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与新朝之间的彷徨——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的出处抉择

DOI ：10.3969/j.issn.1671-3079.2019.02.001主持人语：嘉兴作为浙西人文荟萃之地，儒学一直很兴盛，比如宋代，就有朱熹的弟子辅广寓居崇德（今属桐乡市崇福镇），并创办了绵延至清末的传贻书院。

到明清之际，又出现了一个儒学群体，他们都是中国儒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学者，其中声名较著者如海宁人陈确、桐乡人张履祥、崇德人吕留良、平湖人陆陇其，等等。

而辅广、张履祥与陆陇其，更是从祀于孔庙的大儒。

特别是陆陇其，因为其学术与践行，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儒者，对于时代以及地方的影响，更加深远。

陆陇其的学术，与其人格精神是分不开的，张天杰与姚浩逸的论文《故国与新朝之间的彷徨———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的出处抉择》便结合明清之际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探讨了其君子人格的特点，陆陇其从儒者的担当以及家族的保全出发而选择出仕为官，却依旧歆羡处士，其出处观更加强调“义利之辨”，出仕为官也当有处士之心，决不可以功名利禄而撄其心。

张猛的《陆陇其“尊朱辟王”思想与实践研究》一文则直接讨论陆陇其“尊朱辟王”学术思想，立教之辨与末学之辨是其分析阳明学的独特视角，从根本上否定了阳明学是儒门正学，陆陇其还通过与调和朱、王的学者的论辩，以及刊行学术著作等方式进行“尊朱辟王”的实践。

因为时代的原因，对于陆陇其的研究直到最近40年方才引起了足够的关注，无论是其学术思想，还是其道德践履，其实都值得再作更为细密的考察，因此，梳理近40年的研究成果也极有必要。

吴旺海的《近40年来陆陇其研究的取径及反思》就是对这一时期学界相关研究较为全面的分析与反思，对推动陆陇其研究的深入自然有重要的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收稿日期：2018-12-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ZX047）作者简介：张天杰（1975－），男，浙江桐乡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明清思想文化、浙学；姚浩逸（1990－），男，江苏淮安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网络出版时间：2019-03-0117：39：55网络出版地址：http ：//kns．cnki．net /kcms /detail /33．1273．Z．20190301．1600．010．html 故国与新朝之间的彷徨———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的出处抉择张天杰，姚浩逸（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浙江杭州311121）摘要：陆陇其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面对明末清初激烈的社会变革，认为君子面对“出处”之难，当以“道义”为先，其出处观是与传统的“义利之辨”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君子不可以功名利禄而撄其心，而应该在艰难的出处之中践履其德性，通过功利场之中的戒惧慎独从而使得自己的出处合于儒家道义。

关键词：陆陇其；清初；理学；出处；道义；君子人格中图分类号：B248．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2-0005-07·5·第31卷第2期2019年3月Vol．31No．22019．3嘉兴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xing UniversityHesitation Between the Old Dynasty and the New Dynasty———Lu Longing s Choice Between to Be an Official or to Be a HermitZhang Tianjie ，Yao Haoyi（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olog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Abstract ：When facing the fierce social chang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s a famous minister and scholar ofneo-Confucianism that time ，Lu Longqi ，believed that when encountering the dilemma of to be an official or to be a her-mit ，one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morality．His view of being an official or not was connec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He thought that a man of noble character should not have their hearts ir-ritated by fame and fortune ，but should temper and practice their virtues in the face of the hard choice．He should make his choice in line with the morality and justice advocated by the Confucian through vigilance ，reverence and self-re-straint in the officialdom．Key words ：Lu Longqi ；early Qi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being an official or not ；morality ；superior personality “出处”一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十分纠结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是以“处”作为一种手段，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荣身之径，如起于东山的谢安以及所谓的“终南捷径”；有的是以一种消极不合作的方式，述说着对当权者的不满，比如“竹林七贤”。

与有关“处”的不同理解一样，其实对于“出”的理解，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荣身”，一类是为“道义”。

从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之中，我们更能懂得何谓“君子”。

但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出处”论一论“士”的君子人格。

当遭逢家国之变，士大夫对于“出处”的选择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想要寻觅“出处”背后所反映出的君子人格也就更加不易。

清初虽不似明末那样的动荡，华夏腹地基本归于清廷，但在朝廷之外还存在着一大批不与清廷合作的“前朝士大夫”———明遗民。

虽然他们没有处在“清廷”的政治中心，但其中很大部分也与清廷官员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

因为清初有大批的“官员”都来自于所谓“前朝降臣”，这些降臣与归隐山林的遗民都是师友，他们的思想无形中也会受到遗民的影响。

因此，考察清初官员群体对于君子人格的具体认识，也不得不涉及遗民群体。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一，不似甲申、乙酉之际，虽然大明王朝的命运还没有最终决定，还有恢复汉家衣冠的可能性，此时的清廷已基本实现华夏一统，明朝恢复已然无望了；其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的崇儒重道政策，拉拢汉族士大夫，他们也纷纷以多元的形式回应清廷的呼唤；其三，就整个大的环境而言，此时也是人心思定，士农工商都在向往着安定的生活。

诚如赵园先生所说“遗民无以逃避时世已换的事实”，他们对新朝政治的某种参与，“无宁说是士的传统、儒者传统预先决定了的”。

［1］所以说，选取清初出仕朝廷的士大夫群体之中的典型人物，对其出处抉择之审思进行解读，从而了解那个时代士大夫出处之际的道德抉择，当有特殊的意义。

陆陇其（1630－1693），字稼书，浙江平湖人，被誉为“理学儒臣第一”，也是清朝儒者入祀孔庙的第一人，现以陆陇其为中心，并附及同时代的其他江浙士人，来分析清初士大夫关于“君子人格”的基本看法。

一出处，特别是对于身处鼎革之变中的士人、君子来说，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刘宗周所说“‘出处’二字极难，做到老，学到老”［2］。

刘宗周（1578－1645，号蕺山，山阴人）的这句话，一是说“出处”本不易说清楚，本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另一是说“出处”问题的回答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一生。

与此相似的则还有刘门高弟、也是陆陇其特别景仰的前辈学者张履祥（1611－·6·嘉兴学院学报第31卷第2期1674，字考夫，桐乡人），他也特别强调“出处”对于“士君子”的重要意义：“出处之际，士君子居身之大目也。

语云：‘立身一败，万事瓦裂。

’”［3］他们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感慨呢？先不论面对朝代鼎革或夷夏之防的问题，仅就事论事也有多个层面的问题。

一方面，科举出仕，不仅仅是“荣身”之途，更是读书人修齐治平、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

另一方面，科举出仕，也是读书人获得生活来源的主要途径，也即解决治生问题。

如果处而不出，家资不丰的读书人将失去其生活的主要依靠，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因此，在从事举业的过程之中，这两者常会发生冲突，士大夫也就必须对此做出自己的选择，也即所谓“义利之辨”，如此一来“出处”就变得比较困难。

通过对于出处的探讨，更加能够反映士大夫的道德抉择。

对此问题，也有说得较为简明的，比如与陆陇其、张履祥一样，同属嘉兴郡的陈确（1604－1677，字乾初，海宁人），他对出处之道有着独特的看法：“出处一理”———“出者必以其道，继之以死；不出者必以其道，继之以死。

”［4］他强调，出仕为官与隐居处士，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出处唯一的标准就是儒家的“道义”。

陆陇其曾多次对“举业”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所恶乎举业者，为其以利禄之心，从事于圣贤之书，探精索微，手拮据而口呻吟者，非以求道也。

将以求其所欲也甚者，则又不待其精微，苟可以悦于人而止，饰伪长乍，如市贾然，是以君子恶之。

今使为举业者，无以利禄存于胸，惟知道之当求，而圣贤之不可不学。

以居敬为本，以穷理为用，求之六经，以探其奥。

［5］有关于举业，陆陇其主要强调了两点：其一，他真正担心的在于以利禄之心从事举业，如果士人皆以“荣身”为目的而从事“举业”，就会利欲梏其心，从而伪诈之风将盛行于世，因此必须对此种用心加以纠正；其二，从事举业当以道义为心，求“道之当求”，学圣贤之学而已。

而进入仕途之后，陆陇其对于干渎上进一事也有专门的论述：某于仕途中，惟谨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遗训，不敢失坠。

故所遇上台，无论知己与不知己，皆未尝稍有干渎。

旧冬掣肘，已决计藏拙。

不意新抚莅事，畿辅气象改观，故暂且盘桓。

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

……吾辈所共砥砺，当在学问之消长，至一官之升沉，何足以烦知己耶？［6］即便为官，也当谨守“安命”二字，不可“干渎”，更应“藏拙”，士人真正应当着力的则是学问的消长，而非官阶的升降，进而言之是否为官、为何种官，皆当依于“道义”而非“干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