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意象论

中国古典意象论30年代，我国新诗运动中的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大谈“意象”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

例如艾青的《诗论》，就专有“意象、象征……”一节，用很多篇幅论述这一问题。

书中对“意象”作如是说：意象是从感觉到感觉的一些蜕化；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所采取的材料的拥抱，是诗人使人唤醒感官向题材的迫近。

1在当时我国新诗作家们所说的意象，都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舶来品，是本世纪初到20年代意象主义(imagism)运动在西方兴起后的产物。

由于image这个词，在英语中具有“肖像”、“形象”、“写生”、“意象”等等多种的含义，因此，当时的翻译名称也是各种各样的，例如梅光迪把imagism译作“形象主义”，2梁实秋把它译成“影像主义”3等等。

但比较流行的译法是“意象”。

国内学者谈到“意象”往往就离不开“image”，认为是从西方输进来的。

闻一多先生在《说鱼》4一文中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

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

”朱光潜先生1948年出版的《诗论》中，也认为“意象”一词来自西方，是英语image的译名。

这些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国外的学者们，主要是一些外籍华人，在他们过去所写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凡涉及意象的，往往也不假思索地视之为意象主义的产物，这就不足怪了。

西方在本世纪初兴起的意象主义运动，传人中国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在那时颇热闹了一阵。

后来也就逐渐趋于沉寂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而随着我国闭关锁国多年后开始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近年来国内诗学界和批评界又有很多文章再一次大谈意象以及意象美；“意象”一词，又重新风靡一时，但大多仍把它视为舶来品。

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其实，关于“意象”的理论，在我国的美学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对于意象，我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过很多的、以至精辟的论述。

而且，即使西方从本世纪初兴起的意象主义运动，也曾从传统的中国文学，主要是古典诗歌中吸取过丰富的营养。

在本世纪的20年代，也就是我国的“五四”运动前后，当我国由于革命文学的兴起，而对传统的文学开始进行必要的、然而带着形而上学观点进行彻底的批判时，西方在这时却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

一时出版的汉诗英译著作竟有十余种之多。

意象主义的“大师”或翻译中国文学的名家，如美国的艾滋拉·庞德(Ezra Pound)、英国的韦利(A．walev)等等都曾参与这一工作。

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中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座五光十色、美不胜收的艺术宝苑，并一致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并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竞相折服。

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翻译，在客观上促进了意象主义的发展，而意象主义的兴起，又推进了汉诗的英译艺术；用格莱汉姆(A．C．Craham)的话说，就是：“汉诗英译艺术是意象主义的副产品”5。

这是说得完全符合实际的。

因此，在谈到诗歌的意象问题时，我们虽然大可不必家有敝帚，视若珍宝，表现为国粹主义的态度，但也大可不必家有珍宝，视若敝帚，采取无视自己民族优秀传统的态度。

因此，本文想着重地论述一下我国美学史上有关意象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史学的和理论的探讨，为进一步研究中西诗歌意象的同异提供一些资料和看法。

至于西方关于意象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意象的论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因此，本文在论述中虽偶有涉及，但不做具体的论述。

一、我国意象论的两个源头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典籍中，虽然不曾直接而明确地提出意象的概念来，但涉及意象问题的论述却有很长远的历史。

意象论有两个历史的源头：《周易》和《庄子》。

这两部书虽然并非文学著作，但它们对后世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先说《周易》关于“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

我们知道，《周易》本来就是一部关于“象”的著作，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由变化多端的卦爻之“象”，来表现流动不居的现实的吉凶祸福。

所谓“八卦以象告”，“《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是故《易》者象也”(《系辞下》)等等，都是说的这一点。

它关于“意”、“象”关系的论述，散见在许多地方，特别集中地表现在《系辞上》的一段话中：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这段话除了涉及“言”与“意”的关系之外，中心意思就是说“言”、“意”是不能完全表达的，可以由“象”来表达。

从这里，就可以逻辑地推出一个结论：“象”比“言”“意”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

那么，什么是“象”呢?《系辞上》回答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系辞下》)的结果。

这里讲的是八卦之象和象形文字之象。

由于文字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也包含着文学。

说明文字和文学都是和模仿现实有关的。

我们知道，在西方早期美学史上，由于叙事性的戏剧比较发达，所以很重视模仿。

柏拉图主张艺术是理念世界的事物的摹本，亚里士多德则主张艺术是客观现实的模仿，如他所说的：“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是模仿”6。

这里虽然有唯心、唯物之别，其强调模仿则一。

而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由于最发达的是抒情性较强的诗、乐、舞，因此比较强调情感，较少关于模仿的理论；如果说有的话，我们从《周易》的上面一些论述中，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这类消息。

这一点虽然在后世我国美学史上也有某些影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象其物宜”，但是，总的说，这方面的影响并不大。

《周易》所提出的“象”与“言”、“意”的关系，对于后世美学和艺术理论影响最大的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它的由小见大、由具体表现一般的原则。

因为“象”总是具体的和个别的，《易》的“象”则是要借助于具体、个别的形象去阐明一般的哲理。

文学艺术的具体形象性，恰恰在这一点上和《易》是相通的。

《系辞下》就言(辞)与象的关系所说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等等，与文学艺术创作中以小见大、以少总多的特点完全是相一致的。

因此，常常为后世的美学批评所运用。

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评论屈原创作的特点是：“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在《总术》中所说的“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在《宗经》中所说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等等，都是《周易》的这一思想的发挥。

既然《易》象应该具有以小见大、以迩见远、乘一总万的特点，那么“象”就应该很自然地具有象征性的特色。

而象征性，也恰恰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黑格尔认为，艺术的象征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意义”及其“表现”。

具体的、个别的“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而“表现”的目的，则是“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

7这就是说，艺术的象征性应是具体、个别和广泛、普遍的浑然一体。

《易》大量使用各种象征性的物象来表达《易》理，而很多爻辞本身就是优美的诗歌。

如《中孚》九二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屯》六二的“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否)九五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等等。

所以陈骥的《文则》认为《易》之象，就类似诗之比：“《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

文之作也，可无喻乎?”这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比的手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象征性的。

其实，兴也不例外，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

《周易》之象所以通于诗之比兴，在根本上就在于它的象征性上，以象征性的事物和手法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情感或哲理，也即以象达意，通过个别表现一般。

近年来，西方关于诗的意象的研究中，许多人都把修辞学上的各种比喻手法，如明喻、隐喻等等，看作诗的意象的范畴或意象本身，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和陈溃退骙、章学诚的意见相同或相通的。

艺术总是离不开比喻的。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礼记·学记》所说的：“不学博依，不能安诗”。

“博依”，就是广泛的譬喻。

因此，提出这些看法来，虽有道理，却又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诗的意象的构成，虽然离不开象征和比喻，但又决非任何象征和譬喻都是诗的，或诗的意象的构成条件，事情并非如此。

哲学或其他著作，同样可以使用比喻和象征。

艺术创作的象征性和设喻，必须是艺术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看到诗之象与《易》之象的相同或相通的方面，又必须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同，这区别是十分鲜明的，不能混淆。

当代我国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对这一点析之甚精。

他说：“《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

‘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

到筏舍岸、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

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

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

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相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

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

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

”“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遽庐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以摭我春华，拾其芳草。

……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达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妄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

”8在《周易》中，虽然并未将意象作为一个词组、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但对“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却是很富有启迪意义的，它对后世的“意象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庄子·外物》中的几句名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

”庄子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

应该说明的是：他的这一段话是专为哲学家而发的，而且是专为那种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神秘经验而发的。

他并不重视“象”在表达抽象哲理中的作用。

因此，从《周易》的重“象”(“立象尽意”)和《庄子》的舍“象”求“意”来说，两者是相反的或矛盾的。

《庄子》重“意”的思想，认为“言”的目的在“得意”，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不应执著于工具性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其哲理被运用到文学艺术理论中来，对后世反对追求语言的华美而忽视内容美有过很大的影响，如所谓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9，“不著一字，尽得风流”，10“不落言诠”11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