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与《骆驼祥子》中“原罪-救赎”文化的比较
文学名著中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
文学名著中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引言在文学作品中，文化冲突和观念碰撞是常见的主题。
作家通过描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物、事件和价值观念的对比，展示了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以及思想观念的碰撞。
这种描写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也可以拓宽我们对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本篇文章将通过分析几部经典文学名著中的案例，探讨其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
一、《骆驼祥子》中的社会阶级冲突《骆驼祥子》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于1936年的小说，该小说以北京城下贫民窟为背景，描绘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和冲突。
主人公祥子作为一个贫穷而渴望改变命运的奋斗者，在经历了贫困、艰辛和欺骗以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社会地位所带来的限制。
这部小说通过对不同阶级之间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对比，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严重阶级分化和冲突。
祥子与上层社会的人发生了多次激烈冲突，并最终失去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整个故事呈现出了社会制度下贫富差距造成的冲突与种种矛盾。
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个人担当与社会规范冲突《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J.D.塞林格于1951年创作的小说。
该小说以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尔德为视角，描写了他在美国社会中感到孤立和困惑，并试图抵制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对自己个性及思想的束缚。
霍尔顿在小说中反抗传统道德规范并质疑社会制度下个体是否真正能实现自由和幸福。
而他的这种反抗与质疑，在当时美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小说中，霍尔顿试图保护儿童纯真与自由，但却在这个充满社会规范束缚的世界里失去了自己。
三、《百年孤独》中的家族观念碰撞《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该小说以布恩迪亚家族为中心，描绘了一个充满奇幻和传奇色彩的家族历史，并通过对家庭成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描述，展现了不同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在这个小说中，布恩迪亚家族遭受着诸多困难和历史变革带来的挑战。
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与文化冲突
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与文化冲突引言《骆驼祥子》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一个贫困农民的悲惨命运。
同时，小说中还涉及到了文化冲突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与文化冲突之间的关系。
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骆驼祥子是一个贫困农民，在小说中他经历了各种艰辛和挫折。
他一直梦想着通过勤奋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富有和成功的人。
然而，在社会环境的限制下，骆驼祥子很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贫困和社会地位成为他追求幸福的阻碍。
他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桎梏，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小说中对骆驼祥子的描写充满了悲情色彩，他的命运被社会不公和个人努力的无力所左右。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注定要过着贫困和艰辛的生活。
文化冲突的存在除了悲情命运，小说中还涉及到了文化冲突的问题。
这是因为骆驼祥子所处的社会，正值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的交融阶段。
在传统文化中，人的命运往往受到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限制，一个人的成就和幸福取决于他所出生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而现代思想强调个人的努力和机遇的重要性，人们相信通过奋斗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骆驼祥子恰恰处于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他通过努力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无法摆脱社会等级的限制。
他渴望获得成功和幸福，却最终被贫困和社会环境所束缚。
这种文化冲突使得骆驼祥子的命运更加悲惨。
他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对社会的不公和个人的无力感到深深地失望和绝望。
反思与启示从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和文化冲突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反思和启示。
首先，小说中对于社会阶级和贫困现象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的重要性。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求幸福和成功，而不是被出生时的社会地位所束缚。
其次，文化冲突的存在也提醒我们要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文化。
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都有其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理解彼此的不同，并在交流中寻求共识和平衡。
最后，小说中骆驼祥子的悲情命运也给我们以警示。
即使面临困境和挫折，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雷雨》: 爱与罪恶：品味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道德
《雷雨》: 爱与罪恶：品味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道德1. 引言1.1 概述在现代社会中，爱与罪恶是人性和道德两个极端的表现。
而在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中，这一主题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本文将探讨《雷雨》中爱与罪恶的呈现，并从中品味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道德。
1.2 文章结构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引言、爱与罪恶的主题、人性的复杂性与欲望的困扰、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伦理困境以及结论。
引言部分旨在对文章内容进行概括和总览。
1.3 目的通过研究《雷雨》，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其中描绘的爱情关系并探讨人性与道德之间存在的冲突。
同时，文章还将展示角色内心世界与欲望之间的矛盾，并探究欲望如何诱发道德沦丧和罪恶行径。
此外，本文还将分析角色面临的伦理抉择及其后果，并进一步讨论现代社会如何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最后，文章将总结爱与罪恶在《雷雨》中的表现，并提出对个人和社会的启示与反思。
通过这篇长文，读者能够深入了解《雷雨》这部作品，同时也能思考现代社会中人性和道德面临的挑战。
2. 爱与罪恶的主题2.1 描述《雷雨》中的爱情关系在戏剧《雷雨》中，剧作家曹禺以婚姻为背景，刻画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爱情关系。
其中，四位主要角色——少爷、丽娟、五儿和宋佳达——展现出不同形式和层次的爱与罪恶。
首先，少爷与丽娟之间的爱情揭示了充满欲望和功利心理的一面。
少爷在病态地追求着与丽娟禁忌的感情关系，而丽娟则试图通过勾结宋佳达来摆脱贫困。
他们之间的互相利用以及对物质诱惑的压倒性需求暴露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金钱和地位所抱持的贪欲和道德沦丧。
其次，五儿和宋佳达之间展现了一种纯真而受压抑的爱情。
五儿深爱着宋佳达，并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然而，由于阶级差异和社会规范，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这份情感。
这种压抑和束缚使得宋佳达在爱与罪恶之间摇摆不定，他的内心矛盾成为了现代社会对人性和道德的一种写照。
2.2 探讨人性与道德的冲突通过描绘角色之间的爱情关系，剧作家曹禺深刻探讨了人性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略论20世纪中国文学“原罪—救赎”母题的嬗变——试以《雷雨》、《骆驼祥子》、《施洗的河》为例
作者： 陈佳冀
作者机构：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4
出版物刊名：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3-134页
主题词： 中国文学;“原罪-救赎”文化母题;拒斥;延宕;嬗变
摘要：根源于基督教堕落神话的原罪与救赎观念在西方文学中形成了一种完备的母题形式，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前30年里“原罪-救赎”母题是以与本土文化环境、社会思潮相拒斥的状态呈现的，对《雷雨》、《骆驼祥子》这样较具代表性的文本加以分析，可以窥见这种呈现所孕育的艰辛与不易。
经历50-70年代的延宕期以后，该母题重新复苏并有了很好的发
展，90年代以《施洗的河》为代表，标志着它的逐步完善与渐趋成型。
本文对这一母题嬗变过程的阐释与论证，也是对中国文学蓬勃的发展前号所寄予的某种昭示。
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
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人民艺术家——老舍所著的长篇小说，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
祥子是旧社会劳苦大众的代表人物。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从文化角度透析《骆驼祥子》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转换过程。
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怎样实现从源语到的语的过渡，必须注意文化的差异性。
在文学作品中，称谓是把握人际关系的一把钥匙，关于文学作品称谓的翻译已经有过许多争论，但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永远都是比较公认的判断标准。
译文从内容到形式要做到忠于原文，必须注意到东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差异，做到正确地理解与准确地表达。
二、文化与称谓的翻译王佐良认为：“翻译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信息，翻译是两种文化的比较。
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
”包惠南与包昂认为：“在中国社会交往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称谓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中的都很讲究。
称谓数量众多，文化蕴涵丰富，与英语称谓数量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文学作品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交际双方的年龄、性别、亲疏关系、角色身份、社会地位、情感好恶乃至说话场合等情况。
”在《骆驼祥子》原文中，作者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称谓语、社会称谓语和亲属称谓语等。
下面主要讨论三种不同的称谓的翻译使用。
1.描述性称谓语在《骆驼祥子》中的使用与翻译。
汉语文学作品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抒发说话者或描述者的情感或增强语言艺术感染力而使用描述性称谓语。
我们在进行汉译英时应该把其亲昵，善恶，讽刺或辱骂等的情感意义给译出来。
《骆驼祥子》中的称谓具有浓厚的汉语文化色彩，汉译英时必须慎重考虑中英文化因素，既要保留该称谓在源语中的文化内涵，又要符合译入语的传统习惯。
例如：把铺盖放下，手扒在墙头低声叫：“老程!老程!”老程是王家的车夫。
(老舍《骆驼祥子》)“Old Cheng!”he called softly，“Old Cheng!” Old Cheng was the Wangs’rickshaw man (施晓箐译)此句中采用了尊称。
人性的生存悲剧──谈《雷雨》
人性的生存悲剧──谈《雷雨》【摘要】《雷雨》是一部超越“命运”与“性格”悲剧的新的悲剧的形式：生存的悲剧。
《雷雨》历来为人们归为命运悲剧一类，但其实作品中所指的命运只是一种托词，是对于悲剧命运无法解释而又无法摆脱而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呼喊。
《雷雨》并非宿命，是人性在苦苦挣扎中迫于生存而走向了毁灭，这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即人性深处的冲突在周朴园与侍萍等人中得以演绎。
【关键词】人性的挣扎生存悲剧〈一〉悲剧，这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本是戏剧的一种大的类型和剧种。
古希腊的悲剧始终带有宗教色彩，根源于被认为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地主宰着人的不可知的“命运”。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虽相信人的力量，但更坚信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不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形成了矛盾的家教观和命运观。
普罗米修斯为帮助人类生存与进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遭受的巨大痛苦，这是埃斯库罗斯不能解释清楚的。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深刻地表现了人们主客观之间的冲突。
《俄狄浦斯王》是俄狄浦斯个人的命运问题。
悲剧的英雄在艰难的命运之中，也不会失去坚强的性格，顽强地与困难斗争，但命运捉弄他，一时把他捧得很高，一时又摔得很惨，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其命运注定的生活道路。
于是，亚里士多德便称《俄狄浦斯王》为命运悲剧的典范。
古希腊命运悲剧紧紧依托着神话传说，它来自对人生痛苦与邪恶的一种敏锐的认识。
古希腊神话中负责正视、死亡、罪行、恐惧和绝望的复仇女神，她曾掌管预言的，后来虽被光明之神所代替，但她还是占有一席之地。
阿波罗的预言代表着理性的选择，但却不能完全掌握，因为复仇女神保留她对命运的预言及因果报应权──她的预言实现就是一种惩罚，这样，命运就变得难以理解和很难掌握。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主张的“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人开始自己主宰自己，因而，悲剧的根源也就是转向了人本身，也就出现了“性格悲剧”。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摘要：曹禺的《雷雨》时时显现出神秘的命运色彩。
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悲剧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影响最大；西方戏剧思潮对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表现手法上，但是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往往与附着在其上的思想内容是共生的，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思想内涵而独立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也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雷雨；神秘命运色彩；基督教；古希腊悲剧曹禺虽然把他的悲剧《雷雨》建筑在人与社会冲突的审美视角上，但在表现人与社会冲突时，时时显露出神秘的命运色彩。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他的创作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一、《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基督教文化曹禺在《雷雨》中对悲剧命运的思考，渗透着基督教文化。
序幕和尾声中重复出现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极力渲染一种庄严、神秘的气氛，充溢着浓郁的基督教氛围。
从周朴园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出基督教色彩。
根据基督教教义，“为夫者，以高压手段胁迫其妻处于不平等地位，使其生活于一种与神圣婚姻相违反之境地，即犯罪；婚姻既为天定，又属神圣，人世不得无故拆散之、离弃之，若谓必须分散之，以耶稣之意见论，即奸淫矣”，周朴园离弃侍萍于前，又胁迫繁漪于后，“犯罪”、“奸淫”都占。
剧中周朴园的赎罪意识是忏悔心理的一种外化表现，他试图借此来补偿愧疚与失落的灵魂。
但周朴园的赎罪方式远离了宗教赎罪的要求，反而加重了自我的罪恶，作品也因此让周朴园的灵魂完全陷入孤独。
《雷雨》的结局是悲惨的，作者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剧性人物统统毁灭，而唯独留下周朴园这个制造悲剧的元凶活在人世。
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从基督教的教义里找到根据。
《圣经》中说，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罪人，“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
周朴园疯妻丧子的下场，正是应验了上帝的诅咒。
《雷雨》把“惩恶”与“劝善”有机地统一起来。
曹禺为周朴园的性格设计了一个由“恶”向“善”转化的归途，让他在深刻的感悟中进行良心的忏悔。
论《雷雨》悲剧主题的多重性
（提纲）导语《雷雨》通过一个两代人陷落其中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于亲情、爱情、人生、阶级、命运及其背后的力量，做了一次深刻的探索。
它的爱情命运，既折射出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存在的问题，也反映了文学学科曾经的曲折历程。
把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展现给世人看，它的悲剧是发生在每一个最普通的人身上，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一、爱情的悲剧曹禺善于用爱、苦难与死亡来表现人生存在的悲剧状况。
所谓爱情婚姻之悲，确切地说是女子被抛弃之悲，周朴园的抛弃奠定了侍萍人生悲剧的开始，是她人生苦难的根本之所在。
作品不是从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展示一个警世故事，而是将粉饰在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上的温情面纱撕毁，从而审视人类复杂深邃的灵魂。
二、性格的悲剧所有的悲剧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悲剧，而人的悲剧根本还是性格的悲剧。
《雷雨》中悲剧是人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好人还是恶人，更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全都处在悲剧之中，全都无可逃脱地承担着悲剧的命运，上演着悲剧的角色。
三、道德的悲剧《雷雨》这部剧作，具有思想内涵的浑厚性。
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揭示和批判了带有封建性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的虚伪性，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道德的悲剧”。
四、生存的悲剧主人公们不仅以自己与悲苦人生、与生存悲剧的抗争显现出生命的活力，更以罪的意识、忏悔意识以及救赎意识表现出人性追求崇高与价值理想的光辉，在受苦、疯狂、死亡的结局里培养人类精神神圣的火花。
故事人物的悲剧结局，都是由于“命运”的特意安排。
结尾《雷雨》这一悲剧的性质和其在戏剧史上的意义，作者曹禺在创作之初是有所感悟的，但也是相当模糊的。
但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多次解释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作家把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展现给世人看，它的悲剧是发生在每一个最普通的人身上，它更没有让我们到世界之外去寻求什么悲剧的根源，因为悲剧就在生存之中。
【摘要】曹禺的《雷雨》是我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不同时代的作家对《雷雨》的阐述有着不同的角度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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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与《骆驼祥子》中“原罪－救赎”文化的比较
【摘要】通过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雷雨》和《骆驼祥子》的分析，寄希望于中国文学能够尽早摆脱社会化、世俗化等诸多不利因素的桎槁与束缚，真正深入到对灵魂救赎、对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上，拿出俾睨一切的精神气质，洞穿人生虚无的浩瀚灵魂和承担虚无之重压的伟大精神力量，产生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伟大作家以及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作品。
【关键词】《雷雨》《骆驼祥子》“原罪-就赎”
在西方文学中，这种涵盖原罪与救赎观念的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渗透十分明显，其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个最为基本的框架：从堕落到救赎。
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即可窥见。
无论是冉阿让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还是聂赫留朵夫引诱一个少女却不肯负其责任，两者的被动堕落与主动堕落，最终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下都坚定地走向了自我救赎之路。
相比于西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除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原罪—救赎”文化母题更是与本土的文化环境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显得格格不入，完全以一种相互拒斥的状态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的两极悖逆性则在曹禺与老舍的创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特别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雷雨》与《骆驼祥子》。
两部作品都暗含了强烈的原罪意识，原本可以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实现对人性更为深入的揭示并指出救赎的真正出路，但都中途夭折了。
其中所流露出的艺术氛围与主题意蕴，乃至有意的整改删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误读、拒斥与悖逆。
但其中可以窥见的是，二者的这种拒斥性的呈现显然是相异的，与曹禺的被动与出于无奈放弃“原罪—救赎”文化观念相比，老舍则更多的是主动地用其去迎合社会主流话语。
由此可见，“原罪—救赎”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渗透与表达是在及其不易的艰难抉择中进行的。
《雷雨》是曹禺戏剧创作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曹禺在作品中有意地渗透了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原罪”思想，并使其成为剧本中的核心观念，《雷雨》的整个剧情都渗透着一个罪恶的的内核，剧中所涉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处在这个内核之中，经受罪恶的洗礼，谁也逃脱不了干系。
但他们又没有人能够为这罪恶负责，每个人都有推脱的理由。
首先，拿周朴园说，他一直被看作是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但可知30年前那场悲剧他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毕竟与侍萍真心相爱过，他们一起曾有过的两个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诸多可供回忆的往事；而周萍与四凤的兄妹乱伦，也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上辈人作下的孽，因为他们并不知情；剧中似乎唯有繁漪与周萍的乱伦罪不可赦，但细琢开来，在周公馆这样一个感情禁闭的压抑环境中，也应该说是情有可缘……显然，人人都有罪孽但却都可以为自己开脱，这种罪孽恰恰就是原罪，它恰似我们常说的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
”曹禺的自述充分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对“原罪”意识
的深刻领会。
然而，在痛苦地观察、审视他的人物（甚至于他自己）以后，曹禺发现了生命的挣扎，每个人渴望从罪孽中得到解脱，却缺乏自我解救的力量，为此，在最初的构思中，曹禺精心设计了“序幕”与“尾声”，就是为了表达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
这两个场景设置在一个教会医院，而其前身恰恰就是充斥着人类罪性的周公馆，在经历了妻疯子死的沉痛打击后，周朴园把自己的财产无偿捐给教会，最后在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的音乐声中，这个不幸的老人静静地聆听着修女念诵《圣经》，显然，曹禺是企望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
”实则正是在上帝之声的召唤中迈向救赎的返乡之途，体现出了对情感的净化、升华与生命的超脱的终极关怀。
但显然，这只是作者的初衷，而在文本具体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原罪—救赎”的宗教观念与既成的社会意识、艺术规范相悖逆与冲突，在三十年代这一特地定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制约下，当时普泛的“接受者”包括读者、观众、导演、演员、评论者……他们以极端情绪化的方式来规约与“宰制”《雷雨》，完全把其纳入了传统的阐释系统并赋予了特定意义，主流文化批评更是把“暴露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钦定为《雷雨》的主题，而体现作者强烈救赎主题的“序幕”与“尾声”却也无情地被一刀砍去，实则是对《雷雨》的肢解。
毫无疑问，一出本来是探讨原罪与救赎这一终极主题的人性悲剧就被简约化为一部暴露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剧了。
比较而言，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不仅是老舍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更曾被主流文化誉为现代中国小说中“正统”写实主义的一座高峰。
作者以“下层人民”代言人的身份有意地迎合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要求，使这部原本最有可能揭示出堕落与救赎主题的小说，也因作者的主动放弃与取舍而中道崩殂了。
《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的堕落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承受原罪的过程，显然，原本强壮健康的祥子的堕落与他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
在大环境上，有兵乱、政治斗争、不合理的制度与社会生活；小环境上，虎妞的陷阱、夏太太的勾引等，在大小环境所交织成的浓密的蛛网中，祥子无以挣扎和逃脱，其堕落也成为了必然，而这堕落的路线也是清晰可寻的，最初的人和车厂—婚后与虎妞居住的大杂院—白房子妓院，祥子人生所经历的三站，先后明显呈递降趋势，就是在这罪恶环境的层层紧逼下，祥子无情地被人世所抛弃，堕落为都市中的一块“行尸走肉”。
写到这里，看似已经成功，但就对人性的深度揭示上显然它只成功了一半，越是在环境的压迫下不得不堕落，就越应该生发出自我救赎的道德觉醒，使人性焕发出无尚的尊严与博大的情怀。
这种没有救赎的毁灭是没有深度的毁灭，祥子的悲剧也仅仅是一个平凡的悲剧。
但从当时的主流文化批评的标准与导向来看，这种悲剧是值得称道的。
显然，与《雷雨》的删改版一样，它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暗含了对社会制度不公的强烈控诉，像祥子这样一个朴素健全的劳动者怎样也摆脱不了环境的枷琐，这对否定个人奋斗的集体主义观念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像老舍这样深受基督教观念影响的作家都有意的在其代表性的作品中尽量规避甚至远离原罪与救赎意识，在这样看似悖论化的抉择中，更加突显了“原罪—救赎”这一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症的艰辛与不易。
其实，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
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作家在才能和灵性上都是很优秀的，但由于长期受思想束缚，基本上都没有触及到过真正文学的根髓—表达人的内心，还因为缺乏那种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持续追问的勇气，使得中国文学一直不像西方那样显得博大而精深，也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