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
[论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pdf
![[论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pdf](https://img.taocdn.com/s3/m/74e6027502d276a201292ecc.png)
[论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pdf摘要：人物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步骤。
哲学史人物研究就是要将被研究者“客观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被研究者哲学生命、精神生命和学术生命的“重生”。
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几种方法的“合力”会在一定意义上实现这样的研究效果。
这个“合力”就是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即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统一、时间发展与空间拓展相统一、文本与话题相统一、主动创造性与客观逻辑性相统一。
关键词：哲学史：四位一体：方法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055-04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当我们去探寻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方法的时候，脑海中肯定会浮想出这样那样的方法，如比较研究法、诠释学方法、文献研究法、唯物辩证法、社会思想史研究法、社会学研究法、范畴法、反向格义法等等。
但是，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人物，吾人有时总会感觉到我们所研究的人物缺少些“灵气”，被研究者是一个冷冰冰的“僵尸”。
究竟什么样的方法会将故去的、死的东西“转生”为当下的、活的东西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会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种“可能”使“死”的变成“活”的。
但是，却有一种“合力”能够将过去的东西的“精神生命”在描述中实现“重生”。
即是说，在某几种方法的“合力”的作用下，我们可以将哲学史上的作为“点”的哲学家构设成哲学发展史“面”上的哲学家形象，以我们研究者的眼光从远处来观察由他和他的思想时代所构成的那个立体的“哲学史画面”。
这样，那个过去的人便生灵活现起来。
他、他的思想、他和他的时代的思想，将一同进入我们的视野。
他去认识他的时代，我们去认识由他参与的他的思想时代。
有关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
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篇一：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心思想摘要：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
他一生孜孜以求，所著的“贞元六书”和“三史”成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名篇佳作，所创立的新理学形成了与熊十力、梁漱溟所建构的新心学相对峙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所提出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
这里仅从三个方面简要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特点及贡献。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20世纪20年代初，他初涉哲坛，就明确把比较方法、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作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
例如，1920年底作的《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一文，其中谈到要把中国的旧东西(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当事实来研究，所用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他所作的《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主张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的统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运用的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的比较方法；192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于1924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时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已初步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中国哲学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中国哲学论文题目一、最新中国哲学论文选题参考1、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2、中国哲学的诠释问题——以仁为中心3、“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4、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5、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6、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新中国哲学五十年”的一点思考7、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下)8、中国哲学的太极观念与太极拳9、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10、中国哲学大纲11、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12、中国哲学史新編13、生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14、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15、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英文)16、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17、关于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几个问题18、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19、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20、中国哲学原论. 导论篇二、中国哲学论文题目大全1、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2、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3、中国哲学史教程4、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5、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6、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7、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8、"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9、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10、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11、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构建面临的时代问题与可能回答12、论道与物的关系问题(下)——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13、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14、论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的走向15、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16、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17、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18、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19、中国管理哲学研究——从中国哲学的视角研究管理学20、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三、热门中国哲学专业论文题目推荐1、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2、近代"中国哲学"发源3、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4、从中国哲学看意像语言把握形而上学何以可能5、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6、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7、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8、试论道家哲学对人本心理学的影响——兼论中国哲学的普适价值及东西方文化的融会互补9、"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10、价值·权威·传统与中国哲学11、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12、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13、中国哲学原论14、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15、逍遥与自由——以西方概念阐释中国哲学的个案分析16、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及诠释框架17、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汇通的基础18、中国哲学史稿19、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20、“中国现代性”的追寻——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主线的一种描述四、关于中国哲学毕业论文题目1、中国哲学大纲2、中国哲学简史3、中国哲学简史4、中国哲学简史5、和合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6、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7、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8、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9、中国哲学大纲10、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11、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12、人与自然 : 中国哲学生态观13、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14、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15、论20世纪西方哲学变革的主题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走向──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16、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17、论中国哲学与护理学的融合:以慎独为切入点18、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19、“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20、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五、比较好写的中国哲学论文题目1、明清之际的儒耶对话与中国哲学创新2、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3、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4、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一实践哲学(笔谈) 实践哲学:超越与升华5、中国哲学智慧6、《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7、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8、中国哲学范畴通论9、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1978～2007)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11、“哲学”概念的家族相似性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问题12、关于中国哲学的生命性13、解释学与中国哲学14、《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15、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16、汉英文化类辞典编纂要端举论——以《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为例17、中国哲学的萌芽与中医学的起源18、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序言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学术:“日神类型”与“酒神类型”20、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六人学研究(笔谈) 新世纪中国人学研究应承载的历史使命。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可编辑)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可编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年第.文章编号: ?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葛斐 ,余泽娜.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德育教研室,广东广州摘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世纪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产物,体现了对方法论的自觉,是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近代化的经典文本之一。
本文试图结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如西学观照、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哲学与哲学史相结合、唯物史观等作出评述。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中国哲学史世纪初,较早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是谢无大纲》的影响和启发下诞生的,但又毫不逊色,它与《大纲》共同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的近代化,量的《中国哲学史》。
但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因为它对“哲学”、“哲学对象”的界定比较并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另一个经典文本,与胡模糊,文学、史学、哲学界限不明,在学术方法上也仍适各领风骚。
未能脱离传统经学史学的窠臼。
“五四”前后,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 胡适的《大纲》虽然使中国哲学史研究豁然开在救亡图存的口号声中,西学东渐的浪潮大有席卷朗,但由于只有上卷没有下卷,于是冯著的《中国哲一切之势。
以西学为武器批判中国传统、中国社会, 学史》便成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本运用现代学术方法以西学为方针改造中国传统,中国社会成为时代的研究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史》中,体现了明显的方法论自觉。
主流。
于是,重估传统价值、重新审视民族文化也随之被列入了世纪初急于寻找中国社会新出路的一西学的观照人们的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西学导入中国哲学,并从整体上看,这套《中国哲学史》明显是以西方用以重新整理中国哲学史,也成为了可能。
哲学为参照系的。
西学的观照主要表现在:这种哲学上的援西人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推 .以西方的哲学涵义和内容为选材标准法论层面的变革。
从名家研究看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的发展
法、 阶级分析法 的哲学研究方法对名家哲学进行 了
对 于名家的代表人物 惠施 ， 冯友兰并没有一 味盲
从当时流行 的将 其归 为 “ 别墨 ” 的观点 ， 而是认 为 惠
重新思考和定 位 。在对 中 国传 统哲学 的否定 之否 定 后完成 了其学 术思想 与哲 学研究 的超越 与 回归。从 冯友 兰不同时期对名 家 的研 究 中可 以看 出其哲 学研
不讲 ， 中国哲 学史更 觉 畸形 。 ”
‘ 辩 者之学 必全 在
所谓名理上立根据 ， 所谓 ‘ 专决于名 ’ 也。 ” ＿ ２ Ｊ １ 鹌 这 表明
２ ０世纪 ８ ０年代的七卷本《 中国哲学史新 编》 中， 冯 友
兰综合运用逻辑 分析法 和马克 思 主义逻辑 与历史 统
一
他已经认识 到名家诸 命题背 后蕴涵 着异 于 中国哲 学
第２ ８卷第 ６期
２ ０ １ ３年 １ ２月
平 顶 山 学 院 学 报
Ｊ ｏ ｕ ｎａ ｒ ｌ ｏ ｆ Ｐ ｉ ｎ ｇ ｄ ｉ ｎ ｇ ｓ ｈ ａ ｎ 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Ｖｏ １ ． ２ ８ Ｎ ｏ ． ６
Ｄｅ ｃ ． ２ ０１ ３
从 名 家 研 究 看 冯 友 兰 哲 学 方 法 论 的 发 展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０ ６— ０ ６
个不 同的思想流派 。他 在书 中指 出， 虽 然惠施 之“ 历 物十事 ” 主要观点是阐明普通 事物的有 限性 、 相对性 ， 这与庄子 “ 齐物 ” 的相 对 主义极 为相近 。然 而 “ 惠施
只以知识证 明‘ 万物毕 同毕异 ’ 、 ‘ 天地一 体 ’ 之说 ， 而
赵 炎峰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公开出版。
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以现代哲学的眼光来整理和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过程。
自此之后,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和多种视角,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清理和挖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每一种方法都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研究理念以及对古人思想的独特见解。
经过近百年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四套集方法和理念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系统框架。
我借用库恩的术语,将它们称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这四个范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享有崇高的权威。
人们只要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便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这四大范式,既受到它们的激励,也受到它们的 制约。
因此,对这四个范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清理思路,扬长避短,更好地领会古人的智慧。
一、冯友兰范式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创立者之一。
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突然进入近现代,人们置身其中的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古代的一些自明的东西,现在变得晦暗不明了。
比如,在古人看来,成圣成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无需证明;需要证明的只是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做才能成圣成贤的问题。
周敦颐的《通书》前九章都在阐释诚、神、几,曰圣人之意(即何为圣人的问题),第十章揭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旨(即人当以圣人为标准的结论),至于人何以要成圣成贤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及;此后讨论的重心转向了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如何用力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乃是第二十章提出的圣可学乎与有要乎的问题。
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也只问圣人可学而至欤和学之道如何,不及何以要学圣人的问题。
但是,现代语境从根本上颠覆了使古代人认之为自明的东西得以成立的整个世界图式、历史叙事和价值体系,也即打碎了整个古代语境,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语境。
这种全新的现代语境,要求一切都要用理性来重新衡量。
过去自明的东西面对理性的拷问,突然变得不可理解了,如:为什么要成圣成贤?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自明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其自明性,建立在其上的全部理论学说,顿时也都变成荒唐而难以理喻的东西。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走向与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走向与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学科。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环境的转变，中国哲学史研究在近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应当注重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同时关注中国哲学史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首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走向应着眼于对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入解读和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们对古代哲学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
例如，《荀子》中的人性论，不仅仅是对“天性”的讨论，更是涉及到人的行为、伦理、政治等多个领域。
而《庄子》的思想也是多元而独特的，应该以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
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在融入其他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了解古代哲学思想的内涵。
其次，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文献学、历史学方法仍然重要，而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方法也逐渐得到应用。
例如，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对哲学思想的社会背景进行解读，心理学的方法可以帮助理解古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语言学的方法可以帮助破解哲学文本中的隐喻和象征等。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可以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另外，中国哲学史研究应该关注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世界哲学史上独具特色，对世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中国儒家思想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
同时，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应该以全球视野来进行，关注中外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近年来,随着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的加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成了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话题,甚至被某些刊物评为2003年十大热门学术话题。
对研究现状的不满导致对其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在于,与文学、史学等学科不同,中国人是在接触了西方文化后,才知道有“哲学”的。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没有“哲学”一词。
汉语“哲学”一词是日本哲学家西周的发明,他在他的《百一新论》(1874)中首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但同时特别声明:他用它来与东方的儒学相区别。
直到1902年中国人才在《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传统思想。
用是用了,却并未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可称为“哲学”的东西吗?在有些西方人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胡塞尔在他的维也纳演讲中就否认中国有哲学。
伽达默尔也认为远东文化中那谜一样的沉思与智慧与西方哲学不是一回事。
理由是哲学是希腊人创造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有其特殊的形态、内容、概念和问题。
中国人自己一开始也这么看。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之一,也是那个时代西方哲学造诣最深的中国人之一。
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根据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检讨中国传统,发现在中国“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
”虽然王国维在这里并未直接否定中国传统有哲学,但从整篇文章的上下文来细细玩味,不难发现他至少是在暗示中国并无严格意义(即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然而,当时日渐高涨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不会允许承认这种重要的文化阙失。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摘要：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多元开放；融贯创新冯友兰治中国哲学史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有“三史”的鸿篇巨制，而且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奠立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取得了诸多创获，获得了重要进展。
高秀昌博士选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进行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著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一书，既完整地推展出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更是归宗于著作者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研思，以专著之论促进着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
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任何学术研究无疑都贯穿着一定的研究方法，然而却有运用研究方法的自觉不自觉以及研究方法特色优长高下的分别。
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始终保持着高度方法论自觉，总是在明确而突出的方法论意识指导下，在自觉建构起的独具特色的研治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基础上，来成就他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在这方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话语中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的创新，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
”“在冯友兰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方法及方法论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探索，是他成就‘三史’、‘六书’的重要前提，也是他始终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前沿并成为领军人物的关键。
”①一定意义上，实际的哲学即哲学史，任何时期任何哲学家对某一哲学问题的探讨，都是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和实现。
有哲学的发展或演进，即有哲学史的研究及其研究方法。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自先秦以来诸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汉学”、“宋学”，尽管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却都是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总结性研究和批判性评述。
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既有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思想渊源，同时又具西方哲学方法的深厚基础，这是他始终保持高度方法论自觉的两方面学术培壅。
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才有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运用。
有自觉运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方法论及其模式，才有冯友兰三部各具内容特色和方法论风格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全面系统地考察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实际上有两条基线：一条是以冯友兰先生完整的学术生平为线索，审视他每个学术时期的主要哲学著作，从哲学观、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不同层面，渐进地推展出冯友兰不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观点的重要内容和特色，显示出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初步提出、确立、深化、拓展、综合的演变过程；另一条是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总体特色概括为在保持高度方法论自觉的前提下，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主要哲学的方法之间，在哲学方法和历史学、科学方法之间的融会贯通。
这样以来，就显示出和蕴涵着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发展、思想意图及其在不同学术时期所形成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模式，体现了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融贯和积极建构。
从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时期来看，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差别，显示出前后既一以贯之又逐步深化发展的研究方法论轨迹。
一以贯之体现在冯友兰各个时期都力图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主要哲学的方法，以及哲学方法、史学方法、科学方法之间打通并加以综合，即融会贯通。
逐步深化发展体现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前期，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为标志，主要是冯友兰从方法论的角度以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为主导，辅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中西方共同具有而以中国传统哲学为突出的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
这是一种不够统一而有混合特征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诠释的结构模式，带有一定的糅合性。
20世纪30至40年代，是冯友兰创立新理学时期，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研究、讲授和撰写中国哲学史及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以《中国哲学简史》和《新原道》、《新知言》为标志，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明显的是“用逻辑分析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②，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主要是自觉地“对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精髓的逻辑分析方法加以引进、运用、改造和阐扬，使其成为澄清中国哲学观念、诠解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③当然其中也贯彻着冯友兰同时提出的他讲哲学的所谓直觉主义的方法，即“负的方法”。
20世纪50至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是冯友兰呕心撰作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时期。
这一时期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表现出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主导，同时，又依据中国哲学史的性质和对象，对他以往所提出的方法作进一步的阐扬或新的论析，间或提出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使得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综合。
从冯友兰作为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角度来审视，他在三个不同时期所成就的“三史”，基本上表明了“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哲学家的哲学史、哲学家兼哲学史家的哲学史”④在研究方法上正反合的依次演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对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给予了总结性的评价：“总括起来说，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冯友兰与20世纪三大哲学思潮的关系看，他的哲学思想始终跟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⑤这一总结性评价是比较实事求是和全面的。
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建构应该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包含着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对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进行系统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另一方面是作者自觉地提出和建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前者是后者重要的学术研究前提和思想理论考察基础；后者是前者必要的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旨归和创造性阐扬。
作者在该著中所自觉建构和尝试提出的以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中学西范’依然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认为，“中学西范”，“即以西方哲学（史）为参照，运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体系、问题、概念、命题等，来诠解、梳理中国哲学史”⑥，这是20世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导范式”。
“当我们从多元文化观出发，以平常的心态来看‘中学西范’时，这一既具有学理根据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的模式，仍然是我们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模式及方法。
”⑦由此我们非常认同作者最后所表明的：“中学西范”、“西学中范”、“以中释中”、“中西互释”诸种方法可以并行不悖，但是不能够否认或者拒绝作为中国哲学研究基本方式的“中学西范”。
⑧这里我们觉得还意犹未尽，从理论上和实际中都表明，研治中国哲学（史）不是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方法并存并行，各种方法有高下优劣的分别，但如果某种方法哪怕是最优方法的一统天下，则是不正常的。
相反地，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并行不悖，平等处之，才是一种研治中国哲学（史）良好的方法（论）生态环境。
第二，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应以人文主义方法为主导”。
作为专门的历史学科的哲学史属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存在着重大差异，这是持人文主义历史观的史学家、思想家所要着重强调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后阐明：在现代中国，尽管在哲学及哲学史的研究中，人文主义的方法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但仍有不少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加以注意。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哲学家、哲学史家试图借鉴西方的哲学解释学，总结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理论体系和范式，建构以汉语言文字为特征的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
这种对人文主义方法的强调、提升，以及对科学主义方法的限制，合于哲学史的性质和特点，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这也是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要坚持的方向。
⑨申而论之，中国哲学史研究似乎亦应该具有多元的方向，这样要更加有利于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强化、深化和广泛性进展。
“中国哲学史研究应以人文主义方法为主导”，这一观点本身即意味着在这一主导方向之外，还同时并存或容纳着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诸种不同的学术方向。
科学主义方法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深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仍然可以成为未来治中国哲学史的一种方向，并且这一方向还值得细化和再加分疏。
就是说，就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两种研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来说，或许是科学与人文亦可以并行不悖。
第三，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
诚然，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和知识论不够发达，逻辑分析薄弱，但是，要真正超越传统、走出传统，摆脱笼统、模糊的言说方式，恰恰需要运用现当代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和梳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判断和命题、思想和体系，这不仅可以逐步建构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知识体系，而且还可以为创立未来的新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主张：“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在消化吸收西方理性主义精神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升中国哲学的逻辑及理性层次。
”⑩这里明确地阐明了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及其学理依据。
事实上也是如此。
冯友兰在20世纪长达四分之三的时间在援引、改造和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创新树立了典范。
金岳霖、张岱年等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和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