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大众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吗？】

《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大众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吗？】》摘要：面对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批判的是它的非文化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不是一种文化，在批判了大众文化的非文化性之后，法兰克福学派随即批判了它的非大众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以对大众文化非文化性的批判与对大众文化非大众性的批判建构了自己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相当深刻、透彻地剖析了大众文化的非文化性与非大众性随着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大众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占据了我国当代文化生活的中心。

如何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分析和评价也就构成了我国学界特别关注的焦点问题。

然而，大众文化毕竟是我们过去未曾体验过的全新文化，在没有成熟理论借鉴的情况下，直接对它进行分析与考察只能导致初步、粗浅的结论。

为了深化对这一全新文化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成果。

作为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由此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构成了我们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参照。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评述与译介一直频频出现于国内各大学术报刊。

然而，直到近年，才出现了针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系统的深入并且富有特色的专著。

尤战生先生的《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

这部著作在总体上体现出了三个比较显著的特色。

它的第一个特色在于从两个颇有新意的角度解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这两个角度分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非文化性的批判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非大众性的批判。

面对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批判的是它的非文化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不是一种文化。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而是特指那种远离物质和实利、具有较高精神层次和较多意义内容的创造品。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不能被看作这样一种文化的，其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学与艺术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与拜物性。

大众文化产生伊始就已经带有商品性质了，不过，那时的大众文化产品创作者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创作自由，作品本身也还具有一定的艺术自足性。

然而，它们与传统艺术作品的区别已经比较明显，开始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目的的倾向。

这样一些带有商品萌芽性质的文化产品，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资本的积累，终于构成了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的文化工业的主体――商品。

这时，大众就将这些文化产品当作一般的商品来消费，而它本身也就沦为了纯粹的赚钱工具。

人们因此看不到作为商品的大众文化背后所凝结的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去卑躬屈膝地崇拜它的物化形态以及它作为物的商品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就这样引发了它的拜物性。

其次，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商业化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艺术品艺术性的丧失。

由于大众文化产品是一种商品，因此，有的文化产品获得商业成功之后，基于利益的追求，就会有大量的模仿产品出现，进而形成大量标准化、雷同性的文化产品，而标准化、雷同性必然要导致作品艺术性的丧失。

当然，很多大众文化产品并不愿意表现出自己是标准化而缺乏艺术性的，为了吸引消费者自愿购买它们，它们通常会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个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其实，这种“个性”并不是真正的艺术个性，而是为赚取利润而特意制作出的为个性，所以，归根结底，大众文化产品是缺乏艺术性的。

在批判了大众文化的非文化性之后，法兰克福学派随即批判了它的非大众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的文化。

，大众文化的非大众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大众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大众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心理控制的手段。

大众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意味着大众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这些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首先表现为大众文化的虚假性和欺骗功能。

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看来，大众文化虽然能够提供细节的真实和物理的真实，但并不能提供大众命运的真实情况；它还常把运气改变命运这种偶然的事情当作普遍必然的事情来宣扬，其本质自然是虚假的，是带有欺骗性的。

其次，大众文化具有受控性与说教功能。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从表面上看非常自由。

实际上，大众文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教工具，一直牢牢地被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强权所掌握。

只不过大众文化的说教更加隐晦，它将社会需要的思想规则隐含在一些模式化的主体或陈腐的故事情节之中，借助现代科技媒介向社会广泛传播，以达到说教的目的。

在大众文化不断地强制欺骗和说教下，大众的思维就被慢慢驯化了。

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强制性和驯化功能。

尤战生先生指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通过欺骗使大众无法认清社会的真相和自身的命运；通过说教不断向大众灌输顺从社会的思想；通过驯化大众的思维使他们习惯于认同，而丧失批判反思的意志。

这三个方面归结起来就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大众文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进行辩护。

因而，就本质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是单向度的和肯定性的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对人的真实本质和鲜活生命的否定。

这样，大众文化的肯定性与辩护功能就凸现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对人们的欺骗和控制不仅仅限于表面的谎言欺骗和道德灌输，而且深入到人的心理层面，甚至无意识层面。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必然要过渡到心理分析维度，变成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心理控制手段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控制手段主要归为四步：第一，大众文化鼓励大众把社会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超我。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倾向于认同外在的权威力量。

而大众文化就通过对社会规则的反复宣扬，使之逐渐深入大众的心理，并慢慢内化为他们自己的理想追求，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

这样就实现了对个体心理、包括本能无意识的管制，使个体更加自觉地遵从社会规则，以此达到控制大众、维护社会统治的目的。

第二，大众文化通过对个体虚假需求的满足来削弱个体的爱欲力量。

大众文化在鼓励大众将外在的社会规范摄取为超我时，仅凭冷冰冰的说教是难以达到效果的。

它必须运用一些技巧，使大众易于接受，从而潜移默化地控制他们。

这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产品尽量创造出合适的超我形象来满足大众的虚假需求。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所谓虚假需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大众媒体强加给个体的，并非出自个体真实本能欲望的需求。

因此，可以说大众文化对个体欲望的满足是一种在社会允许的限度内的受控制的满足，这样一种满足自觉地规定了个体满足的范围，进而导致了个体爱欲力量的缩减。

第三，大众文化通过对公式和陈规的重复来加强心理控制的效果。

心理控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在瞬间完成，也不可能单靠哪一件文化产品就能够控制住大众，所以大众文化一定要反复地、重复地对大众进行控制。

只有这样，大众文化所宣扬的社会规则才会慢慢地被大众认同并自觉内化为自我的典范；社会强加的需求才能逐渐代替个体的真实需求，被当成个体的真实需求。

第四，大众文化心理控制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大众的个体回归到“幼儿状态”，从而形成“大众群”。

通过以上种种方法和技巧，大众文化鼓励大众把强大的社会规则内化为个人的超我，这个超我时时监控和压制本我的力量，使个人的原始生命冲动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人失去了对现实的反思，也对本真的自我缺乏认识，而开始盲目地听命于外在的社会规则，被动地接受命运的摆布。

这样，人就变成了具有依赖性和顺从性的永远长不大的儿童，社会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无个性、无质性区别的标准化的大众群体。

法兰克福学派以对大众文化非文化性的批判与对大众文化非大众性的批判建构了自己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相当深刻、透彻地剖析了大众文化的非文化性与非大众性。

就这点而言，这一学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

但它在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少理论的局限。

从理论局限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构成了《流行的代价》的第二个显著特色。

按照诠释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顺序，尤战生先生先解释了这一学派批判大众文化非文化性的局限。

他认为，首先，该学派对大众文化产品的商品性、标准化、伪个性化等问题的论述在结论上有言过其实的倾向。

其理由在于，第一，我们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看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产品是否真的就成了商品和标准化的工业化文化产品；第二，我们还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文化产品是否在具有商品性之后就不再是艺术品了?是否只有具有独创性的精神产品才有资格成为艺术品?实际上，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不是绝对的。

而法兰克福学派却对此作出了绝对的回答，这就导致了它对大众文化性的彻底否定。

其次，大众文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何会存在文化性衰落的问题?该学派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显然是很欠缺的。

它主要从商品性和技术性两个角度来分析大众文化非文化性的成因，而对隐藏在文化工业背后的文化所有权和最终的经济制约力量认识不够。

在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非文化性的局限之后，尤战生先生又点明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非大众性的局限。

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将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单纯传声筒，认为大众几乎能够完全被大众文化控制，觉醒并作出抵抗的希望十分微弱，这样一系列看法未免过于绝对。

他说，毫无疑问，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具有宣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它也有包含其他意识形态的可能。

其实，大众文化当中包含着各种价值观念，可以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

这样，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斗争实际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

除此之外，大众在现实中也并非是纯粹的乌合之众，而具有一定的思考力和判断力，特别是在对文化商品的消费中，更是一种具有积极性和生产性的力量。

就这两点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非大众性批判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当对一个流派、一种理论的反思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一流派或这一理论对于当代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被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这其实也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必然结果。

因此，在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之后，《流行的代价》必然要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它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上来。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构成了这部著作的第三个特色。

尤战生先生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在我国学界既受到过一致追捧，也遭遇过被忽视和被冷落，其命运的复杂与我国社会现实变迁的复杂是一致的。

然而，无论如何变迁，这一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并不可否认。

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的大众文化，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实际上都是文化商业化、技术化的产物，都以追求商业利益为重要目的，因此都会存在着艺术品格不高的特点。

而且，在我国当前的大众文化领域中，确实有些观念落后、趣味低下的文化产品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那样是既缺少文化艺术性又有毒害大众、戕害大众的恶劣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