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政治史

（一）、试述吴国的世袭领兵制和复客制的只要内容和意义?

三国时吴国将领占有士兵的制度。孙吴政权的政治基础是江南和渡江南下的世族大地主。他们大都同时出任军队将领。孙吴为了获得世族大地主的支持，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实行领兵制度。将领去世后，可由其子弟继领父兄兵马，形成世袭领兵。如陆逊卒后，其子陆抗继领旧部众5000人；陆抗卒后，其子晏、景、玄、机、云又分领其兵。士兵也是世代相传，以兵为业。形式上士兵属于政府，但实际上领兵的将领可以使用他们为自己服役。孙吴士兵例有屯田，因此大族将领占有士兵的同时也就占有了士兵的屯田。这个制度本质上是孙吴政权内各世家大族对劳动力和田地的分配。

国家允许官僚大族所占有的佃客免除赋役。他们的佃客多由国家赐予，如东吴政府曾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他们的佃客也有自行招募的，但也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世袭领兵制：东吴政权允许大族将领率领的兵可以世袭。东吴的兵需为将领种地，服各种杂役，实际上是将领的农奴。

（二）、北被魏孝文帝的改革的背景，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有利的社会条件1)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初步结束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生产发展，民族融合加强。(2)北魏参照汉族政权的一些统治方式，拓跋族由游牧生活转向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3)北魏重用汉族儒生、兴办太学，越来越多地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改革的必要性——社会矛盾尖锐由于北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各种制度建设有许多不够完善和欠缺之处，致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一是农民负担沉重、阶级矛盾尖锐，二是民族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个人因素：执掌朝廷实权的冯太后，积极推动北魏统治者学习汉族先进文化。使年幼的君主孝文帝对汉文化十分敬佩和仰慕，深感要巩固统治必须借鉴汉族封建国家的统治经验，改革鲜卑族落后的统治方式。。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主要内容：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整顿吏治。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促进民族融合。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意义： 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促进了

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北魏立子杀母的影响：

（四）府兵制的特点

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府兵的户籍由军府——稱為折衝府，折衝一詞取於古語「折衝於樽俎之間」，有不戰而勝之意。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種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作战，更不能随意更换原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下。这种兵役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自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个人私产的局面，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抬头，此外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減輕國家軍費開支，部分解決了後勤供給問題，也扩大了兵源。府兵制過去說來被認為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的，至唐朝后期，均田制被破坏，而且边患日深，机动性极强的北方骑兵入侵也要求唐朝军队作到兵将合一，能远征、能于边境长期驻防。故府兵制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終被取消。近年研究成果發現，府兵制及均田制的破壞同為唐代中央政府對於人口流動、戶口資料的掌握能力下降所造成的結果，兩者之間並非為簡單的因果關係。

军府所在有地团，兵士不能随便迁徙出界；平时务农，农闲练武，有事出征，其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和征防。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出兵征防则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由于废置不常，唐代军府总数也有增减，较多时有 633府（一作 634 府），

军府遍布全国。府兵在唐初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是军队的骨干。唐朝有强劲的军事实力主要在于它有精良的府兵和尚武精神。由于兵役繁重、均田制被破坏以及府兵地位低落等原因，府兵制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由募兵制所取代。

（五）试述唐代府兵制破坏乃至消亡的社会原因(400字左右)

（六）解释一下三五一宗灭佛的含义、影响、原因

含义：“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

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合周世宗，称“三武一宗”。

北魏太武帝灭佛影响：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灭佛影响：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武宗灭佛影响：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后周世宗灭佛影响：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显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北魏太武帝拓跋灭佛原因

在《魏书·释老志》中列有：1.帝虽敬重佛教，但自幼已讽诵老庄。2.专念成功。3.相信道士寇谦之得仙之术。4.信谋臣崔浩谄言，以佛教为虚诞。 5.发现沙门在寺中专横于酒6.发现寺中藏有弓、矢、矛、盾兵器和宝物。7.发现寺内藏匿贵族妇女。8.沙门众多，影响缩小了国家的税源兵源役源。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原因:

据《广弘明集》中所载1.寺塔佛像无益治国安民，应当废除。 2.彻底改革佛教，寓佛教于国法世俗之中。3.改变佛教贪婪腐化之风。4.财政开支，佞佛已占三分之一。 5.佛教来自外域，不应供奉。6.民众为逃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7.认为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由地滥用公费。

唐武宗李炎灭佛原因:

据《旧唐书》中分析1.阶级原因：“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言人，无愈此道”。 2.个人原因：唐武宗迷恋“长生”偏术；颇好道术修摄之事。 3.经济原因：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4.受道士赵归真煽言：佛教“非中国之教”，属于“异俗”。5.道士编造谶言：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登位理国。

后周世宗柴荣灭佛原因

据《旧五代史》中所载 1.周世宗的统治政策：崇儒教为主。2.铜钱出现短缺。3.寺院成了逃避赋税的避身所。

（七）西晋灭亡的原因：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自氐族人李特率流民于巴蜀起义，经匈奴刘渊举事，东莱豪族王弥起兵，历十余年混战长安、洛阳相继陷落，建立仅半个世纪的西晋就此灭亡。司马氏父子兄弟数十年经营，可谓苦心；晋武帝一统华夏，可谓威武。如此苦心建立的威武天朝竟短命而亡，令人叹息之余不禁生问：西晋为何而亡？是流民起义，士族背弃，胡族进攻还是自已内乱灭亡了西晋。其中，士族背弃是其灭亡的主要因素。

（八）刘宋乃至南朝解决荆扬之争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派宗王出镇荆州【7】。刘裕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临川王刘义庆传》亦载，“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规定必委派诸子及宗室镇荆州。宋武帝逝世后，文帝遵而行之，以彭城王刘义康为荆州刺史，而“总录百揆，兼牧畿甸”，却由王弘。

二是分割荆州【1l】(p90~93)。永初二年(421)，刘裕下令限制州府将吏人数，一般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荆州府待遇虽特殊，置将亦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万人。这种限制方法虽对荆州力量有所削弱，但作用并不十分大，荆州依然保持着强于他州的优势。

三

然而，在中国南北分裂对峙的形势下，汉沔一线的阃寄功能其实是不能削弱的。随着北方拓跋魏的兴起与强大，兵锋南指，南朝逐渐承受着北魏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为了能有效地防御北朝的攻击，必须构筑新的中间地带，这个新中间地带的中心就是襄阳。

襄阳地处汉水上游，北接南阳盆地，南连江汉平原，距江陵步道只有五百里。其东有大洪山、桐柏山，其西有武当山，皆峰峦叠嶂，艰险难行。而自襄阳北溯汉水或间道出南阳可趋河洛，南经汉水谷地即抵江陵，顺汉水而下又直达江夏。因此，襄阳自古以来一直是荆豫地区由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的噤喉，在军事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实现侨置雍州实土化。《宋书·州郡志三》载：“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此次从荆州分割“实土四郡”，让雍州“实土化”，是为了文帝“经略关河”目标的准备步骤。

其次，扩大雍州的军政职权。入宋以后，雍州刺史例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荆州竟陵、随二郡(此二郡后属郢州，再后随郡又自郢州划属司州，但仍属雍州督区)，还兼领宁蛮府。

其三，加强雍州的经济建设。元嘉年间，数任雍州刺史、守、令对此地进行了积极的经营和开发。元嘉五年，张邵镇雍，“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亩，郡人赖之富赡”【2】（《卷46张劭传》。八年，刘道产治雍，在镇十一年“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2】（卷65《刘道产传》）。二十二年，刘秀之为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襄阳有六门堰，良田数千顷，堰久决坏，公私废业，世祖遣秀之修复，雍部由是大丰”【2】（卷81《刘

秀之传》）。这些积极开发措施，使当地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也是雍州在朝廷心目中地位日益升高的一个前提条件口。

其四，大举伐蛮，以进一步增强雍州的人力物足，鹿应弦辄毙，以此为乐。未弱冠，(父)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以匹马将数人，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余箭，乃驰骑四射，每射杀一蛮，蛮遂散走，因是以胆勇知名。……(及贵)谓所亲日：…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此种事例甚多。

另一方面，襄阳是晚渡北人流亡的主要区域，由于南朝中央权力的排斥或贬抑，晚渡北人不得不盘桓于作为中间地带的襄阳。但他们并不甘心，冀以军功或附庸明主而飞黄腾达。萧衍为雍州刺史，曹景宗“深自结附，数请高祖临其宅。

时天下方乱，高祖亦厚加意焉”【20】卷9《曹景宗》。襄阳人柳庆远被辟为雍

州别驾从事史，以为“方今天下将乱，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尽诚协赞”。萧衍起兵，柳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20】卷9柳庆远传”。当地士人之外，雍州地方官亦为萧衍所倚重。王茂为雍州长史、襄阳太守，与萧衍结为兄弟，起兵大破东昏军，勋列第一，足见萧衍起事实赖雍州人士【9】“南朝东南内地之位置”条】。而萧衍之所以能如此接纳人士，积蓄军力，准备造反，都与萧氏利

用自己在中间地带拥有特殊的军政职权有密切关系。

总之，伴随着东晋南朝强荆一弱荆一强雍的政策变化，东晋南朝形势遂由“荆扬之争”变为“荆雍之争”或“雍扬之争”，这不只是门阀政治或皇权政治运作的结果，而且还是由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决定的。雍州地位上升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代替荆州成为新的中间地带。随着南北中间地带争夺的进行，南朝自然会大力加强中间地带的力量，而中间地带的军事力量总是能压制非中间地带的力量。有野心的权势人物往往会因此而求更大的权益。所以荆扬之争解决了，雍扬之争或雍荆之争又开始出现。笔者以为，只有中间地带消失，才可能解决类似“荆扬之争”的军事、政治问题。同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具体比较全面地解释“荆

扬之争”的情形为何贯穿于整个六朝的历史始末。

（九）门阀制度的影响：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消极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客观上的积极作用：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对社会进行了层次壁垒之分，门阀垄断了那时期所有仕途路径，朝堂之上显现门阀与天子叫板之像，是一种反中央集权，分化帝王权利的格局，农商世代无从仕之途，军事力量也为府兵，也就基本上是门阀自有武装力量，不是国有

十）蜀汉灭亡的十大原因：

蜀汉政权是在公元263年灭亡的，而东吴是在公元280年灭亡的。

1、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汉朝末年的时候，当时汉朝长达400年的历史还是深入人心的，汉献帝还是一面很重要的旗帜，曹操抓住了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而刘备就是凭借着自己汉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和“兴复汉室”的口号而起兵，并且先后取得了荆州和益州。曹丕是公元220年篡汉建立曹魏政权的，刘备是夷陵之战后公元223年在白帝城去世的，这些

事件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时候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所以到了蜀汉后期的

这个时候，人心的向背，已不再思汉，蜀汉政权建国之初的这个优势早已是不复存在了。

2、关羽丢失荆州和夷陵之战的惨败，造成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无法实现其伟大的战略意图，从此蜀汉政权由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诸葛亮和姜维等人后来苦力支撑蜀汉的局面，但这已经为蜀汉政权40多年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其实孙刘联盟一直是曹操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到公元219年孙权成功的偷袭荆州为止，这10年时间是孙刘联盟的蜜月期，孙权把战略要地江陵借给了刘备，同时把妹妹也嫁给了他。而曹操则经常被打的东西两线不能相顾，刘备最后能顺利拿下汉中，和孙权出兵合肥牵制曹操的主力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大胆的假设当年关羽在襄阳水淹七军，震动的曹操险些准备迁都的时候，刘备率益州之众出兵秦川，孙权则率江东之众出兵淮南和徐州，这样东西万里全线出击，彼呼此应、乘锐助势、蚕食曹魏，完全可以达到中原震动、人心思变的局面，曹操要同时应付几路大军那就真的是很危险了，这也正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要达到的战略效果啊。可惜这个时候孙权的私心坏了大好局面，趁关羽主力和曹操鏖战襄樊的时候出兵从背后偷袭了荆州，并且杀害了关羽父子，破坏了孙刘联盟。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夷陵之战表面上是东吴取得了胜利，从此确立了三足鼎立的地理形势。但实质上是吴蜀两败俱伤的一场战争，造成了蜀弱吴孤的局势，曹魏确立了相对吴蜀的绝对优势局面。

3、虽然益州是当时汉末十三州中最大的州之一，而且地势也是最为险要的，但蜀汉的统治区域却只有这一个州，当时东吴占有东南的扬州、荆州和交州三个州，而曹魏拥有北方的九个州，所以蜀汉政权是三国之中最为弱小的。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发源都在北方中原地区，而益州却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以蜀汉政权无论从人口、资源、军力、人才、后备等等方面，实力都远远的不如占据经营中原地区多年的曹魏。在这里我们就仅仅从兵力上进行一下比较，蜀汉全国的军队加起来只有不到10万人，仅仅是曹魏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曹魏直接出兵征讨蜀汉的就有近20万大军。另外我们从中国历史的规律上来看，除了朱元璋的明朝之外，也基本上都是由北而南统一全国的。

4、蜀汉后期由于地方偏于西垂相对闭塞，初期建国时候的人才到后期又逐步的凋零了，出现了严重缺乏人才的局面。所以也就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这样的成语。而曹魏地处中原地区地大物博，人才是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涌现，

所以无论是在人才的质量还是数量上，曹魏都远远的超过了蜀汉。诸葛亮用人和曹操的区别在于，他很注重人才的品德，甚至重德要超过重才，所以诸葛亮提拔的人才政治上几乎都很清廉，但很少是一流的人才。另外蜀汉政权中类似魏延和李严这样被杀和被废的人才也不少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郭嘉的生活作风就不是很好，曾经被朝臣陈群所检举，但曹操就是不拘一格的提拔和重用他，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诸葛亮和刘备都很重用荆州入川的旧部和一些外来的人才，比如诸葛亮去世之后掌权的蒋琬、费祎都是荆州的旧部，而姜维是凉州人。没有很好的开发和培养益州土著的人才，这不仅造成后期人才的缺乏，而且还造成了内部很深的矛盾。

5、蜀汉在战前的军事上和心理上准备不足。自从公元244年蜀汉大将王平击退曹爽之后，曹魏已经快20年没有进攻蜀汉边境了，而且曹魏一直的战略方针都是先吴后蜀，所以蜀汉君臣对于曹魏的入侵确实是没有做很认真的准备。当时在讨伐蜀汉之前，很多大臣包括邓艾都上书表示反对意见，只有钟会一个人支持伐蜀，最后在曹魏掌握实际权力的司马昭力排众议调整了战略方针，决定了先灭蜀后灭吴的正确方案。并且在出兵之前大力的制造准备攻打东吴的声势和假象。连蜀汉名将姜维都被欺骗了，没有及时的做好迎战的准备，后来姜维发觉之后即使做了一些补救和调整，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而反应得很迟缓，所以汉中很快就失守了，姜维也险些被邓艾困在了西北的沓中。

6、蜀汉后期在政治上已经趋于腐败了，尤其是在蒋琬和费祎先后去世之后，姜维又长期带兵在外主持北伐事宜，朝廷中已经没有贤臣能够管得住刘禅了。刘禅也就逐步开始重用一些庸臣甚至奸臣，最后形成了刘禅愚暗黄皓窃权的局面。连掌握着蜀汉军政大权的姜维都害怕的不敢随便入朝，最后跑到西北的沓中去屯田避祸了。其实即便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虽然后来也得到了刘禅的提拔，但也是个庸才。在抗击邓艾大军入侵的时候，曾经就有人正确的建议他守住险要的地方，等待姜维主力部队的增援，那样邓艾的军队被夹击就很危险了。可惜他当时建功心切，贸然出兵，结果是全军覆没。自这一战后邓艾就毫无阻挡长驱直入的打到了成都。大家都知道刘禅在投降曹魏之后有个著名的“乐不思蜀”的典故，由此足可见刘禅昏庸愚昧的程度。

7、蜀汉政权内部的政治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尤其是益州土著势力和外来势力之间的历史矛盾一直很深。刘备在巧取豪夺益州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荆州带来的军队和人才，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外来势力集团。虽然以前刘备和诸葛亮在平定益州后为了笼络人心，也起用了一些益州土著人士，但大多是一些清

职或者地方官员，难以进入蜀汉的中枢权力机构。到了蜀汉后期的时候，由于外来势力集团人才的逐步凋零，益州土著势力开始上升和强大起来，这个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所以当邓艾的大军攻打到成都城下时，其实蜀汉政权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至少还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进行抵抗，完全可以等待姜维的主力部队回来增援和解围。但蜀汉政权的内部到处都充满了投降的论调，益州本地土著势力无人愿意为蜀汉拼死一战啊。这里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司马昭在蜀汉灭亡之后，把所有的外来势力都迁出了益州，以巩固对益州地区的统治，这说明他清楚的看到了这个问题。

8、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之后，名将姜维就一直是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在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后，他的军政权力就开始逐步扩大，并且当上了蜀汉的大将军。他以前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投奔蜀汉的曹魏降将，诸葛亮非常欣赏他，同时他自己也有相当的能力和才华。他一直非常感激诸葛亮的知遇之恩，并且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连年主持出兵北伐曹魏，从公元247

年到公元263年先后就有九次之多，但是收效甚微，反而损耗了有限的国力，造成兵疲民困的局面，加速了蜀汉的灭亡进程。其实这中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小国与大国拼消耗，从大局的角度上看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9、姜维在战术布置上的严重失误。汉中是益州的重要门户，所谓无汉中就无益州，本来汉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年曹操和刘备都是花了很大气力才艰难拿下来的。自公元219年刘备留魏延镇守汉中以来，蜀汉都是把重兵布置在外围的据点进行御敌，而不把敌人放进平原腹地。公元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曾经亲自率领10多万大军攻打汉中，蜀汉大将王平当时以不满三万守兵采取这种方法成功的守卫了汉中。可是在姜维掌握军政大权之后他认为以前的方法是可以御敌，但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如果把敌人引入汉中的腹地，然后四面据点人马出动以夹击骚扰之，就可以达到全歼敌军的目的。其实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应该采取更为稳妥的防守方针，而不应该采取如此赌博性质的冒险战术。他的这种战术方法遇到实力不强的敌人尚可以应付，但若遇到强大数倍的敌人，无异于是放虎出山啊。而且姜维长期以来积极组织北伐，就是典型的重攻不重守，并没有把重兵屯集在汉中，最后反而拉到西北的沓中屯田，结果是由于兵力悬殊城门大开，钟会能够迅速的占领汉中，造成了蜀汉在这次战役中一开始就陷入很大的被动。

10、东吴方面没有全力和及时的救援蜀汉。这里面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曹魏在出征蜀汉之前大造声势要出兵东吴，使得东吴方面也不敢随便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东吴屯驻重兵在蜀吴的边境，其真实意图是在观望形势和想趁乱吞并一部分蜀汉益州的土地，而不是真心的来帮助蜀汉抗敌，所以蜀汉将领罗宪看出了他们的企图，也一直拒绝他们入境参战。其实这个时候即使东吴出兵淮南来牵制曹魏，也意义不是很大了。因为曹魏在北方休生养息经营多年，现在相对东吴和蜀汉已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了，它的实力完全可以应付两线作战。东吴没有救援虽然是蜀汉灭亡的一个因素，但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所以我把它放在了最后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