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演示版)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
社科院农经所，王耕今
建国之初的农业合作化步伐为什么加快了？

盲目模仿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
城乡和工业农业之间的矛盾－统购统销－国家要从上亿个农户那里统派购 粮油和棉花等工业原料，成本太高－怎么办？－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
中央在1951年就作出搞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决定，在党内发了文件，并在1952 年专门成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准备用10～15年的时间，在全国实现 农业合 作化。但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推动下，农业合作化运动骤 然加快，到1956年4月，入社的农户已达90%，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 作化。1958 年，又在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经济上基本是集体农庄 模式，后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核算单位比集体农庄的规模 要小。 在政治上，实行政社合一，又搞了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把亿万农民管起来了， 比集体农庄要严。
包干到户是在七十年代末，农村改革大潮中的新创造。它的直接来源是凤阳在1979 年实行的大包干到组。小岗村因为历史原因，连几家一起干也合不拢、搞不好，就 把组的责任田和任务分到户，所以开始这里叫小包干（到户）。但这实际就是一种 制度创新。表面上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简化，省去了统一核算、统一分 配的繁 琐手续，实质上则是免去了生产队这一级的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的组织。 后来的实践证明，生产队这个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在全部实行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 任制（也即包干到户）以后，绝大部分的生产队就名存实亡，这一层级的集体经济 组织就不再存在了。社员自主经营承包的责任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 的，剩下 都是我家自己的。这样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所以得到了广大农 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据陆学艺在1980年代的调查，那时有关部门的统 计，1980.12全 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9.4%，搞包干到户的占5%，到全国双包责任制推广以后， 到1981年10月，包产到户占7.1%，包干到 户占38%，到1982年6月，搞包产到户的占 4.9%，包干到户的占67%。可见，自1981年以后，许多生产队就直接搞包干到户，搞 了包产到户的也转 为搞包干到户。到1983年全国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绝 大部分都是搞的包干（乾）到户。所以我们后来说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把 大包干纪念馆 建在凤阳小岗村是有道理的。

理论概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 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制度下， 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户 只有使用权，实行土地使用权与所 有权适度分离、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 是公有制经济，并没有改变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坚持 基本生 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核心 是一个‚包‛字，因此在实践中人们常称之为‚包产到户‛或 ‚包干到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所谓‚包 产到户‛是指 分配功能仍由集体行使，农民收获后将产品全部或部分交给集 体，由集体根据承包任务完成情况分配；而‚包干到户‛则是 指农民只需完成上交任务， 其余产品都归自己支配，按照群众 的说法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 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
中国最大经济学奖花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2008）


首届由100多位国内权威经济学家评选出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奖‛揭晓，杜润生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理论以最高票当选，并获得50万元奖金。该奖项是目前 国内奖励金额最大的经济学奖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选理论编号：CETIA08－011 候选理论名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主要贡献人候选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郁昭、杜润生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陆学艺、陆子修、 吴庭美、吴象、余国耀、张广友、周诚、郭崇毅，等等

推荐理由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在改革初期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 发表了大量有关包产到户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 领导人办公桌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为1981年10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供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在这次会 后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土 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之后，他们又 参与了80年代另外几个中央关于农村‚一号文件‛的起草制定过程， 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积 极支持和引导在安徽、四川发起的农村改革向全国铺开。杜润生在 1980年秋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 并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 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张广友，吴象，郭崇毅，陆学艺，吴庭美，周诚，余国耀等都较早的 从正面阐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必然性、利弊得失、成功经验等，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大都参与过80 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也为包产到户在农村的普遍推广贡献 了力量。
中国农村第二次包产到户是如何在安徽得以重生的？

在实行大包干到组的过程中，凤阳县梨园公社的小 岗生产队，20户人家，先分为四个组，不行，又分为 8个组，还不行，怎么办呢？在1979年开春的一个晚 上，小岗生产队18个人在一起开会，协商的结果，决 定把大包干（到组）再分解，干脆实行小包干到户。 这在当时也是犯忌的。幸好，凤阳县委的陈庭元书 记、滁州地委的王郁照书记理解农民的苦衷，冒着 风险，把他们保下来了。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基础的演变：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 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 (相当原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加强生产队的基 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 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鼓励社员养 猪；有领导有计划的恢复农村集市等。但公共食堂仍然坚持。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 取消供给制，规定办不办食堂，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 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1962年2月，经过充分讨论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 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 队， 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包产到户：中途夭折的农村改革试验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由于农村经济困难，粮食供 应紧张，部分农村开展了包产到户试验，促进了经济的恢复。 但是，包产到户有悖于毛泽东所主张的集体化道路，因而受到 严厉的批判和禁止。 ……


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毛泽东严令：禁止搞“包产到户”
艰难的抉择，微妙的调整



1979年9月，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开幕，万里和贵州、 内蒙古等几个有包产到户实践 的省的领导，向中央介绍 了小范围包产到户成功的实践，据理力争，在正式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把原 来决定草案上的‚不许分田 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 ‚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 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从不许改为‚不要‛。一字之差，不仅是语气缓和多了， 而且是有了商量的余地。指出了在某些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例外，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而后来的农村改革的大潮， 正是从这个小缝里发展起来的。 1980年4月2日和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两次谈话， 把允许搞包产到户的门打开了。
历史性变革： 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干到户

陆学艺的亲历：

“第二天一早，刘家瑞带了一辆上海轿车，陪我们 去肥西。路上，他向我们交代：不要说我们是北京 来的。车行约一小时多，就到了肥西县山南区，进 到试验区境内，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景象，已经黄 熟的麦子，呈高矮不同的三层楼式的分布，大片是 长得又密又高的麦子，有一部分则矮一些，小部分 的麦田则是又稀又矮。老刘说：长得最高最好的是 包产到户的，矮一些的是包产到组种的，最矮的是 生产队集体种的。我们的车在柿树公社东大街生产 队的田边停下。有的社员已在开镰割麦。 我们到了， 他们停下来向我们问好，有的还举着刚割下的沉甸 甸的麦穗，向我们示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安徽开始搞的是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为什么后来 小岗村成了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成了发源地呢？
பைடு நூலகம்
这要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关系和异同说起。 包产到户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生产队实行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定产到 田、责任到户，对农户实行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双方签订合同，超产者奖、 欠产者罚。一年签一次合同，秋后社员按定产合同向生产队交粮食等农产品，统一 核算后，再按合同向社员分粮分钱。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早在1956年 就有 了，几起几落，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只是又重新恢复，在新的条件下，得到 了推广和发展。
那些人与事：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在北京，有一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 农村、改革，着眼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这里有从河南回来的陈一谘、 邓英淘、罗小 朋、王小强等；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等；从山西回来的王晓 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等；从内蒙回来的翁永曦、张木生、白南生等； 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陈锡 文、周其仁等…… 农发组横空出世：1980年9月开始组建，1981年2月成立 对于组建，至关重要的人物有三位。一位是杨勋（1932年生），北大经济 系农经老师，‚文革‛期间曾入狱两年；另一位是王耕今（1911-2007）， 社科院农经所副所长。再一位是陈一谘。1980年9月，他们在王耕今三里河 国家计委宿舍的家里，陈一谘提出由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 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此时，他刚从那里做了三个 月调查归 来，后写成《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包 产到户‛的考察报告》。杨勋反响热烈，愿意全力以赴。她建议组织教师 和学生利用暑假搞调查；王耕今也热情支持。就在王耕今家的餐桌上，农 发组的蓝图被描画出来了。他们知道，此时，那些对农村有深刻关怀的青 年，学了新知识，经过思想交锋，已经蓄积了能量，正跃跃欲试呢。 ‚发展‛是一个新词儿，据说是何维凌翻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