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论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对策摘要：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尊重、信任的能力，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可与信任程度，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不独立、法律观念、法官素质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因素。

提升司法公信力必须从过渡独立、法制宣传、系统培养入手，实现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和能动司法。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司法独立；法律观念；法官素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司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机制，是法律权威得到保证的最后关口，要实现依法治国，就要将司法置于崇高的地位。

司法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使其价值最大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

如司法这一处理纠纷机制丧失公信力，后果将极其严重。

这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河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也败坏了。

”[1]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尊重、信任的能力，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可与信任程度，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提升司法公信力。

[2] 因此，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发现和分析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不失为一个探讨当前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实用性课题。

一、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现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的逐步推进，各种新类型的社会问题和纠纷不断涌现，而司法机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更多地把解决争议的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这是法治进程中令人鼓舞的进步。

但从社会实践中看，司法公信力依然面临着挑战。

首先，涉法信访折射司法公信力不足。

据最高法院2004至2005年度工作报告统计，最高法院在2005年办理来信来访147449件人次，地方各级法院办理来信来访3995244件人次，其中2005年全年涉诉信访达455242件人次。

2005年《半月谈》第21期也撰文指出，涉法涉诉信访在信访中的比例超过30%，为数最多，并就司法公信力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持续下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3] 涉法信访问题是部分群众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和结果，司法公信力不足导致“信访不信法”现象的产生。

其次，司法“乱作为”。

司法乱作为主要表现在一些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违反法律程序和实体规定，为谋取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滥用司法权、乱罚款、乱扣押、乱查封、乱冻结。

当前，有的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造成恶劣影响。

据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共查处违法违纪审判人员292人，其中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109人。

卢卡斯曾说过：“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4] 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内部的红头文件、请示、批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形式却提供了各种暗箱操作程序，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提供了捷径，蚕食着司法公信力，拖累着法治建设进程。

最后，司法不作为。

司法不作为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有案不立，对案件久拖不决，效率低下。

尤其是效率低下，不仅容易使当事人对司法能否公正心存疑虑，而且还可能使当事人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失去对法律的信心。

“立案难”、“申诉难”和“执行难”作为司法不作为的主要表现，主要表现有老百姓没钱打官司，诉讼成本高、费用大；一些案件有理打不赢官司；一些案件诉讼周期长，判决没有稳定性；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服，进行申诉尤为困难；生效的裁判得不到有效执行，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2006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法院全年处理申诉374714件，其中各类再审案件收案的只有48214件，而这收案数包括了因抗诉而收案的，可见再审立案之困难。

肖扬在2006年10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称，还有八十多万件积压案件未能执行。

面对执行难，一些当事人赢了官司，又陷入了新的痛苦煎熬中，有的还无奈街头叫卖生效判决书（如武汉，广州、西安等地的拍卖生效判决书事件），以极端的方式叩问着司法公信力。

随着网络、电视及报刊等传媒的深入传播，其报道的一些案件也引起人们对司法公信力的关注和忧思。

例如“银法造假案”、[5]“三名基层法庭法官编造25起假案事件”,[6] 等等。

这些案件均引起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极大质疑。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实施的形势下，我们的司法公信力为何仍然日渐缺失呢？盲目的司法改革并不能带来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因素（一）司法不独立——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制度因素制度是司法公信的核心层面，司法公信力更多地靠先进的司法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来塑造和体现。

司法独立目前已成为各国普遍承认的司法制度原则，因为司法要取得公信，关键在于独立。

1首先，司法独立能为司法公正提供制度支撑，1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是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第一大特点，主张司法权必须同行政权和立法权而只有公正才有公信。

其次，司法独立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保障，权威是产生信赖感的前提。

对所有的法律纠纷，司法机关有最终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对所有可以接受法律评价的社会纠纷都应由司法机关最终裁决，其他机关则不具有这样的权力，同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也是维护司法权的基本前提。

只有保持司法独立，才能维护司法的既判力，保证法院判决的执行，树立司法的权威，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要求和希望。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或其表征，人们常常用“三化”加以概括，即“行政化”、“地方化”和“非独立化”。

所谓“行政化”，是指法院在整个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与行政管理在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有着基本相通的属性，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的。

所谓“地方化”，是指各级法院在人事、物资、财政等方面都要依赖于同级政府和党委，使法院在审判中不得不考虑和顾及地方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所谓“非独立化”是指法院和法官不能完全独立地审判案件，受制于各种权力。

[7] 其实，正是司法制度的“行政化”与“地方化”共同导致了“非独立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从法律规定来看，上下级法院之间原本应该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

但通过评比、考核、听取汇报、部署工作，上级法院几乎具有了所有的上级机关应当具有的权力，成为了下级法院事实上的领导机构。

可见，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异化损害了下级法院的独立性。

为降低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取得好的考核名次，下级法院经常在判决前向上级法院汇报、请示，这使得二审法院因已对原案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即使受理上诉也很难做出不同的判决，使二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当事人想通过二审获得第二次司法救济的期待只能落空。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一致沿用国家干部称谓，设立了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等级体系，建立了以行政级别为中心的法官管理体制。

在审判中，事实上级别低的法官要服从级别高的法官，法官的独立裁判权基本不存在。

要保障法院的司法独立，就必须使法院与地方利益割裂开来，摆脱地方利益的约束，而现今的情况却是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在人、财、事均受制于地方，地方法院变成了“地方的法院”。

这样就不大可能在审判方面不受制于地方，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就必然难以克服，法院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决定了法院很难超越这种利益关系做出中立的裁判。

在不当干扰和非法妨害面前徒唤奈何的软弱无能的司法权，一个在外部压力下不断变形的司法权，一个见风使舵、根据力量对比来确定司法行为方向的司法权，不仅无力承担起它本应承担的司法分立，非经司法机关，非经正当司法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职能，还会彻底毁掉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

在司法机关的内外部都无法保持独立的司法体制下，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会将自己的意见与心声通过一定的途径反映到有权制约审判机关的权力主体，希望通过办案机关以外的权力来影响、干涉司法进程，而有关机关为了体现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常常会通过批准信件、行使质询权等方式来具体地过问具体个案，甚至会将权力机关的具体意见强加给司法机关，这种作法一方面容易导致司法活动的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延宕了司法审判的效率，加大了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难度，降低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不利于司法权威的塑造；反过来没有权威的司法又直接导致当事人及公众不能认同判决，除了当事人在可能情况下拒绝执行判决以外，还会对生效判决进行无休止的上访、申诉，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并进一步消解司法权威。

由此可见，司法不独立的体制弊端根本不能给民众信任司法提供多少满意的担保。

（二）法律观念——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心理因素传统法律观念是司法公信力缺失的深层意识原因和历史原因。

在中国人的意识和理念深处，我们还是一个崇尚权力、权力至上的社会，我们还是一个不习惯讲规则的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尚未摆脱熟人关系的社会，遇事不靠法律、不讲程序，我们存在着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过度的国家主义法律观，泛道德主义的法律观以及过分理想的无讼法律观，使司法获得公众的认同存在无形的障碍。

在法与权力、权利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体现出极强的人治主义和工具主义。

其表现为：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法律只是帝王统治臣民的工具；在司法上，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职业化法官，中国古代的审判官是地方行政官，曰父母官，是一个地方的大家长，这正如家族（庭）内由家长族长兼任家内纠纷的审判官的情形一样；诉讼也只能以“请老爷为小的做主”的方式提出，而不是用平等双方争讼时诉诸一个客观中立的仲裁权威的方式提出。

但现代司法理念应当是贴近社会、贴近民众，而不是高高在上。

这在法治比较发达国家的司法改革中，已经有所体现。

如国外有的法院正在推行的“圆桌审判”方式，即让法官脱掉法袍，走下审判台，与民事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围坐在没有高低排序的圆桌前，平心静气地讨论如何解决纠纷，就体现了司法的亲和力。

而在我国，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在制度层面上虽然已经被否定了，“人本精神”、“人文关怀”的法制观念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我国法院大楼越盖越高，法庭越来越庄严，审判台越来越高，不少法官仍以“大老爷”自居，仍有不少老百姓认为，进法院就意味着进“班房”，简单地视司法为“刀把子”，将司法机关视为“专政工具”，而现在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也只是新瓶装旧酒，实质上仍然是“坐堂问案”式的权力本位司法，这样就使司法更加远离民众，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同。

同时，在法与德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认识和主流思想是道德在法律之上，是法律的法律，法律与道德相比，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只是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在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屈法律而全道德。