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1《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着名的资产阶级杰出史学家梁启超所着，其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并有很多优秀作品。
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给出回答“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启超先生就史料蒐集与整理给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论史料之蒐集。
研究学习历史，史料是基础。
然各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蒐集，则不能得。
所谓精密方法分为㈠单举一事，觉其轻重，汇集同类比而观之，便可知。
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条件的，即①脑经操练纯熟②须耐烦。
㈡就消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应以假定加之推算。
㈢就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波手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㈣在面对旧史家故意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宜别蒐索以补之或正之。
随后便谈及鉴别史料之方法。
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
面对明明非实而举世误以为史实者，首先应涤除心理结习，然后便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再者，鉴别史料之误或伪者，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便可。
若苦于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发表怀疑态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怀疑之结果。
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尝试换一方向从事研究。
正所谓撞了南墙回个头。
当面对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论原则应以最近者为最可信。
梁启超认为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为第一等史料。
然也应当注意当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
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疑为出发点。
就间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论之。
并且应以开阔的眼光看待问题，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书也。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蒐集与鉴别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及态度。
在这一章节中，梁启超先生以详略相间的论述，总结其治史之经验，举出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其教育指导意义非同小可。
以上学期上专业导引课时赵克里老师说的一句话为结局，便是：“历史学习中的辨伪和研讨，就是在不同’镜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过分析与研究，去寻找历史的真实。
史料实证素养培养路径探析——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发的思考
十耋急丈教学参考栏目主持人/王伶\书林_叶史料实证素养培养路径探析—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发的思考〇王晓芳《普通髙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 修订）》提出“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
”这里的“史料实证”包含两层意思，既是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辨别的方法，又是一种科学、理性、求真的态度。
近日拜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先生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因此该书用了大半篇幅讨论了史料、史料鉴别及方法。
令人惊叹的是百年前梁先生对待史料的方法和态度竟与今天我们提出的史料实证素养如此相似。
关于史料求真的必要性，梁启超在书中认为：“一切史迹，大半籍旧史而获得传播，旧史著作的目的与我们所需求的大多不应，不知有多少宝贵的史料被摒弃湮没，何况向来认为完备的正史中亦存在误、伪、讹、窜人等问题，于是提出中国的旧史迹大部分要做重新估价（包括正史），并用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査，他把这种事业归为搜补和考证两项工作。
”对于如何对史料辩伪和求真，梁启超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七种方法:“一、辩证宜勿支离于问题力量，而中共军事武装则是敌后战场的主导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积极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溃败、物价飞涨、贪腐盛行、横征暴敛等现象逐渐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反感。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社会大众对其的不认同也越来越强烈。
在社会普遍需要和平发展的前提下,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全面内战。
反观中共领导的军事武装和政治力量,从抗日战争直到全面内战给社会大众体现的是积极向上的能量。
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了全国性的政权，而中共则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大众对政治力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是基于中共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性方案。
读梁启超先生之《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梁启超先生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者：邓杰来源：《新生代·上半月》2018年第11期【摘要】：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尤以历史学界为甚。
作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泰斗，梁启超先生敢为天下先，率先提出“新史学”的观点，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史学界注入了一汪清泉。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梁启超其人其书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与其老师康有为一道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并称为“康梁”。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也倡导文化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同时，与他与当时其他的学界大饕相比，更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尤其是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
梁启超在1901年到1902年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舒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被誉为中国新史学第一人！二，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的一些体会（一）梁启超认为的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和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在文章里对应的是前两章内容，梁启超在文中提到“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
”显而易见，其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影响。
作者认为史的意义就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这里所谓的“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表明了梁启超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
梁启超在文中说：“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
准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
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
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
”说明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那些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要高明的多。
梁启超通过对旧目录家所称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体之四体的举例说明，分析了旧史学界的现象和问题，指出过去的史学界都拘泥于数种体裁之内，未能为史学界辟一新天地，是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
”史家的许多史料也是从历史文献中提取分析断案，《史记》这种史学专著也被看为优秀的文学范本。
所以在读《庄子》的时候，每逢读到类似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而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的文字时，我都会认为鲲鹏可能确有其物只不过现代人没有发现相关遗迹罢了。
直至我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个幻想才覆灭殆尽。
梁先生在书中第五章史料的搜集与辨别·论鉴别伪事之方法中写道：“有纯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
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
”这使我清楚的了解到引用史料的界限，对我在史学学习中大有裨益。
翻开《中国历史研究法》，稍稍与近来所读的西方史学书籍对比，顿时满心欢喜：终于不用纠结于西方那一连串的人名与族名了。
由于西方书写而产生的别扭翻译与梁先生优美简明的文句不可相提并论啊。
最为不同的当属语言环境，不提翻译的艰涩，仅仅是书中所举的例子对于我来说更为通俗易懂。
此书总共有六个章节，分别论述现代历史的意义及其范围，过去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改造，史料的分类，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史迹之伦次。
其中的主体部分是第五章，也是论述最为详细的一章。
第一章基本以一句话概述：史者，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较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
这是我所见的对史学概述得最为详细的一句。
也加深了我对于历史的理解。
不再简单地将历史等同于过去的事。
而且梁先生还提出历史要作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扩充了史学的范围，赋予史学新的意义。
第二章是对过去的中国史学做了点评。
对中国旧史学的完备，无所不包进行了赞扬“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对我国旧史学的特点，如文句简短达于极点，记宫廷之事，社会情形一无所及，详记天灾地变等等都各有介绍。
是我对中国旧史学的特点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姓名：刘东兴学号：201121010156专业：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梁启超先生乃戊戌变法的政治领袖、国学大师和中国史学大家。
读起书收获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知识，还有透过书籍传达出的大师的风范。
梁先生讲坛之上熠熠的身影，娓娓道来的漫谈，仿佛真实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于1922年—1927年，是梁启超学术演讲的汇编。
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三个部分。
书中梁先生详细的为我们讲述了史的意义和范围，旧史学和新史学，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专题史如何做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我真正的感觉到，似乎我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听梁启超先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的为我上课。
我是在和梁先生对话。
其实我在看之前是有很多疑问的，历史是什么？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研究历史？开篇梁先生提出：“史者何？记录人类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随后在补编中进一步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可见历史是在求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意义，以供现代人借鉴。
历史是否存在因果律呢？梁先生随后说到：“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P126）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脚，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了。
（P128）梁先生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是基于进化论看历史现象和历史的发展的。
我进一步要问历史发展到底是什么推动的？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而英雄史观，则认为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完整版)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
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
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
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
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
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
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
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
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析梁启超的史学观
诸多避讳 ， 使得后人若想了解 当时的史实竞没有一
部 书 可以 信任 。此外 ， 史 书记载 的大 多是朝 廷 之事 ， 对 于 民间 的事情记 载甚 少 ， 其 病 根 就 是认 为 历 史 仅 为朝廷 所有 ， 史 书也仅 为统 治者 所读 。 ３ ． 梁启 超认 为 旧史 学缺 少 精 神 ， 即理 想 。在 这 里， 梁提 出只有探 寻 各 个史 实 之 间 的 因果 关 系 以及 相互联 系 ， 并且 根据 这 些 吸 取 教 训 ， 展望 未 来 ， 才 称 得 上是 对世 界有 益 的史 书 。然 而 ， 中 国 旧时之 史 仅 如流水 账 一样 记载 事 件 ， 对 于事 发 原 因 以及所 导致 的后果 都 不能具 体 分 析 言说 ， 从 而虽 然 史 书 数量 庞
梁启 超 于 １ ８ ９ ０年 春 的北京会 试 失败 后 ， 在 上 海
接触到了有关西学的书籍 ， 这使 他走 出了传统学问
的被 动 接 受 ， 首 次 接 触 到 了 中 国 以 外 的 西 方 世
界。 因此 ， 梁 启 超 的思 想 研 究 兼 容 了西 方 生 理 学
与心理 学 的观点 ， 认 为 人 类 之 所 以 有史 是 因为 人 类
雄人物 ， 不 了解在背 后支持英雄 成就功勋 的群体 。 ２ ． 梁 启超 认 为 中 国 的 旧史 只有 陈迹 ， 旧史 书 也 不 过是 为前人 立碑 著述 而 已 。二 十 四史 皆为后一 个 朝 代为前 朝 所修 ， 而 史 官对 于本 朝 史 实 的记 载 更 是
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 中国历史研究法” ， 之后整理 成书， 便是《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一书 。之后他又对原 有的著述加以修补 ， 使之更加完整完善。在书中， 梁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xx年xx月xx日CATALOGUE 目录•引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内涵及影响•梁启超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结论01引论研究背景与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探究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和变革研究目的全面了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梳理、理论分析、案例研究研究目的与方法研究内容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角度，分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研究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正文又分为多个章节进行详细阐述研究内容与结构02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以指导现实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
含义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特点，它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注重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和沟通。
特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含义与特点古代史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史记》的纪传体通史到《资治通鉴》的编年体通史，再到清人考据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完善。
近现代史学方法的转型和创新近现代中国史学方法发生了转型和创新，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强调科学精神和证据意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性史学方法则注重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现实意义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03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学者和政治家，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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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
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
”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
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
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
”《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
”这本书以下的章节，都是围绕这两个中心问题所展开的论述。
前三章讲治史的主观观念，后三章讲史料的整理。
近现代史学的主观观念，都逃不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的两种形式，一是受近代工业社会影响的科学研究式的治史方法，一是治史学的学者多逃不出民族性这一特点。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之大变迁，中西文化交流、冲突、摩擦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象梁启超这样有一定政治社会背景的历史学者，政治生涯其治学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如他所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
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
因此，梁启超对于史之意义的论述并没有逃脱这个圈子，他在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论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由此观之，梁启超这部书，只是就一民族的文化史的范围之内来整理探求民族之过去，以为现在、未来借鉴。
因此，没有逃出民族性既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中国新史学建立的必要，实现汤因比所说的现代史学方式解构的后现代史学，都是在此过程之后。
中国近现代史学也要经历这一过程。
但是这一过程本身多夹杂时代精神和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这种现象虽说是古以有之，如关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因后世记史者的主观色彩过浓而时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
梁启超氏对于这一点是有觉悟的，他在此书中论述道：“著述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第二章详述过去中国的史学界。
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在这里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这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有关，资料详实，论据充分且有思想性。
他认为，“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并举证道：“《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以前者，仅百九十篇）。
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
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梁氏思想激烈，文采飞扬，对于司马迁有认同与怜悯之心，说其投入史学之经历与情感甚多一点也不为过。
说司马氏为中国史学之一泰斗，是可以的，毕竟一部《史记》恐怕是后世史家攀越不了的高峰了。
而说他为中国史学之鼻祖，恐怕有些偏激。
一则否定了司马迁以前的治史者；二则古来中国史官记史的习俗，并没有因司马氏而破；再则司马迁“究天人之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史家在治史中融入主观色彩的开始，好在司马氏还算把握的不错，而后代史家，恐怕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矛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说，“司马氏这种治史之态度，使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也难免不给历史蒙尘吧？并且史学之建立，当在一过程而不在一人。
而其列证，史部著作之增多，东汉后期纸的发明是不是使著述立说记事更加容易一点？第三章讲史之改造，从旧史学思考进入新史学的研究里，从旧史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转向近来文化史研究探讨中的寻求因果规律，在民族的历史中演绎民族的现在未来，可以说是这种史学转变的根由所在。
如其所言：“史学范围当重新确定，以收缩为扩充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正是这种历史研究的变迁，使文化史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热门的领域。
正如梁氏所言：“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页）梁启超这本书，在治史方法，尤其是在史料的处理上，可谓是集大成者。
梁启超史学的方法论受益于明末清初黄梨洲、顾亭林、万斯同以及清之戴东原等。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于颜李学派的实用主义的哲学也很是推崇。
正是在这种思想源流的综合与历史变迁和时代的使命中，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总的体系上看是受西方近代史学研究，尤其是近代历史科学及进化论的影响，而就其最基本的史料的研究而言，还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实现。
其对于史料之辑佚、考证、辩伪等等，对后来之学者，如其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的疑古思潮，陈寅恪治史的考证法等等，都有一定影响。
尽管对于历史学之任务历来众说纷纭，但比较认同的是，历史的任务在于使历史真实。
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王铠运之《湘军志》。
史料的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而何谓史料，其道：“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6页）其内容包括文字记录的史料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作者对此都要一一的详述。
而即使如此，史家对于史料缺乏、真伪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因此，史料的收集与鉴别就成为史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梁启超此书对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之法很是翔实，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对于哲学史料的整理就大篇幅的引用了梁氏的历史学研究法的内容。
第六章讲史迹之论次，说怎样理清史料的眉目，按他所说：“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7页）梁启超头脑聪明，文采风流，这方面是他的长处，他的文章，哪怕是学术史之类的读来毫无精神疲惫之感。
而在杂乱的史料中，通过造表法等理出一条简练的思绪的确是治史良方，他说：“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倾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而梁启超史学的因果规律的寻求，受西方自然科学和中国佛学的影响，运用在历史之中，则希望在偶发或孤立的历史中寻找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如他所说：“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历史到底有无因果，是所有历史学者所面对的历史哲学的问题。
梁启超的这种探求，结果必然将历史放入环环相扣的链条中，通过这种关系将散乱的事实系在一根绳子上，有点结绳记事的感觉。
而最终结果是使史学研究变得凝固起来，失去了流水的轻快感。
而后现代史学，也无非是要把这根绳子拆开来，。
因为不太喜欢现代史学的这种方式，而且后来连他自己也承认当时求因果关系是错误的，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起因果规律了，认为至少在文化系是没有所谓的因果规律的。
最后，想引申到关于清代史学的问题。
清代史学的建设，主要是围绕一部《明史》的编修，史家为万斯同（季野）与全祖望（榭山）的史学著述和成就以及清初的史学家、地理学家。
大约清初的学者，或为前明遗臣，或者受传统的满汉观念以及儒家道德哲学的影响，对于新王朝的统治，多半采取抵触的态度。
即使后来发现抵触反抗是没有用的了，也多采取不闻政事、不食当朝俸禄的态度。
对于清朝政府的命令，也多以行动来反抗或者逃避，比如为了不剃头发，就干脆归隐山林。
因此，由明末入清的大学者，多半不闻朝政之事，或着归隐山林或着隐居市井修书讲学。
这一现象在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人身上莫不如此。
梁启超认为，整整一部明史，其学者是很有气魄的。
自唐以来中国开始了官修史书，后代人修前代史，尤其是紧邻的一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惯列，清朝也没有例外。
究其原因，大概除政治的因素外，就是梁启超所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
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最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徨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7页）中国的学者是复合型的，大家的成就大都杂和着近代分化出来的各种学科，因此亭林、梨洲、船山等人的著作中都参合着关于史学的东西。
而梁启超也是这种复合型的人物，而且他也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出身明末清初的学者，虽然对于清统治者极为不满。
这一时期，有真学问或者自认清高的学者都以就职朝廷为耻辱，对于朝廷的任命，也是惟恐避之不及，而不单是清廷单方面的对于汉族士人的不信任。
这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不调和的情况，在清初是非常严重的，然而，官修的《明史》，仍然是由这一批明末清初的学者来完成的。
究其原因，我想一来如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等一批与民间学者有裙带关系的士人在朝任职，如徐乾学本是黄梨洲的亲戚，同时他又是朝廷主修明史的主持者，因此明史稿本虽然是官府在修，实际被当时的大学者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