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文化迁移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个案研究1
张培基散文翻译的归化策略探因——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例

第 31 卷 第 7 期2018 年 7 月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lectricityVol.31 No.7Jul.2018张培基散文翻译的归化策略探因——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例周娜(长江大学,湖北荆州 434000)摘 要:《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系列丛书自出版以来,在国内翻译界造成了很大影响。
该丛书由我国著名翻译学家张培基先生所撰稿的译文集结出版,受到了英语专业尤其是翻译专业学生的喜爱。
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从意译、增译、减译和替换四个方面探讨了张培基译文(以下简称“张译”)中所使用的归化翻译策略,认为张译中的漏译、误译、增译、改译等现象是译者为了达到某种翻译目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的体现,是散文翻译中较好的处理方式。
关键词:散文翻译;归化策略;目的论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97(2018)07-0153-020 引言《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系列丛书不仅为国内学者与专业学生进一步研究翻译理论与技巧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例,也为国外部分研究中国“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的学者提供了素材。
多年以来,国内有许多学者与翻译专业学生在研究及学习张培基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翻译作品。
如朱曼华(2000)对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系列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为国内学者及翻译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实例,并称其为一本不是教材的好教材。
不过,也有学者及相关专业学生质疑甚至批评张培基在散文英译过程中出现漏译、改译以及增译的现象。
如硕士生唐萍(2015)在其毕业论文中谈到她认为张译的增译没有必要,其采用的增译手段是违背了对原文的“忠实”,是不值得倡导的。
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指导,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案例,从增译和减译两个方面探讨张译中使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旨在论证张译中的漏译、误译、增译、改译等现象并不是对原文的“不忠”,而是他为了达到某种翻译目的而采用归化策略的具体体现,应该认同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肯定归化策略在散文翻译中的优势。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散文英译策略——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Vol.19No.14引言张培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教授,28岁时便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一生译出了无数经典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也给其他译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他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收录其翻译生涯中的经典译作,让读者大饱眼福,也让译者深受启发。
本文以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翻译中国散文时感受、传递和创造美,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翻译视角,启发翻译爱好者的翻译创造力,不断增强其文化自信,促使其译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从而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一、翻译美学及许渊冲的“三美”翻译思想(一)从美学到翻译美学对美学的定义是美学的最大难题。
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对感官的感受”。
苏格拉底(Socrates,469B.C.—399B.C.)及诡辩家希庇亚斯(Hippias,460B.C.—399B.C.)曾就美学一词的定义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仍未能定义何为“美”。
最后,苏格拉底无可奈何地说,“美是难的”(董广杰等2011:12)。
被誉为“美学之父”的亚历山大·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1714—1762)是第一位使美学成为一门学科并将其定义为“对好坏的评判”的学者(毛荣贵2005:1)。
18世纪,实验美学在欧洲兴起,其宗旨是在具体事物中发现美的本质再寻找普遍标准来定义美,而此后欧洲大陆学者将美学定义为人们的某种需要被满足之后产生的愉悦感受,即对美的真实且自然的情感流露(董广杰等2011:20-21)。
在哲学视角下,美能使人感知欢乐、满足等情感。
古罗马时期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B.C.—43B.C.)主张“辞章之美”,泰特勒提出“忠实之美”等(蒋雯倩2018:73),它是人们找寻愉悦的反射,是抽象的、实在的,可以被发现、被概括。
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中国美学关注的是主体性审美实践,注重意象的表现形式,不太关注微观透视(刘宓庆2005:79-80)。
汉英翻译中比喻的翻译研究——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

ENGLISH ON CAMPUS2022年38期总第634期汉英翻译中比喻的翻译研究——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摘 要:文学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以及散文。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宝库中,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特色。
在这些文学体裁中,散文因其短小精炼、语言朴素而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翻译家张培基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归化是更为常用的翻译策略,占主导地位;异化作为补充的翻译策略,适用于汉语散文英译。
本文将选取《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高频率出现的修辞手法,具体分析张培基在翻译明喻和暗喻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从而验证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否与其翻译的目的相符。
通过比较两对密切联系的翻译策略,作者认为直译的适用范围比异化更广,而归化则比意译更为常用。
关键词: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修辞手法;归化和异化作者简介:盖栩晨,女,山东理工大学,英语笔译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典籍翻译。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迅速,翻译成为连接中外的重要桥梁。
纵观中国近现代翻译事件的历史,不难发现,外文尤其是英汉翻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主导地位,而汉译外活动则少之又少且缺乏被学者关注的注意力。
为了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解释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达到目标呢?答案肯定是通过翻译。
众所周知,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是无形的,它渗透到一种语言中,而语言则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
因此,翻译文学作品成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
一、张培基和《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张培基(1921-2021)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文学系。
1946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曾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起诉科担任翻译。
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完成了英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习,然后回到祖国,投身于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据统计,《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共四辑,收录了179篇通俗精妙的现代汉语散文,均由张培基翻译。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修辞手法的翻译策略研究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修辞手法的翻译策略研究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是张培基的一部经典著作。
文中阐述了英翻中的一些关键策略,并且在涉及到修辞手法的翻译上,提出了诸多有效的翻译方法。
首先,张培基提到了修辞手法对翻译影响。
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大量修辞手法被用来加强文字的表达效果,这些修辞手法在英文中未必能得到完美的体现。
因此,翻译时,译者要力求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效果,以减少原文的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
其次,张培基也强调在修辞手法的翻译过程中,要做到多事、多方,即既要充分表达原作意涵,又要尊重原作特色。
只有结合当时的情景等背景信息,在保留原作风格和氛围的同时,才能增加英文译文词汇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此外,为了实现更好的效果,张培基强调翻译者多熟悉一段时期的原文精神,弄清一种文字所具有的特定风格,以及该风格下修辞手法的施用方法和律动。
只有熟悉这些,才可以在完全表达原文韵律和修辞效果的同时,进行更自然的翻译,更好地表现中国的美学特色。
最后,张培基提出,翻译时对修辞手法的把握要体现和表达原文的情调,积极把握一定的修辞效果,以使英文译文更加得体、雅致,凝练、质朴。
总而言之,英译中文现代散文要求翻译者无论在表达方面还是语言工具方面,都具有非凡的天赋和高超的技能,使得英文译文精妙绝伦,信达雅。
张培基提出的修辞手法的翻译策略,不仅丰富了翻译的技巧,也为英译中文现代散文的翻译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Zhang Peij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odern Prose Selections is a classic work. The book discloses some key strategies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and also provides numerous effective method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Firstly, Zhang Peiji pointed out the influence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on translation. In Chinese Modern Prose Selections, numerous rhetorical techniques are used to improve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words, which may not be perfectly expressed in English. Therefore, when translating, the translator should try to preserve the original rhetorical effect completely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 in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text.Secondly, Zhang Peiji also emphasized the need to be versatile and multi-talented when translating rhetorical techniques, that is, to fully expres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work and respect its characteristics. Only by combining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original context, can the diversity of English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 be increased while retaining the style and atmosphere of the original work.In addi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Zhang Peiji stressed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text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style of a text and the method and rhythm of using rhetorical techniques in this styl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original literary rhythm and rhetorical effects be fully expressed while the translator can perform a more natural translation and better demonstrat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Finally, Zhang Peiji suggested that when translating, the grasp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should reflect and express the mood of the original text, grasp certain rhetorical effects actively, so as to make English translation more decent, elegant, concise and unadorned.In conclusi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odern prose requires the translator to have extraordinary talents and superb skills both in expression and language tool, so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can be exquisite and tasteful.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rhetorical techniques proposed by Zhang Peiji not only enrich the translation skills,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odern prose.。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张培基,20世纪出名的中国译者,曾出版了《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作为一本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专著,其翻译技术受到了众多译界从业者的高度赞赏。
张培基在译者必须掌握的技巧中,人文性、技术性、实效性是他最重视的三个基本技巧。
人文性技巧力求忠实译写在译作中,张培基首先力求忠实译写,其翻译的文章清晰、地道,对外语的运用准确,他的译文并不只是单纯的实用性,还具有很强的审美感受,把翻译作为一种艺术般的表达,加强译文细节的处理,如有时为了更好地把原文的表达意图转化,会做出文字或语言的调整,这也是表达艺术性的一种体现。
技术性技巧精准把握语言张培基在翻译时,把语言把握得非常精准,特别是对读者弱点的把握,从而保证译文的一致性。
他会考虑翻译过程中的词汇难点以及由此引发的语法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准确的把握语言结构,保持原文的思路。
他还格外重视句子的结构,处理词语及词组的转换,以便让英译中文有一个完整的句子结构,并将原文的意思表达得更通顺,更精确。
实效性技巧捕捉原文精髓张培基出版的翻译专著,侧重地收录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优秀文章,他在翻译这些文章时,从句法到措辞,把握原文的精髓,让译文更加完整,从而获得良好的实效性。
他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发挥想象力,把握文章的重点,以此发掘文章中隐藏的内涵,将原文的文化特点和强烈的审美感融入到译文中,加强译文的魅力,从而让原文得以生动的重现。
总之,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在当代的译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培基在翻译过程中,把握语言技术,考虑句法结构,注重文字艺术效果,处理原文的文字严谨,让译文更加生动,他的作品也成为了当代译学的经典,也让外语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文章。
从翻译美学角度浅析张培基散文翻译——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例

散文翻译美学 ,通俗来说就是运用美学和现代语言学的 出 原文 所 要 表 达 的含 义 ,阅读 起 来 充 满 了美 感 。 基 本 原 理 ,来 研 究 和 探 讨 语 际 转换 中 即 翻译 的美 学 问 题 ,帮 值 得 一 提 的是 朱 自清 的抒 情名 篇 《 背 影 》 ,原 文 作者 用 助 译 者 了解 翻译 审美 活 动 的 一 般 规 律 ,提 高 语 际 转 换 能力 和 的是提炼 的语言 , 行文如涓涓流水 ,叮咚有声 ,如娓娓而谈 , 对译 文的审美鉴别能力 。散文的 自由文体一方面给散文创作 情 真意切 , 整篇文章勾 勒出动人 的场景 , 显示 出深远 的意境 。 留 下 了 发挥 空 间 ,使 散 文 风格 变化 多端 ,另 一 方 面 为 散 文 的 张 培基 先 生 在 翻 译 该 文 时 ,竭 力 保 留原 文 情 真 意 切 的 动 人情
翻译 设 置 了重 重 障碍 ,不 同 的语 言表 达 ,迥 异 的 文 化 背 景 , 使 得 翻译 美 学 的实 现 更 是 难 能 可 贵 。
感 ,向国外读者传达近代 中国文学家 的思想情感 ,使读者领 会该文 的巨大艺术魅力。文中写道 “ 近几年来 ,父亲和我都
张 培基 先 生 是 中 国散 文 翻 译 界 的泰 斗 ,为 中 国的 散 文 翻 是 东奔 西走 。家 中光景是 一 E l 不如一 日。他少年出外 谋生 , 译 事业 做 出 了很 大 的贡 献 ,也 是 将 美 学 思 想 运 用 到 翻 译 实 践 独 立 支 持 ,做 了许 多 大 事 。 那 知 老 境 却 如 此 颓 唐 !他 触 目
《 戏剧之家 》2 0 1 5年第 0 6( 下) 期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

张培基译注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技巧赏析
中国现代散文,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体,一直备受读者的喜爱。
出版商早已着手准备将中国现代散文译成英文,以便能够让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
2005年,张培基教授出版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便获得了成功。
故事的主人公历经了艰辛的翻译过程,进而体验到中国现代散文的自然美和字句的优美。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主要是由张培基教授,以及尤西娜、杨福林、吴健、陈庆铭等知名译者共同完成的。
其收集的文字非常丰富,包括鲁迅、茅盾、冰心、苏轼等著名作家的散文作品。
其中,以茅盾的《面孔》最为著名,故事描述了他在西藏拜访仓央嘉措时近距离接触到佛陀的神圣面容,而荡然无存的内心感受。
这首散文被英文译者译作“The Face”,凸现出中国文学的深厚内涵,极具文学艺术性。
另一方面,《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也体现出译者的技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把握文学艺术效果,以及保留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字,同时又不失原文的精髓,这是一个很考验译者技巧和艺术水准的过程。
在该译注书中,张培基教授与其合作者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翻译技巧,通过注释把中国文学的历史背景及文化涵义融入其中,使故事更加灵活有趣,更容易理解,令读者在阅读时得到更多的收获。
本书也体现了最新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如陈乃恒的“功能翻译理论”、坎特利的“失去翻译理论”等,从宏观角度让读者了解更多翻
译的技巧,以及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总之,《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不仅深入浅出地把中国现代散文介绍给国外读者,而且也给我们以翻译的精湛技术、美妙的文学艺术感受,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译注书籍,受到了许多读者和译者的广泛好评。
散文中英汉连词对比及汉译英处理方法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评析

代散文选》评析
目录
01 一、英汉连词对比
03 三、张培基《英译中 国现代散文选》评析
02 二、汉译英处理方法 04 参考内容
散文中英汉连词对比及汉译英处理方法——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为例
散文是一种自由、灵活的文学形式,常用于表达思想、情感和描绘生活。在 散文中,连词的使用对于表达文意和情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次演示将通过 对比英汉连词的特点、作用及应用场景,并分析张培基先生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 选中的处理方法,探讨其翻译策略和技巧。
总的来说,张培基教授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是一本展现了中国现代散 文之美的英文译本。通过学习他的翻译风格和技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 中国现代散文的魅力,同时也为我们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引言
散文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散文作品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由于中英文的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散文翻译的难度较 高。本次演示旨在探讨跨句法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并通过评析张培基教授的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来进一步阐述这一主题。
在情感方面,张教授准确地捕捉到了原文中的情感基调,并通过细腻的笔触 将这种情感传递给读者,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深刻内涵。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跨句法在散文翻译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翻译过 程中,运用跨句法可以有效解决中英文的语言差异问题,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的 表达习惯,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文。张培基教授的《英译中国现代散 文选》充分展现了跨句法在散文翻译中的实际应用效果,为今后的散文翻译研究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英汉连词对比
1、主要特点及区别
英语连词主要分为并列连词和从属连词,如and、but、or以及that、which、 who等。它们在句子中起到连接词与词、句与句的作用,丰富句子的层次结构和 表达方式。而汉语连词则主要包括关联词和副词,如“和”、“可是”、“而 且”、“也”等,其连接作用较为直观,通常表示并列、转折、递进等关系。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班级 _____英语083______学号__4号________姓名 __王宁______ 分数__________Cultural transfer in translation——a study of the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ritings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Zhang Peiji.AbstractWith increasing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s of growing importa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ulture may undoubtedly bring out both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Although there may be different means by which the exchanges can be achieved and the conflicts smoothed over, it is translation that can be used as the most useful medium to serve both purposes.Since translation came into being, it has never been short of people‟s attention. Scholars formulate their ow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tandpoints from different angles; various schoo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two major ones being the linguistic school and the cultural school. The theories of both schools are actually interwoven with one another. However, with the boom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cademic field, cultural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have attrac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scholars and have become the main research tendency.Susan Bassnett,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of the cultural school, thinks that translation should take culture as the translation unit so as to realize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SL culture and the T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cultural equivalence, the translator enjoys great freedom of creation. S/he can not only adopt a flexible method of rewriting, but also break with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original. This concept of translation, taking a macro view of translation study and reviewing it from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po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has greatly broadened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borrowing the concept of “cult ural transfer”,this thesis endeavours to identify what exact cultural influence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are likely to have an impact on translation, and how a translator deals with these influenc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rough studying the research datacollected from the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ritings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Zhang Peiji. Based on this case study analysis, this thesis expects to gain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translator‟s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behind various choic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is thesis holds that the translator enjoys subjectivity in translation and may employ every means to bring hi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into play so as to achieve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he source culture.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cultural transfer, Zhang Peiji, translation methods, translator’s motivation1. Introduction1.1 General trend of translation studiesAs is known to all,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is to help people wh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achieve smooth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is very purpose, translation is required to render exactly the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So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were generally source-text-oriented or author-oriented and regarded “faithf ulness”as the criterion of good or bad translation. This source-text-oriented translation view, which focused on the perfect render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 has long controlle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critic may also judg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according to how close the translated version is to the original. In re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 text, the debate of translatability or untranslatability, literal or liberal translation emerged on all sides. Correspondingly, the translation criteria were in riotous profusion. Tytlor‟s “three principles”, Yan Fu‟s “three-cha racter principle”, Fu Lei‟s “si milarity in spirit”and Qian Zhongshu‟s “sublim ation”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raditional views.However,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were generally restricted in the scope of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Zhang Boran, Xin Hongjuan, 2005:1) ” without any theoretical support. It i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that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y has reached an all-time prosperity.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s of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general an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information theory, anthropology, semiotics, psych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etc.,.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gen eral translation theory, enabling the discipline to broaden the areas of investigation. The traditionally debated dichotomy between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has been replaced by various linguistically informed modern distinctions, like Nida‟s “for m al”versus “dyn amic” correspon dence, Catford‟s “for mal correspond ence” versus “text ual equivalence”, or Newmark‟s “se m antic” as opposed to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In general,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greater emphasishas been placed on “equal response”on the par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certain translation problems are discussed and explained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contrastive as well as inductive approaches are employed to study the language phenomena in translation. As Professor Shen Dan (1996:57) pointed out, “such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etical front as well as the fairly extensive developments in specific interlingual contrastive studies have promoted considerably th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nature and skill of translation”.In contrast, in practical terms, especiall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what the translator faces is quit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fferent reader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he or she has to convey differe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So it is impossible to create the same text in translation as the source text.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Rendering the culture carried in one language into the language embedded in another culture involves not only the problems of large numbers of terms, vocabularies, unique lexical structures, grammatical norms, but also the culture existing in particular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human environment. The real translation process is actually a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language and culture systems. The work of the translator i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se two cultures, one possessing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From this point of view, linguistic theories have been greatly challenged by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are criticized as nothing more than “the inter-lingual synthesis”(Fang Mengzhi, 2003: 37). Obviously, though the very basis of any written text is language,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of translating a text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involve very much more than language. The situation called for some new theories and approaches.In the early 1970s, combining the best Prague Structuralism, British empiricism, German system theory, and the Belgium/Dutch descriptive studies, an exciting new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emerged (Genzler, 2004: 45). In his essay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88), James Holmes mapped out the structure for the new field as having three branches: theory, descriptive studies, and practice (Genzler, 2004: 45).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ed primarily along the middle branch of Holme‟s model, i.e. the descriptive studies (Genzler, 2004: 46).Itamar Even-Zohar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is field by proposing “polysystem theory” which has, according to Susan Bassnett, “changed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alysis and led to the great expansion in the field t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Translation St udies”(Liao Qiyi, 1997: 13). In polysystem theory, Even-Zohar mainly talked about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as a subsystem of the larger one, in literary polysystems. In his essay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1978),Even-Zohar sugges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ed works and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should not be categorized as either primary or secondary, but as variable, depending upo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 operating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Based on polysystem theory, Gideon Toury attempted to develop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One of the goals of his study was to discover the actual decisions made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rough which he hoped to discover a system of rules governing translation in this particular polysystem. Toury found that most texts were selected for ideological reasons, while few choices were made based on aesthetic criteria. Satisfying targe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ranslation principles, despite the changes in the texts and lack of concern with source text, translated text still functioned as translations. Toury (1980: 123) concluded that the reason for this general lack of concern of “faithfulnes s”to the source text was that the translator‟s goal was to achieve acceptable translations in the target culture. Toury put forward a view of “ta rget-oriented translation”,a research method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rget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ion. To establish a hierarchy of interrelated factors (constraints) that determine (govern) the translation product, he proposed the term “translation norm s” (Gentzler, 2001:127).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norm means constraints imposed by social culture on the translation, i.e. it is mainly the target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directly influence translators‟ decisions.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activi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ety, culture, ideology and power structure, etc. The source text is created in a certain system, in which certain “nor m s”exist at every level, such as language, ideology, power relationship, etc. Similar to the source text, the target culture belongs to another system and takes on a series of its own “nor m s”that are accepted by its own readers. Translation is the impact between two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As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translation extended to the cultural system, the significant parallels and the sheer extent of the overlap between these two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have compelled many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o take what has been term ed the “cultural turn”.The “cultural turn”first appeared in the 1980s. It did away with the limit of context, where translation was no longer regarded as an isolated fragment of language but as part of socio-cultural context.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cultural root underlying translation itself, to discuss translation version‟s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ideology, etc. It not only broadened people‟s horizon, but also complet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ranslation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The 1990s saw the real breakthrough for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a series of momentous collections edited by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It was then thattranslation studies officially took the cultural turn. In the book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y presented a strong case for moving the field of cultural studies closer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rguing that “the object of study has been redefined, what is studied is the text embedded in its network of both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e signs and in its way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able both to utilize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and to move out beyond it (Bassnett & Lefevere, 2001: 123)”.They moved forward to go beyond language and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on the way in which culture impacts and constrains translation, and on the larger issues of context, history and convention. In the essay entitled “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 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Snell-Hornby exhorted linguists to abandon their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to move from “text”to “culture”as a translation unit (Liao Qiyi, 2001: 382). Lefevere even saw translation as a kind of rewriting to study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ideologies existing in the patronage and poetic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systems.Following this trend, studies on cultural issues in translation an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toward culture have flourished. Awareness of such issues can at times make it more appropriate to think of translation as a process which occurs between cultures rather than simply between languages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2004: 35).1.2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the cultural school, translation is 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either intra-culturally or inter-culturally. In this sense, translation should take culture as the translation unit. Different texts have their own functions. Only by taking culture as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 the source culture achieve the same func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it doe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Otherwis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cannot be achieved even by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Functional equivalence is very much involved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However,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at was put forward by Nida.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proposed by Susan Bassnett brings not only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but also it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the target culture into consideration.Bassnett distinguishes four categorizations of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nam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exerting influence on the acceptance and absorption of the target culture to the foreign cultural norms; advanci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languages; and improv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vention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Gao Fengping, 2005: 81). Culture endows different source language text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W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do is try his or her bestto achieve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arget culture and the source culture (Liao Qiyi, 2001: 363).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require different solutions to achieve th 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f the source text is meta-narrative text or the central-text which contains certain cultural beliefs, the translator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adopt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s (Bai Wenchang, 2002: 365 in Gao Fengping, 2005:81); Literal translation should also be used in scientific texts (Gao Fengping, 2005:81). However, if the source text is just general literature, the translatorhas great freedom in making his choices.Bassnett insists that the translator possesses great initiatives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quivalence. “The translator can rewrite the text flexibly, and can even break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source text” (Bassnet t, 2002: 92).Directed by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where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are concerned, and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e translator may take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arise.2. A Brief Survey of Cultural Transfer2.1 Definition of cultural transfer“T ransfer”is a general term which has various meanings. First of all, it is understood in psychoanalysis as the interference of one language with another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lea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fer”in the linguistic field has profited a lot from the American linguist Robert Lado. As it has been claimed by Lado (1957:2) that, “individuals tend to transfer the forms and meaning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orms and meanings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both productively when attempting to speak the language and to act in the culture, and receptively when attempting to grasp and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as practiced by natives”. Ever since then, “language tran sfer”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n her work Language Transfer and Universal grammatical relations (1979), Gass first of all affirmed that “lang uage transfer does indeed take place”,and then pointed out based on her observation that, “some aspects of language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ansferred than others (e.g. elements that are perceptually salient or semantically transparent”(Gass,1979:7 in Susan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2: 5).Work by Kellerman (1979, 1983),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who has studiedtransf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demonstrated Gass‟s claim. His focu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what he called the transferability of linguistic elements. He argued that “there are definite constraints on transfer which go well beyond mere similarity of the languages in question”(Susan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2:7).By analysis of all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his own research findings in this field, Odlin, the famous American linguist, put forward the very often quoted influenti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 “trans fer”. According to him, “transfer is the influence resulting fro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many other language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and perhaps imperfectly) acquired”. (Odlin,1989:27)Common to all the above scholars is their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isting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heir interest in the constraints that may be imposed on the transferring process.The phenomenon of transfer attracts the interest of scholars from many other fields, the typical example of which is the academic fiel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ring the same concern to all kinds of constraint elements existing in the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as the field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stud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bviously goes further. Du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wo language as well as two cultural systems,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various cultural factors manifested in various forms and situations. The term “cultur al transfer”is introduced to illustrate the “cultural interference caused by cultural diff erences”.(Dai Weidong & Zhang Hongling,2000: 2)Peopl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may often subconsciously allow their own cultural norms and value perspectives to govern their own thoughts and behavior and use them as criteria to judge those of others. In this sense, cultural transfer often leads to communicative barriers, misunderstanding and even hostility.Commonly recognized as a kin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translation has much to do with cultural transfer. Early in 1954, the British linguist James Harris proposed a translation-type model in a generative framework with the purpose of helping solve some linguistic problem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model was called “transfer grammar”.His point was that, “whereas in a purely structural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many constructions and subdivings had no parallel,…we can find…on a translation basis---a parallel in one language to almost anything in the other” (Harris, 1954:267, in Susan Gass & Larry Selinker, 1992: 1). Though his emphasis was not on translation,there is clearly an implication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when translation was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decoding proces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Apparently, Marton, a linguist from Poland, shared the same view with Harris. According to Marton (1981: 69), “translation is indeed a typical activity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transferring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exchanging the expressions and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ir accordanc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transferring function is brought about during this kind of contrast and exchange”.The above thoughts make sense to some extent. The can easily be seen in the remarks of Eugene Nida (2004: 4) when he claimed that “anything that can be said in one language can be said in another”.However, the problem in reality is that translation is never “the decoding of words or sentence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but a complex form of action, whereby someone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a text (source language material) in a new situation and under changed functional,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onditions, preserving formal aspects as closely as possible” (Mary Snell-Hornby, 2001: 37). Translation undoubtedly deals with two cultures, in addition to two languag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may usually cause more severe co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lator than do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2.2 The forms of cultural transferBefore going directly to the discussion of all kinds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caused by cultural transfer, it would be quite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forms of cultural transfer so as to make the analysis more concrete and comprehensive.The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al transfer is very much dependent 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e. It is widely agreed that culture is a complex and subtle matter. So far, there is no one who has given a perfectly satisfying definition of culture (Liu Miqing, 1999: 3). Its complexity attracts the interests of scholars from various fields and it has been defined in different way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quoted definitions of culture was formulated by the British anthropologist, Edward Burnett Tylor (1871, in Dai Weidong, Zhang Hongling, 2000), in his Primitive Culture. According to Tylor, “culture is 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s, customs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 ciety”(ibid: 2). In such a context, culture is in fact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he material and the spiritual wealth of our human society.Just as when efforts are made to define culture, the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e can be various. Some people categorize culture into five aspects: material, intellectual,communicative, institutional and conceptual. And some divide culture into main culture, sub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Jing Liao&Guoyuan Tu, 2004:17). Recently, in his project proposal entitled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Cultural Diversity,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vergence, the Spanish scholar Stephan Dahl (1998) clearly categorized culture into three layers: the surface layer, the middle layer and the deep layer (Liu Weidong, 2001:47). This thesis mainly depends on this way of categorization. As the most direct-viewing part in this categorization, culture in its surface layer refers to all kinds of human products, including language, food, architecture, clothes and all sorts of arts, etc. The middle layer evolves the social norms and values, ranging from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to customs and behaviors, etc. The deep layer is also called conceptual culture. To be more specific, it is people‟s basic concept of life referring to thinking modes, traditions, psychology, religious beliefs, customs, aesthetic preference, etc.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Liu Weidong (2001:47), the cultural structure emanates from the surface layer to the middle layer, and then to the deep layer.To make it short and easier to analyze in translation, the structure of culture is simply divided into two layers: the visible social customs, habits, speech act and communication context in its surface layer and the norms, values and the basic conceptions, etc. in its deep layer.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cultural meanings, either in their surface structure or in their deep structure, are intricately woven into the texture of the language. Acting as the vehicle of culture, language symbolizes the cultural reality of human society. Every aspect of a nation is embodied in its language. People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rough their use of language and view their language as a symbol of their social identity. Besid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a certain culture gestates its language system.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actually inseparable, and are influenced by each other interactively.According to the above categorization of culture, cultural transfer can accordingly be classified into surface-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and deep-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In terms of surface-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the language forms and cultural elements manifested in all kinds of communication events and speech acts would be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study. This happens when people directly transfer rules of speaking or speech acts from their nativ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 t communication rules between cultures.The deep-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orldview of a nation or group, mainly involving people‟s ideas and thoughts whose influence on the speech act or communication is indirect and not distinct unless the language user knows both cultures well. That is why the participants concerned are still in the dark when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licts arise in communication. Though such psychological elements as aesthetic preference, ethical value, historical cultures and religious sentiments are not easilyperceived, they actually determine what people think, speak, and how they behave. Therefor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deep-structure cultural transfer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 in translation are more difficult to be noticed.3.A Cas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dopted by Zhang Peiji in his W ork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 ritingsCultural transfer is challenging and complex. It exists in quite a number of respects. Translating is a culture-bound activity. It is because the exist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ng becomes a complex and painstaking process. However, it is this interference and these difficulties that call for a high demand on the translator‟s cultural competence and cultural attitude. The translator must have a good mastery of both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Only when the translator has a clear and deep view of cultural difference can they employ proper strategies and appropriate techniqu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And only after they solve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cultural difference can the version be regarded as a succes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be carried out. This chapter attempts to study Professor Zhang Peiji and his art of translating in his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Modern Chinese Prose Writings in order to get some view of how he technically deals with all forms of cultural transfer in the selected works he has chosen to translate.3.1 Translation methods adopt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cultural transferBeyond a doubt, for decades, scholars coming across certain translating obstacles have proposed solutions to tackle the difficult matters accordingly. Obviously, there are variou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different specific matters.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major kinds of translation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is actually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which “follows closely the form of the source language.”Liberal translation is one “which“ha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source language but is expressed in the natural form of the target language.” However, it is hardly possible for the version to achieve the closest equivalence to the source message if the translator consistently translates literally or liberally since the goal of the translator in translating linguistic or cultural items peculiar to the source language is to make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identify themselves as fully as possible with the readers in the source language context and understand as much as they can of the cultural customs, ideas, manner or thoughts, and history, etc.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translator is to achieve this is to cho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