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建构

论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建构吴亦昕摘要：弱势群体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能力、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就业、生活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群体。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弱势群体的问题也日益引起我们的关注。

由于社会制度存在的缺陷，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不能很好的实现，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有时也会造成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对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多少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本文针对当代我国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问题，从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成本-收益”视角进行了分析，提出我国应该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以及政府进行内部改革等途径来建构我国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

关键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工厂正在忙碌地运转着，工程项目正在有序的进行着，各行各业的人们也正在为自己的人生而挥洒汗水。

历经几代人的奋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我们也在逐渐朝着“身份到契约”的方向转变，血缘、地缘关系日益淡化，构建以职业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理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

现代化建设推动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也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我国距离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而现代化转型使得我国社会各阶层固化，主要形成了三个相对稳定的阶层。

其中处于核心层的是公务员，中间阶层则包括了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主以及具有固定收入的白领阶层，而不具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失业人口以及教育文化不高的无业人口则处于边缘层。

固化阶层中的边缘阶层群体由于教育水平、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在市场竞争中常常不利地位，不能很好的满足自身的利益追求，在社会转型中容易出现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反映了人们要求改变目前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会转化为不同类型的实现目标的行动，并产生正面或负面，积极或消极的不同社会影响。

”[1]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边缘层群体希望依靠利益表达来得到一定的补偿，然而在现代化转型时期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缺失，不能够有效的满足满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因而常常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经常发生，关键是需要我们构建合理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而非仅依靠简单的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解决。

一、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影响着着社会的健康发展，他们也常常成为中外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国外关于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理论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政治学领域，阿尔蒙德、哈罗德﹒拉斯维尔等则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过程》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

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

利益表达可以由许多不同的结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

”对于利益表达的渠道，他认为主要有合法性接近与强制性接近两种。

[2]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在其著作《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将要求定义为“意向的表达”，他认为“人们可能受攫取个人利益的愿望所趋势而提出要求，也可能为最大的公共动机而愿意付出最崇高的牺牲。

”他将愿望转换成要求的调节分为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两种途径，同时，他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愿望都会自动地被转化为要求。

大量的愿望在输入通道的开端，就被随时发生作用的结构和文化调节手段排除掉了。

”[3]对于我国的利益表达，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活马克在其合著《中国政治》一书中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我国“群众的利益表达主要由零散的、不系统的要求所组成，这些要求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政治组织和传播的资源，也不包括倾向支持党的已知政策的更有组织的要求。

”[4]国内关于“弱势群体的表达机制”的研究，不少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联系。

杨炼通过对中国弱势群体利益必表达机制的现状分析，认为“社会的和谐要求各社会利益群体能及时、有效、规范化的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达回馈机制,让所有人都能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成果,实现利益的相对和谐,从而把社会矛盾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得到缓和协调。

”[5]山东大学林雄弟则从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利益表达功能探讨我国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他认为利益表达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有利于增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6]此外，杨文洁和韦小鸿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看来，“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些制度创新，一方面是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方向。

必须通过改革，使得传统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不断转变。

”[7]总的来说，阿尔蒙德把利益表达看成一种政治要求，各种类型的挑战、交流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文化等都可能影响利益表达的结构。

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活马克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主要讨论了我国群众利益表达的方式，认为我国主要存在着有组织的表达、无组织的表达以及官僚表达三种方式。

而国内学者多从中国的社会背景来研究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日趋明显，弱势群体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本文选择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建构作为议题，是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及特点相联系着的。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当中，人们一直探索着发展的途径。

为了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弱势群体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有权利分享社会发展所创造的成果。

满足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当前，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数见不鲜，而相应的制度和体系仍不够完善。

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他们的利益在社会变革中容易受到侵犯，因而也常导致一些冲突的产生。

而冲突的发展有时会引发社会的动荡，最终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的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而社会和谐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因而我们有必要建立健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减少他们对社会的消极情绪，使他们更好的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二、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弱势群体分析在19世纪，马克思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与社会之间既存在着“对立性”又存在着“同一性。

”如今，“在治理与善治的框架中,国家与社会之间趋向交融与整合,日渐步入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状态,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它结束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由统治与被统治所引发的“零和博弈”状态,开启了合作互补、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双赢历程。

”[8]在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下，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家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我们有必要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平衡机制。

针对本文的议题，我国主要依靠国家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安排来解决弱势群体的矛盾问题。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在法律制度上，法律诉讼成为弱势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主要途径。

而在政治制度上，人大、政协、政府以及信访办等都可以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条件。

在意识形态制度上，政府设置的新闻媒体则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上应用得较为广泛。

从社会的角度上来看，在法律制度上，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多依赖于法律社会救济，但是我国法律社会救济的缺失又经常令他们失望。

在政治制度上，共青团、妇联以及工会等都可以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表达，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同，他们所提供的帮助也局限于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

在意识形态制度上，民间网站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不错的利益表达渠道，但同时，民间网站又受到官方的限制，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由此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构建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是不平衡的。

三、弱势群体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比较在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弱势群体的劳动现在付出没有得到公平的收益而产生利益表达诉求；（二）、弱势群体的劳动既往付出无法得到公平的利益补偿，而且利益补偿缺乏一定的连续性，容易使得弱势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需要进行一定的利益表达；（三）在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弱势群体因为补偿的不公平而产生一定的经济诉求；(四)在土地产权转移的过程中，由于补偿的不公平，弱势群体希望实现基于平等交关系原则下的“等价付酬”。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一定的收益与一定的成本投入相联系，而以最少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常常是我们的追求。

但在实际生活中，所投入的成本并非总是获得相应的收益或者更高的收益。

为了利用更低的成本获取更高的收益，人们有时不惜采取超出常规的方式。

在我国，弱势群体可以通过法律、政府以及新闻机构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

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天平，它的强制性、平等性为人们维护自身的权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而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法律成本相对较高，因而其所产生的绩效不太明显。

而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对于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进行利益表达时，我国弱势群体可以向人大、政协以及信访办等政府机关寻求帮助。

然而政府机关所存在的回应时滞性以及高概率的行政不作为现象也时常影响到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弱势群体不仅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预期的收益，有时候反而产生一定的时间、物质成本损失。

至于新闻机构，由于其所具有的官办性质，在传递信息、表达思想观点等方面难免受到政府的控制。

而社会资本在新闻机构上的资本投入相对缺失，因而缺乏可操作性，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也难以通过新闻机构达到理想的收益。

在法律、政府以及新闻机构无法直接满足自身利益表达的情况下，部分弱势群体选择以越级上访的方式来解决。

相对而言，这种方式成本低、见效快，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于弱势群体的越级上访，我国主要存在着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按照相应的程序进行处理，在官僚制职能以及分权的约束下，上级部门会依据授权的原则将弱势群体原有的利益诉求事件拨回到相应的基层单位进行处理，而由于政府存在着回应时滞性，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依然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促使弱势群体开始新一轮的越级上访。

第二种方式是跨行政级别处理越级上访，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此举不失为不错的选择，但也容易形成越级上访的“收益规模效应”，导致大量越级上访现象的出现。

无论哪一种方式，结果都会造成越级上访现象的屡禁不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行使以及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

四、建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对策建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相应的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也有了新的要求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