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

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

他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危机。

因此，他在对风险、幸福、平等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后，指出要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和建立“社会投资国家”，进一步确立了“无责任即无权利”和“无权威即无民主”两大原则，提出实行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福利主体的多元化、废除固定退休年龄、减少社会排斥来解决社会不平、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等政策主张。

总的来说，积极福利思想与传统福利思想具有较大差异，积极福利思想具有较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标签：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一、积极福利思想提出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产生了巨大冲击，进而影响到各国的经济社会政策。

在全球化竞争中，福利国家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必须对传统的福利国家进行改革。

积极福利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政策，将有助于各国调整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发展。

在社会风险方面，社会风险的性质由传统社会的外部风险转向了后传统社会的人为风险。

在传统社会，人们面临的风险大多是可以预见的、呈现一定规律的外部风险，主要来自外部世界，如自然灾害、年老、失业、贫困等，传统的福利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在后传统社会，人们所面临的是主要是人为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类自身，如环境污染、社会排斥、家庭小型化、社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等，这些风险难以预见，也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

风险性质改变了，传统的福利制度无法有力应对，于是出现了危机。

在社会政策领域，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传统福利政策，虽然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也造成了财政开支过大，失业者再就业的积极性不高，企业竞争力不足等消极后果。

面对政策困境，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并没有把欧洲带出经济增长的低谷，反而因减少公共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使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收入差距拉大。

因此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危机。

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试图从新的视角对社会政策的现实困境进行审视和解读，以找到解决路径。

二、积极福利思想的理念积极福利思想在对风险、幸福、平等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福利思想的理念。

首先，对风险的重新定位。

积极福利思想对风险的理解有两个要点：一是风险不同于危险，它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会。

过去，人们总是消极地看待风险，把风险视为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并努力逃避风险。

但实际上，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可以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是风险管理应从事后补偿为主转向以事前预防为主。

吉登斯不认同建立在外部风险基础上的事后补偿的传统福利制度，主张建立一种积极的以预防为主的风险管理体系。

在福利改革领域，他指出福利改革的目的是减少甚至消除福利依赖。

与事后解决问题，以分配为手段的福利国家相比，积极福利更强调事前预防，通过发挥各种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建立社会保险项目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如为了应对年老、生病、失业危机而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其次，对幸福的重新审视。

传统的幸福观局限在人对物质需求的满足，衡量幸福大小的标准时物质价值的多少。

而積极福利思想认为，“幸福”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在物质需求的满足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收入的提高并不会导致更大的幸福，更大的幸福主要在于个人实现自我价值。

因此，福利制度必须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

再次，对平等的重新阐释。

传统平等观所定义的平等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具有相同的地位。

但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平等观是一种静态的、僵化的平等观，是静态地观察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积极福利的平等观是从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的涵义上来理解的。

所谓平等，在信息社会意味着社会对所有成员的“包容”，即所有的社会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有实实在在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相应的义务。

任何社会成员都不会因为财富、身份、地位而被排于社会项目之外。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积极福利认为，不论福利的形式如何，在保障人生存的前提下，最终都应当回归到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上。

因此，积极福利观认为福利制度要提供一种机制，以促进个人敢于应对各种风险、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从而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三、积极福利的目标一是要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

①传统的福利政策具有被动性，是用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事，在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的重新分配，其目标是维持人的一种正常的、安全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不至于因遭遇风险而陷入生存危机，因此被称为消极的福利政策。

而积极福利强调要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

在遇到风险时，他们不会刻意回避风险或等待别人的帮助，而是积极地应对风险。

由此可见，与传统福利政策维护人生存的目标不同，积极福利政策的目标是增强人的能力，推动人的自我发展。

二是要建立“社会投资国家”。

为了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吉登斯主张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积极福利思想认为，在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居中心地位，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一方面可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能推动福利国家的改革，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改革的良好互动。

吉登斯指出，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当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这一概念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

改革后的国家将是一个社会投资型国家，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1]。

四、积极福利的原则一是“无责任则无权利”。

这是积极福利思想的核心原则。

传统的福利国家体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和“国家责任”的基础之上。

这种单向的责任机制一方面导致国家权利的扩大和国家负担的加重，另一方面导致公民责任意识的弱化和福利依赖的加强。

而在积极福利的价值体系中，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在福利不断增加的同时，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也应当不断延伸。

国家有责任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只是被动地接受国家的救助，而要积极地寻找工作机会，依靠自己改善生活境况。

二是无民主则无权威。

“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

”[2]69因此，积极福利思想认为要在实践上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政府应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

一方面要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适合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

另一方面政府组织也要进行民主化改革，使机构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成为公民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

五、积极福利的主要政策主张一是实行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

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就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

”[2]123福利国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支出，还应该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

因此，要实行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鼓励公民通过参加工作来获得福利待遇。

在分配福利时，要实行审查制度，对不同特征的困难群体（特别是有无劳动能力）区别对待。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和失业者而言，救助的重点也不再只是提供生活保障，而是为他们重新工作提供帮助。

政府应当通过就业培训和就业介绍等方式，提高受助者的就业能力，从而为接受新工作或进行创业做好准备。

此外，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获得帮助的前提是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拒绝工作，将失去获得帮助的资格。

二是主张福利主体的多元化。

在传统的福利制度下，国家是社会福利投资的主体，承担着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部分，这正是造成政府财政压力的主要原因。

而积极的福利倡导在坚持国家主导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尽量发挥个人、家庭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责任和作用，确立国家和家庭、企业、社区以及志愿机构在社会福利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以往的替代关系。

同时吉登斯认为，积极的福利在资金筹集上，应该采取资金渠道来源的多元化，即通过政府与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团体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共同承担起资金筹集的责任，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借用国际力量。

三是主张废除固定退休年龄。

吉登斯认为人为划定退休年龄的办法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老年人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并被視为负担，而且也确实成了负担；二是这种做法不能区别对待不同的老年人。

如有的老人身体状况好，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可以继续工作而且愿意工作，在划定了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他只能退休；而有的老人身体状况不好，他也必须工作到退休年龄。

吉登斯认为解决老龄问题必须调动老年人的能动性，老年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阶段。

“我们应当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而且我们应当把老年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2]12。

因此，他主张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劳动者可以根据身体特点和意愿自由选择退休年龄（当然为了鼓励工作，工作年限必须跟养老金收入挂钩，年限越长，养老金越高）。

四是主张通过减少社会排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

新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包容性”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公共空间中的参与[2]107。

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排斥问题，以提高被排斥者的“社会能力”。

吉登斯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有：一是重建公共领域。

在贫富差距的扩大无法阻挡的情况下，扩大公共领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增强上层与下层的对话，营造和谐的公共生活环境，从而增强社会团结；二是利用福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调节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三是加强教育和培训，增加下层向上层上升的通道；四是以社区为中心开展扶贫。

针对困难群体，可以社区为单位开展援助。

五是主张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

在对贫困援助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应结合贫困地区实际，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

以往对贫困国家或地区的援助大多是经济援助，这种财富的转移并没有解决贫困国家或地区的贫穷问题，反而引起了对富裕国或地区的依赖。

吉登斯指出，这种依赖与福利国家内部的国民对福利制度的依赖相似，引发的问题（如项目的实际受益者并不是原来设想的那些人，被援助对象的道德受到破坏）与福利国家内部的问题相似。

因此，吉登斯提出了一个可供替代的发展方案。

简单来说，就是要立足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培养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充分发挥当地人民的聪明智慧，尊重当地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