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人生修养

曾国藩论人生修养

Absract:In many domains,Zeng Guofan achieced successes,this was mainlyreferred to his rich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ideas on human life ,Apart from the purpose of lif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bearing morality with reverence ,ane the life attitud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completely perfecting one’s nature and satisfying with one’s fortune ,a series of cultivating methods was included in the life philosophy of Zeng Guofan .Just these cultivating methods enabled him to stand out from his contemporaries .This paper aims at briefly discussing Zeng Guofan’s theory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曾国藩（1811～1872）立德、立功、立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他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学思想。曾国藩的人生哲学，除了“荷道以躬”的人生目的，“尽性知命”的人生态度之外，还包括一整套的修养方法。正是这些修养方法，使得曾国藩在其同时代人中，“有如鹤立鸡群，就象圣母峰突出于喜马拉雅山诸峰之上，永远在宁静之中，永远覆盖着一层白雪的明朗。”（张君励引容闳语，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新儒家思想史》第560页）本文拟就曾国藩的人生修养理论谈几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1.诚信

曾国藩继承儒家的传统观念，提出“诚信为本”的人生原则。诚的本义是信，《说文》曰：“诚者，信也。”儒家用“诚”这个范畴来表示人生的最高境界，有时也指宇宙的最高本体。孟子、荀子都讲诚，《中庸》也多次提到诚。在宋明理学中，诚更成了重要范畴，周敦颐说诚是圣人之本，朱熹说诚是天理之本然。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把诚看作实有的东西，看作宇宙的规律。曾国藩对“诚”有自己的理解。他说：“诚者，不欺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曾国藩全集·读书录·周易》，岳麓书社1986年版。后文凡引自该书的都省掉书名，家书、书信等都依据该书编号。）意谓，只有心中没有私见，十分专一，才能做到真正无妄，这就是“诚”。曾国藩认为，诚是极端重要的，是宇宙人生的基本原则：“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诗文·笔记二十七则》）“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书信0001号）因此，“君子之道，莫大于以忠诚为天下倡。”（《诗文·湘乡昭忠祠记》）曾国藩一生倡导“拙诚”，其理论依据即在于此。

曾国藩认为，诚的好处是可以感动别人。“有其实必有其荣，有其荣必有其应，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读书录·汉书》）“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家书0237号）这就是说，即使奸诈之人，也能被诚所感动。因此，只要“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家书1280号）曾国藩又说，诚的功用是很大的，“一人肫诚，万众可感；一心坚定，天地可回。”（批牍0511号）“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批牍5929号）不仅如此，诚还有挽救世道人心的效力，“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合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书信0001号）“质”也就是诚的意思。他还说：“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诗文·湘乡昭忠祠记》）从这里，我们看到曾国藩极力鼓吹诚还有他政治上的目的。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有了诚，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曾国藩也说：“家人天亲之地，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家书0037号）这就是说，有了“至诚”的态度，还要注意方法，才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家人之间尚须如此，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种“委曲行之”的方法，很容易走向诚的反面。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完全不耍手段是很难做

到的。曾国藩虽然自称是笃实一路人，也承认有时不得不“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家书0237号）这种机权作用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徒惹人笑，教人怀恨，”（同上）所以曾国藩主张“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同上）

2.慎独

“慎独”语出《中庸》，在宋明理学中被发展为一种修养工夫。曾国藩也认为，要想成为圣贤，须“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家书3901号）。“方寸”就是人的内心（或谓良知），曾国藩说，如果内心“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家书1432号）“慎独”的工夫就是要做到不自欺。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就在于此，“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诗文·君子慎独论》）所以“慎独”的功夫是十分重要的，“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同上）作为程朱理学的继承人，曾国藩反对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知善知恶”（同上），他认为，“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独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同上）格致与慎独结合起来，才可以避免这些毛病，曾国藩明确指出这是“入德之方”。

曾国藩又把慎独看作自修之道的最高境界，“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家书1432号）他认为，能做到慎独的人，“可以对天地鬼神”，“此心常快足宽平”（同上），因而他称之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同上）

慎独的内容无所不包，曾国藩特别注重“不忮不求”，曾作有《忮求诗二首》，并注曰：“将生平阅历为韵语，示儿侄辈当遗嘱。”他对忮、求二字也有明确的解释：“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家书1407号）由此看来，“不忮不求”主要是行恕、知足。曾国藩指出，“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同上）忮、求的危害是很大的，“忮不去，满怀都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同上）因此，“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箭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同上）不忮不求成了推行仁义的基础。

曾国藩对忮、求的论述，抓住了修身的关键，既深刻，又全面。

为了做到“慎独”，曾国藩采用了一些辅助性的方法。

首先是主静。北宋周子揭出“主静”之旨，程朱亦常以“静”字教人，曾国藩也说：“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诗文·书赠仲弟六则》）主张“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诗文·课程十二条》）曾国藩说：“苟其遗弃伦物而于静中别求端倪者，或不免误入歧途。若习静以涵养此心，则即《大学》所云‘定静安虑’者，又何忮趋之有？”（书信7817号）》“涵养此心”，实即慎独之一端。曾国藩认为，主静虽然与释道相似，只要得法，“犹是养生之道。”（同上）怎样才是得法？他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簌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诗文·五箴》）大意是，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使思虑绝对集中，就可以进入静虚的境界，“体验来复之仁心。”在日常事务中，也有所谓静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场，二曰不入势利之场。”（《诗文·书赠仲弟六则》）乡里之词讼曲直，官场之得失升沉，都是与己无涉的，大可一概不管，曾国藩认为这样即可保持“清福”，有益于慎独。

其次是写“日课”。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起，学习理学家倭仁的做法，“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融目克治。”（家书0025号）实际上就是记日记，把自己的毛病都写出来，决心改正，“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家书0024号）反省的标准则主要是“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曾国藩认为，这样做对于慎独工夫也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