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性新闻报道的浅析和启示

灾难性新闻报道的浅析和启示
（一）灾难性报道关涉政府公信力
所谓新闻传媒公信力指社会公众对于新闻传播媒介在新闻传播方面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权威性等的总体评价。

近年来，我国媒体对灾难、突发事件的报道大大增加，反映出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政府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出现了较大的飞跃。

在以民族国家为主题的社会，政府总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控制者和把关人，政府是网络时代的最终把关人。

甬温动车事故中政府在整个新闻报道中起着舵手，更起着发动机的作用。

当然，政府的新闻宣传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原则的，具体包括：党性原则；群众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原则；社会效益优先原则。

政府有什么样的媒介观，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广大人民群众接收到的信息。

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事故灾难，无论出于良心道义还是出于社会公正，利用灾难进行宣传和感动是必然行不通的。

雷击还是天谴，无论是气候影响了通信还是上帝拨动了铁轨，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解释这个事故，这个事故的发生都不能再归结为“技术”或者“自然”了，都不能用简单的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宣传来取代事故本身的震撼和愤怒。

这正是灾难美学和公众期待的落差所在。

从灾后救助到灾后重建，从社会性的慈善救助到政府性的物资调配，一场灾害，往往成为考察一个国家资源操控能力和权力道德水平的特殊视角。

灾难到来之时，也就到了人类生存的“临界时刻”，在这种情景中，我们的政府选择怎样的态度面对灾难，将直接影响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因为今天的受众已对新闻事件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于是，总理所说的“回答”，也就不仅仅是解释，也是反思、问责和调整。

简单地说，这次动车事故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必须用整个社会体制的自省来回答。

政府这个强势把关人也无法控制。

对于铁路部门来讲，事故频发民众怨，不能只用表歉意托词来敷衍。

当事故发生后最重要的不是急于去推卸责任，而应当是认真查找原因，做好善后工作，切实保障高铁生命线的安全运行。

换句话说，应对危机忙公关，不如把善后工作做实在。

出现故障并不奇怪，让人担忧和后怕的是事故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铁路的运营管理究竟以公众利益为重，以乘客为中心提供优质服务；还是只维护铁路本身的利益，尽心竭力围绕着不可能完美无瑕，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出现故障的高铁打转，以至于面对问题时甚至不惜文过饰非，拖延塞责。

进入“后高铁时代”，相关部门要做的是给中国高铁开一份体检报告，正面回应和消除公众对高铁安全的担忧。

政府在灾难事件中的积极作为，是灾难新闻中引导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这
些报道，缓解了灾难带给公众的心理压力和恐慌，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的运行，也使社会舆论朝着积极、乐观的方向发展。

（二）灾难性报道要平衡正负面宣传
在甬温动车事故报道的新闻话语运作中，绝大部分是“正面宣传”的角度，以发挥“喉舌”的舆论导向功能，灾害报道，包括政府的重视、采取的措施、干群的奋战等都从这种角度的切入。

例如：《全力做好甬温线特别重大事故处置工作》、《温家宝到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和《第一批冲上去救人的大多是打工者》。

但同时也体现出了监督功能的缺失。

关于动车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这个事故给死者家属带来的创伤报道的都很少。

有些人认为，正面宣传不能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否则有损正面宣传的效果。

实际上，这种想法恰恰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利于增强宣传效果。

记者和编辑忽视事物的两重性，只讲好的，不提问题，即只颂扬人生之善和党领导如何抢险救灾，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新闻的可信性降低。

《南方都市报》的《动车荒唐追尾，三问出事原因》、《恢复秩序高于抢救生命，是令人心寒的价值莽断》、《谈判格局不对等，霸道赔偿何谈抚慰人心》等深度灾难报道不仅
展现出了人文关怀，还显出思考的深刻。

而且这一事件中，很多人包括普通老百姓和一些社会精英，都不再盲目相信媒体并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

无数的网友在微博上、论坛上发帖发图片关心事故的处理，对政府部门的处理方式和事故原因尖锐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有人甚至直接高喊“铁道部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就连一向以冷静著称的白岩松，在提到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我反正信了”的说法时，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不敢信，不能信！不能说这种“本意维护社会稳定的报道”不好，但肯定是不真实的报道。

真正的好报道应该是真实的报道，真正反映人们内心的报道。

正确的批评、保持情况透明、舆论监督及时并没有导致什么悲观情绪，也没有干扰救援大方向，反而提高了效率，让救灾保持清醒，令公仆处于千万双眼睛之下，还可以迅捷发现问题，快速解决矛盾，及早惩治贪腐。

（三）灾难性报道应彰显人文关怀
尊重生命是人类共性，灾难新闻大都是展示人的不幸。

那么在生命遇到灾害时，新闻传播流溢出人文精神是题中应有之义。

正如美国学者迈耶斯说的那样：“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新闻价值，而未关注道德价值”，这样的描写不但会对受众的心理产生不好的影响，而且也影响新闻作品的美感，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平更是受到广大受众的怀疑。

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也认为，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

灾难报道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体现人文关怀，在悲剧和灾难中是人最脆弱的时候，最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怀，从而帮助受害者获得新的希望，重树生活的信心。

人文关怀，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主要指对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发展与人的自由的关注、看护和尊重。

灾难报道体现人文关怀，就要求媒体关注灾难中的人以及人的生存状况，在直面悲剧的同时，从人性角度审视灾难，关注灾难中的人的行为、困难及精神状态。

以人为本思想对新闻报道工作，不仅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对灾难新闻的报道更具有针对性意义。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往往也是灾难的承受者，是抗灾赈灾的主体，灾难新闻责无旁贷地应当热情讴歌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的英雄业绩。

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灾难新闻中，并不仅仅只要求报道感人事迹，而是时时处处都要体现对群众的人文关怀。

长期以来我国传媒对灾难新闻报道受历史和传统新闻观念的影响，从传播态度和传播内容到传播方式都缺少人文关怀。

灾难发生后，集中报道领导表现的多，聚焦在受灾群众状况的少；描写抗击灾难、歌颂英雄的多，直面叙述灾情、深入民众内心的少；按照“报喜不报忧”的报道模式和“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政府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的写法来进行传播，见事不见人，见物不见人。

例如在这次甬温动车事故中各种“指示”、“委派”“慰问”和“踊跃”等词语在报纸上屡见不鲜。

尽管《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新闻话语在注重灾难本身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但在党性原则的要求下，大部分新闻话语更多地还是凸现出政治宣传的功能取向，突出了灾害新闻传播的教化意义。

这就需要大众媒体能自觉地承担起一个关怀者的角色，坚持做到“以人为本”，关注灾难中的人以及人的生存状况，在直面悲剧的同时，从人性角度审视灾难，关注灾难中的生命，以及灾难中的人的行为、困境及精神状态在对灾难新闻的采访、报道用语、图片选择等环节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关爱。

对灾难性新闻的传播，最终需要唤起人们尊重自然与认识自然的热情，提醒人们树立安全意识与防范意识，注意预防和减轻灾害，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是对媒体人文关怀的更高层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