫困人口不到1％。阿齐兹卡恩（1988）利用中国社科院的两次调查数据估算了1988和1995两年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他发现如果采用经调整的标准的贫困线[2]，这两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6.7%和8.0%.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极端贫困线，这两年间的贫困发生率将有较大的提高。采用同样的1988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这一贫困线相当于个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古斯塔夫森和李实（1997）估计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不到1％，和中国农村的数字相比非常之低。古斯塔夫森和魏众（2000）重新计算了1995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据他们估算，城市贫困率相当于1988年的46％[3].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的另一种估算。
反贫困与政府干预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反贫困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贫困措施以往主要靠单纯的生活救济，变为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身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开发援助；反贫困的组织和传递系统也从以民政机构为主转变以为专设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及其下属机构为主，形成了有２７个国家部委参加的广泛的反贫困组织结构。七五和八五初期的反贫困实践取得了成效是明显的，贫困人口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亿人减少到８０００万人，与同期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不断恶化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与８０年代初期相比，中国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已明显变慢，部分贫困人口的反贫现象恶化，农民收入增长停滞，贫困地区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不能参与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反贫困政策和措施的不完备以及执行的偏听偏信差相关。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对贫困几乎完全发生在资源贫乏的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使这１亿左右的人口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各级政府必须对因各种因素的限制不能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的贫困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更广泛的干预。 一、反贫困：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由于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在国家和 。 等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将反贫困作为政府的重要目标，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反贫困政策和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１９８６年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四次会议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民经济七五计划（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为此，国家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扶贫工作，制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和省区扶持的贫困县。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开发。从此，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被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反贫困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难。 三、反贫困政策的调整 为了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达到确定的目标，中国有必要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和自己的反贫困实践适当调整现有的反贫困政策。在继续强调物持救济、区域发展和基层设施建设援助的基础上，重点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卫生等社会服务，同时对特贫群体实施一些有针对性的反贫困计划。 １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 贫困者利用非农就业机会、新的农业技术和其他可能增加收入的机会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营养、健康的教育状况。这些和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的开发部发地通过社会服务实现的，这在世界各国已被确认为缓解贫困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扶贫工作取得很大成就的墨西哥将扶贫资金的３２％用于社会服务领域，１９８９年以来已投入８０多亿美元，在全国新建了７万多所学校，使６０％需要建设的学校得以重建；新建了５万多个教育机构，为贫困地区５０万失学儿童发放了奖学金；新建了６００多家医院，目前在每天增加５０００人拥有医疗设施的速度向前发展；兴建了７０００多处自来水设施，受益７００多万人；
上海城市贫困问题和反贫困对策研究
上海城市贫困问题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摘要】：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城镇贫困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历史性地从农村贫困转向从主体上研究城市贫困。本论文试图将城市贫困问题与反贫困对策研究纳入全球化和经济、社会、地理学更广阔的研究框架中,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上海城市贫困问题形成的机制和反贫困的政策效应,从而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反贫困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依据。基于以上研究目的,本篇论文是基于统计数据和社区调查为基础的关于转型期上海城市贫困问题和反贫困政策的实证研究,在对城市贫困和反贫困的基本概念进行诠释以及对国内外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相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数据和社区调查资料,全面分析上海城市贫困问题的现状、结构特征、产生机制和空间分布,并据此探讨上海城市反贫困政策措施及其效应,对上海反贫困提出政策建议。第1章是绪论。介绍论文选题依据和来源,提出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指出相对于全国来说,上海的城市贫困问题出现得早,研究上海的城市贫困问题并寻求解决对策,不仅仅对上海自身制定更加有效反贫困政策具有实践意义,而且对全国无疑有现实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第2章是对城市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综述。具体研究探讨了城市贫困的概念、城市贫困理论、特征、反贫困理论和有关政策、国外反贫困政策及其借鉴。指出贫困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能力不足,社会政策和环境等社会能力是造
成一些地区和群体贫困的重要因素。从长期来看,贫困问题不可能完全消除,但从个体来分析,贫困现象可能存在长期性、过渡性和短期性。从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贫困政策来看,以促进就业取代一定期限的物质救助,针对特定人群实施专项援助,建造大量廉租房解决贫困人口居住问题,这些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第3章是对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政策进行评析。重点对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规模与特征、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成因、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内容与成效、城市反贫困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我国贫困人口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空间分布普遍化与集中化并存、长期化和稳固化的态势以及以选择性贫困为主的特征,反映出分配制度、经济制度转型、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多因素综合影响。实证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扶贫政策的实施,有效保障了城市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为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现行的城市反贫困政策由于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系统性、衔接性和目的性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第4章是研究上海城市贫困群体现状与结构特征。重点对上海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结构特征、宏观和微观产生机制、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对上海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多角度分析了具有“结构型贫困”和“阶段型贫困”的特征。从宏观层面分析,上海城市贫困的产生机制主要可以归纳为经济体制转轨,企业重组与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方面。从微观层面分析,受教育程度、家庭就业面、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研究开题报告
我国的财政问题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国家财政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且具有促进生产,调节分配,实现社会保障的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使国家财政更加有效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是我们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深刻认识和解决现阶段我国财政存在的问题,对于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至关重要。 （二）研究意义 就本文的研究来说，就是要在总结我国财政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得出有利于我国财政发展的建议。 二、论文写作的方法 （一）实证研究的方法 本文是对我国财政研究，自然少不了对我国财政进行描述或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得出我国财政的问题与对策，这方面的研究就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 （二）比较分析的方法 所谓比较分析的方法，是将两个或多个同类或相近的事物，按同一法则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并根据共同点，可依据已知事物的性质和特征来推测未知事物具有同样或近似的性质和特征。具体到本题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比较分析将占有相当的比重。没有比较，无以知优劣。所以只有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财政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才能得出各项政策实施的经验与教训，也才能从中总结出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有利的财政措施。 三、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支撑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保持经济稳定，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又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二战以来，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追求的经济政策目标，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一切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掌握的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责无旁贷地承担着促进经济增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电子教案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1]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20期（总第320期） 作者简介：冯 瑛（1970-），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 陈建东（1967-），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冯 瑛1，陈建东2 （1.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成都610031；2.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成都610031） 摘要：基于有关贫困定义的主要英文文献，文章回顾了贫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别是对贫困的 定义。评述了贫困和贫困线定义的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定义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的贫困现状以及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贫困；贫困线；定义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0）20－0074-04 0引言 贫困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和技术上的问题，而 且在某种意义上，贫困线的变更和贫困的定义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平衡的过程。进一步地说，贫困定义的演进及其相应的贫困线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短期和长期的平衡过程，特别是在社会稳定受到贫困威胁的时候。对贫困线划分的决策和对贫困的定义是与政府以及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相联系的。贫困的标准决定需要三个要件：其一，必须选择贫困的相应维度和特征；其二，决定贫困线，即在此线之下的家庭和个人被认为是穷人；其三，选择用于报告全体居民和部分居民的贫困标准。 国内有关研究贫困的问题始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于贫困定义的研究鲜见于国内的文献。直到90年代，研究的深度和范围仍不及国外的相关文献。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了解国外贫困研究的成果和目前贫困研究的趋势。本文主要介绍国外一些影响较大的相关文献，我们在给出主要的不同论点的同时，将详细分析主要的几类贫困的定义、相应的贫困线和中国的贫困状况。对这些文献的回顾，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概念和中国贫困现状的认识。 1贫困的本质 在使用适当的方法分析评估贫困之前，应该首先批判地 分析对贫困定义的方法，然而有关贫困问题的学术争论大多是关于贫困的定义。因为贫困总是根据其发生的社会习惯来定义的（Hobsbawn,1968）。 19世纪末，Charles Booth 和Seebohm Rowntree 对贫困 的定义和标准做出了主要贡献(Holman,1978)。Booth 的贫穷 是指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Rowntree 以必须满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为分界线，以此划分贫困和非贫困。这个定义主要以食物消费为主。根据Rowntree 的“一篮子法”，基本营养被转化为具体的食物量并以现金表示，然后再加上支付房租、最低量的衣物和杂用（MacGregor,1981）。1965年，美国社会保险局的经济学家Qusanski 改进了Rowntree 的方法并建立了美国的贫困线。其方法要点如下：第一，Qu - sanski 利用和Rowntree 相类似的方法确定了最低食物支出， 然后以特定的恩格尔系数（如60%）以区别贫困和非贫困；第二，最低食物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得到了贫困线。这种从人类基本需求不足的角度来定义贫困的方法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就是运用该方法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很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也是应用这种方法测算他们自己的贫困线。 至此，贫困是由收入的多少来检验的，即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Holman,1978）。Qu - sanski 的贫困定义因为比较容易，所以被很多国家采用。然 而，基本需求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存在很大不同，他们还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经历（Mingione,1996）。事实上，人们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该定义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最低需要”的含义和满足这些需要所需的货币数量（Ansel 和Sharp,2002）。通常这些需要用一定的货币量来衡量，这要求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穷人应具备一定的持家管理能力，否则很容易突破最低需要的控制。同时提供给人们必须的最低营养和卡路里的食物需求量一旦设定，相应的食品种类也就确定了，这意味着穷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容忍给定的菜单。Gordon (2000)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科 74
城市反贫困与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
一、导言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城市中的扩展和深化，城市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资源的重新分配，部分企业破产、倒闭使得大批职工下岗、失业，部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长期徘徊于城市边缘等原因，导致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足、生活困难，城市贫困人口随之凸现出来。据民政部网站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2010年8月我国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人口为2293.6万人[1]，如果加上应保而未保的贫困人员及其他边缘性贫困人口，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约为3100万，约占城市总人口的8%[2]，而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有关研究人员经过严格测算和分析后认为，对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3100万的估算可能是保守的，实际规模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可以说，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客观地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贫困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城市贫困问题依然很突出，并且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城市贫困人口日益增多这一看似悖论的现象，明显与“经济发展要有利于穷人，福利要惠及穷人”等国际反贫困新理念不符。所以，我们需要对现行城市反贫困的实践进行反思，找出其中的局限与不足，探索更有效、更理想、更系统的反贫困策略。 二、我国城市反贫困及其反思 我国政府和社会从20世纪90年开始重视反贫困问题后，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反贫困政策，例如“送温暖工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等，并着力构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最后的安全网”，以保证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与此同时，大力倡导和扶持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参与到反贫困的活动中去。可以说，这些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反贫困政策的实施，体现了政府维护社会公正的取向，也切实保证了部分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初步改善了他们在医疗健康、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状况。 然而，从时间进程上看，我国大规模进行城市反贫困的阶段正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这理应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并未因此而减少，反而在逐步扩大。从图1可看出，自2000年到2009年，十年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9.9万亿元增加到33.54万亿元，增长了3倍多， 城市反贫困与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 庞文1，2，唐艳玲1，丁云龙2 （1.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哈尔滨150040；2.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06） 摘要：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虽然国家的反贫困斗争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贫困人口数量依然不断增加，而且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新增为城市贫困的主体。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反贫困在理念上重视物质、收入等方面的救济，忽视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和精神脱贫，在反贫困主体上缺乏整合，反贫困政策不成熟等。因此，应将贫困人口视作反贫困的主体，鼓励贫困群体在精神上脱贫，激发其就业意愿，增强贫困群体的就业能力，并努力创造就业机会，以此从根本上获得城市反贫困的胜利。 关键词：能力建设，城市反贫困，贫困群体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672（2011）02-0013-05收稿日期：2010-12-03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1544044）。 作者简介：庞文，男（土家族），湖北宜昌人，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贫困研究，社会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