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中国文学作品译出的启示_陈振东(1)
① 刘和平 :《中译外 :悖论 、现实与对策 》 , 《外 语与外语教学 》 2008年第 10期 。
② 徐德明 :《老舍译事》 , 《博览群书》 2009年第 3期 。 ③④ 胡德香:《对译入译出的文化思考》, 《海南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3期 。 ④⑦ 伍凌 :《思考与启示 ——— 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与翻译研
一 、 中国文学作品译出的必要性和现状
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想要在世界的舞台上彰显自我 , 通过同世界各 个文化的交流交融发展壮大自身 , 那么很大程 度上就必须借助英语这一工具。 因此 , “译入 ” 英语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要议题之一 。由此也 引发了中国文学作品是应由中国译者 “译出 ”, 还是由英语译者 “译入 ” 的争论 。
而就视域的形成来看, 虽然每个人的视域 有所不同 , 但是毕竟有共性 。同时由于视域的 形成受到时代背景 、 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 因此在相同或相似文化影响下的理解者 , 视域
理 论 视 野
的重合度较高 , 对彼此视域的认同度也较高 。 英语译者的视域同英语读者的视域之间相
互重合处较多 , 英语译者在同原文视域进行融 合的过程中 , 其所形成的新视域必然同译文读 者的视域有所交集 , 而这个交集也使得译文读 者同译文视域的融合成为了可能 。然而 , 中国 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 , 更加注重的 是原文的视域 , 而在视域融合过程中也更多地 倾向于原文视域 。同时中国译者同外国读者的 视域本身就存在很大差异, 原文视域同译文读 者的视域差距更是巨大。 在视域融合过程中 , 中国译者如果过多地顾及同原文视域融合 , 那 么很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 最终产生的新译文 视域同译文读者自身视域差距过大 , 译文读者 会觉得译文难懂晦涩 , 觉得不可接受 。而这也 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译出的文学作品 , 在中国 读者中反而更受欢迎 。因为虽然这是译成英文 的作品 , 但由于中国读者自身的视域同原文和 译者的视域都有很多交集之处 , 因而与其二者 融合而成的译文视域也拥有众多交集之处, 两个 视域能够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得到顺利的融合 。
《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一、引言《真理与方法》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一部代表作，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该书作为哲学解释学的重要论述，对我国哲学、人文科学等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真理”和“方法”这两个核心概念，并通过对它们的深入剖析，构建起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
二、全书概述《真理与方法》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真理的本质和意义，伽达默尔认为真理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存在于人的理解和解释之中，强调理解的历史性和语境性。
第二部分讨论方法，作者提出“对话”作为理解真理的基本方式，认为对话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和生成性。
第三部分涉及方法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如文学、艺术、法律等领域。
三、具体方法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详细阐述了对话法、诠释法等研究方法。
对话法强调在对话中达成理解，通过倾听对方的声音，发现文本或现象背后的意义。
诠释法则是通过对文本的深入解读，揭示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内在逻辑。
这些方法旨在帮助学者在研究中更加贴近真理，实现主客观的交融。
四、书的价值和影响《真理与方法》自出版以来，对我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书提出的哲学解释学和对话理论，为我国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同时，书中的观点也对文学、艺术、法律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强调的理解的历史性和语境性，使得我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背景和历史的传承。
五、结论总之，《真理与方法》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哲学著作。
伽达默尔在书中提出的真理观、方法论以及对具体学科的启示，为我国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该书不仅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思考人生、追求真理的启示。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东方哲学论文-哲学论文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东方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伽达默尔是西方解释学现代发展的最大代表,不仅在于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更重要的在于他将解释学理解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
随着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立,其思想迅速传播和应用于哲学、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评论和宗教等人文社科领域,解释学成了现代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①,形成了世界性的一种新哲学形态和显学理论。
那么,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来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实践哲学又具有什么样的建设性意义呢?作为一种对话的本文,作为一种交流的对象,它又会在交流的参与中向我们显明一种什么样的新意义的理解与追求呢?显然,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解释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汤一介、黄俊杰教授等为代表),二是中国的实践哲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张汝伦教授等为代表)。
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展开了对西方解释学特别是对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以来,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着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将西方解释学理论广泛运用于对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着手探讨创建中国解释学及重新认识中国实践哲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一、解释学与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从有史走向有学西方解释学历史悠久,可上溯古希腊与中世纪,有赫尔墨斯对神的旨意的解释与传达的神话,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有奥古斯丁关于解释对于理解神之旨意的意义研究以及对于解释问题零散研究的系统化等努力,特别是在西方有着很长一段时期的对《圣经》解释的历史传统,1654年J丹豪色最早采用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用作书名。
不过,真正说来,解释学成为一门的学科也是近100多年的事情。
自从19世纪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将解释学作为一般解释学、作为方法论的解释学之后,解释学才获得了自身的特殊意义,解释本身才作为一种的对象被加以研究而形成了丰富的解释学理论。
最新-伽达默尔对运用哲学和解释学结合 精品
伽达默尔对运用哲学和解释学结合伽达默尔以哲学解释学创始人的身份闻名于世，《真理与方法》是其代表作，也是其公认的哲学贡献所在。
不过伽达默尔的研究兴趣并不局限于解释学，他自称解释学和希腊哲学是他工作的两个重点，而在希腊哲学研究中他最关注是实践哲学方面。
伽达默尔曾宣称自己只写过三本书《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1931、《真理与方法》1960、《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1975。
可见他把这三本书作为自己思想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除《真理与方法》外，另外两本书都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著作。
在《真理与方法》发表后，由于和哈贝马斯等人论战，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社会和现实问题，同时也结合着他长期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心得，在晚年出版了《科学时代的理性》、《赞美理论》等著作和文章，阐发了自己的实践哲学。
一般对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研究集中在后期发表的这些作品。
不可否认这些作品是他实践哲学的最成熟的表达。
然而从伽达默尔整体思想发展来看，对实践问题的思考其实一直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
在《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前，他的作品就已多以古典政治学为研究内容。
研究伽达默尔早期思想的舒立文．甚至认为伽达默尔早年就是个政治哲学家。
可以说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比他的解释学成型更早。
在他那里不仅解释学影响了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也影响了解释学，实践哲学和解释学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启发的关系。
他如何将解释学和实践哲学融合起来，最终发展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则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一、早期实践哲学研究在伽达默尔早期的柏拉图研究中，他关注的就是伦理和政治问题。
这一时期发表的短著《柏拉图和诗人》1934和《柏拉图的教育国家》1942都是对柏拉图国家学说的研究。
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批判而提出的一种教育城邦的理想，柏拉图重视哲学对话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教育意义，以及辩证法在培养公民正义的政治态度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理想城邦实现的条件。
浅析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浅析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摘要：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向了译界,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角度。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
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本文试图从伽达默尔的三大哲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关键词：哲学解释学；译者；读者；主体性；文学翻译一、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译家与译作。
但与此同时，令人遗憾的是，鱼目混珠的劣译、伪译与滥译也触目可见。
为此，一些正直的译家纷纷站出来对此现象进行揭露、抨击并深切呼吁文学翻译批评的建设。
诚然，文学翻译离不开文学翻译批评的监督与鞭挞，文学翻译质量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建设性的文学翻译批评的指导与推动。
可喜的是，近年来，翻译评论文章在涉及翻译的各种期刊和文集中的确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是，纵观我国文学翻译批评，我们会发现其模式一直并没有多少的改进，这种从文本到文本、以译者为唯一终极关注目标的文学翻译批评模式是有悖于文学翻译自身特点的要求的。
文学翻译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包含了原作、原作者、译作、译者以及读者在内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系统”。
相应地，文学翻译批评除了关注原作和译作以及原作者和译者外也应该关注读者(包括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以及译作可能的读者)的反应与需要。
20世纪以后，海德格尔实现了解释学由一般解释学向本体解释学的转向，他提出理解的本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
任何理解和解释活动都基于理解者的“前理解”，理解活动就是“此在”的前结构向未来进行筹划的存在方法。
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思想，解释学发展为哲学解释学。
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视角对翻译本体论的再探
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视角对翻译本体论的再探
首先，伽达默尔哲学主张语言是人类体验和理解世界的基础，即语言是本体的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本身就是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转换。
翻译没有一个独立的“本质”，而
是来源于和回应于语言和文化的交织关系。
翻译的“本质”不是一个静态的内在特征，而
是一个不断流动和变化的过程。
其次，从伽达默尔哲学的角度，翻译中的主体与客体是互相依存的，翻译不是单纯的
客观呈现，而是主体性的行为。
翻译者的主体性与文化、历史、情境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翻译的结果。
因此，翻译的本体论纠结于翻译的对象，而忽视了翻译者的主体性，是片面的。
最后，伽达默尔哲学认为词汇、语法等语言单位不是单纯的符号，而是具有意义和价
值的，这体现了语言和文化的内在联系。
因此，翻译不应该只看待表层的翻译结果，而是
将其置于语言和文化的语境中去理解，从而把握翻译背后的深层意义。
综上所述，翻译本体论不应该固守于本质特征的思考，而应该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
的角度，将翻译视为一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过程，重视翻译者的主体性和语言、文化上下
文的内在联系。
解释的开放性――迦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魅力
解释的开放性――迦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魅力摘要：基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理论，迦达默尔也对于人的“理解”进行了检讨。
他认为，人们在进行文本解释之前，必然已经具备了一个“前观念”，而这个“前观念”依赖于由人的解释所构成的传统。
相对于文本解释，传统是一种“过滤器”，它影响着人们“前观念”的形成，影响着人们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不过，迦达默尔拒绝了黑格尔关于“进步”的观念，他否认文本解释之间存在着“进步”的关系。
迦达默尔的解释理论使得文本永远处于“开放”的状态，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于不存在单一的、最终的、正确的或“真正的”答案感到欣慰。
当然，依照迦达默尔的逻辑，我们也必须同时要理解这些答案可能也会改变。
这便是迦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迦达默尔|解释|文本|传统|开放性THE OPEN SPECIALITY OF INTERPRETATION――The Enchantment of Gadamer’s Theory on InterpretationAbstract: As a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Gadamer examines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builds his theory on hum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tin Heidegger. He thinks that interpreters must hold a “fore-conception” before they begin to start interpreting， which relies on a tradition constructed by human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This tradition as a kind of “filter” is actually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a “fore-conception”. Gadamer refuses Hegel’s concept “progress”，so he doesn’t think that one interpretation is better definitely than another. For Gadamer， texts are always open to interpreters. We should tak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and final，right or “true” answer， and at the same time understand that the above answers may change. The above is Gadamer’s theory’s enchantment.Key Words: Gadamer， Interpretation， Text， Tradition， Open Specialty一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等人的传统解释学认为，意义是文本自身所固的，它不以解释者的理解为转移，因而解释者的任务就在于清除自己的各种偏见，投入作者原有的处境，客观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意义。
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及应用-自然辩证法论文-哲学论文
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及应用-自然辩证法论文-哲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对话的前提条件1.辩证法与对话无论是古代中国,抑或古希腊,都曾经盛行过辩论,十分重视谈话的艺术。
例如,古希腊的智者,就以传授辩论的技巧为业,但苏格拉底嘲笑他们只会说不会交流。
类似地,在古代中国也有所谓的名家,但通常被史学家斥为诡辩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
在历史上,苏格拉底可以算得上是第一个真正重视并且掌握对话艺术的哲人。
他把对话看作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式,称之为助产术。
从词源上看,对话(dialogue)的拉丁文形式dialegomai和dialego 都是dialektikos的动词来源。
它的主体由dia和lek(1ee)两部分构成。
其中dia相当于英文through(通过)。
它的词根lek(1ee),意为谈论、言说。
因此辩证法的本意就是交谈、对话,是通过相互交谈和辩论来获得学问的方法。
所以,在古希腊辩证法就是对话,对话就是辩证法。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
他把善于提问和回答问题的人称为辩证法家。
他的着作也常常采用对话体的形式。
但是,在伽达默尔看来,柏拉图的后期着作虽然采用了对话的形式,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独白,不是真正诠释学意义上的对话。
在诠释学史上,施莱尔马赫第一个将对话引入到诠释学中。
他将文本的理解看作是一种对话关系,是文本的言说与诠释者的倾听关系。
而狄尔泰进一步把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过程都看做是主体(理解者)与客体(被理解者)之间不断进行的一场对话。
2.对话的两个前提(1)前见伽达默尔的老师、着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理解不仅仅是对一首诗、一件事或一种生命表现进行认识的行为方式,而且是此在的基本存在方式。
此在能够实现理解是有前提条件的,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解释学情境(Hermeneufische Situation),亦称为理解的前结构或前理解。
他指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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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运用伽达默尔是西方解释学现代发展的最大代表,不仅在于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更重要的在于他将解释学理解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
随着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立,其思想迅速传播和应用于哲学、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文学评论和宗教等人文社科领域,“‘解释学’成了现代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①,形成了世界性的一种新哲学形态和“显学”理论。
那么,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来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实践哲学又具有什么样的建设性意义呢?作为一种对话的“本文”,作为一种交流的“对象”,它又会在交流的参与中向我们显明一种什么样的新意义的理解与追求呢?显然,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解释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汤一介、黄俊杰教授等为代表),二是中国的实践哲学问题(此问题讨论以张汝伦教授等为代表)。
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展开了对西方解释学特别是对伽达默尔哲学研究以来,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着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将西方解释学理论广泛运用于对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着手探讨“创建中国解释学”及重新认识中国实践哲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一、解释学与“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从有“史”走向有“学”西方解释学历史悠久,可上溯古希腊与中世纪,有赫尔墨斯对神的旨意的解释与传达的神话,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有奥古斯丁关于解释对于理解神之旨意的意义研究以及对于解释问题零散研究的系统化等努力,特别是在西方有着很长一段时期的对《圣经》解释的历史传统,1654年J·丹豪色最早采用“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用作书名。
不过,真正说来,解释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近100多年的事情。
自从19世纪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将解释学作为一般解释学、作为方法论的解释学之后,解释学才获得了自身的特殊意义,解释本身才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被加以研究而形成了丰富的解释学理论。
随后海德格尔从其基本本体论出发,赋予了解释学以本体论性质,而伽达默尔则将这种具有本体论性质的解释学上升为一门哲学解释学来研究。
这就表明,从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史来看,“学”与“史”是分开的,有解释的“历史”不等于有解释的“学”(即解释理论)。
因为“一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它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①。
同样,中国的“解释学问题”可谓由来已久,甚至比西方有更长的历史,但“迄今还没有一套自觉地把‘解释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且与西方解释理论有所不同的理论体系”②,其根本原因在于,尽管中国对本文意义的解释古已有之,也非常普遍,但始终没有将解释本身作为对象来加以研究,没有形成关于解释的一套基本原理和理论。
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存在着十分明确的解释实践活动,但却一直不曾有过独立的解释学理论,因而,作为一门理论学科,解释学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解释学问题上,可以说,有漫长的解释史却无一般的解释学。
对于中国历史上解释现象的普遍性,可用“注疏经典”来表现。
中国人是崇尚解释经典的,孔子就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之说;中国人也是非常重视历史传统的,就广泛流行着“六经皆史”之论。
应该说,在中国,对历史传统的重视与对经典的注释是密不可分的。
在注释经典上,中国没有解释学理论,但有着相对于每门具体学科的注释学问,如“训诂学”、“文字学”、“考据学”、“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等,并将对经典的注释区分为“传”、“记”、“说”、“解”、“注”、“笺”、“疏”等等以及“通假”、“形似”之类解释之技法。
在我国着名学者汤一介看来,《左传》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关于解释经典的一部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解释类书籍之一。
这意味着,解释问题在中国已有至少两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中国解释“史”可谓漫长悠久而普遍广泛。
汤先生认为,大体上说来,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解释方式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事件的解释学,即为对原典或原着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式解释,它表明了叙述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是密切相联的,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对《春秋传》的解释;第二类是整体性的哲学解释,通过这种系统的整体的解释使存在于经典中潜在的哲学见解展现为一种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如《系辞》对《易经》的解释,这类解释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第三类是实际(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即从现实的社会政治需要和政治观点出发来对经典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现实的、生活的实际目的,如《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③。
对这三类解释方式,汤先生做了十分详细的考证,其基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解释“史”及类型的描述来提示人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解释学问题上,中国有“史”而无“学”,创建中国解释学有无可能,是否必要?虽然汤先生对此未作明确回答,但其内心意图在这一段话中还是有所表达的,那就是,“我认为大概还不能说中国已经有了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解释学的理论体系。
或者只能说,我们正在试图创建中国解释学,而且也可以说已经取得了若干极有意义的成果。
”④伽达默尔曾指出,“面对任何本文,我们都生活于一种直接的意义期待之中”⑤。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期待意义”,“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蕴含在汤先生未置可否的表面文字叙述的前思想之中的。
他同时也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假设:假定解释学就是解释学,不存在西方解释学与中国解释学之分,但仍然要说,加强对中国解释学的研究将有助于充实、丰富与发展西方解释学即解释学本身的理论;假定需要创建中国解释学,那么,加强对西方哲学解释学发展史与发展理论的系统研究,加强对中国注释经典历史的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将成为我们工作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这表明,在汤先生看来,无论如何,加强对中国解释学的理论研究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建立“中国解释学”确立一个参照系,才能挖掘出中国解释学的特点,进而构建出既有解释学普遍特点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
对于“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具体理路,汤先生的构想是,“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了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并自觉地把中国解释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即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①。
但不管哪一种假设都表明,在目前对中国解释学问题的研究亟须重视,亟待加强。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学界对解释学的重视,已经不仅在于将西方解释学理论运用于各门具体的人文学科研究,而且开始返回到解释学理论本身上来,试图通过对中国悠久的解释“史”的研究,总结出中国经典注释的性质、目的、类型和方法,发掘出能够充实、丰富、发展和完善解释学理论的新内容、新意义、新特点,并期望能够创建出不同于西方解释学而有自身特色的“中国解释学”②。
显然,这种来自中国哲学内部的“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解释理论本身建构诉求是基于中国悠久而丰富解释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性意向,深刻反映的是在西方解释学影响下,将中国解释实践经验与方法上升为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解释学”是理论研究与应用的需要。
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其愿望也是符合伽达默尔解释哲学的根本性质的,因为世界的存在与意义问题归根到底是一种理解与解释问题。
一种新意义的确立,一种新理论的完善,总是在自身的开放、交流与批判中向前推进的。
因而,不管从哪一个层面上看,中国解释学研究都必定会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我们不可能照搬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解释学的问题,但伽达默尔解释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却是任何一种现代解释学研究所必须重视与借鉴的。
钱锺书的《管锥编》、成中英的《本体与诠释》、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Wolbyang Wagner)对《老子》的解释等等都是在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并参照中国对经典注释的方法或某些原则所做出的较为突出的文本解释的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伽达默尔将解释学本体论化,从哲学层面上来理解解释学,把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这对于尤其欠缺于此的中国解释学研究与发展,将会起到一个完全崭新的研究“界面”的意义。
由此则会影响到中国思想史,从根本上,还必将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通过此种研究,既会改变中国哲学传统已有的关于世界、人生的总体看法,也会重新确立起对世界与人的真正存在之意义的新的理解,从而为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构建起现当代中国哲学开辟新的思路与方向。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研究,展开对中国解释学问题的研究,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仅是在解释学的理论上,而且还会在哲学的意义上改造一个旧世界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正是有鉴于此,汤一介先生以一种十分睿智和开放的心灵察识了这一点:“照我看,新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必定是经过西方哲学的冲击的洗礼,经过‘改造’(或新的解释)才有可能从‘传统’走向‘现代’,发展成为适应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现代生活要求的‘中国哲学’。
”③二、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重现和思想重建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一种哲学,并且是一种实践哲学。
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区分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基础上,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
“实践”(Praxis)一词原指一切有生命体的活动,后来亚里士多德用此概念专指人的实践行为,但又不是专指人的具体的行事,而是在不同于理论知识、技术知识的实践知识上,将实践看作是关于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的反思行为,以此而建立起的实践哲学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指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善的、合适的、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趋向目标。
这样一来,实践哲学就成为了专门探讨人类实际存在行为的一门理论反思性学问。
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一脉相袭,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实践意味着所有实践性事物,涵盖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组织自身的全部方式”①,“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energe-ia),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bios)所引导的生活”②。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杜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实践的含义和实践哲学。
他认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