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世海:中国古代为官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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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吏之德治

古代官吏之德治

学学古代人对官德的内容、内涵、重要性等的认识一、古代对官德的作用有深刻认识,这方面的言论可以从立国、为官、安民等三方面来概括:(一)立国。

西汉司马迁总结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的经验教训,他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天官志》篇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篇中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

”南宋名相赵鼎也在《从政遗规》中,做出了“吏不善,政虽善不行”的诊断,认为没有好的官德,国家就不能得到好的治理。

(二)为官。

春秋史书《左传》中《襄公二十四年》篇,对为官之道作了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该篇把修养官德列在建功创业、建书立说之前,对官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明代张居正在《辛末会试录序》中,发出了“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的铮铮之言,暗喻自己要做一名虽有缺点但是品格高尚的好官。

南宋胡宏《胡子知言•好恶》中有:“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

”说的是有德者不担心没有官位,而无德小人却依靠权势争夺利益,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

孔子、孟子更有重德轻利的言论,《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里仁》中也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三)安民。

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三)》中向汉武帝建议:“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强调官德的安民作用。

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云:“无德于民,不足以兴”,亦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道理。

二、官德的内容古代对官吏的道德要求,主要体现在公、善、慎、廉上,这四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道德规范。

(一)公。

清初朱舜水在《伯养说》中说:“公则生明,谦则生威”,说明为政必须用心公,持身廉。

从为官公正与清明政治的关系方面进行论述的言论也不少。

《商君书•修权》讲,“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护功”。

宋人所撰纪传体唐代史《新唐书•陈子昂传》讲,“尚德行者无凶险;务公正者无邪朋。

20131019 借“为官五行”说 品官箴 修官德

20131019 借“为官五行”说 品官箴 修官德

借“为官五行”说品官箴修官德时间:2018-10-23 来源 : 中国纪检监察报司马延官德修养之优劣,关乎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

在我国古代廉政文化中,官箴作为历史先贤的为官准则,曾在官德修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思《三平斋夜话》,提出“为官五行”说,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角度,对为官之德作了精辟概括。

笔者长期搜集整理古代官箴,现姑借此“为官五行”说,对散落于古籍中的历代官箴作一粗浅梳理,以之为读者诸君研究廉政文化、加强官德修养提供参考之助。

“为官如金,守沉默之慎,葆至真之性”成语“谨言慎行”出自《礼记·缁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

”为官者用言行引导民众,故在言行前应斟酌再三、顾及后果,切忌凭冲动而鲁莽出言行事。

《论语·为政》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意谓要多听、多看,多请教他人,对怀疑之处要慎言,对自信的部分要谨慎地说出和实行,这样才会减少错误和懊悔。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才彰显“沉默是金”的价值。

为政者应出言谨慎,切忌说话不过脑子。

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倘言语不慎,影响所及,或朝令夕改、自食其言,或反复无常、不守信用,势必贻误政事,使自己的声誉受损。

即如唐太宗所云:“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

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

”他还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贞观政要·慎言语》)“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

”故为官者须慎言慎行,谨防为政荒嬉。

应“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诡;非所争勿争,以避其声。

明者视于冥冥,智者谋于未形,聪者听于无声,虑者戒于未成。

古代用官的四个标准

古代用官的四个标准

古代用官的四个标准
1.学识标准:官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学识,才能胜任公职。

在古代中国官制中,官员必须通
过考试,才能被任用。

考试分为科举考试和殿试考试,科举考试是古代中国官制中最重要的考试,考生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被任用。

2.品德标准:官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被任用。

官员必须具备诚实守信、勤勉
尽责、节俭节约、正直廉洁等品德,才能被任用。

3.能力标准:官员必须具备实际的工作能力,能够在具体事务中处理问题、完成任务。

4.忠诚标准:官员必须对国家和君主忠诚,不得有任何背叛行为。

忠诚是古代官员最为重
要的品质之一,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这四个标准在古代用官中缺一不可,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古代官员选拔和任用的基础。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作者:马勇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16期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

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

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干部”这一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治人与治于人在中国与西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

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出中国文明新形态。

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的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

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

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

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

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

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也是仕途的开始。

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

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

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

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

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

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已经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

学习《为吏之道》勤修“为官之德”

学习《为吏之道》勤修“为官之德”

学习《为吏之道》勤修“为官之德”
杨宗兵
【期刊名称】《华夏文化》
【年(卷),期】2012(000)001
【摘要】《礼记·礼运》云:“地不爱其宝。

”随着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和岳麓书院所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等文献的相继出土、发现和整理,我们有幸认识和了解到2200多年前秦人的“为吏之道”。

简文《为吏之道》等内容涵盖了当时秦人为吏从政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基本准则,
【总页数】4页(P38-41)
【作者】杨宗兵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井陉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050308【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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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世海:品读历史典籍 感悟传统美德

史世海:品读历史典籍 感悟传统美德

品读历史典籍感悟传统美德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史世海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优秀文化。

特别是在浩瀚的书林中,《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等著名历史典籍,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记载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动人故事,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信仰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周易》有云:“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中华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正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传统美德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绵延不绝的传承,成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与文明的共同延续。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品读历史典籍,可以让我们获得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对中华五千多年的传统美德多一份尊重与思考,从而在历史的镜鉴中,享受一番道德的滋养,实现一段精神的升华。

仁,是各种道德的总纲,又是内涵于人的道德能力,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仁人”,关键在于自己能否学于仁、依于仁、行于仁、安于仁。

周公“体国恤民,握发吐哺”、孔子“仁者爱人,行道于世”、孟子“力倡仁政,民贵君轻”、子产“不毁乡校,乐听民声”、孙思邈“一方千金,苍生大医”、张骞“首通西域,亲仁善邻”、里革“割网匡君,爱惜万物”、杜甫“‘三吏三别’,忧民疾苦”、范仲淹“先忧后乐,博爱善施”……品读历史典籍,我们感到,仁德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基础,“君子所贵在德”,人的一生,加强道德建设,是“有目的的生活”的第一需要。

每个人都是自己道德的主体,为仁,才能让有限的生命获得一种永恒的美丽。

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也是君子的人生追求。

古人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与“利”该如何抉择?做人应“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以敬慎的态度,使内在心灵高尚;以正义的准则,使外在行为端正。

介子推“士甘焚死不公侯”、鲁仲连“排患释难,义不帝秦”、张衡“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苏武“饮雪吞毡,持节不屈”、杨万里“官可以弃,记不可作”、柳宗元“以柳易播,乃见节义”、樊重樊宏父子“为富行仁,崇义顾利”、文天祥“成仁取义,以身殉志”……品读历史典籍,我们感到,一个人只有摆正“义”与“利”在自己心中的位置,才能保持高远纯净的心志,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让生命的价值因为追求道德的践履而不断升华。

历代贤吏为官之道及其启示

历代贤吏为官之道及其启示

历代贤吏为官之道及其启示贤吏是历代为官者中的精英,他们以高尚的品德、深厚的为民情怀和过硬的政绩,成为了世人的楷模和典范。

他们的为官之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领悟为政之道,为我们立身处世、做人为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一、品德高尚贤吏为官,最重要的是品德高尚。

李时中、包拯、文天祥等历代贤吏都以高尚的品德深入人心。

他们以正义、公正、诚实的品格感染着周围的人,为民众树立了崇高的楷模,树立了社会公德的标杆。

品德高尚的贤吏教导我们做人为官要守正道,提高道德素养。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诚信、坦诚、宽容、公正是做人的基本品质,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应坚持不懈地强化品德修养。

二、为政以民为本贤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为政以民为本。

宋代贤吏吕祖谦曾说过“为官者,应思百姓之好恶,自己之得失,不得以私欲害公法”,这种为民之心贯穿贤吏的整个为官生涯。

贤吏之所以贤,就在于他们将民众的利益置于第一位。

贤吏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为民服务,在为政时总是将掌握权力转化为为民众服务的动力,他们时刻关注民生,尽最大的努力为民众解决各种难题,为民众谋福利,树立起民众放心和信任。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学会为他人着想,尤其是对待弱势群体时更应体现着想,一旦担任了某个职位,就要以为民无私为目标,为民谋福祉。

这是每一个人做人为官的起点。

三、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为官者的基本功,也是贤吏为政的重要策略。

贤吏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繁琐的公务,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认清现实,针对实际情况制定正确和周全的政策方案,将事情处理得更加妥帖、更加公正。

实事求是之所以能成为贤吏为官的基本功,是因为它不仅是为官者的必要素养,更是推进工作、化解问题的根本途径。

因为一味说空话而不用实践来检验,终究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只有在接受现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路,才能解决问题,真正地为人民服务。

四、以身作则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仅仅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管理经验,更要有强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切实做好以身作则的表率。

我国古代重视考核官员的官德

我国古代重视考核官员的官德

我国古代重视考核官员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等情况,逐渐形成了一套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和办法。

我国古代统治者主要用惩罚和奖励的手段来管理和约束官员。

汉代通过考核区别官员的优劣,成绩显著的被称为“最”,给予重奖。

其余再按优劣排列名次。

对成绩优良者按口头褒奖、行文褒奖、增加俸禄、升官赐爵等顺序由低到高进行奖励。

考核成绩较差的被称为“殿”,要追究其责任,给予处分或刑罚。

唐代将考核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根据等级分别给予赏罚。

清代根据考核成绩将官员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

对一等称职官吏加官晋级;对三等怠惰渎职官员进行责罚。

我国古代各个朝代对官员的考核方法有所差别,但基本上遵循分级考核和定期考核的原则。

汉代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即由皇帝考核丞相、三公;丞相、三公刺史考核郡国守相;尚书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郡国守相考核县令、丞、尉。

中央政府部门还按职能向全国实行单项考核,如民事、军事、农事、工程漕运、司法断狱、学校礼仪等方面均另制定考核制度。

汉代的官员考核规定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

唐代实行一年一小考,三年或四年一大考。

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亲自进行考核,四品以下官员则分为京官、外官两大类,分别指定专人负责考核。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是封闭的、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

这种制度在当时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由于劳动人民无权参与、监督官员政绩的考核,不可避免地弊端滋生,逐渐流于形式,最终名存实亡。

中国古代的官员考核西晋时以五条标准考核郡、县官员,这五条是:正身(个人品质),勤民(为百姓办事),抚孤(抚恤孤老之人),修人(帮人改错)。

北魏考核官员分为三等:上上、中中、下下。

上上者提升,下下者免官,中中者不升不免。

北周考核官员制定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是: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发展农业生产),擢贤民(推荐人才),恤狱讼(执法公平),均赋役(合理征收赋税劳役)。

唐代考核官员的具体过程是:各级官府的掌政者,先将属下官员一年来的功过作一鉴定,然后当众宣布,宣布后大家共同讨论,议其优劣,根据优劣,分为九等,然后到朝廷的尚书省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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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不言贫勤不言苦
中国古代为官之德
来源:《人民周刊》作者:史世海
在河南省内乡县城中心,有一座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级官署衙门,县衙中数十副楹联、匾额语言朴实地倡示了古人的“为政为官之念”。

其中东账房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

短短16个字,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和执政理念:人若为官,既要清正廉洁,从不言贫,做个“廉吏”;又要勤勉为民,从不言苦,当个“勤官”。

仰望中华民族的历史星空,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的清官良吏群星璀璨。

近读《国语·晋语》,其中有个“叔向贺贫”的故事就很发人深思。

春秋时期,晋国有位名叫叔向的大夫,他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世。

有一天,叔向去见韩宣子,韩宣子正为自己贫困而忧愁,叔向反而祝贺他。

韩宣子说:“我韩起(韩宣子名)只有正卿的虚名,却没有正卿的财产,无法和卿大夫们交际往来,我正因此发愁,而你却祝贺我,这是什么缘故呢?”
于是,叔向便向韩宣子列举了栾武子和郤昭子的例子,说道:“从前栾武子没有百顷的田产,家里置备不齐祭祀的礼器,可是他能弘扬美德,遵循法制,使名声传播到各诸侯国,诸侯亲近他,戎、狄也归附他,他依靠这点治理好了晋国,执行法令没有弊病,所以避免了灾难。

那位郤昭子,他的财富抵得上晋国王室的一半,他的家族在三军将帅中占了一半,依仗着他的财富和国君的荣宠,在晋国骄横跋扈。

可结果他自己被杀,他的宗族也在绛城被灭绝,没有谁来同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德行啊。

如今你像栾武子那样清贫,我认为你就能建立栾武子那样的德业,所以向你道贺。

如果你不去忧虑自己不能立德,而只为财物不足而发愁,我恐怕吊唁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
韩宣子听了叔向的话,下拜叩头说:“感谢您的教导。


叔向的“人应忧德之不建,不应忧货之不足”,反映了一位贤者的智慧,他的“可贺”与“可忧”,确如孔子所说的,具有古人耿直的遗风。

其实,人生在世,应该持守一颗“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平常心,思想上的安贫固穷,德行上的清正如水,操守上的知止有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更易。

特别是从政之人,“廉者,仕之本”,为政只有清白当官,干净做事,在贪和廉之间作出正确选择,才能真正体现人生的价值。

诚然,要真正做到沉心如水,廉不言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自己志存高远、立德力行,又要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

唐代的崔玄暐能够做到为官清正,就与母亲卢氏的谆谆家教密切相关。

据《旧唐书·崔玄暐传》记载,崔玄暐年轻时颇有学问操行,初入仕途时,母亲卢氏曾告诫他:“我听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有人来说他贫困不能生存,这是好消息。

如果听说他财物充足,穿轻裘骑肥马,这是坏消息。

我常常敬重这话,认为是正确的议论。

我常看见表亲中做官的,把许多钱物交给父母,父母只知道喜悦,始终不问这些钱物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如果确实是俸禄的节余,倒也是件好事。

如果是用不合理的手段得到的,这与盗贼又有什么区别呢?自己能不问心有愧吗?孟母不接受像鱼鲊这样小的馈赠,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你今天坐吃俸禄,得到的荣幸已经很多,如果不能忠诚清廉,怎能在世上站得住脚?孔子说即使每天宰杀三牲来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顺的;又说父母只为儿女的过失担忧。

你要特别注意修身洁己,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心意。

”母亲卢氏这番“宁公而贫,不私而富”的教诲,使崔玄暐从为官之初就懂得“富于钱财不如富于节操,官位之高不如品德之高”的道理。

千百年来,古代先贤常用“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作为官箴,谆谆告诫为政者。

《呻吟语》中说得好:“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

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

”一个人若任官职,不仅应该清正廉洁,还应勤于政事,甘于劳苦,常怀无为而愧的操守良心,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把精力放在落实上,切切实实地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好事,“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

宋代的范仲淹一生有志于天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担当精神。

他无论何时何地,“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

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堤。

经过5年苦干,修成长约300公里的新堤,不仅使百姓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百姓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

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时,适逢苏州发生严重水灾,他夙夜营救,“惟日夜谨事,与众协力”,带领民众疏导河渠,引水入海,与此同时,也努力赈济灾民。

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田设立义庄,义庄收入用于救济家庭困难的百姓,此项善举传承长达800多年。

《宋史》评价范仲淹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

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王安石也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为官一任”,给了官员施展才华的舞台,但要“造福一方”,还要真心实意地勤政爱民,“朝夕思虑其事,日夜经纪其务”,不辞劳苦地为百姓操心、担责、排忧、解难,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更多的福祉。

若如此,则是自己之幸,事业之益,百姓之利。

历史上凡是为政有道的官员,大凡都能“君子任职,则思利人”,在“勤不言苦”上知责履责,责尽心安。

唐代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引导百姓“凿井百口”,改变了当地长期以来饮用生水的习惯;释放奴婢,终结了“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落后风俗;重修孔庙,创办学院,带头破除迷信;组织劳力在城郊开荒垦地,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

他的“称职在勤”,深深赢得百姓爱戴,“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

元代的张养浩在陕西大旱时,受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他不顾年事已高,星夜赶赴任所,遇到饥饿的灾民就赈济,看到饿死的灾民就埋葬。

到任之后,“凡所以力民者,无所不用其至”。

张养浩在陕西做官4个月,从未回家住过,一天到晚忙于救济灾民,没有丝毫的懈怠,终因劳累过度卒于任上。

消息传开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
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不言贫、勤不言苦,既表明了为政者的担当和境界,也是人民对为政者的一种要求和期望。

曾国藩有句名言:“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

”人世间,做人也好,做官也罢,最宝贵的资源,无关金钱与地位,而是冰壶玉尺的人格、浩然一身的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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