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文化形态史观下的史学巨著——评汤因比著《历史研究》
542021.05[摘 要] 《历史研究》一书是汤因比探究人类文明前景和命运的鸿篇巨著，他采用文化形态史观，不仅说明了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单位，而且详细阐述了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
《历史研究》发展了文化形态史观，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带来诸多的教益。
[关键词] 文化形态史观 汤因比 《历史研究》 启示[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03（2021）05-0054-04文化形态史观下的史学巨著——评汤因比著《历史研究》□ 周 荣湖北大学作者简介：周荣，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历史研究》是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代表作。
汤因比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拟出大纲，1927年才正式开始写作，1954年后第10卷杀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已经全部形成。
几年后，汤因比又增补了第11卷和第12卷。
该书内容宏富，论述精确，耗费作者四十年的时间。
因此，该书是汤因比精心架构和用力最深之作。
该书采用了文化形态史观来进行写作，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本文以文化形态史观为中心，对《历史研究》采用文化形态史观的原因、具体运用、产生的作用等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对《历史研究》一书和文化形态史观有更深的认识，更好地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
一、《历史研究》采用文化形态史观的原因汤因比为什么采用文化形态史观来写作《历史研究》？在本书的第十二部《西方文明的前景》中，有一段话为笔者提供了线索，其大意是这样的：汤因比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反感西方人将西方社会等同于整个人类历史的观点。
他强调这种观点歪曲了历史事实，造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觉，遮蔽其他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要避免这种错误的观点，最好要“接受一个相反的假说，即任何一种社会类型的所有代表在哲学上是等价的”。
（汤因比，2016）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汤因比不赞同那种将西方社会（或者说西方文明）等同于人类文明的说法。
《历史研究》论文注释格式
《历史研究》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一普通图书标注项目与顺序：(1)责任者与责任方式；(2)书名；(3)卷册；(4)出版地点（城市）；(5)出版者；(6)出版时间；(7)页码。
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07页。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三户图书刊行社，［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参阅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章。
二析出文献标注项目与顺序：(1)作者；(2)析出文献名；(3)文集编者；(4)文集题名；(5)卷册；(6)出版地点（城市）；(7)出版者；(8)出版时间；(9)页码。
（一）文集黄宗羲：《汪魏美先生墓志铭》，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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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二）书信集、档案文献汇编《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193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三）序跋、后记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
三古籍一般情况下，引证古籍标注项目与顺序：(1)责任者与责任方式；(2)书名；(3)卷次；(4)部类名及篇名；(5)版本；(6)页码。
《历史研究》学术规范
《历史研究》学术规范《历史研究》关于⽂献引证标注⽅式的规定《历史研究》关于⽂献引证标注⽅式的规定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献引证标注⽅式进⾏了修订，并将从2002年第1期开始执⾏。
现特此公布其主要内容，敬请作者参照执⾏。
⼀普通图书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责任者与责任⽅式；②书名；③卷册；④出版者与出版时间；⑤版本；⑥页码。
（⼀）责任者与责任⽅式1、责任者可能是个⼈，也可能是团体、组织、机构。
责任者⽆法确定时，⽤“佚名”表⽰。
2、责任⽅式有多种，如果是撰著，在姓名之后加冒号表⽰；如果是“编”、“主编”、“编著”、“整理”“校注”等其他责任形式，直接跟书名，不空格，不加冒号。
如：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两个或三个责任⽅式相同的责任者，⽤顿号隔开；有三个以上时，只取第⼀责任者，其后加“等”字，如：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书社，1990年。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4、责任⽅式不同的责任者，⽤逗号分开；译著的翻译者及古籍的点校者、整理者等可放在书名之后。
如：严修⾃订，⾼凌雯补《严修先⽣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
A . 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
欧阳兆熊、⾦安清：《⽔窗春呓》，谢兴尧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
（⼆）书名1、书名的副标题应⼀并标注；如书名较长，再次引证时，可⽤简称，但须在⾸次标注时注明。
2、书名中原有的补充说明等⽂字，应放在书名号内，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民出版社，1983年。
徐⿍新、钱⼩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三）出版者和出版时间1、⾮公元纪年的出版时间应照录，但1949年以后不⽤民国纪年。
《历史研究》参考文献格式
《历史研究》参考文献格式参考文献格式一般符合以下要求（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书籍：[序号] 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期刊文章：[序号] 作者.文章标题[J].期刊名, 年份, 卷号(期号)：起止页码.报纸文章：[序号] 作者.文章标题[N].报纸名, 年月日(版次).学位论文：[序号] 作者.论文题目[D].学位授予单位，年份.会议论文集：[序号] 作者.题名[C].见：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电子文献：[序号] 作者.文献标题[D/OL].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演讲或讲座录音：[序号] 演讲者.演讲或讲座题目[C].地点，日期.以下是一些例子：[1] 王明权.中国革命问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 陈寅恪.〈论中国古代的国家斗争〉[J].近代史研究, 1980, 1(1)：41-56.[4] 杨启献.〈近世的海盗与中国的东南沿海〉[J].研究近世史料, 1990, 25(3)：1-14.[5] 吴伯雄.〈全球化时代与亚太国际战略的选项〉[J].东亚论坛, 2001(2)：139-147.[6] 何祥义.〈伊洛瓦底江战争和珍宝岛的归属问题〉[J].台湾历史学刊, 2000, 5(1)：209-233.[7] 张宏杰.民主当代政治思想[J].大众传媒, 2004, (13)：62-63.[8] 史学研究中的定量化手段[D/OL].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02-22.[9] 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届二次会议，1980年2月29日.[10] 纪伯伦.纪伯伦诗歌朗诵会录音[C].北京，2015年10月15日.注意：这里只是提供了参考文献的格式，具体按照实际情况和期刊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简析汤因比与他的巨著《历史研究》
简析汤因比与他的巨著《历史研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
这些都为他在历史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汤因比是用文明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大师。
他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
他认为，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他认为，人类各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
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
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
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9]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恰恰是相互接触的。
在汤因比看来，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
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通过分类，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有意义的。
而且，在研究事实时必须抓住要点，并加以比较。
和对历史的决定论的解释不同，汤因比相信，人类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人类的这种选择是切实可行的。
汤因比指出，人类社会必须实现政治与精神的统一。
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
《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研究》范文
《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研究》篇一一、引言呼伦贝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史上这里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迭和不同民族的管理。
雍正和乾隆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此地设立了八旗制度，以此来巩固其统治并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历史沿革，探究其在该地区的产生背景、发展和影响。
二、呼伦贝尔八旗制度的产生背景呼伦贝尔地区的八旗制度源于满族的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
在清朝建立之前，满族人以旗为组织单位，进行军事、生产和行政活动。
随着清朝的建立和扩张，这种组织形式被引入到呼伦贝尔地区。
在雍正乾隆时期，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清朝政府在呼伦贝尔设立了八旗制度。
三、呼伦贝尔八旗制度的发展在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地区的八旗制度逐渐发展成熟。
这八旗包括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和镶蓝旗。
每个旗下都有一定的兵力，负责当地的军事防务。
此外，八旗还参与了地方行政管理和农业生产，成为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发展过程中，八旗制度逐渐与当地的社会环境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同时，八旗制度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使得呼伦贝尔地区成为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地区。
四、呼伦贝尔八旗制度的影响呼伦贝尔地区的八旗制度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八旗制度的设立加强了清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管理，维护了地方的社会稳定。
其次，八旗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当地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此外，八旗制度还推动了当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使得呼伦贝尔地区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地。
五、结论综上所述，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地区的八旗制度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
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进一步推动当地的文化交流和发展。
《历史研究》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历史研究》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引言注释是学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对论文或书籍中引用的文献或资料的准确注释。
近期，《历史研究》杂志对引言注释做出了一些规定，以规范文献引用和学术交流。
本文将对《历史研究》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进行详细阐述。
在引用文献时，一般都要标注出文献的作者、出版年份、出版地点、出版社、页码等信息。
对于引用的史料，还需标注资料所在的文献、文献的编号等相关信息。
因此，《历史研究》要求在文中列出完整或半披露的引文，一定要在文章末尾的“注释”部分进行详细注释，以便读者理解和核查。
《历史研究》规定，注释的书写格式应符合学术规范。
注释中，应标明文献的著作人的全名（包括姓与名），叙述题名、版本号、页码和出版年月、出版地点（除中国图书馆分类号等记载地点特殊的情况）。
注释时，应注意标点符号、空格等变化。
要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编排文献，注释的书写形式应整齐，杂乱无章、错位多缺陷不应出现。
注释书写中，一定要注意时间格式问题。
对于中文期刊文献，年份应注明年、月、日等详细时间，而对于外文文献，则采用年份、月份的书写形式。
如果标注错误将影响到读者对文献的查验，也会降低学术性和权威性。
此外，《历史研究》还要求对于引用全称不常用、不易理解的缩略词应在注释中注明其全称。
对于科技术语、人名、地名等需要注明其拼音或英文译名，以便读者理解与查看。
对于代码、标准、法律文件等，要书写详细名称和规定号码。
注释应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编排，杂乱无章、错位多缺陷不应出现。
总之，《历史研究》规定的引言注释是规范学术研究的重要标准。
在注释中，不仅要注明文献的基本信息，还要对于有用的参考资料进行精确定位和详细说明。
同时，注释的书写规范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认规则，其正确性和整齐规范程度也会影响到读者对于论文本身学术水平的评价。
因此，学者在进行引言注释时，一定要认真对待，按照规范进行书写。
汤因比与《历史研究》
汤因比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这部风靡全球、脍炙人口的历史哲学巨著，卷帙浩繁涵盖广泛，最初六册出版时，一般人对它整个体大思精的研究系统，很难把握住主要的脉络所在，直到索麦维尔将这套巨著缩写为节本后，才成为畅销不衰的人文著作。
在欧西以外的各地区，产生了爆炸性的震撼，成为知识分子手边必备的参考读物。
到后来，《历史研究》第七至十卷出版．再由索麦威尔缩编，在美国学术界引起长久的激荡。
1961年，《历史研究》第十二卷出版。
该卷为汤氏对读者批评的答复和对原书的修正。
他为此曾作过这样的说明：这一本书，与出版于1934至1954年的十册《历史研究》原著，已有相当的不同。
当然，目前这一版本，由于事件不断流动、知识不断增加，其本身也必定会有过时的一天。
只要人类继续存在，则人类历史、或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使都不可能获得确定。
故而，只要本书能够促使它的读者，对于艰苦万状，但又极端迷人的人类历史沧桑流衍，采取一种广大包容的看法，本书的目标也就算已达成了。
这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由原来十卷本，六千三百九十页，三百一十五万字，变为配有史图和地名，以及“再商榷”―1―答复批评和修正已说的十二卷本，洋洋五百万言以上的历史巨著。
1972年，牛津大学出版部又与泰姆斯及赫德逊公司联合出版了汤氏自行缩节的《图解修订本》，此节本图文并茂形式新颖，包容了汤因比晚年的定见。
在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中，《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
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
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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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这本书可以说是研究人类历史文明的宏篇巨著，同时，它也是一本当代青年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
作者：（英国）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年）类型：历史学论著成书时间：1939-1961年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出生在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
他的母亲是英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母亲的影响下，汤因比从小就喜爱历史。
他7岁学习拉丁语，8岁学习希腊语，曾先后就读于温契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
一战期间，他在英国外交部情报局工作，1918年作为英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
1919年担任伦敦大学教授。
1920年开始主编《国际事务概览》，193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研究员。
二战期间，担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
1947年赴美国讲学。
1955年，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同时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
1975年，汤因比因病去世。
推荐阅读版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汤因比汤因比的宏伟计划是要比较各种文明的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发现它们兴衰的原因和过程。
他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而应当从文明的角度去考察历史。
因为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消亡的。
什么是文明？汤因比认为，文明是指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群人类所构成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包括若干同样类型的国家。
据此，他从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划分出26个文明形态，其中21种得到了发展。
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叙利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和玛雅文明。
另外五个停滞发展的是：波斯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奥斯曼文明和斯巴达文明。
每一种文明都有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倾向，如古希腊文明的倾向是美学，古印度文明的倾向是宗教，古中国文明的倾向是伦理道德。
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互动。
同时，汤因比采用了文明模式来研究历史，他十分重视中国文明，在他的系统中，就有中国模式和希腊模式，首先他谈到了中国统一文字的问题。
汤因比在中华世界，秦始皇用一种特有的激烈方式解决语言问题。
这位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开创者把自己发祥地秦国的官方汉字字体规定为惟一通用的文字，从而成功地遏制住战国群雄各自发展本地文字的倾向（那些地方性文字外人只能看懂一部分）。
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秦始皇的功绩就是使中华社会有了统一的视觉语言。
哪怕口头语言分裂成相互听不懂的方言，但这种统一的文字使士大夫阶层有了一个共同交流的手段。
但是，如果中华世界没有其他既有助于文字统一、也有助于口语统一的因素起作用，这种“书同文”也不能使中华世界摆脱各种语言不能通的悲惨局面。
仍然从秦始皇时代出发，汤因比谈到了国家统治思想对经济的影响。
他认为，在中国，地方诸侯国秦国于公元前221年战胜了自己的最后竞争者首次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
它在公元前4世纪系统地革新了社会经济结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将增加的产品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使秦国在各竞争对手当中露出头角。
但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当这个统一国家的奠基人秦始皇将统治扩及整个中国时，引起了剧烈的反抗。
秦始皇死后，秦朝的统治很快被推翻，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哲学上的“法家”（其理论曾是秦政权行事的依据）流派，都受到后来确立的中国传统的排斥。
由汉武帝正式尊崇并直到1911年断断续续保持其垄断地位的哲学流派不是法家思想，而是儒家思想。
儒学虽然懂得水利对农业和交通的价值，但对农业之外的经济事业不感兴趣。
汤因比这种经济结构的缺陷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这样的统一国家不断崩溃的事，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建立在同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
譬如，它可以解释埃及古王国的覆灭，可解释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在其西部行省的垮台，可解释在同一地区的罗马帝国化身———加洛林王朝于9世纪的崩溃，以及11世纪在安纳托利亚的罗马帝国化身———拜占庭帝国的覆亡。
所有这四个案例都发生在与中国相对的旧世界的另一端，这些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
汤因比极大地赞扬了中国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史实，并且认为从汉代上溯到中华文明的初起时期，中国史的结构类似于希腊模式。
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
在这个时期，中国是以地方列国政治分立的局面出现的，秦汉王朝最终实现的政治统一，则是列国之间旷日持久的痛苦战争的结果。
但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
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结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前。
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儒学最终被推崇为经典。
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
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
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
中国早期史的这种可靠的构成，包括政治分裂与思想文化成就的共时性，与早期希腊史的结构雷同，完全不同于接踵而来的中国历史形态，其思想僵化和政治统一的轮廓不断被非正常与暂时的分裂动乱所打断。
尽管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未来是难以捉摸的。
但是他已经从中国灿烂的古文明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历史研究》书影1914年8月，汤因比在牛津大学讲授古典希腊历史时，突然脑子里灵光一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给了他一个直到近60年后仍未摆脱的震撼----为这世界分崩离析、各国间血腥战争而震撼。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拉开序幕，随后的两年间，汤因比在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竟有半数死于战争。
修昔底德写下了记录希波战争的《历史》，在修昔底德的震撼之下，汤因为比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历史研究》的写作中。
《历史研究》共12卷，出版前后费时27年，于1939年至1961年间出齐，作者总共引用上百种文献资料与多种语言。
《历史研究》是汤因比的最重要的历史巨著。
这本书的内容如书名所示，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这意味汤因比的考察始自人类史的开端，终至他生活的时代。
同时也表明这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
汤因比汤因比的视野不只局限于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
他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有史可载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是极其短暂的，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5000年。
人们所了解的大部分人类史其实都处在相对近的时代。
史学家必须采用全面的、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必须抛弃以前那种错误的中心优越观点，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历史研究》明和宗教，因为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摒弃了西方史学的传统分期，超越国家、时代的界限，以“文明”作为研究对象和社会形态的总称。
在书中纵览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描述了已知的31种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落，考察各种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
他认为各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其中挑战和应战是文明发展的动力。
收集历史资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能做到的，然而汤因比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精神让书中的史料活了起来，仿佛有某种灵魂似的东西贯穿于作品中。
汤因比如果没有一次世界大战，那么汤因比会坚定地相信他将在一个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直至1914年8月，当他26岁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
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他去认识现实。
汤因比在1972年简编本的自序中说：“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
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
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
”他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
他曾庆幸自己“生在这样一个混乱时期”，这个时期的事变推动着人们“去关心时事演变所提出的每一个历史之谜”。
世界的不安定状态促使汤因比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来思考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
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
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
汤因比在有生之年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
“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
”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汤因比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
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
“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20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
汤因比敦促人们考察过去，以求获得对当今世界的更高的洞察力。
表现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介入。
由于汤因比创立了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历史研究》在全世界的发行，西方学者称他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智者”，与爱因斯坦、罗素等人并列，在当今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
亨利·格鲁尔德在《二十世纪代表性人物》中评价：“不论世人对汤因比的理论反应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思想照亮了庞大的历史。
而且以若干理论、事实以及同代伟大诗人的直觉，支撑了整个历史。
”阅读《历史研究》，在钦佩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之余，我们可以徜徉在令人着迷的历史海洋之中，不仅吸取知识，丰富思想，而且能充分获得思考带来的快乐。
汤因比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思想遗产，造就了一个难以跨越的年代，这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晚年最向往的就是中国。
当年日本的池田大作问汤因比：“您愿意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面带笑容说：“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
”文明是指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群人类所构成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包括若干同样类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