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历史研究
南京大屠的历史研究
南京大屠的历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日军对中国南京实施的一场大规模的暴行。
在此次事件中，日军对南京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和抢劫，给中国及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南京大屠杀成为了二战时期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之一，对于了解历史、珍惜和平以及维护人类尊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事件经过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南京市民展开了一系列暴行。
他们无视人道、法律和道德，将南京城内大规模地洗劫、强奸和屠杀。
大约在六周的时间内，据估计有30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了杀害，其中既有男性、女性、老人、儿童，也有妇女和儿童受到的性暴力。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最具规模的杀戮行为之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浩劫。
二、历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在中国和国际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一方面，研究者试图通过调查和整理大量历史文献和证据，还原出事件的真相。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大屠杀，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历史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1. 口述历史记录：研究者通过收集幸存者的口述资料，了解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经历的一切。
这些证言对了解事件真相、还原历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档案研究：通过调查和分析政府档案以及相关文献，研究者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和细节。
这些档案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能够对研究者提供重要线索。
3. 地理考证：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南京大屠杀发生地，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和景观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
这些考证可以为理解事件的发展提供直观的证据。
4. 比较研究：研究者将南京大屠杀与其他类似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其共同之处和差异。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和战争罪行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意义和影响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它不仅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也震撼了国际社会。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意义和影响在于：1. 告诫历史：南京大屠杀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蔑视，对于人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暴行。
谈谈对大历史观方法理解
谈谈对大历史观方法理解
大历史观是一种跨学科、宏观的历史研究方法，它试图探讨人类文明
发展的整个进程，包括地球和宇宙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环境等各个方面。
大历史观的方法是通过将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时代的研究相互联系，
以及对历史事件、形态进行整体性的认识和分析，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历
史发展模型。
它提出了历史是一种自然科学，将人类历史和宇宙历史联系
在一起，强调了自然演化和人类社会的交织，展示了历史研究的整个维度。
大历史观方法的主要特征包括：
1.涉及整个历史进程的研究范围和时间跨度。
2.强调全球性和综合性的考察，采用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关注历史事
件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3.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认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相互依
存的，社会发展受制于自然演化。
4.强调大量数量的数据材料和长期的时间序列，采用多学科跨界的方法，对历史形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释。
5.提出系统理论来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这种理论力求在文化、
文明和社会结构方面发现规律和重要的模式。
总之，大历史观方法是一种全景式的历史研究方法，它的目标是全面
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和宇宙的演化过程，拓展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强调
跨领域的协作和视角的多元化，不仅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能够揭
示地球和宇宙的奥秘。
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与研究方法
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与研究方法【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与研究方法】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侵华的罪行之一，给南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为了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被广泛应用。
本文将探讨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重要性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一、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重要性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日本侵华历史上的一大惨痛，直接导致了大量中国平民的死亡和伤害。
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和各种细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通过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可以对侵华战争的真相进行深入了解，从而更好地铭记历史、弘扬和平。
二、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来源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文件记录、目击者的口述、照片和视频等。
许多档案来自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军队，也有一些是外国侵华军队和使领馆的记录。
这些档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三、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研究方法1. 档案整理和归档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首先需要进行整理和归档工作。
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将分散的档案材料有序地分类、整理和保存，以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和可访问性。
2. 口述历史和采访口述历史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
通过与幸存者、目击者进行采访，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观察，为研究提供重要的证据和线索。
3. 档案比对和分析档案比对和分析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核心工作。
研究人员需要仔细研读各类档案，进行比对和分析，以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
他们会综合多种档案材料，寻找共同的线索，揭示真相。
4. 跨学科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研究需要跨越多个学科领域。
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互结合，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分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原因和影响。
5. 研究成果的应用与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宣传和纪念活动中。
通过将研究成果传播给公众，可以提高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唤起对和平的珍爱和追求。
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与研究方法探析
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与研究方法探析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之一，也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对于了解和研究这一事件，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异常重要的。
本文将就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的特点以及研究方法进行探析。
一、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特点1. 多样性的文献来源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二战期间，涉及的文献来源多样。
除了传统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外，还有个人日记、文件档案、官方记录、采访录音等。
这些多样性的来源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2. 相互矛盾的记载由于南京大屠杀发生在战时，当事各方的记载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
日军和中国的官方记录、个人记忆以及国际观察者的报道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研究者需要对这些不同记载进行分析和比对，以求接近真相。
3. 信息不完整与缺失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南京大屠杀的一些相关文献可能存在信息不完整或者被销毁的情况。
研究者需要在有限的资料基础上进行充分研究，并通过多样性的来源相互补充，以构建完整的历史图景。
二、南京大屠杀研究方法选择1. 档案研究法档案研究法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一种常见方法。
通过搜集和分析各类官方档案文件，如军事文件、政府文件等，来还原历史事实并了解当时的背景和环境。
档案研究法可以提供直接来源的资料，使研究者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2. 野外考古法野外考古法主要是通过在南京大屠杀遗址进行实地勘探和发掘来获取相关线索和证据。
这种方法可以提供具体的物证，比如遗迹、墓葬和文物等，可以帮助研究者还原事件的真实面貌。
3. 口述历史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是宝贵的历史资源之一，通过采访、录音和视频等方式，可以记录下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见证。
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口述资料，了解当时的苦难和细节，还原历史真相。
4. 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通过对不同来源文献的比对和对比，来分析和验证记载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通过参照其他相关事件或者其他国家的类似案例，可以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
大历史观与古代史学的关系
大历史观与古代史学的关系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大历史观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大历史观指的是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对人类文明演化过程进行全局性、综合性的思考和探讨。
相比于传统的狭义历史观，大历史观强调的是人类整体的、全球性的发展历程，旨在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视野。
那么在这样背景下，大历史观与古代史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首先需要明确，大历史观和古代史学并不是互相排斥、相互矛盾的概念。
恰恰相反，它们实质上可以被视作一种递进、扩展的关系。
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从古代到现代、从局部到全球，均可以被作为研究对象。
古代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大历史观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而在古代史学的范畴中，则更加注重对古代社会和文化全貌的考察，强调对古人思想、宗教、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研究。
其次，可以发现，大历史观和古代史学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和互相照应的作用。
大历史观的宏观视野，拓展了古代史学的研究范围，使其能够更好地把握古代社会的演变趋势和规律。
古代史学的深入研究，则有助于大历史观获得更加具体、有效的史实依据，进一步厘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同时，由于古代历史的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如考古学、文献学、史学、人类学等，因此对多学科的交叉整合和融合，也正是大历史观需要推进的过程。
另外，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大历史观和古代史学也存在一些相通的地方。
比如，近年来盛行的全息历史学（Holistic Approach）理论，认为历史学研究应该采用综合性、系统性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
类似地，大历史观也同样提倡“全局视野、系统思考”的理念，奉行“查异同、寻因果”的分析方法。
这表明，在研究古代历史中，我们也可以借鉴大历史观的分析方法，注重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重大历史问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大历史观作为一个相对新的学科范畴，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还存在许多不足和争议点。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大历史观过于追求宏观视角，忽略了微观实践和个体经验的重要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大历史观存在一定的文化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大历史观视域下高中历史教学实践探究
大历史观视域下高中历史教学实践探究摘要大历史观是指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认识和把握。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大历史观的应用有助于培养学生时空观念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教师要充分运用丰富历史知识、优化教学视角、培养思维能力等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
本文针对高中历史教学现状，立足大历史观视域，提出了相应的实践策略，以供借鉴。
关键词：大历史观；高中历史；实践；策略大历史观强调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宏观性，主张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受到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要求学习者学会从全局角度去分析和理解历史，还强调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和横向比较，从而对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全面认识。
一、大历史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价值1. 丰富历史知识，形成科学严谨的历史知识脉络与体系教师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该注重帮助学生构建科学严谨的历史知识体系。
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现象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讲解，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历史基础知识。
同时，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2. 优化教学视角，重新梳理教学内容在大历史观视域下，高中历史教师应该优化教学视角，重新梳理教学内容。
具体来说，应该将教学内容置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考察，从全局角度分析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同时，教师还应该注重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进行联系，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3. 培养学生形成开阔的思维格局与动态地思维系统教师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广阔思维格局和动态思维系统。
具体来说，应该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分析历史事件，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发散思维能力。
同时，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大胆质疑和独立思考，从而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
“大历史观”与历史思维培养——以《洋务运动》为例
“大历史观”与历史思维培养——以《洋务运动》为例作者：徐宁来源：《中学历史教学》 2017年第10期◎徐宁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已为学界所熟知，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也广受读者追捧。
“大历史”这一词为黄仁宇所独创，取“宏观历史”之意，提出“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
黄仁宇倡导“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
如此线条勾勒式的讲史方法恰似写意的国画，勾勒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结构框架，粗中有细，既讲究宏大的历史视野，又关注历史的细微末节。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黄仁宇的著作无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
而就高中历史教学的层面而言，将“大历史观”的部分理念应用于课堂教学，也不失为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有效途径。
下文中，笔者将结合《洋务运动》一课的教学案例，探索如何运用“大历史观”的理念来指导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一、教师建构——“大历史”视野下的教学设计1．宏观建构、整体把握黄仁宇曾经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写道：“……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的出来。
”“大历史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历史视为—个整体来加以把握。
黄仁宇在品读中国历史时，试图解答这样—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着眼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把各朝历史视为一个大的整体—一中国传统社会，来加以审视并得出相关的结论。
教师在设计教学时，也需要树立整体思维，在核心主旨的引领下梳理教学线索，并贯穿课堂教学，以便于学生对教学内容加以宏观建构和整体把握。
在《洋务运动》一课的教学设计中，笔者以中国的现代化为线索，将洋务运动置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设计，引导学生理解洋务运动的重要意义，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系统脉络。
大三历史学专业的史料考证与研究方法
大三历史学专业的史料考证与研究方法在大三历史学专业中，史料考证和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内容。
通过深入学习和实践，我们能够掌握各种考证技巧和研究方法，提高历史研究的准确性和深度。
下面我将介绍一些常用的史料考证和研究方法。
一、史料考证1. 文献查阅与分析在进行史料考证时，首先需要进行文献查阅。
我们可以通过图书馆、电子数据库等途径获取相关文献。
查阅到的文献需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分析，了解其中的信息和观点，并判断其价值和可靠性。
2. 史料辨伪史料辨伪是史料考证中的重要一环。
在进行史料辨伪时，我们需要对史料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对比。
比较不同史料的来源、内容、风格和立场，判断其真实性和可信度。
同时，还要注意是否存在伪造、篡改等情况，尽可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进一步验证。
3. 考据方法考据方法是历史学中常用的史料考证方法之一。
通过对史料的文字、用词、结构等进行研究和比较，以确定其真实性和时代性。
考据方法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确的判断力，对于研究古代文献和手稿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1. 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历史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现象和文化进行比较，找出其异同之处，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思考方法。
2. 统计与数据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统计与数据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对历史事件进行量化和定量分析。
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和推论。
统计与数据分析方法在研究历史趋势、经济变迁、人口统计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3. 口述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研究是一种通过访谈和采集个人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
通过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和访谈，我们可以获取更多的细节和内部信息，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口述历史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珍贵的一手资料，但也需要注意甄别和验证的问题。
总结起来，大三历史学专业的史料考证和研究方法涉及多个方面，需要我们进行系统学习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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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与历史研究2016-05-03 14:43:36 《史学理论研究》刘耀辉“大历史”（big history）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一个新领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显得很陌生。
①大历史这个词是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创造。
②1991年，克里斯蒂安在美刊《世界历史》上发表了《为“大历史”辩护》一文。
他在文中指出，历史研究的适当范围是整个世界，合适的时间段是所有时间，也就是说，史学家应当准备从各种不同的时间规模（甚至整个宇宙的时段，即大约100亿年到200亿年）去探究过去。
这种探究就是他所说的“大历史”。
③后来，加州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的亚历山大·默德荣格（Alexander Moddejonge）对“大历史”做出了更详细的界定，这一定义也得到克里斯蒂安的肯定。
默德荣格指出，从表面上来说，大历史就是从最大可能的时段（宇宙的时段）对整个过去做出连贯一致的研究。
它依据年代顺序对时间（现在被认为长达137亿年）做出叙述，并且使用了大量最新的跨学科的知识：从宇宙学、地质学、生物学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传统的历史研究。
大历史主要以引力来解释它的主要组织模式：即复杂事物的各种特性。
复杂事物是宇宙时间表上的某种新事物，与此前的事物相比，它更稀少、更脆弱，也控制更多的能量流（energy flows）。
这些复杂结构的出现，是由于引力将各种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新的形式（引力将氢和氦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最早的恒星，社会引力把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最早的城市）。
每一次当复杂性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故事，大历史的规模也变得更加紧凑。
大历史的规模从宇宙和恒星形成（太阳系）的层面，缩小到行星的层面（地球的形成、复杂的化学反应、生命以及多分子有机物的出现），再到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进化、“集体知识”以及驯养的出现、人类在所有大陆的定居），再到世界史（国家的出现），最后是全球史（持续的“现代革命”）。
弄清楚不同规模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很重要，这也是大历史谋求内在一致性时面临的挑战。
④在克里斯蒂安之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斯皮尔（Fred Spier）可以说是大历史最有力的倡导者。
⑤悉尼麦考瑞大学的马妮·休斯-沃灵顿（Marnie Hughes-Warrington）指出，随着克里斯蒂安和弗雷德·斯皮尔的作品的问世，“大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一种史学外形。
⑥在斯皮尔看来，“大历史”是一种探究历史的新方法，是一个新兴领域，它把人类史置于宇宙史框架中来进行考察。
它探讨宇宙起源、星系的出现和演化、太阳系的形成、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早期人类的兴起，最后在这种大背景下考察人类的历史。
除了讲述万物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大历史还让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在短期内知晓科学知识。
斯皮尔指出，大历史以对能量和复杂系统的研究为基础，通过过去十多年的理论发展，它正在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研究转变为真正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⑦在《大历史的结构》（1996）一书中，斯皮尔建议用“体系”（regime）一词来指代组成大历史的结构过程。
斯皮尔对“体系”的定义是：一种大致规则的、但是最终不稳定的模式，它只能存在一定时间。
这个定义适用于人类文化、人类和非人类的心理、非人类的自然以及具有不同复杂性的有机和无机现象。
随后，斯皮尔系统地考察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所有这些体系构成了大历史）。
斯皮尔对大历史中最重要的体系进行了系统分类，尤其强调人类史，因为人类史这门学科依然缺乏一个主要模式。
通过阐述这种探究一切历史的一般方法，多学科事业就转变为跨学科研究，大历史一般理论的大致轮廓也开始出现。
⑧作为教学领域，大历史讲述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的历史，同时对未来做出考察和预测。
这门课程通常采取合作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欧美大学开设了大历史（普世史）课程，以便让学生对进化的世界图景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一些财力雄厚的西方大学通常组织一个跨学科教授团队（人数甚至可以达到20位）来讲授这门课程。
在导论部分之后，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开始解释相对论的基础、宇宙学模型以及太阳系形成假说。
地质学家会讲述地球及其结构形成的故事，生物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进而从地质学时段来描述生物圈的发展。
随后，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会阐释人科（hominidae）、人类起源及其演化。
最后，社会史、历史社会学以及政治科学方面的专家描绘社会的历史；该门课程的结语是对全球未来的讨论。
⑨在写作《大历史的结构》一书时，斯皮尔认为自己是阐释那种探究万物之方法的第一人。
他后来发现，奥地利天体物理学家詹森（Erich Jantsch）早在1980年就出版了《自组织的宇宙》一书（The Self-Organizing Universe）。
詹森在书中依据他所谓的“过程结构”（process structures），来审视一切事物的历史。
因此，斯皮尔认为，第一位为大历史设计一种普遍性结构的人应当是詹森。
⑩斯皮尔不但发现詹森的研究，同时也意识到19世纪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及其五卷本著作《宇宙》（1845-1859），以及苏格兰出版商罗伯特·钱伯斯（1802-1871）在1844年匿名出版的《自然创造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斯皮尔认为洪堡是倡导大历史的第一人。
洪堡自称“博物学者”，他兴趣广泛，从天空到人类史都是其关注目标。
在《宇宙》中，洪堡旨在总结一切关于自然史（包括他所理解的人类史）的知识。
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为“关于宇宙的宇宙史学”。
不过，洪堡在完成这项宏大计划之前就去世了。
与洪堡一样，钱伯斯也非常熟悉当时的科学。
他的《自然创造史的遗迹》提供了一种关于万物的动态史学，从宇宙起源一直讲到人类的历史。
斯皮尔认为，钱伯斯的最大贡献或许就在于对万物之历史的动态研究。
《自然创造史的遗迹》为地球史和生命史提供了一种超越圣经叙述的时段。
另外，霍尔巴赫、康德等人也为相关观念的推广做出了贡献。
这些学者很多都是多学科的甚至跨学科的，只是不自觉而已。
他们的研究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奠定了基础。
随着19世纪的迈进，学科划分也日益明显，大学越演越烈的“学科化”，致使洪堡那种洞见消失不见了。
（11）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自然科学家开始采纳历史方法。
这种现象最初出现在地质学和生物学，然后是天文学领域。
因此，建构基于科学的大历史第一次成为可能。
这么做的第一人是H.G.威尔斯，他著有《世界史纲》。
由于人们当时仍然认为宇宙是静止的和无限的，因此，他主要关注地球、生命和人类的历史。
在20世纪上半期，人类历史的“大叙事”陷入困境。
注重微观研究的史学家认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作品过于模糊和笼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界率先重新倡导元叙事。
物理学家开始以大胆的编年史来讲述从大爆炸到当今整个宇宙的历史。
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通过进化论和地层学研究来提出自己的“大历史”，即关于地球和所有生命的历史。
甚至“时间”这个抽象实体也被当做普遍性历史叙事的对象（霍金的《时间简史》出版于1988年）。
自然科学的史学化表明，当世界史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东山再起时，它往往得到与历史相关的自然科学的帮助。
（12）20世纪80年代，以科学为基础的宇宙史、地球史、生命史和人类史，开始融合成一种新型历史，即澳大利亚、西欧和美国的“大历史”、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的“宇宙进化”以及俄国的“普世史”。
奥地利哲学家詹森在其《自组织的宇宙》一书中，首次为大历史阐释了一种系统的模式。
该著作成为一些俄国学者的灵感来源之一，激励他们建立普世史研究法。
俄国学者主要以俄语著述，从而妨碍了他们的观点为更多人所知。
不过，他们相当活跃，2005年组织了一次关于大历史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国际研讨会。
（13）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重新致力于将过去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并非偶然。
70年代中期，关于宇宙、太阳系、地球和生命史的科学模式已经在主流科学当中被接受。
因此，一些富有创见的美国学者，比如明尼苏达大学的地质学家普雷斯顿·克劳德（Preston Cloud）、哈佛大学天文学家乔治·菲尔德和埃里克·蔡森（George Field and Eric Chaisson）开始对这种知识进行综合。
他们开设课程，撰写著作，讲述以科学为基础的关于一切事物的历史，当然，他们都强调各自的专业领域（很少关注人类的历史）。
几年之后，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和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也分别在悉尼麦考瑞大学和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开设“大历史”课程，他们成为大历史教学的开拓者。
克里斯蒂安的课程邀请许多专家来讲授不同内容。
这种课程不但在教师之间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协作，也成为澳大利亚、美国和荷兰等地相似课程的模板。
总而言之，大历史的出现，与科学发展和时代背景联系紧密。
首先，20世纪的科学突破，为大历史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密计时革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碳14定年法）、DNA的发现、板块构造理论以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等，这些突破相当于时间的发现，普雷斯顿·克劳德的《宇宙、地球和人类》（1978）对此做了描述。
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著述这种“史前”故事。
大历史学家（big historians）相信，一种革新过的历史学科--让史学家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种纵深的历史。
突破学科限制、信息的自由交流、快速通信技术的发展，所有这些使得个人综合复杂多样的资料成为可能。
（14）其次，后冷战时代的一些趋势也有利于大历史的出现。
比如全球化（世界主义）、环境保护论以及世俗主义。
第一点与世界史的做法非常类似，即超越“民族叙事的人为限制，把历史当作观察过去的窗口，以此展示整个世界”。
第二点把人类史置于环境史的背景下。
换言之，在大历史叙事中，就人类和行星的时段而言，人类与生物圈的相互作用是人类最重要的角色。
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就是对能量流的控制越来越强，这以牺牲其他物种以及其他化学过程为代价。
物种灭绝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态变化使得人类史在行星的时段中显得很重要，因为这也导致了生物圈的明显变化。
环境方面也是大历史最具有政治特点的方面，由此导致一种含糊的对集体的、国际的合作的呼吁，即呼吁创造一种与生物圈共同发展的现代人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