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普选问题的一点思考

关于香港普选问题的一点思考关于香港问题的新闻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就特区政府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法案进行表决。

立法会70名议员中28名议员投反对票，法案未能获得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全体三分之二多数支持而未获得通过，这也意味着2017年第五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能再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而继续现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办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普选目标落空，香港民主进程受阻。

而关于此次普选方案被否决,香港研究协会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52%的受访者表示对于议案被否决对此“有”感到失望。

而表示没有的占到38%，同时46%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民主进程会变差，63%的受访者认为对香港整体长远发展是“坏事”。

50%的受访者表示最大的输家就是“香港市民”。

而关于此次结果各方都有自己的看法，港内派和大陆人士均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香港内部，泛民派和建制派就是香港内部关于此次普选的主要两大派别。

其中泛民派主张，实行国际标准，由选民自己投票产生类似于法国的大规模社会普选。

而建制派则主张建立选举委员会按
照“爱港爱国”的前提产生提名，即政党提名权。

各方激烈讨论，互相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互不妥协。

而中央方面也是始终坚持自己的普选方案计划。

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推向更久之前，香港占中问题也是一度沸沸扬扬，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我们要看到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

无论是此次普选问题还是占中问题都是香港自回归后面临的有一大难题，其复杂程度自然不言而喻。

我们要看到，中央和香港双方的沟通对话，关于民主的讨论，各方代表利益的争夺，人民的真正民主意愿，同时外部环境下一些反动势力的渗透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考虑和思考的问题，需要看清楚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

首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讨论中，首先需要我们了解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英国派驻港督来管理香港，据1843年英国发布的法律，港督的权利包括，英王在香港的全权代表，三军司令，任命法官，罢免，撤免等等权利。

从此后一直到香港被收复之前，虽然港督的权利有相对的减弱，但总的来说，仍是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根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通过的相关法律，第一任长官由于其特殊项有中
央派遣，此后，香港特首的选举首先由800名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名单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选出候选人，这些委员会涵盖香港的社会各界代表，以及全体立法会议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不少于100名的选举委员会可以联合提名一名候选人。

2011年香港进行了政改，2012年，根据此项方案，行政长官将由一个人数为1200名的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

而此次的2017年普选方案，将实行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不过主要分歧在于候选人的产生。

中央和此次的建制派都认为可以根据提名委员会的方式产生候选人，而泛民派则坚决主张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自己的候选人。

归根结底，就是围绕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的普选问题的争议，也是关于民主进程的问题。

香港作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领土，它的民主化进程也是时刻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民主化发展进程，然而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前提下，香港的民主发展也必然有其特殊性。

第一点，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渐进性问题。

首先，民主的意义即人民当家作主，然而民主的定义在不同人的认识中是不一致的，因此试图通过一个定义来结婚死民主也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这种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完美的去实施另一种看起来完美的民主模式却未必是完美的。

首先我承认，直接普选制下人民的权利被最大化的表现出来，然而我们要明白香港目前的现状，特别是在立法委员会还未实施普选时就直接进行所谓的直接选举是很危险的。

同时，占中事件中港独势力的存在，也是占中事件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些阻碍因素的现状下，去实行泛民派的直接选举，显然是十分艰难的。

我们要警惕泛民主化，即一旦遇到问题，就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那种“多数人的暴政”也正是发生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中的。

民主进程的发展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改善，逐步进步的过程，这是要伴随经济和文化的相互适应和配合，民主的产生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我们可以看看当前其他西方行政长官的选举，首先美国是间接选举，英国和德国等多数西方国家则是先选举议会，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政府首脑，即国家的行政长官。

还有法国实行的半总统半议会制这种国家，虽然是由选民直接选举出总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法国的候选人需要有500人以上担保提名，且500人的担保人身份也是各有限制，涵盖各个界别。

最后俄罗斯，总统候选人需要至少200万选民签名支持。

我们要注意香港目前的立法委员会还没有实行普选，而且香港的内政也不是那么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直接普选，党派的纷争和分歧其结果显然是难以估计的。

因此其他国家的行政长官产生方式也不是我们可以
直接效仿的，实行直接选举还需要更大的智慧和考虑，民主的渐进性容不得我们急躁，一味简单的美化直接民主的结果而忽视其环境因素是要不得的。

立足于当下的复杂现状，恐怕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

其次，从此次普选也可以鲜明的看到中央和香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力。

我们从这个结果来看，虽然泛民派成功否决了他们认为是不民主的普选方案，结果是2017年香港的普选不能进行，继续之前2012年的选举方案。

同时香港在近几年之内是不可能再将普选方案提上日程。

之所以说中央在这场对立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是因为，如果通过了此次中央提出的普选方案，是符合中央意愿的。

如果没有通过，那么就继续实行之前的2012年的政改选举方式。

所以从这个程度上说，中央掌握的底牌和主动权是相对比较多。

控制住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的主动权。

同时，中央方面之所以会有信心也是因为自回归之后，香港和内地的联系逐渐加强的表现。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内地对香港一直实行各种优惠政策。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2013年，62%的转口货物原产地为内地，而55%的则以内地为主要目的地。

据中国海关统计，香港是中国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香港也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来源地，而内地则是香港的主要投资来源。

这些种种数据深切揭示了这些年香港和内地的密切联系。

因此可以中央是掌握香港主要命脉的，所以对于此次的普选方案的态度也要考虑到中央内地的态度，这样就变被动为主动。

而香港方面，关于直接选举，在政治中，权力虽然重要，但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手段，因此在如何推动香港普选中，对于中央来说，不是权力问题而是选择问题，我们看到回归后的香港，没有统一的民意去有精力研究如何解决香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它不断的被政治争议所冲击根本无法安定下来，因此一味的指责是无用的。

双方的牵制和制衡也是造成此次局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分析，中央对香港问题一直以来都掌握着较大的底牌，并且有着方面的自信。

但是中央也一定会放权来实现香港的普选，虽然权利是下方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是有可能获得成功和支持的。

这个方面就包括对台湾问题的考虑。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

如果此次在香港问题上获得了民众的支持，那么对于台湾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也会有推动作用。

从这方面讲，中央的权利下方与普选也就有了可能。

我们都知道“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针对台湾问题的解决的，然而最后却成为香港和澳门问题解决的方式。

台湾虽然对“一国两制”有所疑虑，但是，还是愿意看到一个更加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作为双方沟通的基础。

因此在模范效应中，就一定会
在香港问题的主动中让步。

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其普选和台湾问题的解决都应该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

必须以一个中国作为基本前提，以“一国两制”作为解决范式。

最后普选的问题，文化方面，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认知矛盾，也是双方缺乏理解从而无法有效调节香港发展的结果，最终民粹的政治环境只会将问题转嫁到内地人身上。

我们说，民意的真正支持在于信任，如果能看到一种真正的双方的信任，那么就是双赢的局面，而不是目前这种无奈的选择，从这个方面讲，普选计划和“一国两制”则需要更大的智慧。

最后，我想说，关于香港此次的普选问题我并不是要着急站队，以一方的观点去批判另外一方。

批判和分歧不是目的，更重要的看清目前的现状，看清楚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哪些方面我们没有做好，比起着急的批评先要静下心来看看当前自己的位置。

总之，阻碍也好，主动性也好，如果可以看到一个明朗的未来，普选的问题也一定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