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浅议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
浅议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摘要]马克斯‘韦伯是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对权力这一社会基本概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文章围绕韦伯的权力合法化观念及其官僚制理论加以阐述，并试图探析其对中国社会正当统治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权力；合法化；马克斯·韦伯；政治稳定在当代社会学领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算得上是最具影响和最有争议的学者之一。
他一生致力于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写下包括《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家社会学》等大量学术着作，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官僚制)对后人理解权力的合法性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从理解韦伯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浅议这一理论思想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启示作用。
一、合法性的解释合法性这一名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legitimare。
其解释是合法或声称合法。
这一名词的使用多见于西方法典或法律条文中，但它与政治学范畴内的合法性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指事实、行为等构件合乎法律的要求，严格限制在法律所规定的界限之内，这是法律意义上的解释；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则强调了政府受到公民的尊重或其公民承认服从权力的义务，是政府与公民双向作用的结果，侧重于政府的正当性上，政府可以此为基础要求公民服从。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回顾过去，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在论述政治权威和秩序的时候总要或多或少的提及合法性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合法性，笔者依据时间顺序简单地对其内涵进行梳理。
柏拉图是最早论及合法性的一位思想家，他在《理想国》中将美德即知识作为自然秩序的本体论，把美德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绝对标准。
其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划分政体合法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正义”。
他在《政治学》一书第六章中解释道：“依绝对公正的原则看，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利益的政体都是错误的或者是正宗政体的变态。
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浅析论文
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浅析论文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及哲学家，在权力、社会阶级、实证主义、理性化、历史发展等领域留下了很多充满智慧性的思想。
韦伯关于权力合法化的思想是他思考政治哲学立场的产物，该思想施加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政策制定上产生了影响，也对整个世界上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理性观点出发，对其权力合法化思想进行浅析，并探讨其重要性。
一、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理性观点权力是指一个人或者团体能够影响另外一个人或者团体行为的能力，并实现这种影响的能力。
当权力行使者采取的手段合乎规范、法律和价值观念，且被受到影响的对象承认并接受这种行为，这种权力行使就具有了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的合理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权力来源的合理性，二是权力行使的合理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合理的权力来源应基于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传统性、合法性或者是“魅力性”的领导力。
传统型权力是从祖先或者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权力，合法权力是指基于合法程序赋予权力者的权力，而“魅力性”的领导力则是指基于权力行使者的个人魅力、特性和感召力，而被信任、被认可、被赞许的情况下，从而获得了权力。
这三种类型中，合法权力是最理想的一种，因为它不仅规范了权力来源和承认权力的方式，还能促进法治的发展和深入。
另一方面，行使权力时的合理性包括目标的合理性以及使用手段的合理性。
目标的合理性意味着权力行使者必须与社会共同利益一致，且这些目标必须符合规范、法律及价值观念的要求。
而使用手段的合理性则需要权力行使者在行使权力时，遵守正义、公正、道德等标准，确保权力行使不会给社会产生不稳定因素，并能够实现正向效应。
二、权力合法化思想的内涵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理性思想，可以视为权力合法化思想，即权力行使者必须在符合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才能够主导和影响社会发展和变革过程。
马克斯·韦伯的统治合法性问题论析
Ａ ｓｒｃ： ｒ ・ ｂ ｒ ａ ｒ ｔｓｃ ｌｇ ｔａｄ ｔｅ ｉ ｕ ｆｄｍ ｎｎ ｅ ｔ ａｙｏｃｐｅ ｈ ｍ ｏ ａｔｓ ｔ ｓｉ ｉ ｂ ｔ ｔＭａｘ Ｗｅ ｓ ａｇ ａ ｏｉ ｏ ｓ ｎ ｈ ｓ ｅｏ ｏ ｉａｔｌｇｉ ｃ ｕｉｄ ｔ ｉｐ ｒ ｔ ｕ ｎ ｈ ａ ｅ ｗ ｅ ｏ ｉ ｓ ｉｍ ｃ ｅ ｔ ｎ ａｅ ｓ ｔｏｇｔ ｓａｍ ｔ ｒ ｃ．ｗ ａ ｉ ｃｕ ｄ“ｅ ｔ ｃ ｉ ａ ｉ ｆｃｎｉ ｏ ｔ ｎｌ ” Ｈ ｒ ａ ｒｅｐｒ ｏ ｎ ｔｙｅ ： ｈ ｕｈ Ａ ａ ｅ ｆ ｔ ｈｔｓ ａ ｅ ｌ ｉ ｙ”ｓ ｎ ｏ“ ｏｖ ｔ ｎｏ ｒ ｉ ａｔ ｅｅ ｒ ｔ ｅ ｕ ｄ ｍ ａ ｐ ｓ ｔ ｏ ａ ｆ ｉ ｇ ｍａ ｋ ｄ ｃ ｆ ａｏ ｉ ｉ ｙ ｅｈ ｅ ｉ ｎ ｔ
的类型就是市场 中的垄断统治 ； 对后 者而言 ， 最典 型 的则是 家长 的、 官员的或君主的权力 。在 韦伯的 “ 统治社会 学” ， 中
主要考虑 的是最 后一 种类 型 ， 它是与 “ 命令 的权威 性权 力”
有 关 的统 治 。
性” 现象的。在 现实生 活 中， 了“ 除 合法 的” 治系 统外 ， 统 不 可能有 “ 合法 ” 不 的统 治系统 的存 在 。也 就是 说 ， 一个 现 存 的统治系统必然是 由它所统治 的人们 的支持方 能运 转 ， 因而
一
韦伯 同样 把 “ 法 性 ” １ｇ ｉａｙ 界 定 为一 种 “ 能 合 （ｅ ｔ ｃ ） ｉｍ 可
性”： 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 种命令 的一种动 机 ， 即“ 而不论 这
韦伯政治管理制度
韦伯政治管理制度韦伯政治管理制度（Weberian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政治管理理论。
韦伯的政治管理制度理论主要涉及政治领导、政府机构及其职能、行政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行政效率和行政人员素质等问题。
韦伯认为，政治管理制度应该是一种以法治原则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它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和运行机制方面均能体现出理性和效率。
本文将围绕韦伯政治管理制度理论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一、韦伯政治管理制度的基本概念1. 政治领导韦伯认为，政治领导是政治管理制度的核心。
政治领导者具有对政治决策的最终决定权，这种权威取决于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能力。
政治领导者应该具备权威、合法和魅力等特质，以便有效地领导政府机构和政治争议。
另外，政治领导者应该坚持以理性和效率为原则，推动政府机构的运行和决策的落实。
2. 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韦伯认为，政府机构是政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机构是政治权力的集中体现，它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组织政治决策、实施政治控制等。
政府机构的职能主要包括：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和监督社会事务等。
政府机构应该具备明确的职能和责任，以便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3. 行政权力与责任的关系韦伯强调，行政权力是政治管理制度的核心。
行政权力是政府机构进行决策和执行政策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政府机构的运行质量和效率。
行政权力的行使应该受到法治原则的限制，同时政府机构应该对社会公众负责，以便增强其合法性和效率。
4. 行政效率和行政人员素质韦伯认为，政治管理制度应该以效率和素质为导向。
政府机构应该以行政效率和行政人员素质为核心标准，以便提高其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
政府机构的工作应该以目标导向和结果为导向，同时政府机构应该加强对行政人员的选拔、培训和监督，以便提高其素质和能力。
二、韦伯政治管理制度的特点1. 法治原则韦伯政治管理制度以法治原则为基础。
【《政治学》】二、权力理论：权力、合法性与政治秩序
二、权力理论：权力、合法性与政治秩序
‚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 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卢梭：《社会契约论》 ‚权力属于人民建立了一条有关权力来源和权力合法性的原则。它意味着 只有真正自下而上授予的权力，只有表达人民意志的权力，只有以某种得以 表达的基本共识为基础的权力，才是正当的权力。‛萨托利：《民主新论》 ‚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 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 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S.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Review,V153(March 1959),p.86.
二、权力理论：权力、合法性与政秩序
4、权力观的历史演变
（1）经典权力观： A、将权力视为制定和实施法律与公共政策；B、这种权力具有强制 性；C、垄断性地掌握这种权力的是政府官员。在某种意义上，它具 有精英主义的气质（多数人掌权，少数人无权）。 （2）精英主义权力观： 从现实主义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政治与社会的结构，认为权力只集中于 少数人手中，权力来自个人对行使权力的制度化角色的占据，即少数 精英对大众进行统治是必然的。代表性人物有：莫斯卡、米歇尔斯、 帕累托、米尔斯、韦伯和熊彼特等。米尔斯的权力观：权力只集中于 少数人手中，而民主社会只不过是一个谎言; 第二，为了考察权力， 我们要留意行使权力的制度化角色 权力来自个人对这些关键角色的 占据; 第三，权力是一种能力 （3）多元主义权力观： 它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众多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的过程，政府的 决策是对这一竞争结果的确认。罗伯特· 达尔将权力等同于影响力， 这是一种直觉意义上的权力观，权力的运用是这种权力观的核心。 “多头政体”、“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马克斯韦伯科层制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
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
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
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
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
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
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
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
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
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
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
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
从合法性信仰到政治信仰——马克斯·韦伯与戴维·伊斯顿合法性信仰理论比较
者 “ 统 性 ” 是 合 法 性 概 念 的 应 有 之 义 。人 们 通 常 所 正 也 说 的 “ 法 的 统 治 ” “ 法 的权 力 ” 先 是 指 被 人 们 从 合 、合 首
地 运 用 强 制 手 段 来 使 人 们 遵 守 这 些 规 则 以 维 持 政 治 秩 序 。 罗 思 切 尔 德 指 出 ：政 治 系统 的 统 治 的 合 法 性 ， “ 涉 及 系 统 成 员 的 认 知 和 信 仰 ， 系 统 成 员 承 认 政 治 系 即 统 是 正 当 的 ， 信 系 统 的 结 构 与 体 制 及 在 既 定 的 范 围 相
一
政 治 合 法 性 的 概 念 和 内涵 分 析
般 而 言 ， 法 性 或 政 治 合 法 性 指 的 是 政 治 统 治 合
依 据 传 统 或 公 认 的 准 则 而 得 到 人 民 的 同 意 和 支 持 。当 人 民对 终 极 权 威 愿 尽 政 治 义 务 时 ， 一 权 威 就 具 有 合 这 法 性 。合 法 性 被 看 作 是 有 效 统 治 和 政 治 稳 定 的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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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 ６年第 ５期
Ｎ ５， ０ ６ Ｏ． ２ ０
理
论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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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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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法性信仰 到政 治信仰
马克斯 ・ 韦伯与戴维 ・ 伊斯顿合法性信仰理论 比较
配关 系 的权威性 的合 法性 信仰 ， 能 更加 持久 地维持 才
统 治 与 被 统 治关 系 ， 固 现 有 政 治 秩 序 。因此 ， 法 性 巩 合 信仰 是形成 政治信仰 的基础 。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内容提要：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
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
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
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指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
法国政治学者马克？思古德指出：“合法性事实上与治权有关。
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
”“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
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
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
”[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
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
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那么，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相关因素有哪些？如何使政治制度具有合法性，从而避免合法性危机，以实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不是某一专门学科的专有术语。
哲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合法性问题。
一般来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
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
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
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
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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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0:56:43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杨文革[摘要]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
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关键词]认同;合法性;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中图分类号] D523. 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6)01-0156-03C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现代政治学把“为什么人们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者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国家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
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所以认真研究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对于深刻理解合法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一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主要是指“符合法律的”、“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正当的”等,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古希腊时期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例如,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按“政治活动是否符合法律”重新将政体划分为“依法治理的政体”和“不依法治理的政体”两大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法律的统治应该是一切良好政体的基本条件,并提出“适应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是):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p·210)。
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合法性理论开始转而成为解释政治统治是否有效、如何持久的工具。
在古罗马,当合法性这一概念初次出现时,行使权力只有与永恒的过去相一致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过去的神圣法律程序则是从创建时的决议条款中产生的。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时认为,任何共同体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立一种和平的一致性(共同的认可)。
对于这样做是否能够推进共同体的和平,他根本没有权利加以怀疑……因为统治者所依据的乃是对于君主和所有平民都有约束力的自然法,而他所谓的“法”,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指“人们据以从事某一活动以及避免从事另一活动的某种规则或者说尺度”[2](p·109)。
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世界观的变化,人们对传统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的论证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在考察人们是否有义务尊重国家并服从法律时,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和洛克所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何时、依据什么,政府才能施合法性的权威于社会之上?”嗣后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
”[3](p·9)他又认为:“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3](p·19)所以卢梭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
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3](p·11)然后,卢梭详尽地阐释了一个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认为统治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意”,基本上构成了近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基础。
政治合法性问题大体上仍然是由这些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设定的。
但是只要是探讨政治合法性,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杰出的学者———马克斯·韦伯。
二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韦伯的政治思想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些思想不但在他所处的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社会仍有巨大的启发性。
就其政治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和《政治论文集》两部著作之中。
仅以《经济与社会》为例,有关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将近一半篇幅,该书在他生前只不过是一部手稿,并未正式出版。
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夫人玛丽姬娜·韦伯加以整理,并冠之以《经济与社会》予以出版。
”[4]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
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通过对社会史的研究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
换而言之,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它不过是既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而已。
这意味着,统治的合法性仅仅与统治的正当性和对统治的认同有关,与价值无关。
在这里,韦伯将多少年来规范主义论者们争论不休的关于正义、真理等价值问题排除出了合法性的概念,遂成为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代表人物。
依据这种合法性概念,凡是被大众所相信的、赞同的,能保持大众对他的忠诚和支持的统治,就是合法的统治。
而历史上任何成功的、稳定的政治统治,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合法的,因为不合法的统治根本不会出现。
在此基础上,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传统权威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传统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
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之所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历史沿袭,从来如此。
先辈定下的规矩,早先形成的秩序,今天自然也应该得到遵守。
传统习惯不需要得到证明,“服从我,因为我所代表的秩序是传统沿袭下来的”。
传统权威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部落统治、家长制下的小群体统治以及村落中的老人政治。
它往往与权力或特权的世袭制有密切关系。
古代的世袭君主制以及现代世界幸存的王朝统治(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摩洛哥)也属此列。
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和荷兰)虽然不能归结于传统权威型,但它们政治文化中的传统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
个人魅力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的非凡个性和超凡感召力(个人魅力)的基础上。
个人魅力型权威表现为政治领袖作为英雄和“圣人”引导和召唤追随者的能力。
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建立在领袖个人权威的基础上,“服从我,因为我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
尽管现代政治生活中个人魅力依然起着重要作用,政治领袖如戴高乐、肯尼迪和撒切尔也都在尽力通过个人能力激发政治忠诚,扩大其权威,但是,他们的政权统治并不能被视为个人魅力型统治,因为他们的权威主要还是来自于正式制度下的权力职位。
唯有像拿破仑等人的政权才被视为个人魅力型统治。
个人魅力型权威往往出现在社会危机和社会巨变时期,并通过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得到强化。
但是,假如一个社会的秩序主要建立在个人威信的基础上,那么,往往有两个后果难以避免:一是因为领袖权威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规则和程序的基础上,所以,个人权威几乎无所限制;领袖被看成是救世主,他的权威不可质疑,民众只有无条件服从。
二是政权过于依赖个人权威,其统治秩序的期限很难超过奠基人的自然寿命。
所以,完全依靠领袖个人权威所建立的政权往往是短命的,除非权威领袖能够将自己的个人权威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制度或职位的权威。
法理型权威建立在一系列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
根据韦伯的观点,法理型权威是现代国家典型的权威形式。
总统的权威、总理的权威以及政府机关的权威最终都由正式的宪法的规则所赋予。
这些规则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官员和机构的行为。
在这种权威形式下,“服从我,因为我的权力是根据法定程序产生的”。
法理型权威最好的例子是现代官僚制,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服从法律不是出于恐惧,不是因为传统风俗,也不是由于对某一个人的忠诚,而是因为觉得法律和秩序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所必要的。
人们承认的是法律的权威,而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力。
法理型权威优于其他两种权威形式的地方是,它的权威寄托在规则、程序和制度之上,而不是寄托在个人之上,所以,它较少被滥用,也不易引起严重的不正义。
如果某一个官员的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权限,人们可以拒绝服从。
法理型权威实行的是有限政府的统治,而且通过合理的劳动分工来促进效率。
它的不足在于,随着官僚制组织形式的扩张,社会环境的去个性化和非人性化是其高效率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韦伯强调只有法理型统治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因为,政治职能在脱离其宗教职能之后获得了一种世俗性,这种特性“被一种越来越具有技术性及专业性的法律活动所表现出来”[5](p·29),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形式化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伦理逐渐被摒弃,而法律程序的形式理性日益受到重视,韦伯最终把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了由国家制定的简单形式法上。
韦伯不但把—157—价值判断问题剔出了合法性的讨论,范围,还指出了现代国家谋求合法性的路径,即,只要统治权利的获得符合公认的法律程序(比如普选)即可。
至此,“韦伯构建的现代合法性模式已经完全变成形式主义的了”[6](p·520)。
对此,韦伯自豪地说,“今天,流传最广的合法性形式是对‘合法律性’的信仰,换句话说,接受那些形式上正确的、按照与法律的一致性所建立的规则”[7](p·37)。
三韦伯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得到了许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认同,经验主义遂成为合法性研究的基础范式。
帕森斯认为,决定合法性程度的因素“在具体情况下始终是个经验问题,而且决不能先验地假定”[8](p·144)。
哈贝马斯侧重强调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内涵与合理性的内涵。
他认为,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即获得合法性,需要借助哲学、伦理学、宗教对该制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出论证。
一种政治秩序失去合法性意味着失去被统治者的忠诚。
这便是合法性危机[9](p·184)。
利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
”[10](p·86) 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11](p·35)受韦伯影响,伊斯顿从系统论的角度对如何谋求合法性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分析。
他将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可区分为“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合法性主要来自散布性支持。
伊斯顿基于自己的系统分析,提出了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去赢得人民的散布性支持的三种方案,“第一,努力在成员中灌输对于整个体制及在其中任职者的一种牢固的合法感;第二,乞求共同利益的象征物;第三,培养和加强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程度。
”[12](p·39)透过伊斯顿提出的第三种途径的表面形式可以发现,为了谋求合法性,统治者是可以使用一切不道德的手段的,只要达到了谋求合法性的目标,在“灌输”中可以使用欺骗的手段;在寻找“共同利益的象征物”时进行“广告包装”,强行地把代表社会少数人利益的东西装扮成一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培养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时,可以在政治共同体的外部制造假想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